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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精准把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马立政
[摘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列宁基于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要理论论断,虽然其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考主要是围绕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实践,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很多重要原则对于当前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基本原则下,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精准把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政治和经济;列宁
如何正确认知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特别是注重发挥政治的重要作用,一直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课题。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1](p.662)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中,一度出现了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方面的“折中主义”错误倾向,为此,列宁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2](p.407)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很多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了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正如毛泽东强调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3](p.351)更为关键的是,能否正确认识政治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是否顺利的关键环节,正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4](p.449)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因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5](p.284)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混乱当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唯有稳定才能搞好经济建设”。[6](p.210)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强调了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的重要性,“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7](pp.35-36)特别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8](p.13)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注重“政治”因素,因为“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9]总而言之,“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10](p.19)
习近平强调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以及其他方面之间的协同配合,在此基础上突出了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9]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也指出,有的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深,“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11](p.453)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在新时代如何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维度更好认识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更加深刻认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此本文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研究。
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针对布哈林所犯的折中主义错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否定了“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的观点,这是因为此类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为此,列宁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论断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坚持,还是对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拓展。
(一)理论提出的背景
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典型的错误思潮,具有很强的理论迷惑性。
一是在俄共第十次大会代表选举前,以托洛茨基为代表,强调“从经济上”看问题。在平息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派后,俄国急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然而此时,托洛茨基提出了要“工会国家化”“工会军事化”的错误导向,并进一步辩解道,他是从“经济上”看待此问题,而列宁是从“政治上”看待此问题。这种以“从经济上”看问题的观点,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自然推论。然而,这种观点不仅狭隘运用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忽视了上层建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为此,列宁再次强调了政治的重要性,但这与托洛茨基强调经济重要性的理论出发点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托洛茨基所谓从“经济上”看待问题并未考虑到“政治”的重要性,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导向很可能会造成“分裂”,甚至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灭亡。由此可以发现,虽然所谓从“经济上”看问题本身没有问题,甚至与“政治上”看问题似乎是对称的,好像更加合理,但不能仅从“经济上”看问题,而罔顾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甚至不考虑“政治”层面是否正确。
二是布哈林以“缓冲派”的名义表现出“折中主义”,这种观点试图将“从政治上”看问题与“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企图凌驾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或者“从经济上”看问题两种争论之上,这是对其所秉持错误观点的辩护和掩盖。正如布哈里所解释的,“在我看来是完全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2](p.415)这就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并以此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布哈林所谓的折中主义看似有道理,但其本质就是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简单化,以为只要将政治视角和经济视角简单“相加”就可以解决问题,寄希望于简化为两者之间“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没有从辩证法的理论深度,结合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具体发展来全面认知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这两种错误思潮中,折中主义错误思潮更加具有理论迷惑性,因为这种观点不仅以拼凑的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而且割裂了政治和经济两者之间共性与个性、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两种错误思潮不仅容易导致工会运动的分裂,而且随着历史发展将会演变为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危机。正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两种错误思潮影响的背景之下,列宁提出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著名论断。
(二)为什么反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折中主义
列宁旗帜鲜明反对布哈林的折中主义观点,这是因为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不懂得缓冲的任务,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基于马克思主义,列宁强调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布哈林利用折中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布哈林不过是拼凑了“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方面,是以简单的形式逻辑为依据的,并没有把握政治和经济的联系,但辩证法要求从“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具体发展中来全面估计这种关系。第二,折中主义没有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变化,乃至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动态过程,忽略了两者之间、两者与其他外界的联系。第三,折中主义并没有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人的全部实践,这也是列宁所认为的真理的标准。同时,折中主义的具体观点也忽略了事物同人所需要的联系。第四,辩证逻辑突出了真理总是具体的,折中主义的观点却是抽象。基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维度,列宁特意强调了政治占首位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列宁认为布哈林的“折中主义”观点进一步加深了托洛茨基提出的“从经济上”看问题的错误,这将会导致工团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又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2](p.410)
在对折中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列宁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同经济相比占“首位”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之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要求,“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2](p.410)如果不重视此类政治层面错误,单纯追求狭隘的经济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甚至葬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满足这样的条件下,才真正符合列宁所提出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2](p.410)也正是由于正确把握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列宁才能够提出这一科学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坚持和发展。可以说,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正是社会主义建设务必要注意的问题,决不能陷入“既这样又那样”的多重目标导向。折中主义不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各自本身,而且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变成了简单的“相加”关系,忽略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最终结果可能是政治或经济的任何一个发展目标都不能达到。
(三)深刻把握中国发展的时代性特征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运用于中国的当下实践过程,必须要与中国发展的时代特征相契合。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发挥政治首位作用的关键一环,就是要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明确当前中国发展在历史中的坐标定位,突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性。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为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这一阶段的特征更加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要注意发挥政治的作用,大力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5](p.6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注重政治的首位作用,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12](p.96)
为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性,更好发挥政治的首位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在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际大环境的基础上,注重把握发展时机。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发展自身的时机,还是两者协同发展的时机,都需要清晰的政治判断,这也是把握现代化发展时机的关键。第二,要抓住发展机遇,要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视野,关注全局发展、全面发展、全周期发展的战略机遇,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把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机遇,不能在政治上犯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的错误。第三,要在政治决策的层面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充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3](p.212)
二、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的具体表现,一方面遵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和经济自身的特征而呈现出了更加丰富和具体的内涵。上文重点阐述的是在列宁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理论创新的历史背景以及理论运用必须要契合中国的时代特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列宁提出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基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实践,但是该论断依然具备理论一般性。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强国建设,该论断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此,本文将基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梳理对应的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几个重要基本原则。
(一)政治以经济为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具体到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就集中体现为政治以经济为基础。这是因为,从静态层面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和内容;从动态层面而言,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保障的是资产阶级的权益,自然形成了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形态。只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经济占主体,才能最大程度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论哪种社会形态,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相对应政治的性质和内容。在生产力没有发生变迁,或者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整体相适应的基础上,就逐渐形成了相应规则。历史发展一般规律表明,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迁,对应规则逐步完善,形成了对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此过程中,稳固的政治制度随着经济制度的演进而逐步形成,并且不同经济制度必然会内生性决定适应的政治制度。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是绝对的,但是随着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因素逐步被纳入经济社会,缓和了原有的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稳定。同理,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所处发展的阶段难以逾越,但是随着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人民整体的福利水平显著提升,政治现代化的程度也显著提升。反之,当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如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则必然也会引致政治的不稳定,甚至出现动荡。
综上所述,政治不可能脱离所处的经济基础而孤立存在,不同性质经济基础条件下所对应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不同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维护的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且,在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制度)内生性决定了政治发展(制度)。
(二)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灵魂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规律具体到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就集中体现为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灵魂。毛泽东在1957 年2 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4](p.23)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政治作为经济的方向和灵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置条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是因为,只有具备科学的政治判断,才能正确认知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更好实现经济发展。反之,一旦忽视科学的政治判断,将会影响正常的经济发展,正如列宁所强调的“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2](p.408)更甚至,如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政治错误和政治风险,很大可能上“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2](p.409)
由此可以发现,在正确认知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政治和经济的对立与统一,又要注重把握在对立统一中政治和经济的不同位次。毛泽东强调:“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3](p.309)我们不能割裂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不能孤立看待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这是因为,“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离开政治一样……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为代价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一定要碰钉子”。[15](p.161)更为关键的是,在注重政治和经济对立与统一的过程中,要注重第一位的突出作用——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灵魂,“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3](p.351)
(三)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演进路径不唯一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灵魂,在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中,政治是第一位的,这是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一般原则。通常而言,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就遵循以上这些一般规律。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在原有的社会形态中,新生阶级的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逐渐从掌握社会的经济权力到掌握社会的政治权力,进而取得政权,然后不断发展。这是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第一种演进路径。
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是如此。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往往存在一个显著的特征,即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由此,在原有的社会胚胎中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16](p.132)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公有制经济是依靠共产党领导下的基于一定的政治诉求,通过没收、和平赎买等手段所创造的。由此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社会演进历程恰恰是首先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然后掌握政治权力,进而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掌握经济权力,在此基础上巩固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政权,进而不断发展。这是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第二种演进路径。
我们不禁要问,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体现出的第二种演进路径是否与第一种演进路径相矛盾?围绕该命题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社会所呈现的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演进是在满足“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并凸显了“政治是第一”条件下的客观呈现,两种路径并不矛盾。从历史演进历程来看,在遵循政治对经济反作用的规律之下,哪怕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阶段也会呈现出第二种演进路径,比如,“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16](p.131)
(四)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核心——党的领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演进往往遵循第二种路径,这是“政治是第一位”,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灵魂的必然选择。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更好实现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沿着最优路径演进呢?这就需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更深一步探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中的历史进程,进而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核心因素。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实现“政治是第一位”,这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不论是俄国无产阶级还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仅依赖无产阶级本身,往往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也难以达成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目的。这是因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7](p.317)那么,在此条件下,必然需要一个领导力量具备“灌输”的能力,进而将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可以说,正是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催生了“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17](p.285)由此,共产党在“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的任务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必然的历史过程,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18](p.701)正是共产党的领导,才使得客观和主观上都满足了“政治第一位”的条件。革命过程如此,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更是如此。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还相对不发达,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在全球经济竞争方面实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抗衡,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
第二个关键点是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中为什么能起到核心作用?自从有了共产党领导之后,共产党承担的第一任务就是政治任务,而且正是在党的组织下,才有序实现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任务。正如斯大林所强调的,“必须说明,经济胜利本身,它的巩固和持久,完完全全取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经济胜利就会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东西”。[19](p.126)社会主义政治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党的一致性是首要政治任务。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会所争取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且往往局限于经济利益)相比,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政治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具有坚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是如此,因为“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20](p.38)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上更是如此,因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21](p.15)
(五)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不能替代经济
以上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几个重要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则需要注意,那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不能替代经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出现过企图以政治替代经济的错误。
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4](p.44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能替代经济。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政治是经济的方向和灵魂,但这也意味着,第一,政治与经济有很大不同,从具体内涵上而言,两者不可能相互替代;第二,政治的方向和灵魂的作用具体到社会建设过程中恰恰是为经济发展服务,不能取代经济。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3](p.309)而且,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任务高度耦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22](p.162)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2](p.163)也只有政治更好服务经济发展,才能更好实现政治任务,正如邓小平进一步强调的,“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22](p.162)
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然要求政治更好服务经济发展,而不是替代经济发展。2012年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7](p.33)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都需要正确的政治引领。同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目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建设就是围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系列目标而有序展开,习近平总结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23]可以说,这是新时代最大的经济任务,也是最大的政治。
(六)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不能替代政治
同理,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能仅突出经济,将经济发展凌驾于其他层面的发展之上。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然而,在此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能仅强调经济发展,不能将经济发展凌驾于其他发展之上。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别之处。
邓小平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5](p.166)如果做得不好,如果法制不健全、政治腐败、社会风气不良,就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24](p.102)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改革的范畴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局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大局往往会出现失误,特别是容易缺乏长远的政治格局而陷入经济发展“短视”的弊端,比如: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度出现大量民族品牌被国际资本巨头收购,重大战略行业由于迷信新自由主义而过分依赖全球贸易市场,因此放弃了相关行业发展的自主权等。在一定程度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会出现不同步的状况,但整体而言,经济改革离不开正确的政治方向,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p.176)除此之外,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适宜的发展环境,不论是维护市场经济稳定的经济发展小环境,还是保持良好政治社会发展预期的经济发展大环境,都迫切需要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为,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25](p.461)
三、新时代正确认知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重要价值
进入新时代,正确认知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精准把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全力贯彻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和经济辩证的几个重要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而言,有助于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维度协同发展的结果,需要政治和经济的互动,政治、经济和其他维度的互动。在此过程中,要尤为重视政治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文明的基础上,构建优越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完善的国家治理规则、规范的国家治理程序和先进的国家治理理念,进而有效提升经济的发展质量。[26]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23]更好发挥政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方向和灵魂的第一位作用,是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只有高度重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正确掌握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更好贯彻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几个重要原则,进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言,有助于形成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习近平称之为“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8](p.96)中国共产党是最高领导力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源自共产党将民心最为最大的政治,并且共产党将正义作为最强的力量。[10](p.6)这必然有助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26]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将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体现的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好发挥党的正义力量需要全面依法治国。因此,通过掌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政治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有助于更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第三,对社会主义整体发展而言,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以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以高水平的政治发展为引领。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现代化的作用更加突出。同时,也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更好推进经济发展,进而形成政治发展、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三者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因此,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要进一步坚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贯彻政治和经济辩证统一的几个重要原则,由此实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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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at“Politics Is the Central Expression of Economy”:Commemorating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Lenin’s Birth
(Ma Li-zheng).
That politics is the centralized expression of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ssertion made by Lenin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e of Russian socialism,although the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y mainly grew out of the early practice of Russian socialist construction.However,many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the assertation still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current process of promot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Under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y,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e assertation,which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path of sociali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2-0062-07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历史经验研究”[19CKS05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高质量互动路径探究”[2019M661579]阶段性成果。
作者:马立政,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
责任编辑: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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