农业文明的螺旋演化与原生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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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的螺旋演化与原生国家的形成
王志琛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农业是绝大多数早期文明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增大劳动生产力和耕地面积是提高农业文明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生产力的增长符合渐进累积的传统社会演化论思想，而政治制度的演化更符合间断平衡理论，即长期的稳定和短期的巨变交替出现。在核心—边缘的地理环境下，农业定居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从农业发源地逐渐向外围传播，耕地的综合质量逐层递减，后一层农业社会的起始生产力由前一层提供，两者之间的生产力门槛，迫使后一层农业社会有意识地选择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扩大耕地面积的新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农业定居部落、酋邦和原生国家随着农业传播的方向，依次从内向外螺旋上升分布。

[关键词]国家起源；社会演化；农业文明发展潜力；间断平衡理论

一、引言
长期以来，国家起源始终是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关注的热门话题，莫顿·弗里德（Morton H.Fried）把最早出现的或者不受其他国家影响独立演化生成的国家定义为原生国家（Pristine State），其他所有后出现的国家都叫作次生国家（Secondary State），国家起源其实考察的是原生国家的形成过程。1970年，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L.Carneiro）提出环境限制理论，他用封闭性的秘鲁沿海山谷和开放性的亚马逊盆地做对比，说明受限的地理环境在国家起源中的重要意义[1](p733-738)。秘鲁沿海山谷的耕地被农业村庄（village）占满时，不断增加的人口因为有限的土地而爆发战争，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失败的村庄无法搬走，只能向胜利者臣服，缴纳贡品或税收，政治由此实现了升级，产生了酋邦（chiefdom），酋邦再通过战争不断相互兼并，产生了王国（kingdom），与之相反，亚马逊盆地的开放性导致竞争失败的村庄可以搬到其他地方重新开辟定居点，不必向胜利者臣服，政治始终得不到进化。环境限制理论凭借高度简洁性和较强逻辑性，成为接受度极高的国家起源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内罗在收获赞美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是战争起源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承认生态压力在文明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强调多数原生国家形成的地方并不符合如卡内罗所说的环境受限的区域，合适的环境条件应该是核心—边缘这种生产和人口潜力显著不同且面积足够大的相邻地区。核心—边缘的地理条件允许不同复杂程度的政治自治社会共存，关键是边缘地区有小块土地可供核心区域（人口密度较高）的酋邦扩张，酋邦的高级管理集团可以独享这些土地，从而拥有了除威望以外的财富资源[2](p464-470)。罗伯特·沙赫特（Robert M.Schacht）逐一辨析环境限制理论的四个要素之后——受限的农业耕地、人口压力、战争和国家，认为环境的催化剂效应是复杂的，虽然封闭的地理可以让演化的动力集中，但应该增加其他环境变量，如不同的农业生产潜力，来提高模型的精确度[3](p438-448)。针对质疑，卡内罗指出，区域面积和地理封闭性共同影响政治进化的速度，最有利于国家形成的环境包含三个特征：地理足够封闭以阻止人们通过迁移来缓解人口压力；面积足够小以便相对快速和容易地联合；面积还必须足够大以确保联合后的政体庞大且复杂，从而能够形成国家[4](p498-500)。可见，卡内罗把自己的环境限制理论带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从上述的争论中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原生国家的形成呢，是卡内罗受限的地理环境，还是韦伯斯特核心—边缘开放式的地理环境？沙赫特提及的农业发展潜力又在原生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二、国家起源的既有研究
国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式，社会演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无论通过单线演化、多线平行演化，还是非线性演化，存在普遍适用的演变规律，根据阶级斗争和战争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大小，社会演化论分为两大派别：冲突论和整合论。冲突论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一书，他依据技术进步将人类社会从低到高分为三种状态：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又各自细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摩尔根认为高级野蛮社会始于铁器的制造，终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这是文明社会的开端；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是古代社会自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希腊人和罗马人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创立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即国家[5](p3-35)。摩尔根直接跳过了青铜时代，把文明社会的起始时间设定得非常晚，不过他以地域取代血缘、财产私有制取代财产公有制作为国家和前国家社会区分标准的思想，被后来的学者广泛接受，尤其被马克思主义学者发扬光大。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恩格斯认为，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了复杂的劳动分工，少数人通过控制生产手段，掌握大量经济财富，不断剥削广大穷人。国家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本质上都是镇压被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6](p183)。莫顿·弗里德继承了恩格斯的思想，将社会分为四种类型：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阶等社会（Rank Society）、分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y）和国家（State）。弗里德认为生态所能承受的人口规模和再分配的出现是平等社会进化成阶等社会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人口压力增大、婚后居住习俗改变等条件作用下，阶等社会逐渐向分层社会转变，相同性别和年龄的成员获取基本生存资料的使用权不同是分层社会的主要特征[7](p182-196)。但弗里德认为分层社会中不存在国家级别的政治机构，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也导致弗里德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给人的印象是，阶等社会的权力太弱，而国家社会的权力太强，对农业定居社会来说，土地是最重要的基本生存资料，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经济基础发生如此重大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应该会有所体现。

整合论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霍布斯、亚当·弗格森、洛克、休谟、孟德斯鸠、卢梭等。诚如弗格森所言，人类最初是平等的，他们实则天然地享有平等地保护自己、使用自己才华的权利，社会的利益和成员的利益容易达成妥协，政府的缔结应该旨在解决人类的快乐或痛苦，很明显存在一些统治形式对于人类和对于社会本身都同样必要，这不仅是为了实现政府的目标，也是为了顺从自然形成的秩序[8](p55-60)。实际上，工业革命之前国家这种统治形式至少已经存在了四千年，社会契约论思想主要是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诞生铺路，与原生国家的形成并无太大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作为新演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埃尔曼·瑟维斯（Elman R.Service）认为，国家由“队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的路径进化而成，政治机构产生于服务某一预定目标，但后来被用于服务众多更重要的整合性功能，这些新功能最开始并没有被考虑到；在所有早期文明和历史上已知的酋邦和最初的国家中，权威官僚的产生与扩张也是统治阶层和贵族的产生与扩张，因此，最早的分层主要是政治分层——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而不是所有制集团的分层[9](p277-285)。瑟维斯强烈反对阶级斗争是国家起源的原因，反复强调再分配系统是官僚权力的来源，酋邦首领通过提供安全保护、维护长距离贸易、裁决内部纠纷等措施不断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正如乔纳森·哈斯（Jonathan Haas）所言，瑟维斯的整合理论依赖于对冲突论的驳斥，建立在最初的国家和文明与前国家社会没有差别的基础之上，但他本人却不承认当一个政府有能力向民众提供物品和服务时，它便同时具备了强有力的制裁工具[10](p64-65)。

整合论的精髓在于统治阶层提供某种公共物品，以换取被统治阶层的服从，至于这种公共物品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拥有不同的观点。魏特夫（Karl A.Wittfogel）认为在诸多农业生产要素中，如有用的农作物、可耕种的土壤、充足的水源、适宜的温度（光照与季节）和适当的地貌等，只有水源，前工业社会的农民可以通过修建灌溉设施进行调节，水利农业（hydraulic agriculture）导致了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和水利经济（hydraulic economy），促进了劳动分工、农业集约化和大规模劳动合作的产生，农业管理人员（agromanagerial）的职能从农业领域不断扩展到非农业领域，如修建防卫设施和道路、制定历法等，他们逐渐演变成农业官僚（agrobureaucratic），成为统治阶层，水利国家（hydraulic state）由此形成[11](p11-48)。魏特夫的农业灌溉理论由于过度追求普适性，案例选择的范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极其庞杂，招致了大量批评，损害了其理论的有效性，即便如此，魏特夫的理论抓住了农业——虽然并不一定是农业的灌溉方面——是国家起源的关键变量，总体上依然优于接下来将要介绍的贸易和城市理论。

贸易和城市理论拥有众多追随者，这些学者普遍认为长距离的商业贸易网络需要开发和维护，城市人口的规模和密度较大需要组织协调管理，这些都要求权力集中的管理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日益增大，最早的国家必然产生于城邦（city-state）。如琳达·曼萨尼利亚（Linda Manzanilla）所言，神庙组织作为复杂再分配循环的中心，是“城市革命”的基础，随后，宫殿成为收纳贡品的轴心和阶等社会的顶端，国家由此诞生[12](p27)。作为该理论的极端支持者，彼得·泰勒（Peter L.Taylor）已经把城市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不凡，以至于它们拥有创造农业和国家的能力[13](p442)。但是，这些学说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实：早期文明大多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祭司、工匠、军事首领等非农业人口所占比率低于10%，例如阿卡德帝国统治精英的直接依附者——仆人、家务奴隶、雇佣工匠、管理者和士兵只占总人口的5%—7%；长距离贸易交换的是奢侈品、祭祀葬礼用品等威望物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它们是统治阶层（指阶等和分层社会的统治者们，下同）的需要，而不是被统治阶层的需要，与其说长距离贸易产生威望，不如说它是威望的产物。城市化本质上是生产力达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用工业革命以后的情况来解释史前时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考察原生国家的形成，应该从农业发展的角度入手。

三、农业文明的发展潜力
农业是绝大多数早期文明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少数情况是农业和畜牧业的混合经济[14](p637)。农业定居社会想要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至少需要满足下面三个条件：（1）非农业人口的消耗量应该小于或等于粮食总产量减去农业人口自身消耗之后的剩余粮食产量，即统治阶层（如果存在的话）所消耗的社会财富必须在被统治阶层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2）农业人口的数量应该小于或等于耕种全部耕地（考虑到休耕因素）所需要的农民数量，即农业社会拥有足够的土地以吸纳它的农业人口；（3）单位农业人口的消耗量小于或等于他所能生产的粮食，即粮食产量应该出现剩余，这是抵御灾荒和供养非农业人口的前提。用数学公式将这三个条件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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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非农业人口数量；m：农业人口数量；

i：单位非农业人口消耗量；i0：单位农业人口消耗量；

P：农业定居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以单位农业人口能够耕种的土地面积计；

A：农业定居社会耕地总面积；q：农业定居社会耕地的综合质量；

u（q）：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u（q）＞0；

v（q）：农业定居社会耕地的使用率，0＜v（q）≤100%。

由不等式③可以推导出不等式④，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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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植物的驯化和农业发源地问题，贾雷德·戴蒙德作了极为精彩和详细的论述，不仅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新月沃地、中国、安第斯山区和美索美洲能够成为农业独立发源地的原因，还指明了农作物品种和农业技术在欧亚大陆沿纬线比在美洲大陆沿经线传播速度更快的事实[15](p55-188)。有意或无意，戴蒙德主要围绕上述不等式④中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u(q)探索农业起源问题，如最高产的农作物品种、最肥沃的土壤、最适宜的气候水源条件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粮食产量u(q)，根据不等式④，单位农业人口消耗量i0不变的情况下，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u(q)越大，所需要的起始劳动生产力P越小，即从事农业生产的门槛（Threshold）越低，这是新月沃地和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生产力非常低的时候，就能最早实现农业定居的根本原因。乌尔王朝初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麦收获率高达76.1倍，同一地区现代的收获率不超过7到8倍，可见当时的新月沃地多么肥沃[16](p77)！影响粮食产量u(q)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土壤的肥沃程度。在化肥被投入农业生产以前，粮食产量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土壤的肥力，为解决肥力短缺问题，工业文明之前的农业社会普遍使用人畜的粪便作为肥料。另外，土壤的肥力也影响耕地的休耕年限，肥力越差，休耕年限越长，某些较差的耕地，甚至需要休耕二十多年才能恢复肥力，从而降低了农业定居社会耕地的使用率v(q)。

不等式①×②2可以推导出不等式⑤，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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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pagenumber_ebook=72,pagenumber_book=71则ni≤C。笔者把C称作农业文明的发展潜力，它代表综合考虑生产力水平、耕地的质量与面积等多个因素之后，某一农业定居社会提供给非农业人口用于文化创造和政治构建的全部物质资源。在农业文明早期，非农业人口几乎与统治阶层（包括其附属的工匠、军队和官僚等）是同义语，当时的社会只存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即瑟维斯反复强调的政治分层，不存在所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结合前文提到的不等式④，作出农业文明发展潜力C关于农业定居社会劳动生产力P的函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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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业文明发展潜力C关于农业pagenumber_ebook=72,pagenumber_book=71定居社会劳动生产力P的函数图

如图1所示，是农业文明发展的生产力门槛，只有当劳动生产力P大于它时，农业定居社会才开始具备供养非农业人口的能力；当劳动生产力P等于pagenumber_ebook=73,pagenumber_book=72时，农业文明发展潜力达到最大值pagenumber_ebook=73,pagenumber_book=72；当劳动生产力P大于pagenumber_ebook=73,pagenumber_book=72时，农业文明发展潜力C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下降。这一点符合约瑟夫·泰恩特关于社会复杂化边际收益递减的解释，本文的图1也与他著作中复杂化增加状态下的边际产量函数图相似[17](p167)。在农业文明初期，一个极小的农业技术进步，都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该收益不仅有利于统治阶层，也有利于被统治阶层，在此阶段，统治阶层鼓励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当农业文明发展潜力达到最大值以后，农业技术的提高已经不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于是在政治实践中统治阶层会抑制技术的进步。

在农业文明早期，先发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停滞时间，为后发农业社会、甚至是游牧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时间上的保障，从而使后者超越前者成为可能。如前文所述，最早的农业定居社会出现在最适宜耕种且土壤最肥沃的地区，一般都是沿河分布的肥沃易耕种土地，随着农业定居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从发源地逐渐向临近区域扩散，土地耕种的难度不断上升，而肥沃程度却在不断下降，即耕地的综合质量q逐层降低，对于耕地综合质量q的评分定级，可以借鉴美国土地评价和立地分析系统（LESA）的做法，不过在农业文明早期，耕地的自然条件（LE）比社会经济条件（SA）更重要。假设后发农业社会耕地的综合质量qʹ是先发农业社会的1/2，即pagenumber_ebook=73,pagenumber_book=72，参照既有的研究数据，后发农业社会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u(qʹ)变为原来的1/2①刘瑞平等将LE：SA的比值设定为3：2，这更符合农业文明早期情况，根据他们文章中耕地质量综合分值与标准粮产量相互关系公式y=114.89x+464.96，分值x从最高值100分下降到50分时，产量y降为原来的1/2左右，参见刘瑞平、王洪波、全芳悦：《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质量贡献率研究》，载《土壤通报》2005年第3期。，耕地使用率pagenumber_ebook=73,pagenumber_book=72也变为原来的1/2，即v(qʹ)变为原来的70.7%②关于耕地的休耕和使用率参考的是：（1）哥伦比亚安第斯山区经过长期耕种，土地贫瘠，休耕率稳定在25%—30%以保证土壤肥力的恢复，耕地的使用率则为70%—75%（参见Edmundo Barrios，Juan G.Cobo，et al，“Fallow Management for Soil Fertility Recovery in Tropical Andean Agroecosystems in Colombia”，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Vol.110，2005，pp.29—42）；（2）津巴布韦奇维区的耕地在肥力下降、畜力不足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休耕率从1984年的0上升到2010年的51.5%，土地的使用率变为原来的49.5%（参见Emmanuel Manzungu and Linda Mtali，“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Fallow Land and the Underlying Causes in Southcentral Zimbabwe，”Journal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Vol.4，No.4，2012，pp.62—72）。以上数据都来自农业落后的偏远地区（不使用化肥和机械，只用人力和畜力耕种），但即便是这样的地区，它们的劳动生产力可能也高于农业文明早期的情况，本文中“后发农业社会耕地使用率v(qʹ)变为原来的70.7%”，只是为方便理论描述而进行的估算。，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作出后发农业社会文明发展潜力的函数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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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耕地质量的农业社会文明发展潜力函数图

如图2所示，当耕地综合质量从q下降到qʹ时，后发农业社会文明发展的生产力门槛变为pagenumber_ebook=73,pagenumber_book=72，是先发农业社会的2倍，实际上，它也是先发农业社会文明发展潜力达到最大值时的生产力，先发农业社会为后发农业社会的文明发展准备了生产力基础。农业文明早期，增大劳动投入和加快耕作效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途径，前者依赖于统治阶层的强制，因为民族学研究发现，在没有外界的压力下，农民更倾向于享受休闲的余暇而非努力生产超出自己所需要的剩余产品[18](p229)；后者依赖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畜力的使用。农业生产工具从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的过渡，一直到青铜时代不断发展演化，其间伴随着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拥有大型牲畜的社会具有无与伦比的发展优势，这些动物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肉食、奶制品、皮革、毛绒和肥料，更重要的是能被用于犁具牵引、军事突击和陆上运输。相对于单纯依靠人力的社会，使用动物运输技术的社会，可以让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更有效率，从而使更大地理范围内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19](23)。农业生产从人力向畜力的转变，是早期农业文明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七种对生产力有巨大提升的牲畜（马、黄牛、水牛、中亚双峰驼、阿拉伯单峰驼、驴和羊驼），欧亚大陆占据六种，美洲仅有的羊驼，不仅运输能力差，无法供人骑乘和拖拉战车，最致命的是它不能牵引犁具用于耕田，这是美洲早期文明农业生产力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如前文所述，当劳动生产力P等于pagenumber_ebook=74,pagenumber_book=73，先发农业社会的文明发展潜力达到最大值pagenumber_ebook=74,pagenumber_book=73发展生产力的热情减退，而后发农业社会才刚刚起步，文明发展潜力Cʹ远没有达到最大值，所以仍然积极鼓励生产力的提升，直到劳动生产力P=pagenumber_ebook=74,pagenumber_book=73时，后发农业社会达到文明发展潜力的最大值pagenumber_ebook=74,pagenumber_book=73仅为先发农业社会的1/8。后发农业社会想要超越前者，可采取的途径主要有：（1）压缩单位农业人口消耗量i0，即实行严酷的剥削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理论强调这一点，不过在农业文明早期，i0本来就很低，可供压榨的程度有限；（2）压缩农业人口数量m，即奉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强行腾出资源空间，在古代社会这种做法极其冒险，容易导致被入侵，因为和平时期m是农民，战时则转变为士兵，冷兵器时代军队人数是战斗力的重要体现，过度压缩农业人口数量对后发农业社会的生存非常不利；（3）增大耕地总面积A，这是比较可行、也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后发农业社会要么通过修建灌溉设施，把原先不能耕种的土地变成良田，如魏特夫的农业灌溉理论所描述的现象，要么通过侵占吞并其他弱小社会的田地，扩大自身的耕地总面积。这一点也被查尔斯·斯潘塞（Charles S.Spencer）所证实，他运用原生国家形成的数学动态模型，同样推导出国家的出现应该伴随着政治—经济的领土扩张[20](p5-20)。随着后发农业社会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开始觊觎先发农业社会的肥沃耕地，从上述pagenumber_ebook=74,pagenumber_book=73的公式可以看出，后发农业社会的耕地总面积至少需要扩大3倍，才具备挑战先发农业社会的能力。除去以上三种途径外，提高耕地使用率v(q)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u(q)也可以增大农业文明发展潜力，但由于限制因素较多，可以提升的幅度较小。

四、社会形态的演化轨迹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引言中提出的问题，利于国家形成的地理环境，如韦伯斯特和沙赫特所判断的，是核心—边缘这种农业生产潜力不同且面积足够大的相邻区域，它符合间断平衡理论的思想。1972年，古生物学家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提出间断平衡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该理论认为新物种的诞生是一件稀少且困难的事件，它形成于核心区的边缘，打断了原先的自我平衡系统，相较于长期稳定，大多数变异发生在极短时间[21](p82-115)。生产力的增长符合渐进累积的传统社会演化论思想，而政治体制的演化更符合间断平衡理论，即长期的稳定和短期的巨变交替出现。卡内罗的环境限制理论，其实是核心—边缘的一种特殊情况，即边缘区的耕地综合质量无限趋近于零，导致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也无限趋近于零，而此时生产力门槛变得无限高，核心区的农业社会根本无法为边缘区提供满足开发所需的起始生产力，当核心区的土壤肥力耗尽或者遇到突然灾害，该农业社会只能衰落崩溃，难以得到传承，受限的地理环境不利于社会演化。

W如图3所示，竖直方向代表时间因素，水平方向代表空间因素，在核心—边缘的地理环境下，农业定居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从农业发源地逐渐向外围传播，耕地的综合质量q环绕农业发源地逐层递减，在每衰减1/2处画一道圈，可以得到如图3所示不断增大的、螺旋上升的喇叭形，它就是农业文明演化的轨迹，伴随这个轨迹上升的是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农业定居部落、酋邦、原生国家分别形成于q1层、q2层和q3层。由前文的推导可知，每一个椭圆的圈都代表进入下一层的生产力门槛，前一层农业社会文明发展潜力达到最大值时的生产力，刚好成为后一层农业社会越过该门槛的起始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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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农业定居社会螺旋演化图

农业定居部落形成于农业发源地q1层，处于从狩猎—采集的攫取型经济向生产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同于卡内罗所说的村庄（village），虽然两者都是小型农业定居聚落，但农业定居部落继承了原始群体以血缘作为社会连接纽带的特点，是一种平等的公有制社会，村庄纯粹只是地理行政区划的概念，即使偶尔整个村庄可能都属于相同姓氏。农业定居部落无需缴纳贡品，也不存在统治阶层，倾向于把所有粮食全部转化为生育冲动，反复进行生殖—分裂模式的简单增长，当人口太多超出容纳范围后（一般在几百到一两千人不等），农业定居部落就会分裂成两个或多个，一个留在原地，其余迁移到与母体部落耕地综合质量相同的地方定居，继续重复生殖—分裂模式。总之，经过漫长的农业技术积累，包括油料、果蔬、纤维等作物的培育，尤其是在两河流域的绵羊、山羊、牛以及中国的猪、水牛这些大型哺乳动物驯化以后，农业定居部落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需求迅速下降，生产型经济获得了对攫取型经济的重要优势，农业定居部落在q1层不断扩张，挤占狩猎—采集群体的生存空间。

当q1层农业定居部落的生产力发展达到q2层的生产力门槛时，q2层开始出现农业定居社会。相较于q1层异常肥沃且容易耕种的土地，q2层耕地的综合质量次之，导致其对攫取型经济的优势下降，q2层农业社会需要更高的农业生产力；另外，面对q1层人口密度和规模更大的农业定居部落的竞争压力（早期情况），q2层农业社会需要更大范围的地理整合。变异是无目的、无顺序、无规律的，巨变期的社会能够涌现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但选择是有目的、有顺序、有规律的，q2层农业社会虽然存在各种不同变异的可能性，但被选择的形态一定符合上述两项要求，即增大劳动生产力和耕地总面积，至少成功实现发展的社会是这么选择的。q2层农业社会无法选择农业定居部落这种社会形态，因为部落仅有的性别和年龄分工机制近乎生物本能，对生产力的刺激作用低效而且缓慢，当q1层土地被占满，即生殖扩张的动力减弱后，农业定居部落缺乏发展生产力的热情；除此之外，由于农业定居部落的社会连接纽带依赖于血缘，当生殖—分裂经过两三代以后，新生部落与最初母体部落的亲缘性就已经很微弱了，血缘作为连接纽带不利于更大地理范围的社会整合。

在q2层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意识形态的物质化”获得了对其他变异行为的竞争优势。“意识形态的物质化”指用具体的、有形的方式将意识形态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包括：仪式性活动、象征性物品、公共纪念建筑和书写系统，它们分别有助于联合或召集各个群体、奖励拥护者、永久化全体或领袖的权力、传递信息或进行宣传[22]（p15-31）。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一般只具备前三种方式，q2层农业社会盛行的意识形态是对神的信仰，这并不是为了打破血缘纽带，因为q2层农业社会所信仰的神，来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对同一个神的信仰，其实是对共同祖先的身份认同，q2层农业社会只是把农业定居部落直接的血缘联系异化成了间接的血缘认同。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的消极反应，恰恰相反，作为积极因素被个人和集团用以建立和合法化他们的统治[23](p77)。那些持续不断地把大量珍贵资源（人力、物力）投入到信仰事业中的农业社会，如举办大型饮宴庆祝活动、修建宏伟的神庙等，能够召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群体，实现更大地理范围的社会整合，而负责活动主持策划、神庙维护等任务的人则成了最初的神职人员，他们是身份尊贵的祭司，垄断了对神的旨意进行解读的权力，获得了高于普通民众的地位，这样的社会符合阶等社会的特征，一般被称作酋邦。修建神庙、制作象征性物品等行为促进了劳动分工和专职工匠（视酋邦的大小和复杂程度而定）的产生，他们是祭司的附属，建筑和制造所需的稀缺材料，如黑曜石、原木、金属矿石、青金石、玉石等，早期可能以相邻酋邦之间互惠性礼品交换的方式获得，后期则主要依赖远距离贸易，这提高了酋邦的组织和运输能力。由于需要缴纳贡品以进行意识形态的物质化，酋邦的农民通过加大劳动投入来增加粮食产量，起初可能是自愿，作为神裔的优越感或许能够鼓舞他们的劳动热情，但祭司的神权权威确立以后，不排除强制的可能，尤其是在酋邦时代的后期，祭司作为酋邦的统治阶层，可以协调不同区域内的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促进集约化农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

随着“意识形态的物质化”这一变异行为在q2层农业社会间不断传播，信仰不同神明的酋邦纷纷崛起，神明之间的亲属、朋友或仇敌关系，反映了酋邦之间复杂的互动。芭芭拉·普赖斯（Barbara J.Price）为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构建了簇生互动模型（Cluster-Interaction Model），簇生个体的大小、制度结构、相对力量和生产方式都是类似的，它们的互动行为包括经济性交换（广义的贸易）、竞争和战争，整个簇生系统并不呈现等级化，也没有确定的权力中心，长期来看，簇生系统内部的竞争不会趋向显著的或持久的不平等[24](p209-233)。与普赖斯相似，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认为，同等政体互动（Peer Polity Interaction）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竞争（包括战争）和竞争性模仿；符号的借用和创新的传播；日益增长的货物交换。这些社会政治实体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远超与地区外的联系，构成相互关联的、但政治上又彼此独立的互动集团，类似于他曾经论述过的早期国家模块（Early State Module）[25](p1-10)。两位学者都认为国家形成于一组互动政治实体的内部，某个实体通过吸收、扩张等方式合并其他实体，从而形成国家，但这种观点存在逻辑错误——既然都是制度和力量相似的个体，又怎么能实现吸收或扩张呢？簇生互动和同等政体互动两种互动类型适合描述酋邦之间的关系，但不适合描述酋邦与原生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6](p3)。当q2层酋邦的生产力发展达到q3层的生产力门槛时，q3层开始出现农业定居社会，q3层耕地的综合质量较差，比q2层更加迫切地希望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扩大耕地面积。同样，q3层农业社会无法选择酋邦这种社会形态：酋邦是地缘和血缘的混合组织方式，地理整合的力度有限，不能满足q3层农业社会对更大耕地面积的需要；q2层被酋邦占满形成酋邦体系之后，发展生产力的热情消退，而此时q3层农业社会才刚刚起步，文明发展潜力远没有达到最大值，酋邦这种社会政治形态无法满足q3层农业社会对更高生产力的需要。

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土地私有成为q3层农业社会的优势选择。恩格斯把私有制作为国家起源的标志性事件，财产私有也是弗里德分层社会区别于阶等社会的标准。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甚至认为早在酋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土地私有的情况，酋长控制主要产品的财产权是复杂分层社会演化的基础，意识形态控制和经济控制是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经济基础给予意识形态控制稳定性，意识形态控制给予经济基础合法性[27](p71-99)。相对于厄尔的激进，布莱尔·吉布森（D.Blair Gibson）的论述可能更符合酋邦的实际情况，土地财产私有的概念是一种镶嵌式的渐进过程，在平民部分土地仍是公有的，而在上层集团土地呈现出私有财产的特点[28](p46-62)。q3层农业社会土地综合质量一般，开垦和维护的成本较高，在平民部分也实行土地私有，这可以极大提高农民耕种的积极性，鼓励社会把更多人力和技术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而不像q2层酋邦那样把过多资源用于信仰事业，尽管它是酋邦社会的组织基础。q3层农业社会实行土地私有后，因为与q2层酋邦的集体或神庙所有制存在本质区别，需要一种新的权力保护这种制度不受酋邦的损害，于是，世俗权力在q3层农业社会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土壤。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存在大量土地买卖文书，证明当时在王室、神庙土地之外，还存在着自由民私人所有的土地，从所有权关系上来说，都表明国王承认卖主的私人所有权[29]。与弗里德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分层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国家级别的政治机构，虽然它不太成熟，带有严重的神权思想残留，甚至都不算非常强大，但它却是合乎逻辑的存在，用原生国家描述这种不成熟的国家形态是比较合适的，因此，我们把q3层以地缘方式组合，存在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和世俗权力的政治社会实体，称为原生国家。

五、结语
农业是绝大多数早期文明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本文通过研究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思考国家起源问题。随着农业定居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从农业发源地逐渐向临近区域扩散，土地的肥沃程度不断下降，而耕种的难度却在不断上升，即耕地的综合质量逐层降低，后发农业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扩大耕地总面积，才能维持农业文明发展潜力不降低，否则很可能被先发农业社会消灭。由于耕地综合质量的下降，每一层农业社会之间都存在生产力门槛，后者的起始生产力由前者提供，但此时后发农业社会的发展才刚刚起步，文明发展潜力远没有达到最大值，所以有意识地选择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扩大耕地总面积的新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生产力的增长符合渐进累积的传统社会演化论思想，而政治体制的演化更符合间断平衡理论，即长期的稳定和短期的巨变交替出现。在核心—边缘的地理环境下，随着农业定居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从农业发源地逐渐向外围传播，耕地的综合质量q逐层递减，即耕地综合质量q1层＞q2层＞q3层，而农业定居社会的政治社会形态却依次从内向外螺旋上升分布，农业定居部落、酋邦、原生国家分别形成于q1层、q2层、q3层，“意识形态的物质化”成为被酋邦社会选择的变异，而土地私有成为被原生国家社会选择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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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1.008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1-0068-10

作者简介：王志琛（1987—），男，安徽六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