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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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张 放

[摘要]毛泽东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认为经由正确思想武装、团结起来的人所具有的力量不可估量，因此他格外重视对人的锻造。在理解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时，需要超越个人层面，从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文明的高度予以把握。基于此，社会主义新人的核心特征可以从四方面进行概括：在精神上破除西方迷信，在身份上实现人人平等，弘扬集体主义原则以及倡导艰苦奋斗精神。当今社会弥漫的资本逻辑给人的发展造成诸多困境，重新挖掘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中的精神资源，有助于我们破除困境，重新建构人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新人；锻造；当代价值

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拥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不仅源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深刻性以及前瞻性，同样源于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深刻塑造性和广泛影响力。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乃是对锻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孜孜追求，这种强烈的改造人性的意愿在中国传统思想谱系中颇为罕见，更多源自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运用以及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切身体会。

目前学术界对于毛泽东“锻造新人”思想的研究，整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梳理毛泽东“锻造新人”思想的理论渊源；第二，尝试归纳新人标准；第三，理解毛泽东“锻造新人”思想背后的核心关怀。尽管研究者对相关话题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但仍有可提升之处。其中最显著的一个问题乃是，一些研究往往割裂了毛泽东的“锻造新人”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整体的关系，孤立地在个人层面考察新人标准、特征乃至意义，从而失去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总体关怀中透视“锻造新人”理论的契机，进而难以全面把握毛泽东对“锻造新人”的追求在当今时代所具有的深刻价值。事实上，这一研究进路在一定程度上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个体在精神层面的发展境况却遭遇诸多困顿，特别是在资本逻辑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这种困顿不仅更加突出，而且具有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精神资源，进一步挖掘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对于我们克服资本逻辑，化解现实中的困顿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高度重视人的因素：锻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起点
毛泽东对锻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执着，与其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高度重视人的因素的理念密不可分。通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毛泽东认识到，人所蕴含的精神潜力巨大，特别是面临相同命运的民众团结在一起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正确指引下，所迸发出的能量更是无法估量。经过思想改造后凝聚在一起为同一目标奋斗的无产阶级新人，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推动世界新秩序格局形成的事业而言，经过正确价值观锻造的新人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934 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到战胜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政权的关键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力量。团结起来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中华民族最坚固的防线，“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p.139)想要真正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毛泽东这一观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社会革命的逻辑基础。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乐观表示“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2](p.400)他深信一旦将民众力量凝聚、调动起来，他们会在战场上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保卫家园。可以说，民众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3](p.202)毛泽东认为，中国广大民众是真正的革命主体，革命的动力来自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这些人构成了民众的中坚力量。[4](p.562)

为什么毛泽东相信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如果团结起来就能够产生力量，战胜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侵略者呢？这就涉及毛泽东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强与弱的辩证法。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强与弱的辩证关系做了分析：“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4](p.460)在毛泽东看来，决定强弱的关键在于力量大小对比。而力量大小并非由国土面积、国家人口数量所决定，决定力量大小以及发展变化趋势的核心因素在内部，即“本身的基本因素”。[4](p.460)找到基本因素，围绕基本因素铸造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强与弱之间的转化。

毛泽东最为看重的基本因素即人力和人心。他认为，与军事力量和经济水平相比，人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内部因素，毕竟“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4](p.469)离开人力，先进的物质力量毫无用武之地，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一时优势，也会在长期内外消耗中荡然无存。不过，“人”能够真正发挥力量，单是数量巨大还远远不够，毕竟人数优势无法自然转化为胜势。成长于近代历史语境中的毛泽东，对中国人缺少凝聚力的状况有切身感受，深知分散的、各自为战的个体，唯有通过精神塑造，才能成为团结的具有战斗力的整体，人数优势方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因此，毛泽东强调，“人”产生力量的关键在于“人心”，即人在思想层面能够达成共识，在精神层面能够实现高度统一。人，唯有“一齐努力”，才能真正战胜侵略者，创造“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为“全世界永久和平”作贡献。[4](p.476)可以说，“人心齐”是团结的基础，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团结，不是在身体层面将人们集中起来，而是在思想层面形成一致的观念，并在一致观念的指导下采取行动。

在毛泽东看来，人形成一致观念、行动起来还有一个关键性前提，那就是人必须接受教育和锻造，即只有经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洗礼，从拥有各种错误思想的“旧人”转变成拥有正确思想、意志坚定的“新人”，行动方向才能够得到贯彻落实。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倘若人在错误或不当观念的指引下组织起来，其破坏性后果不堪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须由经过思想锤炼的新人来承担。1929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教育对党和军队发展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便是教育问题，教育决定着党和军队能否健全与扩大，能否真正承担起战斗任务。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教育，乃是因为他发现当时党内存在着包括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流寇思想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的存在“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2](p.78)因此必须消除这些错误思想，并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武装，党才能够更好地组织起来完成其所承担的使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对于锻造无产阶级革命新人之重要性的认识，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起点。作为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后发国家，新中国身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冷战权力秩序之中，其发展不仅要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的顿挫，还必须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与霸权威胁。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若想突

出重围，实现跨越式发展，并为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提供发展模式借鉴，从而打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垄断地位，为丰富世界多元发展模式作出贡献，其难度和挑战绝不亚于革命战争。因此，通过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教育民众，锻造社会主义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新人力量，使其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团结起来、坚定信念，也就成为必然。由此形成的力量，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1955 年，毛泽东在与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时指出，发达的物质水平和技术条件无论如何“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为人民是有生命的”。[5](p.212)鉴于新中国所处的世界格局以及发展的总体任务，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特征的理解亟须超越个人层面，从国家发展和文明创造的层面进行把握。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深入体会毛泽东对相关问题思考探索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并以此为切入点，对当今社会人的发展境况提出批判性反思。

二、社会主义新人的核心特征
既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期许，不仅甚或说不主要体现在个人修养层面，那么从该层面对社会主义新人特征进行梳理也往往有失偏颇。我们需要将社会主义新人之特征置于新中国发展的整体结构中加以透视。如上所述，新中国发展的总目标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摆脱落后贫困的地位，实现民族复兴；二是探索开拓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创新文明类型。由于社会主义新人是实现新中国发展总目标的力量源头，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之间休戚相关，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新人核心特征的概括也须围绕此双重含义展开。基于此考量，笔者将从下述四方面展开论述。

（一）破除迷信：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前提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社会主义新人首先应坚定对自己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不动摇，不应瞻前顾后，徘徊不定，羡慕、崇拜甚或畏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以及发展模式。破除对占据垄断位置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迷信，清除精神依赖，一方面是新中国能够真正获得独立地位、实现民族发展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甩下旧包袱，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奠定思想基础。因此，破除迷信应该成为锻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前提，毛泽东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高屋建瓴的把握。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往日益深入，中国知识精英和青年学生开始有机会接触西方教育体系，逐渐受到西方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西方各国也有意识地通过文化和教育路径，渐进地改变中国人的观念。陈独秀很早便注意到中国教育权丧失的现象，认为由国外势力支持的遍布中国各地的教会学校都是培养奴才的。而且除了教会学校外，中国自设的大学及高师中，也有许多留学归来的老师或教徒为西方大唱赞歌，陈独秀痛陈此乃“中国教育界第一伤心之事”。[6](p.13)加之在中西碰撞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武器装备等层面呈现出来的强大实力，使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为之折服，认为应该全方位向其学习，而不应该有挑战甚或超越之幻想。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态依旧没有变化，认为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美国才是唯一出路。例如，在1949 年5 月下旬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汇报中，陈修良指出：“所谓民主人士，实际是一些中间偏右的人士和亲美的学者，他们对我们当权会不会腐化怀疑，要求给他们的地位与‘充分的民主自由’，要求我们把美国留学生请回来领导技术，实际上就是要我们依靠他们这些人来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取得美国的援助。”[7](p.63)南京集中了大量知识精英，汇报中所提到的心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重要性——如果感激、崇拜、敬畏西方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心态在中国知识阶层蔓延开来，那么中华民族精神之独立便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便撰文告诫中国的知识精英，要认清现实，认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面目，改变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信在中国人民心中已经彻底破产，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不应该再在强权面前卑躬屈膝。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仍寄予希望的知识分子，“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8](p.1496)

如果延续毛泽东的这一核心关怀，从破除西方迷信、建立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信心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我们可以将思想改造视为锻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关键环节。以1954 年末开展的胡适批判运动为例，之所以批判胡适，在郭沫若看来乃是因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9](p.4)他明确指出，对胡适的批判不是针对个人的，也不是针对某项研究或某部作品的，而“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因此“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这场斗争必须扩大，“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的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该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该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9](p.3)可以说，这场运动是一场波及整个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关于如何全面、深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念、立场、视角、话语以及分析方法的思想洗礼，目的在于更深入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新中国的精神影响，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化通过马克思主义去认识和理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前途。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重任，毛泽东从更宏大的比较文明视角对破除迷信的重要性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后发国家和地区面对西方，绝对不能自我矮化，认为处处不如人，士气低迷，不战已败，这种心态就是“迷信”。迷信西方强大，认为自己弱小，归根到底都是文明进化论思想作祟。具体来说，“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种文明优越论使得很多欠发达地区的民众为之折服，成为西方现代发展模式的奴隶。[10](p.382)毛泽东认为，暂时落后地区的民众要有信心，因为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都是站在目前力量尚且薄弱的一方。广大后发国家和地区虽然不够强大，但“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10](p.71)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不是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但学习的目的是“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因此“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10](p.82)学习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毛泽东认为唯有如此，“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10](p.83)在此，毛泽东道出了执着于破除迷信的根本原因。他不拘泥于小恩小惠和眼前利益之得失，从宏观的文明史和精神史出发，透过长时段的思考视角，将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提高到中华民族主体维系锻造以及社会主义文明生成的高度去把握。而破除文明迷信，形成独立民族精神，自然就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前提要求。

（二）身份平等：社会主义新人的关键特征
马克思主义旨在彻底消除资产阶级私有制以及私有制背后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阶级对立形成的基础。消灭这种社会结构，就是旨在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根除因分工不同而形成的身份不平等现象，根除阶级之间形成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进而实现人人平等、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11](pp.435-436)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深深吸引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实行供给制，从而有效促进了党内团结，改善了干群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尝试打破常规分工界限，组织军队从事生产活动，消除军民身份差异。毛泽东不无兴奋地表示，“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最终达到“无敌于天下”。[12](p.929)通过实践，毛泽东发现军队在从事生产的同时，又得到了练兵与学习政治文化的机会，军队内部以及军民之间更加团结。

基于身份平等，根据地军民迸发出的强大凝聚力和革命生产动力，让毛泽东看到了一种理想社会得以实现的可能路径。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如果不消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身份平等的社会结构便无从实现。1949 年5 月，毛泽东召黄克诚汇报工作，吃饭闲聊时，毛泽东问黄克诚：“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黄克诚的答案代表了当时一般党员干部对今后发展目标带有普遍性的朴素愿望。可是毛泽东却不同意他的看法。毛泽东认为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①参见林蕴晖：《重考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的这番言论清晰反映出他内心希望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坚定态度。可以说，根据地时期对党内关系的整顿以及军民共建的生产实践，让毛泽东愈发坚信，改变旧有社会关系结构，塑造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对于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至为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如何实现身份平等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探索，例如1950 年代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诸多改革，均体现出塑造新的社会关系的核心关怀。毛泽东对党内和社会上形成的新的身份等级非常警觉。他明确告诫党的干部，不管什么身份的人掌握了真理，都要服从。高高在上摆官威，不平等待人搞特殊，是“最低级的趣味”，以劳动者的谦逊身份示人，才能体现出“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10](p.378)另一方面，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机制的价值，最后形成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也与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愿景特征背道而驰。

1958 年到1960 年，毛泽东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集中表达了他对打破身份等级的决心，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最关键就是要建立平等关系的秩序：“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②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内部发行1998年版，第67页。那么，如何在实践中打破身份等级，实现身份平等？“鞍钢宪法”给了毛泽东很大鼓励。1960 年，鞍山市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鞍钢的经验。其核心要点是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主人公地位，反对依靠少数技术专家办企业的经济和技术挂帅路线，让工人参与到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进程中来，将工人、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结合起来，共同参与企业决策，进而打破身份壁垒。为了尽量体现工人的主体地位，鞍钢还在生产之外给予工人生活上的关心，如兴办各类学校帮助工人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帮助工人解决住宿等生活基本问题，免除后顾之忧。③参见李振城主编：《鞍钢宪法五十年回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30页。工作、生活都以所在企业为中心，事实上企业就成为“一个集生产、事业、生活、情感等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13](p.19)能够增加职工对企业的感情、责任感和参与度，以巩固他们作为企业主人公的地位和自豪感。毛泽东看完鞍山市委的报告后非常激动，写了一段长批语，进一步批判一长制，并肯定了群众运动、政治挂帅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做法。[14](p.89)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实践探索出的一条破除身份等级滋生的有效路径。

（三）集体意识：超越个人中心路径的拓展
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更是中国革命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认为，人若想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契机，真正实现个人自由，必须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15](p.573)个人脱离由无产者组成的共同体，作为相互分离的原子化个体，不仅无法为共同体利益作出贡献，甚至连自身的价值也无从实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相同，没有特殊利益，旨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6](p.42)而共产党人的价值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实现。

受《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吸引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对个人和组织之关系的认识自然受其影响。不过，在具体革命实践过程中，数次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对集体主义的价值有了更深刻体认。毛泽东对与集体主义原则相对的个人主义原则持坚决批判态度，他认为个人主义有强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对整个革命阶级和党的利益具有削弱和破坏作用。[1](p.92)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倾向，在毛泽东看来有百害而无一利，可导致“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4](p.360)而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应该超越个人利益，矢志不渝地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巩固党群关系，关心党群利益，重视组织生活，“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4](p.361)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严正申明，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须将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严厉批判了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个人主义倾向，大力提倡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精神。[4](p.522)毛泽东认为，只有为集体作贡献，个人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彰显，人生意义才能得以升华。正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言，人固有一死，但意义却不尽相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将个人价值融入集体事业，使人民更加团结，其意义重于泰山。[12](pp.1004-1005)

毛泽东在革命中所形成的对集体主义重要价值的认知，并不局限于中国革命范围。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国际主义视野，使毛泽东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拓展。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侵略行径已经充分证明，那些要被革命者所打倒的统治阶级之间已经形成了跨国联合。面对这一局面，革命者及其同盟唯有形成同样的跨国联合战线，才有可能与帝国主义者抗衡。孤立的革命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局部胜利，但面对帝国主义的联合围剿，很难维持下去。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者，唯有相互配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多方牵制，才能分散敌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革命胜利。事实上，中国革命构成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图景的重要板块，从开始便具备了超越国境的世界意义。毛泽东认为当时全世界向往和平的人民所面临的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1](p.174)全世界革命者唯有联合起来，彻底战胜剥削阶级，世界才能真正进入人类历史上不断追求的永久和平时代。通过白求恩的事迹，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在《纪念白求恩》中，他对联合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做了详细阐释，认为与共产主义精神完全相通，呼吁中国革命者要有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发扬毫不利己的精神，为世界无产者这一大集体的共同事业而奋斗，以实现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4](p.659)

整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集体主义价值和原则的阐述，主要以塑造共产党员的价值观为目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毛泽东相关论述的广泛宣传和普及，加之借助1960 年代学习雷锋运动的深入推进，集体主义意识在中国普通民众心中逐渐扎根，构成社会主义新人的核心价值。在学习雷锋运动的部署工作中，各单位都将集体主义思想作为重点，要求学习雷锋“事事以国家以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崇高意识，以及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关系的做法，进而树立“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①参见中共上海市基本建设设计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意见》（1963年4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A55-2-216-1。这次学习，首先引导大家在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做出对比，认识到在旧社会普通民众缺乏政治权利，没有生活保障，处处受到歧视和剥削的事实，继而确认新社会的生活与之相比发生的颠覆变化，普通民众彻底翻身；②参见徐兴贵：《以雷锋为榜样，做一个新型的“铁匠”》（1964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B158-1-535-95。其次，让大家明白，这种变化之所以能发生，主要是得益于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要饮水思源，有感恩精神，从而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集体作贡献，如此个人的幸福生活才能有长久保障。③参见钱耀弟：《听党的话，做一个雷锋式的好工人》（1964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B158-1-535-120。通过对《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的细致学习，人们进一步批判了宣扬“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反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个人主义思想，认识到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危害，坚定了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这股思想作斗争的信念，并将这种信念上升到国际主义层面，较为完整地把握了毛泽东对集体意识的相关论述。④参见杜淑贞：《介绍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二篇文章》（1964年1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C26-2-126-1。概言之，民众通过种种学习运动，越来越清晰地将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国家命运以及人类命运联系到一起，进而逐渐超越以个人为中心的旧有思维方式，增进了集体主义意识，培育了国际主义情怀。

（四）艰苦奋斗：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动力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键时刻，成为多数民众所信任、所依靠的政治领导者，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1](pp.184-185)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艰苦奋斗”，并不是在困顿环境下做出的权宜之计，而意味着从精神凝聚层面谈及历史价值。这是理解毛泽东视野中“艰苦奋斗”的关键维度——“艰苦奋斗”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唤起人们的精神追求动力，鼓舞人们为了更高的目标众志成城，付诸行动。通过艰苦奋斗，在实现宏大目标的同时，人生价值也能得到升华。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已明确，人不能沉溺于物质生活，成为物质的奴隶。人应该有精神追求，有对更美好生活的理想向往，并为实现理想愿景克服一切困难，奋斗终身。1917 年，毛泽东在比较视野下对西方偏重物质的生活方式提出批判。他认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是人生太无价值”，[17](p.22)这种单纯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的发展模式，消解了对人之精神和意义的探索和追寻。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加深刻体会到了“艰苦奋斗”所蕴含的精神动力。面对日本和国民党的物资掠夺和经济封锁，以及陕北地区遭遇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有效缓解了困难局面。毛泽东对在内外交困的艰苦条件下取得成绩印象深刻，认为成功的关键即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12](p.928)民众之所以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组织起来，是因为被共产党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召，进而“心甘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12](pp.1101-1102)艰苦奋斗是产生精神动力的重要源泉，当人们拥有精神动力，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革命胜利的事实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的这一信念。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执政环境的变化，党员干部能否秉承革命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维系“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18](p.458)的动力，投入到全新的、更艰巨的建设任务中去。正是出于这一焦虑，毛泽东提出了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p.1439)这一著名论断。毛泽东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就记载了党员干部进城之后的心态变化：“一进城，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19](p.64)杨尚昆坦言，城市诱惑太大，想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着实不易。随后通过“三反”“五反”所揭露出的大量事实，更加印证了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难度。毛泽东非常关注干部群体被资产阶级思想腐化的现象，要求“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将其提高到“大斗争”的高度来看待。[20](p.528)党员干部作为建设的核心力量，其精神状态和奋斗动力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党员干部中间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极端重要性，并加大惩戒力度，足见其对这一精神动力源泉的重视程度。

当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维系革命精神动力的要求，不仅针对党员干部，根据地实践已经彰显了调动民众共克时艰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鼓励民众开拓新型生产关系的积极性，并态度坚决地与延缓或阻碍民众积极性的观念和行为进行斗争，尽力保护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意愿和热情。毛泽东真切地希望普通民众能够在生活状况改善的情况下，不会被短期的物质利益所迷惑，小富即安；而应持续保持高昂斗志，不断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实现发展模式的突破，进而在更高层次实现人的价值。

毛泽东对艰苦奋斗重要价值的看法，通过1960 年代开展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进一步深入人心，普通民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必要性。例如，人们通过学习《愚公移山》进一步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力量，大长革命志气，增加了藐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信心。一位学习运动的负责人谈到，学习了《愚公移山》后振作了精神，“懂得了克服困难的途径就是要有决心和毅力”。还有人通过学习，认识到面对困难，“决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工人阶级应该挑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战胜各个困难”。一些一线工人，通过学习更深刻体会到了艰苦奋斗的含义后，在工作中逐渐改变态度，将更多业余时间投入工作，与同事积极合作，克服生产中的种种挫折，提高生产效率。①参见《我们是怎样通过学习〈愚公移山〉这篇文章解决畏难情绪、推动“二赶三消灭”的群众运动的》（1964年5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B233-2-70-7；《读毛主席的书做雷锋式的搬运兵》（1964年4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B154-5-651-9；谢祺清：《读毛主席的书，做个雷锋式的青年人》（1965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C1-2-5118-180。这些生活在基层、工作在一线的普通民众，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相关论述，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更将经由艰苦奋斗激发的精神动力落实到日常实践当中，使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艰苦奋斗”的基础更加坚实。

三、当代价值：纠偏资本逻辑下人的发展困境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不是在个人修养层面展开的理论建构，而是从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出发，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逐渐形成完善的，有充分的历史经验作为支撑。社会主义新人，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双重任务，对社会主义新人特征的梳理，也须将其置于双重任务构成的历史脉络中去把握和理解。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事实上回答了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思想本身的创造性和探索性，同样体现在这一思想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实践性指向。从革命时期对党员干部的教导，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向全国人民所展开的各种学习运动，再到1960 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股“毛泽东热”，社会主义新人思想事实上一方面有效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成为当代中国人价值体系中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其所蕴含的对于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使之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辉煌成就，令世人瞩目，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也更加丰富和深入。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中国和世界分享着越来越多的资源、信息以及思想观念。与此同时，由资本发展逻辑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也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具有普遍性的困惑和挑战，其中一个表现便是人的发展困境问题。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迅速提升，然而人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却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这一由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普遍现象，世界各地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了解决之道，不过这些答案往往未能跳出导致问题产生的资本逻辑框架。人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无可取代。人的发展出现困境，势必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进程。特别是在如今机遇与危机并存的关键性时刻，我们更要重视人的因素，通过教育塑造新时代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那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人锻造的思想，对于当下破解人的发展困境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总体来看，在当代社会要打破人在发展中所遭遇的精神困境，首先要对资本逻辑之于人的价值观塑造的影响有自觉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念很快进入中国，从日常生活领域到教育领域，均受其影响。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西方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短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强势话语权，其影响颇为深远。在西方观念的强势冲击下，很多人的思想出现混乱。正如有人在改革初期坦言，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情感出现了三个变化：“一是过去认为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现在认为党风不正，威信不高；二是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无比优越，充满希望，现在认为弊病很多，亟需改革；三是过去认为毛泽东思想无比正确，坚信不疑，现在变成信疑各半，问号较多。”①参见《天津四新纱厂进行思想征询》，《宣传动态（选编）-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页。

这种想法在当时并非孤例。例如，北京大学青年学生拒绝学习列宁著作，认为其观点已经过时，不应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于是联名上告要求取消课程。1980 年代初，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部分高校，有五分之三的学生不愿意上政治课，学校党委甚至依此削减了政治课程。这种思想倾向经过数年蔓延，最终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言论。②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北京市委采取措施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宣传动态（选编）-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页；崔文华编：《〈河殇〉论》，文艺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尽管极端思潮及时得到纠正，但是西方观念的影响已经扎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历着被边缘化的过程，一种新的对于西方价值和文明崇拜的思潮正在形成。这一发展趋势与毛泽东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基本前提背道而驰。我们在充分融入资本逻辑的价值观念中徘徊，将某些体现着资本逻辑的观念奉为圭臬而不自知，精神层面的独立性逐渐弱化。如今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多是由此造成。若想真正走出精神泥淖，我们就必须正视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对由资本逻辑塑造的价值观进行纠偏、祛魅，端正以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传统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在这一根本前提下，结合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核心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具体方面重建个人发展的价值意义。

第一，要深入贯彻身份平等的意识，防止随经济发展而形成新的阶级分化和身份差异。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愿景，也是人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重要保证。1990 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开始呼吁要警惕因经济失衡发展而形成新的阶级固化现象。社会舆论对这一趋势的担忧在近些年愈发明显。从“寒门难出贵子”的争论，到教育高度内卷化折射出的对社会流动放缓的焦虑，再到“打工人”的提法迅速流行于网络，成为各行各业用以自嘲和反讽的话语，都或多或少折射出民众对于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和身份差异化的不满与郁愤。这种情绪的长期积压酝酿势必会打压个人工作生活的积极性，造成新的社会矛盾。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审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并结合当下具体情境，开拓新的实践路径，及时纠正促成阶级分化和破坏身份平等的不当做法，坚定不移地保障劳动人民的主人公地位不动摇。

第二，要继续弘扬集体主义精神，防止个人中心主义思潮泛滥。个人中心主义是40余年来社会舆论中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思潮之一。这种思潮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舆论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反抗，强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是最根本的价值。例如，当时有人宣扬包括雷锋在内，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人源自动物的本性，任何人都是如此。①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思想动向》（52），1980年12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A22-4-421-110。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言论莫过于1980 年刊登在《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这封来信反映了一代青年人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转变过程，以及他们试图重新在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之间做出界定的努力。信中列举了社会上自私自利的各种表现，虽然难以令人接受，但作者还是无奈承认“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②参见《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这封来信反映了集体主义精神在当代社会的解构轨迹。然而，从近几十年全球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将个人与共同体之命运割裂开来的思想，为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困扰，③参见[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刘波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不仅不利于共同体事业的进步，而且还会在个人层面造成个人对于人生意义、价值、成就等诸多问题的迷茫。历史事实证明，人的意义若想得以重建，就必须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中，离开集体，人完整的价值将遭到割裂肢解。集体主义精神恰恰提供了将个人与集体相关联的实现路径，我们需要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精神，以纠正个人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

第三，要警惕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的广泛影响，继续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今社会影响颇深，其背后则是以资本逻辑为支撑。这种思潮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转化为物质标准进行衡量，进而对价值和意义的丰富维度进行窄化，使其完全聚焦于物质追求和生活享受，促使人将注意力全部聚焦于物质消费不断升级，留恋于资本逻辑编织的诱人话语，进而放弃对于精神生活的向往。如今，这一思潮在青年人中颇为流行，很多人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养成了追逐享受、好逸恶劳的习气，失去了奋斗动力。在这一情况下，重新挖掘艰苦奋斗的精神意义重大，通过回顾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之于社会主义新人锻造的重要意义的思想，能够在个人层面重新提振精神动力。同时，在如今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和发展问题的情况下，对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精神力量的弘扬，能够促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克时艰，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概言之，毛泽东关于锻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通过对“锻造新人”思想的梳理挖掘，我们可以从中提取、概括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精神资源，为我们克服、战胜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的资本逻辑下人的发展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武器，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开拓人的全面发展路径打下基础，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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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Mao Ze-dong’s Thought of Forging New Socialist Generation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Fang)

Thinking highly of human factors,Mao Ze-dong believed that the power of people armed and united with correct thinking was immeasurable,so he attached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to the forging of people.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Mao’s idea of forging new socialist generations,it is necessary to go beyond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grasp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new China and creating a socialist civilisation.Therefore,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socialist generations can be summarised in four aspects：breaking down Western superstition in spirit,achieving equality for all in identity,promoting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ism,and advocating the spirit of hard working.The logic of capital that pervades today’s society has created many dilemmas for human development.Reclaiming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in Mao Ze-dong’s thought of forging new socialist generations will help us break the dilemmas,reconstruct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human beings,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ause.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2-0035-12

作者：张放，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