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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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考评
——基于斯科特和印度底层学派的比较研究
吴晓凯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作为底层研究的两大主力，斯科特和印度底层学派从底层群体的“主体性”出发，反叛了西方主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政治”观，重新思考和定位第三世界国家底层群体的实践空间及其行动的“政治意义”。然而，尽管斯科特与印度底层学派都承认了底层抗争的“政治性”，但对于“政治性”的理解却存在诸多分歧，分别使用了“隐藏政治”和“政治社会”对底层抗争的“政治性”做了翔实的分析，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关怀和价值追求。与此同时，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解释范式亦存在的固有局限，抗争政治意义在底层群体复杂且流变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不断地被解构与重塑。

[关键词]两种抗争史；斯科特；印度底层学派；底层群体；政治性

毫无疑问，“政治”已经构成了现代生活的基本面向。但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脉络中，受韦伯关于“政治”概念界定的影响①马克斯·韦伯将“政治”界定为“国家之间或者同一国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追求权力的分享和影响权力分配的斗争。”有关内容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1：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97页。，“政治”通常被理解为社会精英的专属品。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底层研究者逐步将“政治”带入到底层的分析视野中，建构出有别于传统精英史观的“政治”研究理路。作为底层研究的两大主力，斯科特（James C.Scott）和印度底层学派（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①印度底层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始于一批知识分子对精英史观的反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该中心最初由来自印度、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八位研究者组成，即“底层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从1982年到2005年，共有十二卷《底层研究》陆续出版，对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为中心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研究小组被称为“底层研究学派”（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目前，学术界对该学派形成诸多不同的命名方式，比如，“庶民研究学派”“印度底层学派”“底层学派”“南亚底层研究小组”等。这主要因为，一方面，底层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subaltern”来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可译作“底层”“庶民”“下层”“贱民”等。然而葛兰西并未对底层做出清晰的概念界定，这就使印度底层学派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对“subaltern”概念做了重新的厘定，同时也导致“subaltern”概念的多元化理解和多样化表述。另一方面，印度底层研究涉及到跨学科领域，并生产出不同的知识图谱。具体而言，文学主要侧重于关注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表述，历史学的兴趣点在于印度底层研究的方法论，社会学则更为倾向将底层视角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不同学科的关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底层研究学派”理解和命名的不同。有关内容可参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王庆明：《底层视角及其知识谱系——印度底层研究的基本进路检讨》，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通过使用“公开政治VS隐藏政治”“公民社会VS政治社会”两对“二元”对立范畴[1]，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底层抗争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性”解释范式。

一、问题的缘起：底层抗争中的“政治性”之争
二战以后，与常规政治相迥异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开始逐渐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成为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不同于欧美国家的社会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抵抗描摹出一幅在公民社会欠发达、民主空间有限的情景下底层群体同公共组织抑或是公共制度发生关联的图景，型构出色彩迥异的底层抗争领域。长期以来，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都将第三世界国家底层抗争视作“前政治性”或者“非政治性”的零散性、偶然性、无规律的社会行动，这主要缘于其无论是利益诉求还是行动过程几乎无法在公民社会或者公共政治领域呈现出来，多数是在灰色地带甚至是违规的空间中运作。因此，“底层无政治”长期成为底层研究的价值预设。

一般意义上而言，不同的政治策略政体会导致不同的公民权发展路径[2](p260-283)。由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均脱胎于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性，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公民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按照马歇尔（T.H.Marshall）对西欧社会及其公民权经典性概括的线路图展开，即从“市民公民权”（civil citizenship）到“政治公民权”（political citizenship）再到“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的发展路径，而是常常从具体的物质利益着手，优先保障社会公民权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公民社会的市民以及政治向度。同时，这也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公民权的民事、政治和社会三重向度的不对等和不均衡发展现状，甚至在某些时候彼此之间还会出现相矛盾的地方。这样的政治体延展脉络极为容易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化政治领域或者是受经济、资源、历史、文化、习俗等因素限制，仅可以对部分人群选择性开放，排斥一部分政治地位底、经济状况差、文化素质不高的群体，形成事实上的“有限公民社会”；或者是因政治发展水平不足，在某些领域存在着底层群体“代表性断裂”的现实风险，从而在统治阶级与底层群体之间阻塞了相互关联的通道。作为社会底层，当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式制度进入到公共政治以及公民社会的范畴内，那么，“抗争”便成为其减少制度安排不利影响的一种被动选择。斯科特与底层研究学派作为底层抗争研究的两大主力，从底层的“主体性”出发，试图突破既有的“政治”界定框架，重新思考和定位底层群体的实践空间及其行动的“政治意义”。在他们看来，底层群体的抗争在不挑战现存社会秩序和统治权力的前提下，却可以以不同于西方国家代议制和社会运动的方式影响着政治的发展过程，并提出了“发现底层政治”的号召。

可以说，斯科特与印度底层学派均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投向了底层政治的呈现，并且都反叛了西方主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政治”观和“解读”方式。在他们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底层群体不仅仅是接受治理策略的被动群体，更是具有自主意识且能够与统治阶级讨价还价、展开斡旋、维护利益的主体。当然，与统治阶级不同，底层政治的核心要义在于从日常生活出发，谋求生存和社会福利权，而鲜为关注宏大政治架构。事实上，一方面，底层群体的身份、权利、义务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外部条件都深受政治结构以及制度安排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也依赖于底层群体对现实政治的认可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群体不仅无法脱离政治，而且也同样是政治的生产源之一，其抗争行动常常伴随着创造新社会结构和新社会关系的政治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性。

尽管如此，以斯科特和印度底层学派为主要代表的两种抗争史对于“政治性”的理解却存在诸多不同的地方。一方面，两种抗争史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中书写的。作为结构变量的国家可以将“国家”概念化为三个层次：稳定的政治结构、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变动的政治背景[3]。其从“国家中心论”的角度回应了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是如何在政治结构、政治环境、政治背景等方面塑造抗争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并赋予抗争以不同的“政治性”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斯科特与印度底层学派分析的抗争类型不同，以至于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存在较大差异：斯科特所使用的“公开政治”VS“隐藏政治”揭示出宏大政治与分散政治之间的鸿沟；而印度底层学派倡导的“公民社会”VS“政治社会”则分析了常规政治与特殊政治相互型构、相互补充的样态。两对“二元”对立框架以不同的视角和分析路径反映出抗争政治的复杂性，但却缺乏足够的对话与交流。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的问题是，两种抗争史中“政治性”的意涵及所指有什么不同？如何理解两种抗争史中的“政治性”？基于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两种抗争史的梳理，比较其“政治性”的生成机制及其意义。

二、隐藏政治：农民意识的表达及行动未预期后果
抗争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存的劳动控制形式和社会公众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4](p41)。那么，如何在公开政治领域破解抗争行动“安全性困境”的难题，是底层群体维权及其抗争不得不面对的考验。斯科特于1978—1980年通过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的田野资料收集，发现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联合收割机机械化生产以及“双耕”（双季稻的耕种）引入，导致土地集中和租佃关系的变化，并使得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9年，一些小农户的耕种份额从1/4下降到不足1/5，耕种总亩数下降了约1/3，耕种的平均面积从3里朗下降到1.6里朗。而且，“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两者之间的关联通道，从而引起了村落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政党政治的紧张关系。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绿色革命”带来的社会事实：（1）近半数的村民生活好于双耕之前的生活，增加了农民的总体物质收入；（2）即使是时运不济的人，他们的生存或生计也很少受到威胁；（3）在塞达卡以及吉打地区其他村庄中，社会结构不存在尖锐的反差；（4）所有谷物种植者有着共同的利益。此外，塞达卡阶级结构的复杂性，社会流动的人口特质，高压的政治统治以及农民对镇压的恐惧均妨碍了在多数问题上形成集体意见及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常以言辞之战和零星的反抗为主。斯科特通过对塞达卡村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拒绝了“正式的、有组织、大规模”抗议形式唯一性的传统观点，认为农民受各方面约束条件的限制，无法与治理者形成对于权利界定的有效博弈场[5]，逐层递进地分析农民出于“风险最小”和行动结果的成功概率考虑而做出的斗争策略。在斯科特看来，对于农民反抗形式既要关注实践本身，还要关注村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因此，斯科特建构出无组织、机会主义的、没有革命性后果、甚至与统治体系相融合的抗争行动——“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和“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4](p354)，以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的索要（如租金、税款、声望），型构出底层抗争的日常形式。

按照斯科特的理解，政治不仅能够发生在议会、政府等公开的制度化领域，而且可以以隐蔽的方式呈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既是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会受统治阶级支配”。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继承了马克思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文化领导权”的内涵，认为统治阶级常常在经济物质层面裹挟着意识形态统治的政治策略，通过报纸、杂志、新闻、学术等媒介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灌输到市民社会的意识中，以文化霸权的方式取得“精神—文化”领导权，将特殊阶层的利益重构并表达成为普遍的利益[6](p197-198)。汤普森分析了贵族的三种控制资源——权势和优先体系、君权和法律的威吓及其霸权的象征系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社会均衡。由此可见，“象征权威”构成了社会控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同时，强大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也为底层抗争的“政治性”提供了可能条件：（1）文化霸权概念忽视了从属阶层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以及去神秘化的能力；（2）霸权理论经常忽视社会规律性与价值正当性之间的区别，以至于容易为特殊阶层意志赋予“普遍化”外衣；（3）霸权的意识形态常常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而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等[4](p384)。斯科特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理解从属群体的政治行为，即农民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文化圈构成了反抗必不可少的背景，他们具有独立的对世界的抽象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实践过程激发了农民的政治想象，并以“隐藏的文本”对抗“公开的制度”话语，比如：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方式拒绝治理者强加于他们的范畴，削弱了统治的道德权威。正如斯科特所言：“口舌之战，即塞达卡的意识形态斗争，构成了‘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以此拒绝来自上层的情境定义。”一方面，虽然农民行动并未直接挑战政府及其治理机构，也并未与文化霸权的治理权威形成直接冲突，但是却能够意识到统治阶级治理策略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通过社会的结构化，意识到自身作为阶级的存在（即阶级意识），这样一种基于自然法而形成的权利意识是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在统治者背后表达对于公权力的批评[7]，关涉到底层抗争“政治性”[8]；另一方面，在日常反抗的过程中，农民对于治理机构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质疑、戒备、担忧抑或是抵制国家治理策略的生产方式，而底层群体国家观念的变化无疑对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造成消极影响，创造了一个隐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空间。可以说，底层以弱者的身份实施的意识对抗触动了文化霸权再生产机制，对于自身权利和国家认识的微观变化构成了底层抗争“政治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底层群体隐藏的抗争艺术反映出了社会权力结构以及政治统治策略的变动。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从关系主义（国家与阶级之间关系）的视角分析了国家的理论研究，指出对于国家权力的理解，需要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勾连之上[9]。在契约论的视域里，国家作为自由个体的原子主义的联合，和社会始终处于相互矛盾的对于统一关系中，社会不仅不能够成为脱离政治的独立场域，而且是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言之，要正确理解抗争政治，就要看到国家的制度运作以及行动者对国家的具体想象和抽象理论[10]。斯科特分析了农民作为弱者的特殊反抗过程是如何与统治阶级及其政治发生关联的。比如：农民的偷税、漏税行为既是农民为自身寻求利益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税收减少的过程；俄国农民士兵开小差既是关心自己的表现，也让国家丧失军队战斗力，其通过参与遍及俄国在欧洲核心省份夺取土地的运动，为农村的革命进程做了贡献，甚至造成国家制度的崩溃。正是这些大量非组织化的微乎其微的零散行动，深刻影响着俄国的政治进程。在塞达卡村，有关抵制机器收割、工资谈判、防止穷人之间破坏性竞争、偷窃、宰杀家畜等常规性反抗是业已分层的农业社区的显著标识。在斯科特看来，农民的自利行为与反抗交织在一起的微观行动不同于正式的、集体的、公开的、挑战统治体系的行动，其特点在于缺乏明显的动员和组织过程，与任何更大的外部政治运动、意识形态或者革命骨干无关，同时又可以通过非正式网络和丰富的亚文化形成协同效应，把握“越界”而又避免“惩罚”的实践空间，可以称其为“原始的反抗”。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非正式的、个体的、匿名的、获取边际收益的原始反抗行动没有直接挑战国家政权的统治伦理和对政治权利的争取，但是从行动的后果来看，却触动和影响了统治阶级的资源占有状态和国家的行动能力，甚至阻碍国家计划的实施，致使国家主导的项目中断或者失败。不难看出，底层群体的自利行为及其持续不断的日常反抗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治理逻辑的转变，无疑在常规的“镇压”压力之外持续回应着政治参与的实践难题，构成了底层政治的另一个解释向度。

三、政治社会：一种有别于公民社会的民主空间
1982年，由古哈（Ramachandra Gu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哈蒂曼（David Hardiman）等六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学者撰写的“底层研究”第一卷（又名：庶民研究）确立了印度底层学派的基本视角。与斯科特所发现和倡导的“隐藏政治”不同，印度底层学派尝试从民族主义精英和殖民主义精英合谋的历史中发现底层历史空间，与西方社会科学展开对话，并调整其适用性，在公开的情景中探寻底层政治的发生机制。在古哈看来，在1858—1947年印度殖民时期，存在着一种由广大劳动者构成的庶民（subaltern）阶级，尽管没有发展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但却是能够与精英政治领域并行的政治领域，其既不产生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有其特有的语言、规范和价值观念[11]。以1896—1930年印度瘟疫事件为例，疾病谣言的快速传播和大量的农民、工人骚乱行动，无不表现为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及其同盟者的怀疑，致使卫生健康政策的调整。故而，在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印度的庶民政治是同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947年，印度结束英国殖民统治以后，底层政治展现出了新的样态：一方面，按照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权力制衡机制——“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以议会为中心的代议制政体及选举系统，赋予了普遍化的公民身份在议会政治中的选举角色；另一方面，印度仍存在着顽固的种姓制度，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造成事实上社会隔离和排斥，大量的“贱民”并非公民社会的真正成员。基于印度的基本政治情形，作为底层研究学派主要代表的查特吉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所推崇的普世化的“公民社会”可能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ideal model）存在，公民社会的有限性、模糊性和情境性持续推动了一个异质性社会的出现和干预主义的政治计划。因此，查特吉指出了两条国家与个人关联的线索，一条便是启蒙现代性孜孜不倦追求的将公民社会与建立在大众主权基础上并赋予公民以平等权的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的线索，另一条则是将人口与追求多重安全和福利政策的治理机构联系起来的线索[12](p45)。也就是说，国家与个人之间既可以通过普遍的公民身份联结，也可以通过福利社会的扩展而发生关联。基于此，有别于“公民社会”的另类民主空间——“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不仅作为印度底层学派分析底层抗争的“核心概念”，也成为底层群体与公民社会相协调的方式和“抗争政治”呈现的手段。

“政治社会”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学术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解释方式。比如：洛克在《政府论》中将“政治社会”等同于“公民社会”[13](p80-81)；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政治社会”是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并将其等同于政治体等等。但这些解释与底层研究学派所提出“政治社会”内涵都有所不同。在底层研究学派的视域里，“政治社会”不是与“公民社会”完全对立的实践空间，也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社会形态，而是与其相伴而生的次级政治场域。现代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确立之后，追求价值意义的“普遍的人”便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品德的重要标识，即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公民身份”[14]。这套基于现代性规范价值的制度安排在于从契约论的角度搭建起社会成员的普遍意志通过政党政治与国家之间关联和互动的通道。特别是与“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现代选举系统的确立，既赋予了社会底层政治意见的公开表达方式，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成功运作的基础，其匿名性优势有力地保护了底层群体及其政治动员计划。除此之外，自20世纪3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推动了全球政治统治普遍呈现出“国家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 of state）特点[15](p87-104)，即不再以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而是以国家宣称为居民提供幸福生活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12]。换言之，国家的道义化许诺成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条件，并在事实上营造出一个无限放大且功能多元的福利社会。同时，“国家的治理化”也为社会公众对福利状态的反思以及将个人生活问题建构为国家问题提供了合理性解释通道。特别是一些功利性国家常常为了所谓的更重要、更多、更大的权利而忽视一部分人口的权利时（有学者称其为“权利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of rights）[16](p34)），更容易导致部分社会成员对治理艺术的反叛。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政治社会常常以争取社会福利为目标，但其依然具有“政治性”，除了抗争行动发生的基石在于被治理者权利意识觉醒这一共性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政治社会中的被治理者以获取权利资格（entitlement）为目标。权利资格是与法权（right）相对应的概念，通常被用来指人们实际或事实上持有的权利[17]，是治理范畴的概念，即描述性权利而非规范性权利。与法权不同，权利资格的生产不需要在政治领域取得制度化认同，而是依据实际的治理情形和特定人口的特殊需要应运而生，是人口与福利之间关系的关键纽带，因此具有语境性、灵活性和策略性特点。譬如：阿马蒂亚·森将权利资格界定为，“个人可以利用他所面临的全部权利和机会在社会中能够获取的商品组合。”[18](p487)因此，对于底层群体而言，当不具备法权所赋予的正当性以获取福利时，并不意味其完全丧失了自然法意义上的生存和发展资格，具有隐晦色彩的亚法律、亚制度、亚规范可能被发展出来以满足特定人口的需求。尽管权利资格的获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情景性的，但却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实施策略和底层的权利意识，从而撬动了底层抗争行动的政治发生机制。其次，政治社会的动员以及组织性构成了“政治性”重要面向。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组织是含有目标、规范、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的社会次级群体。抗争政治的“组织性”的意义在于将分散化的利益表达统合起来，更有效的形成社会动员，形成集体压力和确定的斗争目标，并将个人或社群的生活困境问题建构为国家关注的现实问题[19](p317-318)。当前，不少学者都通过“组织性”宣示了底层抗争的“政治性”。比如：杰拉尔德·马林有关奴隶造反的分析中，将奴隶为了阻碍种植劳动的有组织和系统的计划等同于“政治性”的呈现[4](p353)。此外，中国学者于建嵘、应星、潘毅等透过农民日常维权活动的合谋和联盟，分析了“组织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组织性”视为“政治性”表达的一种方式①中国学者的有关“组织性”与“政治性”关系的研究，请参见：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潘毅等：《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等。。最后，政治社会的“政治性”还体现在同治理行为机关发生直接关联。美国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等学者在《斗争的动力》一书中将“抗争政治”的基本内涵解释为：“发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s 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objects）间偶然产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1）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2）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20](p5)可以看出，麦克亚当的定义强调了将治理行为机关（政府）纳入抗争政治的解释框架的必要性，也是将集体行动和抗争政治区分开来的关键点[21](p12)。正如查特吉所言：“政治过程就在于国家机关与作为个人的公民社会成员或作为社团成员的公民社会成员互动。”[12](p46)因此，政治社会是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聚合到了一起的社会空间。

综合来看，无论是斯科特还是印度底层学派的视域下的抗争行动，均可能会影响到政治统治策略的实施以及社会转型。美国社会学家蒂利（Tilly）曾提出政体模型的分析框架，认为政体主要存在两类成员，即在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当政体外成员既无法进入政体又不能被政体包容进去，社会运动（革命、抗争）便成为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持续的抗争行动在对国家行动能力产生影响的同时，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对已有治理策略的可行性进行反思性监控，避免精英阶层与底层之间的决裂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22]，削弱了作为一个组织、行使和再造权力的国家权力工具的国家。因此，抗争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的一股强劲动力。

表1：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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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与讨论：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差异及局限
我们能看到，无论是斯科特所刻画的“隐藏的文本”“弱者的武器”还是印度底层学派的核心分析概念——“政治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底层的福利诉求转向到抗争政治的实践过程。换言之，在第三世界国家，底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及其抗争行动虽然被限定在“具体的物质利益层面”，但是其实践动机、实践过程、实践结果常常超出谋求“福利”的范畴，向着“政治性”方向移动。从经济诉求向抗争“政治性”的转换，不仅意味着“社会公民权”与“市民公民权”“政治公民权”之间边界的模糊，而且也表征出底层诉求及其行动的流变性和复杂性。

通过对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比较，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底层抗争有着较为复杂的以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抗争过程。在底层群体与统治阶级的话语的互动与博弈过程中，底层群体不断地对统治阶级强制性输出的文化、符号以及观念做出反思，生产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话语体系，并为抗争行动提供象征性资源，获得能够被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的象征性权力。特别是在一些组织性较差抗争行动中，决定事态发展方向的往往是大众意识流中普遍存在的对社会文化的基本解读模式[23](p227)。由此看来，意识形态领域对公共权力的统治艺术进行反叛过程展示出了底层政治的独特性，是第三世界国家底层群体抗争“政治性”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底层群体往往以维护自我利益为主要诉求，抗争行动缺乏公共性①“公共性”内涵极其丰富，学术界对“公共性”的界定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笔者认为，李友梅等学者从四个方面概括出的“公共性”特点较为全面分析了“公共性”内涵：即从目的和价值取向来看，“公共性”指的是在特定空间内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从参与者角度看，“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能够突破私人领域的狭隘范围，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并实现自己从私人向公众角色的转化；从参与程序角度看，“公共性”指涉程序的公开、开放和公平，能够使公众在对话中达成共识；从精神角度看，“公共性”指涉个体基于理性与符合理性的法律而批判性地参与公共活动。有关内容请参见：李友梅等：《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公共性的培育既依赖于社会制度在“公”与“私”之间的合理安排，也依赖于个人对公共价值的内化及公共参与。从斯科特和印度底层学派的研究来看，第三世界底层群体基本维持在内聚、有限、具体的利益表达，而非对国家制度、社会原则以及抽象价值的否定，即底层群体对于国家的理解、社会的认知似乎并没有较明确的标准，而是在利益的变动中融合外界文化要素，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想象[24]。显然，基于这一价值而产生的抗争政治，既没有突破以“己”为核心的“私”观念，也无法完成对公共价值的凝聚，被“自我限定”在有限的范畴内。

由于两种抗争史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书写的，因此两种“政治性”取向又存在较大的差异，运用了不同方式的解释路径。在斯科特看来，“如果忽略了农民反抗的自利性质，那么就会忽略农民政治。”[4](p358)“弱者的武器”描绘出农民通过协调的物质斗争而对统治阶级施加影响而发生的政治，其重要特点在于运用“国家—社会”“统治阶级—从属阶级”等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定义抗争的政治性。也就是说，由于底层抗争是零散的、分散的、匿名的微观行动，其是否具有政治性需要对抗争行动外部的环境和条件加以考量，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分析色调。相比而言，印度底层学派提出的“政治社会”，其本身就具有“谋取权利资格”“组织性”“与政治治理机构发生交涉”等可以被视作“政治性”的特质。无论其是否对国家抑或是统治阶级造成影响，“政治社会”都可以被视作一种有别于公民社会的政治空间，甚至查特吉将其称为“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图景。

值得反思的是，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分析存在固有局限。具体而言，斯科特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着眼于小农行动的分散性及其隐蔽抗争。与此同时，斯科特又认为小农有着独立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并可以通过规范性亚文化和非正式网络联结成威胁国家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实质又陷入到了阶级斗争分析框架中。而作为印度底层学派试图突破启蒙现代性束缚的“政治社会”理论亦存在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政治社会”被印度底层学派视作政治发展不成熟、“公民社会”发展滞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追求民主的一种大众实践形式；另一方面，查特吉通过对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情，发现“政治社会”又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有效运作。如此，印度底层学派或多或少地夸大了“政治社会”的现实功能。

与此同时，两种抗争史及其“政治性”的理解对于国内底层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多数研究属于简单借用。既存在拆解宏大叙事，赋予农民日常抵抗的政治意涵，也不乏从“政治社会”的视角讨论农民抗争及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抑或是将“政治社会”作为探究中国基层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框架，并据此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以身抗争”“有限国家”等一系列解释向度。然而，斯科特与印度底层学派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做的理论反思。斯科特最初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探究工人阶级运动，但是战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等运动已不占社会运动主流，随即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田野后找到了“反资本主义”的小农，以此作为探究战后底层自主性的主要研究对象。印度底层学派是在议会制民主遭受危机、工人农民运动低迷、民众消极情绪增长的背景下，探寻书写底层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研究日益分化，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不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相径庭，而且与同为第三世界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虽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上，一部分研究能够被中国学者引用，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理论解释的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而且，中国当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基层问题主要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度变迁引起的，这与斯科特寻找“激进的反抗行动者”以及印度底层学派试图重塑印度民族历史存在本质上的差异[25]。因此，中国学术界不仅需要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两种抗争史及其“政治性”分析框架加以检视，更需要在中国的本土实践基础上建构研究理路和学术资源，并逐步推动中国理论的生产和拓展。总之，底层抗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正式制度之外的利益表达方式，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抗争政治在流变和复杂的社会语境中不断地重塑其意义。因此，对于底层抗争“政治性”的分析和解读，需要回归到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底层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深入理解底层的生活谱系及其行动过程，才能够更好地续写抗争政治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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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1.007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1-0059-09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包容性城市发展思路研究”（19JJD840001）；2017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的中国实践与转型社会学的建构”（201701070005E00041）。

作者简介：吴晓凯（1988—），男，山西大同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