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联合政府》到《论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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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联合政府》到《论人民民主专政》
——解析凝聚香山革命精神的思想理论来源
梁 怡

[摘要]习近平高度重视红色精神的传承问题，要求从党的政治品格、思想方法、价值取向、意志作风等多重角度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谱系，累积起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激励后人、勠力前行、齐心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重读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文章，意在从香山革命精神形成的问题上找到其中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学到如何在历史关头辨清方向、明确任务、树立目标、推出正确方针的思想方法，进而深刻地揭示香山革命精神的内涵和思想精髓，创造性地将党在香山时期进行民主建国的伟业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来源。

[关键词]毛泽东；香山革命精神；《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1945 年4 月24 日中国共产党七大和1949 年6 月30 日中国共产党建党28 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文章——《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篇发表在中国抗战即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前夕，一篇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篇发表在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之际，一篇发表在中国新的命运走向明朗之时；一篇是谈如何进一步完成孙中山遗愿，一篇是讲基本实现了孙中山愿望；一篇是谈中国共产党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使命而不懈奋斗，一篇是讲中国共产党将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国家。两篇文章相隔3 年零2 个月，展示的却是从延安到香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思想发展历程。这期间，有重要的会议和谈判，有党制定的纲领和政策，有重大的军事战役和群众运动，有政治、经济、外交方针的形成和确定，有社会制度天翻地覆的更迭，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生和经验总结都涉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被凝结、提炼于毛泽东的这两篇重要文章，且在不同历史阶段里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反映从延安精神到香山革命精神延续和传承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笔者重读这两篇名著，意在从香山革命精神形成的问题中找到其中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学到如何在历史关头辨清方向、明确任务、树立目标、推出正确方针的思想方法，进而揭示香山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精髓，创造性地将党在香山时期进行民主建国的伟业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来源。

一、引领方向：把握国家命运的正确选择，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
每当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到来前，根据国内外不同时代背景，毛泽东就会代表党中央向全党提出正确的指导思想，为革命成功提供理论保证。

1945 年4 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长篇演讲，他结合中国共产党24 年革命经验明确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实质性问题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到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等，将此作为即将到来的革命任务。随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移驻香山。1949年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起，构成了新中国国策的坚实基础。

（一）明了战后中国的命运前途是抗战胜利前的首要任务
1935 年10 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直到1948年3月从延安米脂县杨家沟东渡黄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里，党中央有13年在延安，这是党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段。在延安这13年，党领导各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担当着中华民族中流砥柱的责任，成绩举世瞩目。1945 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抗战胜利即将到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逐渐形成。两大阵营形成双峰对峙的冷战状态。当时的“选边站队”直接与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这是事关国家民族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构成了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正如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言，“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1](p.1130)毛泽东在这一时刻向中国社会不仅表明了应该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也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早已确立的革命奋斗方向。他解释，抗战胜利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实现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有利的，“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正是在延安这13 年里，代表中国正确发展方向的共产党的主张和作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2](pp.97、19)1945年8月25 日，党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明确中国共产党要为争取和平建国早日实现做出努力。毛泽东这种战略指导性论断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提出新中国的纲领和发展走势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首要任务
然而，到1949 年3 月，即中国共产党进入香山时期，国民党军队主力已经被消灭，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降至204余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已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不仅控制了长江以北的主要地区，军队也由127 万发展到400余万。中国共产党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任务的时间表越来越近。又经过3 个月，中国革命即将完全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进入新社会的开始。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毋庸置疑之时，毛泽东提出了革命胜利后要建的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和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等纲领性论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明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处于领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这些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强和壮大，内在地规定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具备了一定条件后必然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

二、明确任务：阐释不同历史阶段党面临的新任务，分析形势转变的特点和原因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不仅及时做出正确的方向性判断，还向全党提出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从制定发展战略到落实具体工作都有明确阐述。

(一）战争结束前提出和平、民主、建国的纲领和奋斗任务
1945 年春，党的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中国。党的七大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做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工作。在系统了总结党领导民主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基础上，毛泽东对党的路线和主张做了进一步阐述，可归纳为：

第一，当前一切斗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第二，为争取在中国实现光明前途的伟大历史任务，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其基本点是：首先，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胜利、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奋斗的关键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目前“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4页。其次，实现的途径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动力。又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为此，党必须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

第三，我们主张建立的是“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第四，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国际正义事业人们的支持。

第五，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三大法宝，是革命胜利至关重要的基本经验。

第六，国际无产阶级和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指出的这六条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大原则。

依据中国共产党13 年在延安及全国根据地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分别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般纲领”（史称“三大纲领”），也从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一党专政、人民自由、人民统一、人民军队、土地问题、工业问题、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和外交10 个方面，对当前“具体纲领”做了详细具体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问题，毛泽东从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4个角度做了深入解释。他还强调：“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3](p.1080)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长远与具体相结合的正确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在抗战胜利后3 年多的时间里，一面在乡村领导轰轰烈烈的土改，一面在战场上决胜千里，同时还在国统区开展“第二条战线”的爱国民主运动，最终在多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二）新中国成立前阐明两个“让位”的历史必然
打碎封建主义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既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转型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完全独立和走向全面复兴的政治前提。194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呼之欲出之际，党中央从延安经西柏坡落户到北平香山，筹备建国成为首要任务。至此，不需要再具体解释10个方面的工作是如何落实的，而是要明确建国大纲、国体、政体以及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讲清楚两个“让位”是历史的必然，才能够将新中国带给全国人民的美好蓝图真正明确清晰地展示出来。

第一，明确“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因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p.1480)

第二，说明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国家政权中不能做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1](p.1479)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阐释了著名的两个“让位”思想。“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p.1471)两个“让位”的思想，相较于《论联合政府》中对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做了调整，就明确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各阶级在新国家里的地位和发挥作用的尺度。

三、传承责任：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秉持民主建国理想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寻求救国真理，28 年间一批批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践行历史使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为了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使命，28 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带领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多次将孙中山的夙愿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初心连着一起谈，累计有十几处。他以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理念激励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也以1925 年孙中山的遗嘱讲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学习和继承孙中山先生宝贵精神的时代意义。

（一）孙中山的建国理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第一，关于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多次提到了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关于大会通过的宣言提了两次。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他强调：“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3](pp.1056-1057)毛泽东以此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个宣言，强调“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1](pp.1477-1478)这样，毛泽东就为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和各个阶级的政治地位做了明确的解释，同时也将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与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张紧密连在一起。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多次谈到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勇于奋斗的历史过程，谈到一次次奋斗失败的原因是没有选择正确的指导思想，缺少能够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政治力量。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提到1925 年孙中山临终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方面，毛泽东强调：“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1](p.1472)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政治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这是保证中国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成功最主要的意义。他依次分析了，为什么先于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那个时代，中国人总是被自己虚心学习的帝国主义“先生”侵略的原因：“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而实际情况，还是“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毛泽东强调国民党政权“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1](p.1478)

同时，毛泽东也对两党的革命政纲做了比较：“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3](p.1061)由此，毛泽东鲜明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历史继承性和执政新中国的历史必然性，也说明了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原因。

（二）从延安精神到香山革命精神的具体实践
第一，外国人的考察印证了毛泽东论述的正确性。

到2021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已经100年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多的光辉岁月是最为关键的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延安整风作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了，等等，这些都为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积累了执政为民的基本经验，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特色的民主社会雏形，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也为中国革命成功后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开展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赢得了群众基础。对此，有些外国人记录下在延安的情况可以作为肯定性的证据。

当年，延安不仅条件极为艰苦，而且比较封闭。对于延安这块神秘土地上的革命领导力量，中国人知晓的程度很有限，而一些外国人则率先看到了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战斗的热血群体。有百余位国际人士到了各个根据地，其中到延安的约有70多人，包括医务工作者、新闻记者、科技艺术工作者、外国使节及军事观察人员等。他们以异域人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积极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这些出自战争年代的历史文献，不仅具有帮助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功能，而且对日后研究、书写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史料作用。

1937 年9 月6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其下辖23 个县，13 万平方公里土地，150 万人口。这片红色土地是什么样的？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所食所需都被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总括那些外国人的观点是：延安有一个出色的勇于担当的领袖群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核心集团；明确肯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意义；在延安特区这座新城，打造了新社会的雏形。

28年里，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一些局部执政的政权建设。从苏区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到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特别是抗日民主政府实行的“三三制”原则，都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政权建设的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在香山时期做好“立国为民、筑基开元”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具体讲，他们论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的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三三制”、群众路线等独特的执政方式以及赢得人心、保障人权的举措，外国人都有文献记载。此外，经济建设（有各种考察数据）、财权措施和经济政策（如二五减租）；重视教育、卫生、文艺和科研（办了8 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成立自然科学院等）；大生产运动的社会改造效益；“工合”组织及其活动，等等，都占有较多篇幅的介绍。有的书中以“延安生活的感觉”“碗中豆”（指民主选举方式）“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进，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出现”为标题，肯定性地介绍了延安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赞美之意溢于文表。其中“三三制”“群众”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语词。这些对延安作为当时中国的“特别边区”之特点的分析和评价，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受国民党负面宣传共产党、抹黑延安产生的误解，加深了当时“中间力量”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及能力的认可度。

这些外国人有关延安新民主主义社会方方面面建设的文献，不仅当时就有积极影响，而且也对研究这13年和1949—1956年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情况提供了生动的原始资料。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延安已不再是他们活动的唯一基地，甚至连最重要的基地也不是。他们的路线已经在全华北和整个满洲得到贯彻；成千的城镇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家庭都准备欢迎毛泽东。他们的思想已经传遍全中国，甚至对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已产生影响。人们不再主要依靠这些位于西北的原始的窑洞了。”[4](p.434)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设想，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关于中国共产党设想的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当时外国人猜想较多。对此，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冈瑟·斯坦询问时说：“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战后中国必将自由地获得很大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战后，中国和外部世界在商业关系上，要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同各国进行贸易，借此取代日本在中国进行殖民地化的原则。在国内，我们要用我们在自由中国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取代国民党政府那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因而限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促进人民的生产力，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从而获得最迅速和最巩固地发展现代工业的主要先决条件。”[5](p.107)这与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表述是一致的。

1941 年5 月至1945 年4 月，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起来。关于整风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也在《延安精神》（高林著，华艺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等作品中得到肯定。他们认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党。1947 年，英国共产党党员大卫·柯鲁克和夫人伊莎白·柯鲁克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到晋察冀根据地，他们深入太行山区的村庄，考察那里的土改复查和整党工作，写下了名著《十里店》，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动员群众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经验，认为这个经验的来源就是延安。

通过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与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时代精神有机融为一体，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紧密团结的领导集体，这是一个完全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领导集体。到香山时期，这是一个具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团结奋斗的领导集体，是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在这个成熟的领导集体里，毛泽东是全党公认的人民群众的革命领袖，而且党还有了大批久经考验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群英，是民族的精华，是最上乘的干才。这样一个由伟大领袖带领下的领袖集团，是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保证。

外国人当年的这些记载，直接印证了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一些观点的正确性。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是我们党的方针。即使重庆谈判破裂后，在三大战役胜利进行之时，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弃和平解放的努力，例如北平和平谈判、北平的和平解放等。然而，蒋介石倒行逆施，将自己放置于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最终成为“人民公敌”之首。

第二，香山革命精神传承延安精神的历史必然。

写到这里，结合第三方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想就毛泽东这两篇文章发表读后感，做一些梳理性的总结。

从抗战胜利前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事关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具有全局性、指导性意义。

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场3 年多的时间里，在党的军事斗争原则、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地方政权建设、推进人民民主进程、促进民主协商局面的最终形成、各个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社会中位置及角色和作用、党的整风和思想建设、国家政权筹建等诸多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党在中国社会中角色、责任、作用的变化，向全党适时提出了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任务和要求，体现了党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使命担当。毛泽东这些珍贵思想，在当时也起到了逐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思想觉悟、争取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发展理念的认同作用。不仅是当年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也适用于今日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从继承孙中山遗愿到建立新中国，党领导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变化翻天覆地。这期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特色和历史责任。

精神的传承需要思想理论为基础，也需要思想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磨砺和提炼。从宝塔山到香山，从延安到北平，党的精神一直在革命实践中传承和发扬光大。有人讲伟大的香山革命精神，就是伟大的开国精神，笔者同意这个提法。2015 年2 月，习近平到陕西调研，在西安听取工作汇报时强调：“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①参见《习近平：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中国纪检监察》2015年第5期。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1949年3月25日至9月21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香山工作了多半年时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筹划了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中共中央在香山的历史，承载着我党历史上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表现出了伟大的革命精神，我们将其内涵提炼，力求概括出“香山革命精神”。习近平高度重视红色精神的传承问题，要求从党的政治品格、思想方法、价值取向、意志作风等多重角度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谱系，累积起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激励后人、勠力前行、齐心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再学毛泽东这两篇文章，结合从宝塔山到香山这段党史，从为实现独立、复兴、繁荣、富强的民族初心与党的事业继往开来使命相结合来思考界定香山革命精神，那就是：

振兴中华、革命到底的斗争精神；民主协商、精诚合作的团结精神；立国为民、筑基开元的创业精神；再接再厉、永葆初心的奋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革命性、真理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中共中央在香山短短六个月时间里集中展现出来的香山革命精神。在党的精神谱系中，香山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遵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集中体现着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历史关头对这些精神的创新发展，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信念和追求，而且成为1949 年新中国诞生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内在精神的一致起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斯特朗文集(第3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5][美]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马飞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From“On Coalition Government”to“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that Unite the Xiangshan Spirit

(Liang Yi)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requiring that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PC be buil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includ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character，ideological methods，value orientation and willful style，so as to form the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PC，namely staying tru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inspiring future generations，and moves forward in unity.Today，by re-reading Mao Ze-dong’s articles“On Coalition Government”and“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we aim to find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Xiangshan Spirit from its formation，and to learn how to identify the direction，clarify tasks，set goals and introduce correct policies at this historical juncture，so as to profoundly reveal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rty’s democratic founding in Xiangshan period into the ideological power and wisdom source of state governance in a new era.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9-0081-08

作者：梁怡，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