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征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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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征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朱鸿召

[摘要]长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反省、敢于纠错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更新的精神品质，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更是表现出了超强的自我纠错功能。延安时期发展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正来自长征途中的深刻反省，源自长征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现实社会，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品格，形成于长征到达陕北和延安初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抗日持久战等一系列问题的阐发，其核心精神与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长征；延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

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研究，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提出和论证“毛泽东思想”概念的过程，对于长征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论及不多，尚未引起重视。对此，本文尝试从历史文献档案细读出发，梳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发展轨迹，提出并论证这一观点：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表现出了超强的自我纠错功能。这种敢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更新的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人格基础，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前提。

一、长征路上的反省是遵义会议召开的思想基础
没有长征路上的深刻反省，就没有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思想理论的发展成熟。这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策略的反省，也是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反省。参与反省者，涉及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策略和革命道路持不同意见的两方面人士，即以博古为代表的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一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探索中国革命自身道路一派。

1934 年10 月至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经过一年多长途跋涉，战略转移来到陕北。“长征”这个名称，是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陕北后才确定的称谓，当初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军事战略转移，并且是落脚点多次改变的战略转移。长征出发一个月后，发生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的湘江战役，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军事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 万余人，其中战斗牺牲3.5 万余人，被打散失踪离队2 万多人。当地老乡多年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在如此严酷的战争现实面前，中央和红军队伍都陷入程度不同的反省之中。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尤其是周恩来、博古，在1935 年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战略转移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的军事指挥工作。

在分析战争失利原因时，博古做主报告，侧重从客观上分析原因，周恩来做副报告，侧重从主观上反省，“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1](p.276)由于军情紧急，会议议程没有全部完成就被迫转移了。此后行军途中，“博古有半个多月一直深思不语，不思茶饭，也不让别人打扰”。2 月5 日，在云南扎西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周恩来找到博古彻夜长谈，解开了其心结。周恩来从国共合作破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教训中，认定中国革命要成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统帅。“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合适做领袖或主帅。”周恩来从自己的经验观察，认为只有毛泽东能够膺此大任，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2](pp.122、127、129)金无赤金、人无完人，危难关头、大局为重。博古的思想工作被做通了，同意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情况下，让出党的最高领导权和军队指挥权。于是，成立了由王稼祥、周恩来、毛泽东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红军军事指挥任务。因此，如果没有博古等共产国际派的深刻反思，就很难发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长征途中，毛泽东也在深刻反省，而且是更加深刻的自我反省。他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二是共产党人必须学会与持反对意见的人共事。

自1927年9月秋收起义起，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放弃攻打长沙计划，转而上井冈山，探索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到1934年10月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七年时间，八次权力斗争，事关中国革命思想路线问题、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也事关个人脾气性格和团队协作问题。思想路线问题、军事指挥问题，都集中在革命集体的团队执行力上。通过人格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变革现实、创造历史的功效作用。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对自己的人生期许远超常人，当他拿对自己的人生期许来打量别人、要求别人时，巨大的差距就横亘在面。他可以说服王佐、袁文才，可以通过讨论、辩论、争论说服朱德、陈毅，但是，当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面对彻底执行莫斯科共产国际路线政策的留苏派人物，难度系数骤然增大。试想，在瑞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奉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只能讲俄语或英语，坐在会场里的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项英、任弼时等人都可以直接用俄语对话，周恩来、朱德、邓发等可以用英语交流。唯独毛泽东听不懂他们之间用外国语交谈的内容，他们也很难听懂甚至没有耐心去倾听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讲述自己通过农村实地调查所理解的中国革命思想路线问题。这样的会议，国际路线与中国经验之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条文与中国农村革命实践之间，往往是以激烈的辩论开始，继之以两种话语的争吵甚至相互怒斥，最后是一方代表拂袖而去，不欢而散。

长征前夕，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党的领导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领导权被先后解除，成了孤家寡人。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很形象也很愤激地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3](pp.322-323)由于用心太专、用情太甚，每当遇到重大政治打击，毛泽东都会罹患疾病，躲到医院诊所或山林寺庙里疗治病痛。据曾经担任李德俄语翻译的伍修权介绍：“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4](p.77)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既有思想路线分歧，也有工作方式方法问题。前者是可以分析认识的，后者却是难以分析认知的，经常处于一种生活的显明状态、历史的隐蔽状态。毛泽东分析其中原因，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思想路线分歧。“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人民民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居住有其屋，发动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组织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5](p.401)任何思想理论都源于人、寄寓人。纵然真理在握，但振臂一呼、从者寥寥，是不可能成就革命事业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经历多次挫折坎坷，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共产国际路线方针与中国革命政策对策”有效结合，进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等矛盾斗争交集的结果。在这个思想路线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有反省，有斗争策略的改变。

二、自我反省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人格前提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必须化为人格的力量，才能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唤起工农千百万，改变现实，创造历史。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深刻自我反省，促进了其脾气性格的自我完善，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创造了人格前提。

早在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途中，毛泽东与朱德、陈毅之间就有过矛盾意见。“红四军的干部，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绝大多数是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他们有革命的理想和抱负，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很多人有政治经验和领导能力，这是四军中的中坚，是骨干。”主要由新式知识分子组成的红四军领导层，内部事务始终坚持民主议事的原则，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形成集中统一意志。大家的事情，大家商议，形成决策，共同遵守。“红军时代的民主生活是活跃的。党内畅所欲言，互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话就说，开诚布公。连以上单位设立士兵委员会，陈毅曾当过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有了士兵委员会，战士就有了发言机会，他们在会上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干部。排长、连长打人，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可以处理。”[6](p.29)这种民主化管理可以充分调动士兵积极性，士兵们对于不遵守纪律、作风专断的领导方式逐渐产生抵触情绪。“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还是秘密的，而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性组织……”基层连队中一度存在绝对民主化倾向。“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决定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7](p.101)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认为在“党管一切”“一切归支部”“党员个人的自由”三个问题上必须明确是非。尤其是关于“根据地建设”和“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8](pp.278-279)朱德作为军委书记认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6](p.91)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四军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位落选了，陈毅被推选为前委书记。

青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个人作风强悍，遇到不同意见容易脾气暴躁，喜欢开玩笑，也喜欢挖苦人。据曾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的傅伯翠回忆：“1929 年5 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屋不够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9](p.191)在中央苏区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与弟弟毛泽覃争执起来，气急之处举手就要打。毛泽覃顶上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10](p.29)对哥哥触动很大，才让毛泽东放下手来。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必然是千百万人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伟大斗争。纵然真理在握，还要考虑如何让真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还要团结带领革命集体形成强大的团队执行力和战斗力，去除旧布新、改天换地。毛泽东在经历多次来自战友的不信任，主动或被动遭遇战友的不合作后，不得不自我反省，努力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用温和的态度和方式方法去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据此间和毛泽东一起生活的贺子珍晚年回忆：“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在长征初期，人们仍然不同他说话，而他却打破沉默，主动去找同志们谈话。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抓紧时间，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同志一个个地谈话，反复阐述他的意见：敌人实行壁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干部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一个现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11](pp.193、214)真理在握，更要放下身段，用一颗心去点燃另一颗心，才能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理想，才能达到“我是光明，中国就不会黑暗”的人生境界。

后来，丁玲到陕北，毛泽东叮嘱她参加革命队伍，要学会做人的工作。“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12](p.124)这是毛泽东的切身体会，是做好革命工作的经验之谈。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坦言：“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3](p.14)

中央红军长征历时371 天，其中行军250天，作战15 天，休息100 天，经过11 个省，翻越18 座大山，跨过25 条江河。[14](pp.732、730)戎马倥偬，征程漫漫。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战略转移途中，扬弃了工作方式方法中的简单粗暴，修正了脾气性格上的傲慢偏执，逐渐变得温和包容、大度从容起来。他主动接近并说服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且逐渐争取博古思想观念的转变，促成遵义会议顺利召开。“长征是在怀疑、猜忌、阴谋与恐惧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毛不在领导圈内，而长征结束时，大家都有了坚强的信心，毛也随之成为领袖人物，他用事实和道理争取了不少反对过他的人。”[15](p.376)

只有真人，才有真理。只有真问题，才有真思想、真学问。经过长征途中的深刻反省，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超强的自我纠错功能。毛泽东改变了性格，坚持了真理，为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深厚的人格精神基础。

三、对中国革命的理性思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逻辑，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最初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 年7月成立，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22 年时间里，始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集体会员单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义务和职责。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面对中国实际，找到自己的朋友与敌人，采取中国的斗争方式，才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只有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才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指导的正确意义，才能推动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壮大。这种历史逻辑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发展轨迹，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足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回应时代关切，凝聚团队力量，温暖世道人心。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改变了脾气性格，改进了工作方式方法，仍然坚持注重实践，务求实效，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路径和思想理论风格。

学思致用、知行合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青年毛泽东在参与组织湖南新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际，选择的是不盲从出洋留学，关注社会现实，从身边的具体生活入手，发现真问题，研究真学问。“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6](p.474)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面临着国民党政府军和地方武装的军事围剿。兵戎相见、势同水火，武装斗争、你死我活。尤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生存发展，一切必须以具体时间地点为转移。在经历过惨痛的流血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毛泽东逐渐归纳总结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经过不断完善，稍后形成“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毛泽东称其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3](pp.169、174)凭着这种务求实效的军事指挥能力，一介书生毛泽东被井冈山革命队伍热情地称呼为“毛委员”。

随着井冈山革命队伍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事业影响越来越广，中共湘南特委、中共江西省委、中共临时中央局等上级机构，先后派出巡视员、特派员、党代表来到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无一例外都是监督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政策。这些自上而下的“钦差大臣”们带着长官意志，擅长照本宣科，给革命斗争事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训。毛泽东对此愤恨交加、深恶痛绝。“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的，一定不能解决问题的。”[17](p.2)对此，毛泽东大声疾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是要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挽救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必须正确认识问题，精准把握问题。1941 年3 月，毛泽东在延安重新整理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农村调查报告，依然情绪激动，愤恨有加地刻画那些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本本主义者”的形象特征，“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摘（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的。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①参见《农村调查》，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9月印行，第5页。这种“本本主义”，延安时期毛泽东又称之为“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盲目地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圣经”，奉共产国际指示为“圣旨”，而漠视中国革命具体环境、特殊对象等实际问题。教条主义者们站在共产国际所代表的世界革命立场上，批评指责毛泽东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反省自己与这些“钦差大臣”们的权力斗争和思想路线的较量过程中，也努力寻找并认真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思想理论路线，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哲学问题。他后来回忆说：“1932 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是思想理论斗争中的“知己知彼”。毛泽东“后来写成《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最初观念。[5](pp.401、402)

陕北相对稳定的局势，为国内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延安初期活跃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毛泽东比较集中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分析研究，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危害，为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6 年10 月，为回应李德向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意见，毛泽东组织一些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总结中国革命军事理论问题，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分析红军十年血战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强调正确的思想认识问题。“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具体的，也是残酷的，需要指战员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边区出版社1947年10月版，第174页。他素来反对“死读书”，更反对“读死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狠狠把它丢掉，认真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18](p.518)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革命中学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精神。

1937 年4 月至8 月，毛泽东在延安由红军大学改制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形成《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围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话题，毛泽东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一切书本知识，对于社会实践者来说，都是思想认识的流，而不是源。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一种书本知识，其真理性需要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应是金科玉律式的本本或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应有勇气有胆识站到时代最前列，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新人生，以新社会。“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 卷，晋察冀边区出版社1947 年10 月版，第276、284、300 页；毛泽东：《沁园春·雪》（1936 年2 月），《诗刊》（北京）创刊号，1957年1月。这是一种理论情怀、一种思想境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1937 年10 月，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石窑里，毛泽东把历经长征、在战火硝烟中撰写的有关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法规和农村调查报告找出来，共计11篇文章，汇编成册，题名《农村调查》，加上序言，交代缘由，“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③参见《农村调查》，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9月印行，第1页。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敝帚自珍，而是思想理论路线上的择善固执。他没有把问题讲透，因为要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最新态度。

一年后，1938 年9 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开幕式上，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报告》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任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领导问题的意见。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了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9](pp.68、70)这个指示精神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预备会上关于此次全会由谁做政治报告的争论，也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因此，“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①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解放》周刊（延安）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革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时间再过两年，1940 年1 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长篇演讲，整理成文后刊发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不同于工作报告，演讲可以表达个人观点。他明确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适当地统一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之。回顾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坎坷历程，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与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是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并且首次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决不是‘自以为是’与‘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所能解决问题的”。②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0年1月），《中国文化》（延安）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该文章在《解放》周刊（延安）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发表时，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最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文字有改动。如“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是真理”，改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晋察冀边区出版社1947年10月版，第655页。

在深刻反省与历史总结中，毛泽东逐步完成了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思想理论构建。

四、为中国革命指明发展方向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
从长征途中的反省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同时，密切关注抗日战争带来的社会发展新动态、新趋势，及时研判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无疑体现出毛泽东敏锐的观察力、缜密的思辨力、犀利的洞察力，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1935 年12 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讨论并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妥善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新形势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新的变化。党的基本政策任务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明确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③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晋察冀边区出版社1947年10月版，第152页。

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通过谋划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顺利形成，促成全民族团结御侮、浴血奋战的斗争局面，取代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自1931 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 年“卢沟桥事变”六年时间作为执政党和合法政府始终不表明抗日态度的阴暗政治局面，扫除了弥漫在爱国军民心里的雾霾。

1937 年8 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研究部署红军参加抗日战争的政治任务和军事战略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抗战存在“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将是一场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20](pp.15-16)虽然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实际称主席），但在涉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的作战原则问题上，党内仍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据参加会议的萧劲光回忆，与会人员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问题的认识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21](p.204)

此前，1937 年7 月1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开启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8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淞沪抗战，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士气高涨，“速胜论”成为主流舆论。三个月后，中国军队撤出淞沪战场。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超过30万无辜平民被日本侵略军残暴屠杀。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全国上下又笼罩于“亡国论”的舆论氛围之中。国民政府临时迁至武汉，日本侵略者紧逼其后，形成新的围追攻势。武汉三镇，人心惶惶。国民政府被迫再次迁移到重庆，中国已成半壁江山。在如此紧迫的战争形势下，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著述《论持久战》，在对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十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对这场战争性质与影响的思想认识、对其过程与结果的分析判断，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面临的局势、发展的趋势、未来的走势做出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判断，形成了抗日持久战思想。

关于中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军事较量的观点，国共双方都有人提出过。毛泽东的系统论述既高屋建瓴，又有理有据，具有严肃缜密的逻辑，通俗易懂的语言及不畏艰险、勇于承担、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

如果说此前毛泽东关于红军长征后，中国革命道路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论述，主要是赢得共产党内部的认同，那么，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述，让毛泽东更赢得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国主流思想舆论的认可。这使毛泽东增加了在思想理论上的自信，促使他进一步探索完善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逻辑与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

1939 年10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创刊撰写发刊词，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 年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与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①参见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延安）创刊号，1939年10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阐释。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种正确的思想理论方法，被概括为“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强调，“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就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作风”。②参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转引自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苏北新华书店1949年8月版，第39、44页。

1942 年2 月开始，延安整风运动号召并组织全党同志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彻底改造思想理论作风，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这是毛泽东思想被全党普遍接受，由个人思想理论著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升华过程。

1943 年3 月2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中央书记处主席。7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整版篇幅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7 月8日，《解放日报》于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王稼祥的署名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随后，朱德、博古、周恩来等先后发表讲话或撰文，拥戴毛泽东思想路线。

1944 年5 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会经请示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同意，安排晋察冀日报社编选五卷本《毛泽东选集》。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毛泽东著作选集，编选毛泽东自抗日战争开始至1944 年6 月间的29 篇文章，约46 万字。卷首“编者的话”介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①参见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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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Long March in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Zhu Hong-zhao)

The Long March demonstrated the self-revolutionary and self-renewing qua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o were brave enough to reflect on and correct their mistakes.During the Long March,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demonstrated a superb function of self-correction. The mature Mao Ze-dong Thought developed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came from the profound introspection during the Long March, grew out of the ideological approach and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mainly by Comrade Mao Ze-dong before the Long March, who delved into the reality of society, paid attention to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stressed concrete analysis of specific problems, and took shap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long march to northern Shanxi and Yan’an, when Mao expounded a series of strategic issue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protracted war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whose core and living soul is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to start from reality and to analyse specific problems.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1-0062-09

作者：朱鸿召，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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