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古”“今”讨论的文化路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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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古”“今”讨论的文化路向反思
——以大陆和海外相关文艺研究为视角∗
赵 亮

[摘要]文艺学界在1958 年对“古”“今”关系的讨论及其后来对该问题的不断反思，说明文艺事业有其独特的继往开来的发展逻辑，不应以其他某一学科或事业领域曾遇到的问题加以简单类比。从文艺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与处理，让我们看到了与史学史视角不同的图景。这种不同不是真实或全面与否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化路向的不同面相。经由多重面相呈现出的事实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愈加坚决地要走出一条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路，使新文化的普及提高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统一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进程。这提示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和现代中国70 余年发展史的文化研究中，当以史学理论与文艺理论的跨域考察为基础，进行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和过程的研究，以便揭示历史的复杂真实，照见构成今人文化记忆的更多方面。

[关键词]文艺；史学；传统文化；政治文化；现代化

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中，1958 年的“古”“今”讨论是重要议题，学者们多把它放在“大跃进”的框架中来研究。确实有丰富的史料证明，这个讨论与“大跃进”密切相关。1958 年2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当中提道：“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全国范围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1]“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口号就是立足“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的形势而提出的。[2]具体到史学界的讨论开始以后，不少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厚今薄古”时，也都把大跃进的形势作为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不少史料显示，这场讨论不仅发生在史学界，也广泛涉及其他科学文化领域。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史学界，不代表其他学科领域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正因此，值得反思的是，我们能将这场讨论完全理解为经济战线大跃进在文化战线的翻版，进而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化路向作出某种结论吗？无论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否明确得出这个结论，都可能已经影响到我们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判断。但实际上在1958 年这场讨论开始的时候，范文澜就说，它是“思想战线、学术战线上的问题，这里丝毫不能用其他办法，唯一可用的办法是思想斗争，学术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全力开辟百家争鸣的园地”。[3]在史学界的讨论过程中，很多人都表达了不能“废古”的意见，他们引用了马克思、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4](p.43)强调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及其研究价值。

从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大量讨论记录文本来看，至少当时史学界基本上还是把讨论放在学术范围内，且不少人都提到从历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理解“厚今薄古”。正因为有这个基础，吴晗发表了《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一文，强调“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且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不能只讲人民大众的历史，不讲不研究过去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作品，或者把过去时代的历史，讲成漆黑一团，一无是处，那也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非马列主义的，违反历史实际的有害偏向。”[5]类似吴晗的观点不断出现，是史学界整体推动讨论不断走向深入的结果。正因此，一些学者在对这场讨论的研究中也指出，“1958 年史学发展的面相多重复杂”，[6]“其实在‘厚今薄古’讨论开展的过程之中，很多人都对如何对待‘古’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与理解”。[7]

应当看到，“大跃进”前后的史学发展总体上确实受到较大冲击，这跟史学本身的学理特点有很大关系。在新中国成立才八年的情况下，要建立起系统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完整、深入和有效地提升整个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在其他一些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科学文化领域，对古为今用的探索不仅开始得更早，且可能已经内化为这些文化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这就使得它们在面对文化“大跃进”冲击的时候，可以有相对更充分的理论和经验准备。

对此，当时一位学者有关汉语研究的看法很能说明问题。他说：“重视现代汉语的研究，不等于说就忽视了汉语历史的研究。应该指出：我们搞好现代汉语的研究，同时也是为着更好地作汉语历史的研究。就拿研究古汉语的语音（前人所谓古音）来说，如果能够明确现代方言的语音（包括北京语音），从而考证古代语音，必有左右逢源之乐。从前讲音韵的人也曾说过：‘不通今韵即不通古韵’就是这个道理。又拿研究古汉语法来说，如果能够掌握现代汉语语法的规律，从而运用到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上去，那末，对于古汉语语法的现象，一定理解得更深透。”[8]这样从程序上由“今”及“古”地开展研究，在史学上显然行不通，甚至成为史学研究的“跃进”表现，但在汉语研究中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凡此均提示，1958 年的“古”“今”讨论还有深入的研究空间，在此基础上，也有必要重新审视整个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化路向。实际上，文艺学界在1958 年也进行了一些比较客观和有益的讨论，更重要的是这种讨论及后来文艺学界不断围绕该问题进行的反思，又与史学界的情况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与此同时，笔者还注意到海外相关研究的情况，与一些学者将新中国文化路向理解为文化发展的不断世界革命化不同，纪亚玛、洪长泰等人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认为文化发展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化进程。那么，具体情况到底怎样？本文拟从大陆和海外相关文艺研究的视角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

一、文艺研究中的1958年“古”“今”讨论
纪亚玛不是从史学而是从文艺生产视角出发对1958 年的“厚今薄古”讨论进行了评析，似乎文艺生产中如何处理“古”“今”关系才是当时最受关注的问题。我们无意对史学与文艺进行这种比较，但这提示我们不应忽视当时文艺讨论的情况，更不要说在这场讨论发生以前，“古为今用”的明确提法已经并主要在文艺活动中出现。有学者发现，1958年7 月1 日，也就是“史学界已全面展开‘厚今薄古’的讨论”的时候，毛泽东特意要读1958年1 月至6 月的《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艺报》《诗刊》。[6]还有资料显示，毛泽东当时还专门关注过《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的办刊情况，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专门发表古代文学研究文章的专刊”。[9]这都从一定侧面表明毛泽东对文艺界讨论情况的关注。在当时其他一些学科领域的人看来，文艺发展也尤其体现了“厚今薄古”的典型意义。

例如，当时法学界的一位学者就拿文艺举例说，“旧法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文化遗产除掉对人民有害的东西外，还有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东西。例如古代的艺术作品，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包含不少不健康的内容，但又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要求，暴露地主阶级的黑暗和腐化，有其进步的一面”。[10]显然，从这段话的逻辑出发，“厚今薄古”在法学研究中或许主要是比重问题，对文艺来说却主要是方法问题，更进一步说，就是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而在《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一文中，吴晗则结合文艺来谈史学“古为今用”的重要性。他说，“对于古为今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一方面教导我们要继承一切优良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一方面指出，继承决不是硬搬和模仿，而是要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旧的形式，我们不拒绝利用，但是要加以改造，加进新内容，使它成为革命的和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同样，历史科学也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中，从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反映一定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其他资料中，批判地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5]

而就文艺学界本身的讨论来看，确实有一些从属于当时特定形势的表述方式或观点局限，但总体上从一开始就将“厚今薄古”比较明确地指向了“古为今用”的方法问题，而不是像有些学科领域一度在实际改革的重点是方法还是比重的问题上徘徊。如有人认为，这场讨论的关键是“用什么立场观点来讲古典的和外国的文学作品，用什么尺度来衡量评价古典的和外国的作品”，“‘厚今薄古’并不仅是古今厚薄多少分量的问题，而还是一个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来代替过去的错误的资产阶级的研究工作的问题”。[11]有人则结合具体情况进一步提出，“‘薄古’不等于‘非古’，它和‘厚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提倡‘厚今薄古’，决不是对民族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具体来说，教授学者中间仍会有不少人去从事古代的研究或教学，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分工”。重要的是，“在‘厚今薄古’方针下的研究古代，将会更加有用，更加有利于‘今’”。[12]

近来有学者提出，“‘厚今薄古’论”在当时学界“得到较为一致的赞同”。[13]从上述事例来看，这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只不过，恐怕不应简单地说这是当时学界的整体共识，只能说各学界包括文艺学界对文艺的研究和生产中应坚持“古为今用”的方向有比较明确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在具体实践中，相比其他文化事业领域，在当时的文艺领域“古为今用”的方针从一定程度上仍得到了比较积极和有效的贯彻。纪亚玛的研究表明，“大跃进”期间的文艺生产确实受到一定冲击，出现了一批反映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应景之作，然而很多古典文艺作品仍不断以更具吸引力的改编版本出现，其中还包括古代传奇和志怪文学的选编。“大跃进”期间，戏剧和电影事业也快速发展，相关生产机构截至1959年相比1949 年增长了3 倍，不仅机构规模更大，而且从业人员接受了更为系统的专业训练。这些机构改编和产出的古典题材作品非常受大众的欢迎。[14](pp.250-251)

关键是，为什么会在有关文艺的理论和实践中达成这种共识呢？正如前文所说，其根本原因应当在于文艺事业特别是文艺生产本身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紧密。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又说“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作者而在读者”，这都是对文艺的精神生产特点的生动表达。不断以新形式乃至新思想改造传统和经典文艺作品，以不断适应和关涉新时代条件下生活观念变化，这是人类大众化与学院式文艺实践都无法回避的永恒命题。也正因此，在1958年“古”“今”讨论发生过后的几十年中，文艺界在深刻反思它带给文艺发展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不断有学者从专门的文艺或文化意义上提出对“厚今薄古”的反思进行再反思。

如戏曲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优秀传统剧目被“禁锢和颠倒”，“强行演出的一些所谓的现代戏，也都是‘主题先行’、‘三突出’的产物”。改革开放后，传统戏曲得到了快速恢复发展，却一定程度忽视了优秀现代戏的创作。有学者翻看1979 年初的报纸，发现文艺广告栏里除了一出现代喜剧《甜蜜的事业》外，“其余各家剧团都统统是传统戏”。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一方面应重视扶植传统戏的发展，因它“为的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也是戏曲工作者学习遗产的主要手段，和检验学习效果的方法之一”；但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现代戏的发展，因它“是为的更好地表现我们新的时代，借以创造出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新戏曲”。只是在具体的创作途径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承、改造、革新古典戏曲丰富多采（原文如此——引者注）的艺术表现手法，用以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生活内容”。这位学者还认为，如果“对当前传统戏为什么倍受群众欢迎，不作调查分析，就对以现代戏为主导产生犹豫”，而不敢积极提倡、扶植和改进“现代戏创作的方法，甚至放任其便的观望态度，都是在发展戏曲上没有摆正‘厚’与‘薄’的关系的表现”。[15]

其实，在新中国戏曲艺术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即新编历史剧的兴起，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历史题材戏剧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近来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新编历史剧的情况，认为“‘古为今用’方针的确立，把古代朴素的实践提高到自觉、理论高度的认识，是历史剧创作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任何一种严肃的历史剧的创作”，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全忠实于历史真实，客观再现过往生活，而是剧作家基于现实生活与历史想象的碰撞，“在这已经远逝去的生活中掀腾起当代人思想、情感的升华”。正是从此意义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产出的新编历史剧从总体上“始终被‘古为今用’这条红线贯穿着”，尽管不同的剧目其思想艺术成就有所不同，但“包含着剧作家们巨大的热情和严正的社会责任感，为创造新生活的当代人民提供借鉴和鼓舞”。[16](p.115)

还有学者在论述古典舞的“回归古典”时提醒说，应当注意这里所谓的回归是在我们一刻也无法脱离的现代语境之下，“是相信古代还留下许多值得现代人尊重的财富，并使他们利用这些财富介入当下生活。在此意义上，古典不是敬而远之的‘古老’，而是可以唤醒反思的‘新生’，其研究过程其实就是现代人展开情感与思想的训练过程”。正因此，这位学者非常明确地说：“说到底，古典学也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与当代社会文化局面的流变密不可分。我们可以通过对古典的追寻、研读、对比和发微学到历史变革背后的基本规律和实践法则，学到‘变’中的‘不变’。”[17]

客观评价1958 年“古”“今”讨论对历史研究和教学造成的消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重压缩了古代历史应当占有的教学比重。不少研究都表明，这在当时史学教学中是一个突出问题。对史学发展来说，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这种做法显然都是违背学术规律的。当前我们强调要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教学，也绝不是说要削弱古代历史的工作。但从文艺学界的情况来看，正如前文所说，是否应当及如何界定和调整“古”与“今”的教学分量，显然不是当时讨论和实际改革的重点。在新中国文艺事业已经过几十年发展和积累的今天，或许这个问题又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正因此，有学者就具体针对音乐史的教学工作提出，“中国音乐史”一直是各院校音乐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共同课和音乐学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然而长期以来，各地的普遍情况是，这门课“古代部分的教学课时，较之近现代部分，总是占据压倒性优势”。至于当代部分，在大多数院校“根本没有被列入到课程表之中”。该学者则认为，应当立足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实际，并着眼于未来音乐艺术繁荣发展的需求，吸纳文艺研究中的“逆向考察”方法和“接通古今”理念，以此作为“裁量中国音乐史教材内容详略、教学课时比重的主要依据”，开展教学改革，“方能一改厚古薄今旧制，贯彻厚今薄古理念”，“否则便绝难应对‘不敬父兄，遑尊乃祖’之问”。[18]

毫无疑问，无论文艺学界在1958 年对“古”“今”关系的讨论，还是后来学者们围绕该问题不断进行的反思，肯定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具体论点，有些观点还必须结合其发言或发文的具体时代背景来理解。但这种讨论和反思归根结底不是要纠结于“厚今薄古”这一历史名词本身，而是为了更加自觉地把握不断提升文艺生命力的正确路径。在这种文艺研究和实践的进程中，怎样有效贯彻“古为今用”的文艺创作方法无疑是个常说常新的议题。不管经验还是教训，都提示在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文艺事业有其独特的继往开来的发展逻辑，不应以其他某一学科或事业领域曾经遇到的问题加以简单类比。正是从此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也有必要从文艺研究重新进至新中国文化路向这一更广阔话题的讨论。

二、从“古”“今”之辨到新中国文化的民族化与现代化
具体把握新中国文艺与文化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把握文艺如何呈现、形塑了新中国作为精神形态的存在，中国共产党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各学界在1958 年对“古”“今”问题的讨论，还是后来的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都强调了毛泽东有关“古”“今”关系的认识对讨论的导向作用。“古为今用”是文艺的永恒命题和生命力所系，但文艺学界形成这种自觉认识，特别是在时代使命和民族进步的高度上形成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是文艺学界和中国共产党合力推动的结果。有学者在研究1958 年史学界讨论的情况时说，这种讨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不是崭新话题，而是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初期就由毛泽东等领导人做出了回答。[13]显然这里所指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但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针对文艺文化的情况做出回答，同时我们通过本文的讨论可知，史学与文艺学在“古”“今”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认识逻辑。换言之，它不能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处理史学发展中的“古”“今”关系已积累起比较成熟的经验，不然也不会出现后来史学史研究中所反映的1958 年的情况。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已有长期和系统的经验，那么1958年文艺的情况仍格外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什么重大的认识变化吗？

有一种代表性意见，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的过火批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运动及大跃进”这一系列运动，“使思想文化领域的气氛相当紧张”，导致“学术界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脱离社会主义现实的倾向”。开展“厚今薄古”的讨论就是要反对这种倾向。[13]或许不能轻易否认所谓脱离现实的情况在当时科学文化各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也应看到反对这种倾向可能是一些领域的讨论非常激烈的原因之一。至少从文艺的情况来看，恐怕不能妄下结论说当时的文艺事业存在严重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曾发生了上述一系列运动，就无视和整体否定艺术探索成就，那就离实际情况更远了。

对此，全面和客观评价1954 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在这次讨论中存在着把学术和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加以批判的偏差和消极倾向，但也提出和阶段性推进解决了很多对文化思想发展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学术问题。特别是系统梳理和清理历史唯心主义对五四运动以来学术发展的影响，推动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学术和文化研究的根本指导作用等，显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探索成就。

有学者后来回忆说，批判中发生了“政治运动上的偏颇”，这当然是深刻教训。“但当时也很重视讨论和正面研究”，“学术界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倾向和主要人物形象的评价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人不仅来自文艺学界，史学界、哲学界也广泛参与，因而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红楼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也就是说，这第一个高潮就是在那场批判运动同时或稍后形成的”。针对改革开放后学界在反思这场批判时所产生的新的认识误区，这位学者明确提出，评价这场运动“还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也就离开了实际，有些问题也就会认识不清”。[19]

应当注意，有意识地把学术问题和文化思想的讨论主要限定在学术范围内，并不代表说学者们的思想观点绝不蕴含政治意识形态见解，更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会基于政治考虑来鼓励和引导特定方向的学术讨论，这跟学术争论政治化不是一回事。洪长泰认为，中国共产党旨在重新再造既有的政治文化建设形式，建立能够为全民共享的新的价值观和集体主义观念来重塑整个中国。[20](p.257)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在以往研究中，不少学者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文化实践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沿用这种经验来改造旧中国的文化和建设新中国的文化。但依照洪长泰的论述，新中国的文化路向不仅与旧中国不同，关键是也有别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文化主张。从此意义上看，鉴于1954年新中国已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红楼梦》研究批判成为跨时跨域的大规模学术讨论，无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实际意图。然而，这并不是因为讨论中增加了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批判，作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和反对唯心史观的文化思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从一开始就必然产生这种批判诉求。深入考察《红楼梦》研究批判，与其说是利用讨论传统文化加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不如说是通过这种批判加强和深化讨论传统文化的讨论。也就是说，由此透射出中国共产党对其原有文化主张的重大发展，不仅不是削弱，反而可能是要进一步强化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中的作用。

1954 年毕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开始不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甚至没有预见到这个过渡会加速在1956 年基本实现，因而也不太可能提出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文化主张。但到1958 年“古”“今”讨论开启的时候，这种情况明显发生变化。正因此，纪亚玛提出，1958 年的大讨论不仅是为了探讨文化的“古”“今”关系，而是如何依托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社会主义文化。[14](p.249)这就便于解释为什么早在革命年代就对文艺生产如何处理“古”“今”关系积累起系统经验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特别关注文艺学界的讨论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文化主张主要是通过文艺生产来体现的。正是从文艺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着重强调的是文艺的民族表现形式，而置于建立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之下，被重视的就不仅是表现形式，而是传统文艺和文化的整体。

纪亚玛认为，尤其能证明中国共产党文艺主张发生如上变化的，就是1960 年7 月22日至8 月1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通过这次大会，中国共产党公开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文化的具体思路。依此逻辑，之前包括《红楼梦》研究批判和“古”“今”讨论在内的一系列思想和学术运动，都构成了探索和检验这种思想的实践，同时又以实践的经验融入这种思想。在纪亚玛看来，这次大会强调文艺生产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意义，都是可以想象到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大会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化的强调程度，尤其是这种民族化不仅指风格，还包括内容。[14](pp.249-250)

对比分析周恩来在1949年和1961年有关文艺工作的讲话，也能发现这种变化。在1949 年7 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把进行革命战争题材的文艺创作放在突出位置，强调“近二十几年来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史，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熟悉农民、了解战争的任务”。[21](p.353)革命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强调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文艺创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文艺的理解，那就是尽管倡导利用传统文艺形式，但在内容上则立足革命的新的创造。而在1961 年6 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则借用朱德的话说，文艺创作在题材和内容上“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22](pp.337-338)

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旧有和传统文艺的称谓。在1949 年讲话中，周恩来将它与革命和进步文艺的“新文艺”相对，称作“旧文艺”，分别提出普及新文艺和改造旧文艺的任务，而且重心明显放在前者。[21](pp.353-354)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关文献中可见，这种提法已逐渐被“文艺遗产”或“文化遗产”所代替。如1955年1月，中共中央在批转的一份指示里就出现了“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的提法。[23](p.2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也指出，“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24](p.79)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则从一定侧面说明，使用“文艺遗产”的提法就是为了替代过去“旧文艺”的提法。[4](p.176)

到了1960 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文艺遗产”已不仅用来指代旧有、传统文艺，更被明确作为新文艺生长的基础。大会的主题报告指出，“我们为着继承和发展本国文学艺术遗产，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不但促进了旧传统的革新，而且促进了新文艺的进一步民族化”。[25](pp.453-455)对比周恩来1949 年讲话来看，这也标志着改造旧文艺与发展新文艺的任务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走向统一。只有发现这种统一的进路，才能理解为什么周恩来在1961年讲话中不仅没有把“厚今薄古”与“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相对立，反而着重从后者出发来谈如何“厚今薄古”，使中国的文化发展“一代胜过一代”，[22](p.343)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是以社会主义文化来代替传统文化，反而要依托传统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从文艺学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与处理，让我们看到了与史学史视角不同的图景。这种不同不是真实或全面与否的问题，而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化路向的不同面相。恰如本文着重考察的是文艺研究和生产中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绝不代表说中国共产党不重视新文化的生产，只是逐渐把这种生产融入传统文化的批判式继承和发展，使新文化的普及提高和传统文化的改造利用统一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但正是这种情况提示，越是不断丰富和多重呈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化路向，越应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愈加坚决地要走出一条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路。1956 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就说，“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4](p.181)1960 年前后他和周恩来在其他场合谈话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志。[4](p.343)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仅30 多年，从领导革命战争转入全面建设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更是非常短的情况下，要走出民族化的文化发展之路，就必然要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因子中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对文艺生产来说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实践命题，更不要说其他很多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才初步整合组建起来的学术和文化领域了。中国共产党对如何领导这些领域的文化生产还很缺乏经验，这带来了两方面后果，一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方针，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充分讨论，而不愿轻易作出某些决策；二是理论准备不足和经济社会革命带来的各种复杂影响，又势必给这种重大的学术和思想讨论带来各种难以预测的变化。对此，有学者在后来回忆时非常深刻地反思说：“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这时人们一般的估计是，在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上，在如何研究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在对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中很多问题的评价上，不断会出现不同认识、不断会有争论，人们决不会预料到一九六五年以后中国竟然会发生一场全盘否定文学遗产的浩劫。”[26]这当为我们更加全面和公正地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文化的记忆与记忆的文化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 多年的发展，社会主义史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在专业性和系统性建设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若是以今天学人的学术准备重新回到1958 年的讨论中，无疑会从容和自信得多。但历史没有假设，在学术不断积累和进步的同时，历史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并提出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已成立百年，新中国已成立70 余年，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来说，这个时间区隔仍十分短暂，然而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人们思想和价值观的深刻变化着实亘古未有，且越是立足世界历史进程，就越有力地证明了这点。对这部历史而言，文化不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更是我们考察整部历史的重要线索。在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经济社会秩序与文化思想总是互相作用的，秩序变革推动思想革新，思想革新也催生秩序变革。

具体到文化内部来看，也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它，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就是其中之一。哈布瓦赫认为，公众的记忆总是社会性地建塑，也就是说是社会关系决定了个人记忆的内容，人属于不同的群体，人际间也就分享着不同的群体记忆。[27](p.22)那么从国家和民族这样的群体层面来看，人际间分享着哪些记忆呢？或许正是基于类似的思考，傅勒（Francois Furet）、奥 祖 夫（Mona Ozouf）、亨 特（Lynn Hunt）等一众学者逐渐深入到传统和现代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揭示政治文化对社会价值观和民众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20](p.6)实际上，这种研究范式对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某种影响，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文化研究。不过，改变社会文化的政治文化又从哪来的呢？

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在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化研究时，不仅应当着重考察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文化影响，也有必要不断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动机，即其文化意志形成的文化原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希望走民族化的文化发展之路，因而必然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但为什么希望民族化呢？福兰德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学时论及该问题，指出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福兰德认为，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面临一个重要的政治也是文化问题，即如何认识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后，国家作为一种现代政权形态仍然存在的必要性。对此，列宁的解释是“革命后国家政权因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而必须继续存在”。斯大林则强调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范围内首先实现，苏联这个国家可以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而存在。在福兰德看来，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文化之路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那就是既需要有世界革命文化的方向，也需要有民族文化的方向。[28](p.14)

洪长泰则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时，新中国比苏联更重视继承发展传统和民族文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时注重新内容的创造，特别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别国文化建设的经验内容。但总体来看，文化的民族化仍是其中的精髓和核心力量。在洪长泰看来，驱动这种文化路向的内在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愿望”，对于这种愿望的强烈性和坚决性，必须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洪长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旧中国的人民不仅在身体上也在精神上遭受民族耻辱的摧残，新中国有必要通过传统文化来提升和凝聚民族自豪感。[20](p.263)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新中国不仅重视改造利用经由近代中国递留过来的传统文艺，还注重抢救和提升“解放前濒于绝境或早已绝迹于舞台”的民族文艺遗产，使它“重见天日”。[25](p.453)从这个事实来看，洪长泰的观点有其道理。

基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我们的讨论还可以更进一步。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一书中，方德万不是像其他一些海外研究那样着重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观察中国的抗战，而是从中国自身来寻找全民族抗战的原因。方德万认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正是在现代国家民族意识进一步生长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才不断接受新的审视，它不仅是以一种历史的惯性，更被有意识地融入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认同的政治文化进程。[29](p.167)近代中国之所以未像有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那样，在原宗主国和新的侵略者的反复争夺中丢失文化归属，甚至在民族认同上严重撕裂，[30](p.3)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对中华民族有强烈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不是受限于反而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对时代变化的不断适应、融合和自我革新，因而才坚不可摧。[31]从此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更自觉地对传统文化遗产加以挖掘、整理、继承和发展，这跟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国防等其他很多工作一样，都是民族忧患意识的体现和实践。

看来，我们很难说清楚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到底是谁先影响了谁，抑或谁对谁的影响更大更深远。其实，所谓文化从来不是一个静态和固态的集合，而是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是这样，要理解中国现代文化更是这样。把文化研究转变为“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才能揭示历史的复杂真实，照见构成今人文化记忆的更多方面。这样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化问题加以史学理论与文艺理论的跨域考察。“政治文化”的概念自1950 年代提出以后，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演变为国际学界公认和重视的研究范式，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引入是重要步骤。[20](p.6)具体来看近年来海外对1950 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进展，文艺理论的新发展及其跨域引入更是起到关键作用。[20](p.4)文化的建构归根结底是依托人的塑造，更是为了人的塑造。其实历史发现与文艺生产都是在记述、引导和改变人对命运和时代关系的思考，只不过一个是“再现”，一个是“表现”。从两者相结合的意义上探究文化如何改变了人，人又如何改变了文化，历史研究就因更加真实而更有温度，文化发展也就因更加自觉而成为推动时代进步更深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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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Direction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Ancient”and the“Modern”in 1958: A Perspective on Relevant Literary and Artistic Studies from the Mainland and Overseas

(Zhao Lia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ancient”and the“modern”i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in 1958 and the subsequent continuous reflection on this issue suggest that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ause has its own unique logic of successive development and should not be analogized by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any other discipline or field.Examining the ruling party’s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t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gives us a different picture from that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This difference is not a matter of authenticity or comprehensiveness, but reflects the different facets of the cultural path taken in the seventeen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the course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PC became increasingly determined to take a nationalised path towards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so that the popularis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new cul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ould be uni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study of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PC and the 70-odd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theorie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omplex reality of history and illuminate more aspects that constitute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present.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1-0098-10

∗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全过程研究”[19JDSZK172]阶段性成果。

作者：赵亮，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