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思想传播的渠道：早期党的报刊创办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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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思想传播的渠道：早期党的报刊创办及影响∗
姚 涵 孔丹霞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创办报刊是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传媒格局中，党在创建前后发挥新闻宣传的阶级舆论工具作用，传播思想、凝聚人心，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以及面向工农群众的各级各类报刊。党的早期报刊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等为使命，不仅为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领导推翻军阀的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办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报刊实践；阶级舆论工具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期起就始终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党在创建前后，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阶级舆论工具作用，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报及其他一批工人报刊、农民报刊、青年报刊及妇女报刊。早期中国共产党报刊主要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核心内容，为传播思想、凝聚人心开拓了主要渠道。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报刊创办的时代条件与传媒环境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报刊发展
晚清以降，风雨如晦，巨变迭起。中国近代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切反映出时代脉动。百余年来传媒图景实难细致描摹，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新闻宣传实践成就了近代以来中国传媒版图上最浓墨重彩的部分。

自1815 年第一份以中文出版的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起，在近百年时间里，来华洋人尤其是传教士办报成为中国报业主流，彼时中国传统读书人多耻于从事新闻行当，报刊整体社会影响亦较弱。自1895年始，中国近代报刊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有学者将1895 年至1919 年新闻业及其发展概括为三次国人办报高潮：第一次是维新派，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到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3 年间新办报纸120 种。第二次是辛亥革命时期，主流为革命派，尤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报纸独占鳌头。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至1911年，10年间近1100多种报刊问世，遍及全国各省市，报刊种类开始多样化。第三次是“五四”时期，报刊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文化启蒙方面，1917年至1921年，5年间新出报刊1000种以上。①参见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6、92、118—120页。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思想史上每次浮沉跌宕，都有难以计数的知名或不知名报刊做注脚，或长期或短暂的报刊实践有些只在新闻史上留下了报刊名称或创办人姓名，更多已无迹可考。然而，我们不难从纷繁活跃的报刊整体发展图景中感受到时代脉搏愈加急切的跳动：报刊在近代以来成为传播新思想、塑造新文化或提倡革命的“利器”，重要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大多投身报刊实践，鲜有他途。在这一点上维新派、革命派直至五四启蒙思想家并无差别。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创立接续了“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与办报传统。当然，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报刊实践都对早期党的报刊创立发展有重要影响：“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在王纲解纽之际力倡报纸以“去塞求通”发挥“耳目喉舌”之功用，“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小册子《革命军》宣纾了一个时代的情绪，众多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对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鼓与呼”，包括革命派机关报《民报》与维新派《新民丛报》之间围绕“革命”“改良”展开的近代以来第一次报刊论战，凡此种种或侧重制度或着力思想文化的报刊实践，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报刊诞生之前传媒生态的真实面向。毛泽东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扬革命思想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p.275）

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也反映于办报理念的转变。以陈独秀为例，其早期创办的《国民日日报》与《安徽俗话报》可归于清末革命党的办报实践，《甲寅》月刊尝试关注文化社会改革，而其主持《新青年》改组及创办《劳动界》则属于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实践。1904 年2 月陈独秀在老家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发刊词指出：“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2]（pp.6-7）到1918年4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随感录”中发表文章称“新闻记者，乃国民之导师”。[2](p.301)“新闻记者”从被视为不入流的“文途末路”到被奉为“国民导师”，社会地位的跃升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传播新思想的强烈期待。

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在20 世纪20 年代报刊纷繁复杂的图景中得以呈现。聚焦20 世纪20 年代以来社会思潮变迁及相应的报刊发展，该时期报刊较之以前数量激增、影响更盛，这种影响力更鲜明地体现为，在新的传媒格局塑造之际，政党报刊与政治、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关联变得更为广泛而深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党的早期报刊随着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而崭露头角。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思想准备与党报创办发展相统一
“五四”时期，政党报刊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关联变得更为广泛而深切，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有最直接关系。在经历早期传入阶段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为党的报刊创立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早至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报刊上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这些报刊文章主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一个流派来介绍，总体而言零散而片面。比如“五四”以后，国民党理论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对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宣传也较多，以《建设》为例，1919年8月—1920年4月间共刊发有关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文章20 多篇（次），占全部篇目的15—20%，为同一时期《新青年》所不及。[3](p.92)戴季陶、胡汉民等对马克思主义亦多有介译和研究。由此，毛泽东才会说，“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4](p.290)“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竞相登场，各种政治派别和“主义”提供的不同思想路径交错碰撞。然而，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中彰显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加以阐发并广泛传播的时代任务，则落到了早期共产主义者肩上。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4](p.290)陈独秀、李大钊等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人，与进步社团组织和先进分子声应气求。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再到各地共产党组织成立，不过几年时间。这显示了这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对于创建党组织的急迫心情。在建党目标的号召下，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引介、研究与宣传运用几乎同时进行。

一方面，早期共产党人在筹备建党过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建党实践相结合。1920 年9 月1日，《新青年》自第8卷第1号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刊物实际上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该刊改组显示了时代思想的转变，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深入的传播。此外，上海党组织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陈独秀撰写了类于发刊词的6 篇《短言》。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各地报纸纷纷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另一方面，与在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诸次论战中，在各地早期党组织活动中，早期党组织发起人聚集并考察了志同道合者，正如1920年11月左右毛泽东在领导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找真同志”。[5](pp.76-77)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为党报的创办提供了思想基础，早期党的报刊创办又为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建党活动提供了宣传平台和人员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报刊在1920 年代以来传媒格局中独树一帜
在20 世纪20 年代以来的传媒格局中，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独树一帜。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报刊之外，还有另外两股力量：国民党报刊与商业报刊（包含一部分文人报刊）。

国民党创办报刊，可追溯至其前身同盟会时期。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创办过176 种报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中央机关报《民立报》在号召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推翻清政府及北洋军阀统治等方面影响颇大。国民党改组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创办了《国风日报》（北京）、《民生报》（南京）、《民立报》（上海）和《民国日报》（上海）等为代表的党报，但这些报刊在袁世凯复辟之际遭到破坏。1914 年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于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1927年之前，国民党的很多重要报刊严格上来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国民党党报，因为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人参与了国民党报刊的创办，比如毛泽东就在1925年任国民党《政治周报》主编并撰写发刊词。

此外，这一时期以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为中心，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商业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新民报》《京报》《大公报》等。商业报纸与生俱来的企业属性决定了报刊必然以盈利为目标，标榜超脱党派，言论上追求所谓“客观”“中立”。1926年，新记公司于天津续办《大公报》，史称新记《大公报》，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成中国民族商业报纸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口号。①所谓“不党”，是“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不卖”，即“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不以言论作交易”；“不私”，“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即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参见陈建云主编：《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商业报刊的“文人论政”与政党报刊的“政治家办报”引发的论争，历来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话题，牵扯诸多新闻内外的问题，然而其中理应强调的问题——商业报刊无力担负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舆论领导”之重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下尤为突出。诚然，商业报刊在推动社会进步、发挥报刊社会功用方面有其重要价值，但在民族危亡关头，商业报纸“文人论政”的爱国情怀回答不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登上历史舞台，也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事业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舆论领导”。

有种观点认为商营报刊的发达意味新闻业的进步，而政党报刊讲党性原则，就是“不客观”“不中立”，违背了新闻传播的本质。这种观点显然脱离了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是“就新闻而论新闻”，忽略了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看待新闻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从来不是“为新闻而新闻”，其报刊实践本就是政党活动和革命斗争有机的组成部分，不从这一出发点去看待百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就难以理解党的领导下新闻事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难得出客观中肯的评判。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是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
列宁在1901年《火星报》第4号上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报刊功用的著名观点：“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6](p.8)配合党的创建，党的早期报刊在实践探索中开始承担起革命“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职责。

从党的一大召开前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及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机关报刊、群众报刊以及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员参与创办的国民党党报，整体而言数量较多，难以尽数。由于斗争环境严酷，党的早期报刊在各种困难中不断摸索，有的在任务完成后终刊，有很多创办时间不长，但随着各级各类报刊的持续创办，党的革命报刊网络得以形成，党的宣传渠道不断拓宽。其中代表性刊物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党的成立、号召党员团结发动工农群众及造成革命声势等方面影响颇深。

（一）建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舆论阵地
党在创建之初，建立舆论阵地的任务迫在眉睫。党早期组织通过社团活动、讲习所、演讲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借助报刊、小册子、书籍等载体，很多时候还兼顾口头宣传方式。中共中央报刊最主要的是改组后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报刊实践以《新青年》1920 年9月第8卷第1号起改组开其端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又将《新青年》改为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在“五四”时期创刊之际寂寂无名，每期发行仅1000多册。当《新青年》跳脱了首倡新文化运动的“同人杂志”的羁绊，转变为上海党小组的理论刊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份刊物历经改名、重组、编辑思想上的交锋与攻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刊物，获得了契合时代精神的力量，成为党早期舆论阵地最主要的基石。与《新青年》轨辙相似的还有《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创刊），陈独秀1921 年在建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之际将其定为机关报。《广东群报》亦由早期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纸转变为党早期组织的机关报，发表陈独秀、李达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争，成为“中国南部文化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7](p.362)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杂志社内成立后，将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确定为“宣传工作”和“工运工作”。这一概括虽笼统，但可看出宣传工作在早期党组织活动中甚至是首要的，为各地党支部如何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基本路径：一方面宣传思想、发展党员，另一方面深入工农、组织工运。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由此，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任务明确——配合建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普及共产党创建基本知识。《共产党》创刊于1920 年11 月7日，停刊于1921 年7 月7 日，共6 期，李达任主编。与《新青年》公开宣传不同，《共产党》是秘密发行的党内机关刊物，主要“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8](p.14)该刊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创刊自有深意：第一次举起“共产党”的旗帜，阐明要建立一个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月刊第1号—第6号共载陈独秀所撰6篇《短言》，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宣传阶级斗争，强调“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明确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的使命”与“政治的使命”。[7](pp.376-377)由此，《共产党》一方面介绍俄国共产党和列宁的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如发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第三国际大会的缘起》《美国共产党党纲》；另一方面讨论中国的革命道路问题，成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建党知识的必修“教材”。比如，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收到的建党资料里，除有关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情况的书信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外，就有《共产党》月刊。[5](p.76)又如，北京早期党组织在长辛店的宣传活动，“工人为什么要有政党”之议题就围绕该月刊上的文章来展开。

（二）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造成革命声势
从整体布局而言，中央机关党报创建在先，地方报刊和其他各类刊物紧随其后。党创办的各类群众性报刊在发动群众、凝聚人心方面尤为用力。由于对阶级性、群众性的理解与运用的差异，同时期国民党报纸几乎没有在发动群众方面有所成绩，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一些报刊如《政治周报》《民国周报》由于共产党员的参与，在发动群众方面才有了较大提升。

党意识到宣传工作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强调：“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9](p.197)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工人运动是组织发动群众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与之相应，各地各类报刊围绕这一中心陆续展开。

第一，创办工农报刊，配合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党成立前的代表性工人报刊为《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成立后代表性报刊为《劳动周刊》《中国工人》等。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遭军阀摧残，1924年起，随着工农运动的开展，另有《上海工人》《青年工人》等工人报刊，以及《中国农民》《犁头周报》等农民报刊问世。主要内容与特点如下：

一是以通俗易懂的文章团结和教育工人，提高工人觉悟。《劳动界》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 年8月15日创办的通俗工人报刊。发刊词浅显明白，阐明“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办报是为“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劳动者》1920 年10 月3 日由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第1 号上发刊词《劳动者呵！》（署名“我亦工人”）指出，“劳动运动是欧美日本的工人自救的唯一途径”，工人一要“改进生活景况”，二要“改革生产制度”，为此要“组织团结”和“有言论机关”，印书出版是办法之一。[9](pp.193-194)为将工人组织起来，党成立之后领导创办了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纸——《劳动周刊》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1925年2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工人》应成为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须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9](p.618)《劳动周刊》《中国工人》均发文强调成立工会的必要性，并刊文总结罢工运动的经验教训。

二是报道工人生活情况，重点反映工人罢工斗争。如《劳动界》通过设置“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等专栏，不仅关注上海本地的工人运动，也及时传递全国其他地区工人运动的消息，“国内劳动界”栏目则关注全国各地各行业发生的工人运动。此外，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周刊《劳动音》（1920年11月7日创刊），由邓中夏撰写发刊词《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亦阐明刊物旨在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团结，推动工人运动发展。[7](p.255)《工人周刊》1921 年7月于北京创刊，1922 年8 月起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该周刊主要在北方铁路工人中间传播，侧重于报道陇海路工人罢工、香港海员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大罢工，声援了工人的罢工斗争。

三是发表工人来稿，反映工人生活和愿望。《劳动界》重视沟通与工人读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发表工人来稿，在当时报刊中较为特别。比如1920年9月26日刊发署名为“海军船工李中”的文章《一个工人的宣言》，呼吁工人们了解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由此热情号召“同声同类”的工人之间要加强“联络”。[9](pp.190-191)

此外，各地党组织积极创办农民报刊，配合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报刊可谓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1921年《共产党》月刊第3 号发表《告中国的农民》，号召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向农民宣传“共产主义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痛苦”。①参见《共产党》月刊第3号，1921年4月7日，第6—7页。由此，早期共产党员在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就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地区开展农民运动。

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农民运动发展势头良好，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随之发展。根据1925 年2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党对农民运动表述如下：“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9](p.610)一批农民报刊在国共合作时期问世，如广东的《中国农民》《犁头周报》、湖北《湖北农民》《湖北农民画报》、湖南《农友》。这些报刊对反军阀的宣传更为通俗生动。

第二，创办青年报刊。早期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的二大后创办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此前各地团组织已创办《人声》《赤光》《先驱》等青年刊物。

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大都是重要的理论宣传家，如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恽代英在“五四”之前一直是《东方杂志》的读者，直到“五四”前后思想发生转变，成为《新青年》《新潮》等的忠实读者。[10]1923年10月20日，恽代英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一任主编，萧楚女、李求实、邓中夏、任弼时等曾参与编辑、撰稿。《新青年》称赞《中国青年》为“麻醉物之死敌”。②参见《中国青年周刊出版了》，《新青年》季刊第2期，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中国青年》大致有三方面特点：一是刊物生命力强，注重广告宣传，也注意与青年之间交流互动，即便遭“四一二”反革命破坏后，该刊仍坚持翻印发行，反映了以主编恽代英为代表的编辑部同人在青年群体中建立舆论阵地用心之深与较强的办刊能力。二是扩大了列宁主义在青年中的影响力。除散见文章外，16期辟“列宁专号”、第139期辟“纪念十月革命专号”。三是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工农群众。如恽代英在1925年12月29日106 期上发表《农民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号召青年利用寒假这一开展农民运动的好机会，去各县各乡村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恽代英根据自己的宣传经验，将农民中的宣传工作归纳为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及文化宣传，分析指出了宣传的难点及努力方向。[9](pp.675、678)

第三，创办妇女报刊，推动妇女解放。中国共产党一经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就试图进抵妇女解放问题的核心——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

1922 年7 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解放，妇女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1](pp.29-30)1921 年8 月3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在上海编辑出版《妇女评论》。《创刊宣言》对妇女问题的理解显然比当时关于“把女子提到和男人一样的地位”的“女性主义者”之类观点深刻得多，指出“妇女问题决不仅仅是‘妇女’一方面的事，妇女受压迫，决不是仅仅‘妇女’一方面受损害”，妇女问题首先是妇女的劳动权和生存权问题，由此解放历来施于女性的种种束缚。[11](pp.22-25)《妇女声》是中国共产党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主办的首个以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为宗旨的刊物，强调妇女要取得“生存权”和“劳动权”，将妇女的解放纳入“劳动者的解放”。[11](p.28)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关注妇女的基本生存问题，在以《妇女评论》为代表的刊物上发表了很多以妇女运动为主题的文章。如李大钊在1922年1月18日的《妇女评论》上发表《现代的女权运动》，1923年向警予在《妇女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一个紧急的提议》《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九姑娘犯了何罪》《丝厂女工团结起来》，积极声援女工罢工运动。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向警予在1924 年1 月2 日的《妇女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的文章，指出中国妇女“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表达了对女子教育的忧虑，“一班聪明有志的女子，又往往卷入文学、美术、哲学、新诗、恋爱的范围去了，而于本身实际密切有关的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反而漠不关心，这是环境使然，也是没有得着良好指导的缘故”。[9](pp.564-565)这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妇女改造方面的着力点。

（三）指引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革命道路
党的二大召开后，党中央创办了第一份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1927年7月），旨在指引“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革命道路。《向导》是“革命”的向导，呼应了党的二大三大的政治主张，符合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同时见证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兴起、失败的全过程。

《向导》编辑部克服各种困难，在上海租界搜查、严禁出售、北洋政府禁邮没收的威胁下，坚持出版发行。1922年随党中央在北京、广州、杭州、上海、汉口多地辗转。1925 年12 月北京大学25 周年纪念日的“民意测量”中，《向导》列全国周刊之榜首，获得最多“各界爱读”票。1925 年2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肯定了“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立得在行动的指导地位”。[9](p.618)有关《向导》周报的研究较为充分，本文仅强调以下两方面：

一是，《向导》是党的二大关于“民主联合阵线”在新闻宣传中的具体实践，即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号召人民组织起来，阐明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向导》的指引作用很有针对性，如其中刊发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205 篇。[7](p.374)再如，第117 期着力宣传五卅运动，将运动定性为自觉的反抗帝国主义斗争，所刊文章既驳斥了一些英美报纸如《字林西报》等污蔑民众的论调，又阐明了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向导》周报与《热血日报》《前锋》月刊等一起，发挥了新闻界统一战线宣传的号召力。

二是，能够称得上将无产阶级办报传统继承发扬的早期共产党员，首先是忠诚的革命者。《向导》《热血日报》所培养的第一批中央党报工作者，首先是革命者，其次是新闻工作者，他们将报刊的社会使命融入更为宏大的革命使命，发挥了报刊推动革命的独特作用。5年时间里，编辑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李大钊秘密主持，到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再到大批地方《通信》撰稿人，彰显了新闻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力与影响力，在党逐步成长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立政治力量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为及时反映运动情况，对运动加以指导，弥补《向导》周报时政新闻报道的不足，党在五卅运动期间创办了4 开4 版的通俗政治小报——《热血日报》，体现出对提高新闻时效性、扩大新闻在读者群众中影响力的努力。《热血日报》时效性强，在新闻封锁的局势下，连续刊发与五卅运动相关的新闻，这些新闻往往是一般其他报纸在高压之下所不敢刊发的。可以说，从未有哪张报纸能如此集中地将工人、商人、店员、记者、学生、警察、海员的声音汇聚起来。被压迫民众在抒发愤怒的同时也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舆论，推动了该时期城市的罢市、罢课、罢工斗争。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实践的影响与意义
（一）发挥阶级舆论工具之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出发，新闻事业被视为社会舆论工具，有强烈阶级倾向，因此可以把“把新闻事业称之为阶级舆论工具”，“就是以新闻为手段的阶级舆论工具”。[12]（p.2）

首先，促进党由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成长为初步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立政党。回顾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党的报刊随之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过程。党的报刊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充分发挥阶级舆论工具之作用。

如前所述，党的早期报刊在党的创建时期于探索中不断前进，无论经历怎样的困难，在传播思想、凝聚人心，发动工人、农民及青年等方面从未动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肯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的“阵地”作用，“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13](p.701)

其次，党报实践与党的组织建设联系紧密，党的新闻事业始终接受党组织的领导。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在肯定《向导》在引导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之外，还反思了“为防止党中左幼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9](p.618)这次对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提出，“《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检查”。[9](p.620)这些规定向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党员指明：一方面报刊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在参与国民党报刊过程中要保持独立性。

党在创建时期外部环境险恶，办报办刊可谓困难重重，离开党的组织建设，网报网络也会随之瓦解。除：有些刊物的主编几乎要承担写稿、校对、出版甚至发行等各环节上的全部工作，有的编辑人员还要在办刊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以个人稿费来当所办刊物的出版经费。此外，严酷的政治环境也让绝大多数早期党报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共产党》第3 期所载首篇文章《告农民》第一面没有原文，“编者特表明‘此面被法捕房没收去了’几个醒目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揭露和抗议。这可能是‘五四’时期以来革命报刊第一次‘开天窗’”。[14](p.312)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作斗争甚至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报刊活动家、新闻工作者，有的还是青年运动领导人或中国妇女运动之先驱，都将党的新闻宣传作为重要的阶级舆论工具，将新闻宣传作为毕生致力的革命实践。据有学者考察，从1923年东北地区成立第一个地下党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到伪满洲国成立之前，有近30位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报人活跃于东北新闻界。由于奉系军阀的仇视，党的地下组织在哈尔滨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东北早报》仅存在4 个月就被查封，编辑陈晦生成为哈尔滨第一个惨遭杀害的共产党报人。近30 名中仅一名因家庭原因而脱党，其他党员在严酷环境下都坚持了斗争。①参见蒋蕾《伪满洲国东北共产党报人考察》，转引自童兵主编：《经验与历程：建党90周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1页。这应该说也是早期党的组织建设的实绩。

最后，注重将新闻宣传工作与深入工农的实践结合起来。与之相应的是，创办报刊、深入工农群众成为早期共产党人塑造世界观、价值观，坚定革命立场的路径之一。早期共产党人世界观、价值观塑造，除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与科学理论指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如何看待工农群众及怎样发动群众。早期共产党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深入工农群众的杰出代表。比如恽代英指出，“果真为革命工作，便应钻到群众中间去，去与群众融洽接近起来，探知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心理及要求”，“群众才能相信我们，而且我们才能有把握的宣传群众”。[15](p.812)“农运大王”彭湃在背叛家庭的情况下，以农民立场为自己立场，到田里和农民一起铲草锄地，学习农民的语言，通过讲述通俗易懂的故事引导农民认清受苦受压迫的现实。这种立场的转变意味着早期共产党人在自己与群众关系上的一种态度：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教育是相互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彭湃才能深入实践，写出《海丰农民运动调查报告》，4期连续发表于《中国农民》月刊。而邓中夏在发起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的同时，参与创办了《劳动音》《中国青年》等。他注重实践，也注重将调查研究得来的材料和想法加以思考并运用于理论宣传。

1921年8月，党的一大召开不久，党中央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真正走到群众中去，在工人运动引导工人阶级认识自己的处境，提高工人理论水平进而推动工人组织化等，对于包括陈独秀、毛泽东等在内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都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探索。1922年7月9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创刊，创刊宣言指出该刊由《济南劳动周刊》易名而来，宗旨仍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同时指出两刊的区别：《济南劳动周刊》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刊物，《山东劳动周刊》则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刊物。[7](p.200)这种有意识的区分显示了党的一大之后工人作为革命主体力量逐渐成长。纵览党的早期报刊，能看到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引导工人运动等形成了初步认识和判断。比如，《劳动音》早期由无政府主义者负责，后由中共北京早期组织中的罗章龙负责，邓中夏等参与编辑。这份刊物办刊时间极短，但从刊载文章能看出该刊不仅旨在教育工人，而且还尝试着引导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形成一种认知，即脱离实际的工人运动的学理宣传会流于空谈。

然而，囿于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早期党在以报刊促进发动工农方面存在较大局限。党的四大《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对此提出批评，“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我们党员常以只能得其同情的错误观念，很少注意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致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中间尚很少发生影响”。[9](p.619)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注意到了这种重“学理”而轻“实践”的现象。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称：“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聚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 年12 月举行了罢工。”[8]（p.97）马林的讲述反映出当时青年先进分子思想上的纷乱芜杂，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仍要继续清理无政府主义、各种非社会主义的干扰，同时反映了当时青年组织在与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方面的普遍不足。

报告提及“长沙的青年组织”在当时各地的党支部开展的工人运动中成效初显，主要因为毛泽东在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后，开始着手接近工人群众。他先是争取“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湖南劳工会。1921 年11 月，就在同黄爱、庞人铨商议改组劳工会之际，毛泽东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文章《所希望于劳工会》，提出了关于“养成阶级的自觉”、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三条建议。黄、爱接受了毛泽东的上述建议，着手对劳工会进行改造，接着成立了土木、机械等十余个工会，劳工会随后领导了1922年月1日的长沙纺织工人罢工。[5](pp.82-85)湖南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工运方面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工运广泛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办报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世界上第一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党报，列宁称之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16](p.84)无产阶级办报传统由此开启。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和办报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他在办《火星报》时明确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17](p.316)党的早期领导人探索出“走俄国人的路”，党的报刊实践与之相应，主要通过学习、借鉴列宁的办报经验来承继、发扬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传统。马克思一生中的唯一职业是新闻记者，列宁也以自己的记者身份为荣。毛泽东自述“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从1911 年一直到1927 年上井冈山为止，我一直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从未间断”。[18](p.109)毛泽东曾于1921 年表达过自己的职业理想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的确从主编《湘江评论》时期起他就致力于“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18](p.56)这一真诚的理想暗含青年毛泽东对如何改变中国命运的初步思考，但他很快意识到仅靠针砭社会弊病是难以实现个人的社会抱负及救亡图存之宏愿。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来看，他一以贯之地重视新闻宣传，且对新闻理论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只是与青年时期相比，毛泽东及与其一起战斗的诸多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报刊实践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融入更为广阔宏大的革命事业，才能发挥推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要作用。

党的一大在“宣传”部分规定如下：

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

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或决议的文章；[19](pp.7-8)

有学者指出上述关于“宣传”的规定，与列宁1920年7 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相应内容相一致。①参见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与条件》，《新闻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而从党在创建时期报刊实践亦可看出，该时期主要是学习列宁的报刊思想，仿效创办布尔什维克报刊。

学习无产阶级办报经验除了“引进来”，在当时还有宝贵的“走出去”——赴法赴俄学习、访问的革命者的办报活动。1920年10月至1923年1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员身份身份赴俄访问，写下十几万字的旅俄通讯，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介绍到国内，与此同时他还学习俄国办报经验，为后来办《向导》《前锋》《热血日报》《红色中华》等奠定了基础。此外，他将学来的办报经验与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党报工作主张。周恩来、蔡和森、陈延年、邓小平在赴法勤工俭学之际也创办了报刊。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分散于“工学世界社会”“勤工俭学会”革命团体，正是由于组织不统一及缺乏共同的革命纲领，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显得尤为重要。1921 年10 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维汉等开始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当前任务确定为“推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总支部领导下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油印刊物《少年》（1923年改为《赤光》）。邓小平和陈延年曾一同负责该刊编辑工作。

（三）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早期共产党人尚未对新闻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舆论运行规律、人民性与党性等展开深入探索，但共产党人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对新闻传播基本规律的初步探索已初具风格与特色，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仅就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坚持的新闻宣传原则加以概述。

第一，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虽然党性原则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确立、发展与理论概括的历史过程，在早期共产党报人的理论表述中并未明确提出，但共产党在创办报刊的起点上就已从以下三方面做到了坚持党性原则。

一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党的办报方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占领工农群众的思想阵地，引领工农群众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去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务艰巨。刚拨开或尚未完全拨开思想的迷雾，就要用理论去指导实践，早期开拓者中坚定的共产党员通过种种成熟或不够成熟的理论探索、理论宣传和现实分析，逐渐深化了对信仰的理解，同时坚定了立场。这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报人本身而言，无异于一种思想上的自我规训。二是配合党的行动，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新闻潜移默化的力量在于影响人心、思想乃至行动，这也是任何一个阶级、党派、政党集团或政治代表人物都将新闻视为“喉舌”的根本原因。早期党的报刊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方面起到了“向导”的作用。三是服从党的领导，在组织建设的高度上确保报刊与党组织的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正如有学者分析，“我们中国党对党的新闻事业和党组织的关系从来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党的一切宣传部门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容许闹独立性的现象发生”。[12](p.12)当下我们耳熟能详的表述是“党管媒体”“党媒姓党”，这其实是摆在当下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面前一道关涉“政治家办报”的难题。党如何管理媒体，党究竟通过什么来管理媒体？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党内承担媒体工作人员的严格规定，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党管媒体，核心在管“媒体人”，即管的是媒体岗位上的共产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建设的思考，也是将宣传工作建设纳入组织建设的实践。这种实践在党的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新生的党报党刊难以为继，影响新闻宣传工作的展开，更会影响革命斗争目标的实现。

第二，肯定报刊的宣传价值，重视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相结合。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宣传是对观点的传播，两种传播行为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乃至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党的媒体在革命战争时期承担着直接指导工作的任务。因而，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新闻与宣传从形式到内容都交织在一起”。[20](p.7)

与上述表述相对立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报刊重“宣传”而不重“新闻”本身，是不尊重新闻内部规律。这类论点注意到了政党报刊的特点，即政党报刊必然以传播政党思想为旨归，阶级性、党性原则毋庸讳言。陈独秀早在1920 年1 月《新青年》的“随感录”《新出版物》中就将那种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的杂志比喻为没什么用处的“百衲”杂志。他指出，凡是一种杂志，都应该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发表主张的载体，对个人或团体负责。[2](p.542)对政党报刊而言，宗旨和主张为第一要义，以思想引导民众，以报刊传播主张，本就体现了政党报刊与商业报刊的本质区别。这类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重“宣传”是因为报刊工作承担革命的指导工作，包括传播思想、组织建设和发动群众，这是出于对革命斗争需要的服从，但并不代表早期中国共产党报人不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这里不妨以青年毛泽东的办报经历为例。毛泽东在北大任图书馆员，正值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期，他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队，其中一个是1919年10 月14 日成立的哲学研究会，另一个就是1918 年10月14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该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被戈公振誉为我国“报学教育之发端”。[21](p.259)在两年多时间里，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新闻学基础知识、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如新闻材料采集方法以及新闻记者的修养等，讲授课程的还有中国第一位在大学开新闻学课程的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青年毛泽东成为我国第一批较系统学习新闻学理论的知识分子，这对他创办《湘江评论》帮助很大。五四运动爆发不久，25岁的毛泽东由北京返回长沙，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报刊活动实践。“预约的稿子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一个多月内，竟为刊物撰写了40几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5](p.50)《湘江评论》注重新闻时事，仅创刊号上新闻就来源于国内外各类时事，如各国罢工风潮、阿富汗执戈而起、陈独秀被捕与营救，女子革命军、割地赔偿，等等，是“将新闻与言论有机统一的典范”。[22](p.123)

毛泽东一出手，就有新闻记者的“科班”模样。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1927年，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认识已较为成熟，从毛泽东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可见一斑。这篇发刊理由连用四个“请看事实”来阐述“反攻敌人的方法”，即“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且规定《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9](p.668)这实际上规定了报纸内容以“新闻”为主，“请看事实”则近于今天耳熟能详的“用事实说话”，强调宣传也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直到1931年撰写的《怎样办〈时事简报〉》中，毛泽东仍然强调“严禁扯谎”，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对新闻实践内在规律的尊重，也是实事求是思想在新闻思想中的具体体现。

党的早期报刊实践初步回应了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诸种问题，包括中国革命指导思想，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对象、动力、领导权等。党的早期报刊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生动实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而参与办报的知识分子又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的践行者，在艰难的时代环境下坚持传播思想、凝聚人心，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党的革命实践的曲折发展，1927年之后党的报刊事业经历了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再回到城市的曲折发展，在克服物资、技术、人员等方面困难，在突破思想局限等过程中，党的新闻事业继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相统一，这些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概括早已被写入中国新闻传播史教科书。然而，这些原则也随着传媒市场化、自媒体的兴起而逐渐被淡忘，与之相应的是一部分人将“第四权力”“客观性原则”“报刊的四种理论”等理念奉为圭臬，却忽略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国情、党情和世情出发去回顾、梳理我们的新闻发展历程。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回望党的新闻事业的起点与来路，党的早期新闻工作者和理论宣传家投身革命、笔阵庄严，对于深刻理解我们党在创建前后的革命历程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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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nels and Contents of Spreading Chinese Communist Ideas:The Founding and Impact of the Early Party Press

(Yao Han and Kong Dan-xia)

The CPC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ess and publicity,and establish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undertaking.In the media landscape since the 1920s,the Party,before and after its official estamblishmet,founded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central organs as well as variou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t all levels for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news media as a class opinion tool.With the mission of publicizing Marxism-Leninism and the programme,line and policy of the CPC,organising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and carrying out revolutionary struggles,the Party’s early newspapers not only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and leading the revolution to overthrow the warlords,but also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ideas of Marx,Engels and Lenin in running newspapers,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journalism.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2-0094-10

∗本文系上海市委宣传部红色文化专项课题“媒体与政党——中共‘一大’前后的报刊创刊号研究”、上海市马克思主义拔尖人才“中国共产党思想传播的渠道与内容”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姚涵，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孔丹霞，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图 图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