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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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刘严宁 陈志强

[摘要]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前提性批判，充分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和虚伪性，最终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当今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当代全球乱象的总渊薮，其浸染、渗透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企图没有变。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当代价值在于，使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严峻性保持清醒认识，在斗争中实现“两个巩固”，在对比中把握“两制”关系，在发展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制度优越性，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关键词]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当代价值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前提性批判，充分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具性与虚伪性，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基本矛盾、历史命运做出了科学分析。当代世界依然是马克思所指认和批判的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没有过时，对于当代中国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意蕴
意识形态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国家机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500 多年，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70多年的历史，既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领域斗争的历史，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历史。尽管有相互吸收和借鉴的时候，但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是贯穿“两制”关系的主线。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标志性思想产物，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物而存在的。

（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前提性批判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不是在单纯思想观念层面展开的，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而是对意识形态及其本质展开前提性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意识与生活、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上，“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p.152)“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pp.50-51)正因此，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存在在观念形态上的简单反映。它一旦产生，就要反过来维护、捍卫社会存在。作为思想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社会意识形式。统治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基于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需要，就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把自己的统治合理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利益说成社会的普遍利益，“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3](pp.536-537)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普遍性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p.552)

正因如此，马克思强调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能通过观念的活动实现，而必须通过现实的、人的解放运动。马克思明确指出，“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并不能使人的解放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4](p.154)即便是意识的形式和产物本身，也是不能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其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从上述基本立场出发，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考察，从一开始就与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及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探求直接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其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强调指出，真正的解放首先是现实的历史的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pp.154-155)其次这种解放要反对的是现实的现存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p.154)“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p.154)最重要的是，这种解放需要变革的直接对象和首要目标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具性的批判
马克思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谈论意识形态，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消灭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及其特权，但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取而代之并与现代资产阶级一起产生的只是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和新的斗争形式。伴随着分工、私有制以及市民社会的异化，雇佣工人、资本家、地主形成了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最后，地主也逐渐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个阶级分化和趋归。“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p.32)当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所有制关系被炸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获得了独立于市民社会的存在形式，于是，国家政权逐渐沦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把自己思想观念转化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当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时，它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由于统治阶级对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这种决定性支配，就会导致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在思想上也一般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阶级在“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时，“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并进而“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3]（pp.550-55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要冲破整个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夺取对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决定性支配权的过程中，不仅要清醒地意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思想本质，更要冲破作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思想统治。这一阶段，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在阶级对立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明确指出统治阶级不仅通过物质上的力量来进行统治，还通过控制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来进行统治，而且开始把矛头对准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思想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为了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资产阶级往往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暴力工具以保证其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同时又通过思想的控制使受奴役的人们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其剥削，前者造就了资产阶级“刽子手”的角色，后者则造就了资产阶级“牧师”的角色，由此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固有缺陷。

（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伪性的批判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可以说是意识形态虚假性发展的最高、最完备的形式。资产阶级凭借掌握的国家机器，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封建的、等级的意识形态，用“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代了“君权神授”等封建意识形态，以一种更加隐秘、精致的形式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包装成普遍的社会观念，让全体社会成员以为自己成了国家、社会的主人，把资本主义当作理想的国度和历史的终结。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并且试图使人们相信“这种歪曲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4]（p.195）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在现实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以教阶制为代表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绝不是想在世上创立“爱的王国”，恰恰相反，他们要求无产阶级“尊敬”其统治以及这一统治的各种关系，甚至想通过篡夺对“尊敬”的统治和把“尊敬”当作神圣精神而实现对“尊敬”的完全统治。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虚伪性，马克思还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资产者对待自己制度的规章就像犹太人对待律法一样：他们在每一个别场合只要有可能就违反这些规章，但他们却要所有其他的人遵守它们”。[4]（p.195）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直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在分析资本主义对雇佣工人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时，马克思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花言巧语地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资本商品占有者和劳动商品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对于工人来讲，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5](p.197)“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5](P.349)一言以蔽之，“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5](p.338）“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5](p.457)可以说，到《资本论》发表时，马克思通过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内部以及对掩盖在自由契约关系下的劳动力商品本质的揭示，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和不容抵赖的事实撕下了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对资产阶级以满口“平等”“自由”“人权”之名行剥削榨取工人血汗之实的“吸血鬼”本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

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而且渐次逼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内在矛盾。从对意识形态本质的一般探讨，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层透视，马克思不仅对意识形态问题本身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论述，更是将意识形态问题作为揭露资产阶级虚伪本质的“透视窗口”和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痼疾的“病灶切口”。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当代历史方位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170多年里，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没有让现实的人得到真正的解放，相反导致了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和身处异化状态。今天的世界依然是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全球化究其本质而言就是资产阶级超越国家界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这170多年的历史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博弈的历史，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相互斗争的历史。由此，我们必须辩证把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方位。

（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当代全球乱象的总渊薮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取代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历史的进步，但这并不能掩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性和虚伪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6](p.601)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强调放任和自由，使私有制发展到极限，从根本上推崇的是效率至上、金钱至上，把社会责任和人伦道德异化为有形的财产利益标准，从而使投机和逐利心理和行为大行其道，正是在这种思潮主导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构建的美国野蛮资本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导致欧美债务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治理失灵的灾难后果。[7][p12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促成了苏东剧变的所谓“历史终结”后，将其“民主制度”和“新自由主义”作为普世标准在世界各地广泛推进，以“休克疗法”治乱俄国，以“人权外交”施压中国，以“华盛顿共识”改造拉美，以“茉莉花革命”改造中东，结果不仅导致自身民粹主义崛起，经济低迷不振，而且使各地恐怖主义盛行，战乱频仍。正如国内学者所言，在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历史终结”走向终结，“自由繁荣”归于萧条，“普世价值”备受冷遇，“和平演变”战略受阻，“颜色革命”祸患招怒。[8](p.11)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视这些乱象产生的资本逻辑本性和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往往从人性的自私、文明的冲突等层面进行看似合理的解释，并利用现代传媒向大众灌输这种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只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象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不联系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不联系金融资本逐利本性，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不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9](p.801)就难以发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虚伪性，难以看清危机的实质，难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在当代运行的实践说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科学的，是投机和冒险的，是放纵和无度的，从而是残酷和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10](p.18)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大功能就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合理性、普遍性和历史永恒性。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浸染、渗透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没有变
二战结束后，美国、西欧、日本等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快速恢复、迅速崛起，他们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处在领先地位，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在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生的形势下，它们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占有明显优势，这种优势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资本主义仍然凭借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过程中，通过经济贸易往来、技术合作、文化交流，通过各种有形的、无形的载体，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输出到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进攻与渗透。毛泽东多次从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角度论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1](p.194)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和平演变”战略中，意识形态是重要领域之一。早在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革命”就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结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有很多，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苏联、东欧各国特别是其领导层的渗透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颠覆是重要因素。令人痛心的是，曾经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的渗透与颠覆，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它们并没能兑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富足，而是陷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贫富严重分化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随着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以互联网为基础，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国家及其在国内的代言人利用各种渠道、方式传播、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局部性、阶段性问题无限放大，进而贬损、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和众多社会问题，采取甩锅抹黑、移花接木、颠倒是非，进而美化资本主义，对普通公众极具蛊惑性。社会主义国家融入全球化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会伴随着资本、商品、技术、管理的引入而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相较于这些显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与颠覆，披着各种文化外衣的隐形意识形态浸染和渗透，受众面广、隐蔽性强，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往往以文化产品、文化消费品的面目出现，强调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共通性，但无论是《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还是《蜘蛛侠》《血战钢锯岭》，实际上都在全世界扮演了传播美国文化、推销美国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急先锋”，其不变的主题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虽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拒斥美国大片，但如果让这些作品充斥中国的大小屏幕则是非常危险的。

三、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经历了40 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奇迹”“中国声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在形成“中国震撼”，悄悄改变世界的走向，“一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正在悄悄到来”。[12](p.1)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占主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对于我们认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有效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浸染与渗透，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严峻性保持清醒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积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稳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民经济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我们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所创立，经过党和国家几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的关于在中国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重大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13](p.5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也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道路，总结和升华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成为“代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最新水平和未来走向的标志性参照系”。[14](p.16)

在充分认识新中国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一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始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失误、问题和短板，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保持清醒的头脑。早在1986 年，邓小平就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反思。“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15](p.195)80 年代末，邓小平就多次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15](p.306)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片面理解，导致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不够，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从而为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沉渣泛起、大行其道提供了空间，这些错误思潮借助网络论坛等互联网载体广泛传播，否定、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历史，否定英雄、恶搞英雄等言论和行为的时有发生，与此相呼应，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多元化”“去意识形态”等思潮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渗透、浸染和围攻之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导致一部分人开始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不无忧虑地告诫全党：“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16](p.35)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既有敌对势力的渗透、浸染和分化图谋的客观原因，又有我们主观上的原因。

（二）破立并举，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实现“两个巩固”
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坚决斗争。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形势，习近平首先从政权安全高度强调了要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坚决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6](p.37)这一认识实际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判断，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其他领域的斗争统一起来，把意识形态斗争当作整体性斗争的重要领域和内容。习近平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错误思潮和观点作了本质性批判，揭示了各种面具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实意图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时出现，有的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人借口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极力歪曲、丑化、否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和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有的人大肆宣扬西方的价值观，有的人恶意编造、肆意传播政治谣言。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群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16](pp.52-53)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判断和区别意识形态问题和其他一般矛盾问题的根本依据，有助于我们把意识形态问题和一般认识问题区别开来，把意识形态斗争和一般社会矛盾问题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要加强“两个巩固”，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不破不立，我们既要旗帜鲜明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只有通过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领导权，才能巩固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导性地位。具体说，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术领域被边缘化，但其原因和影响并非仅限于学术领域。学术话语影响着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沟通着政治生活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边缘化实际上也是其在日常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地位弱化的某种反映。这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缺乏理论自信与勇气，也有学术界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的思想错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16](p.27)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以“两个巩固”为目标，要抓好关键少数，把意识形态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突出重点，抓好网络阵地的意识形态治理；与时俱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创新。

无论是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理论研究工作者、高校思政工作者，还是党员领导干部，都需要及时掌握意识形态形势和动态，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潮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无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自说自话、各说各话。我们要对各种错误思潮保持警惕性、敏锐性，要善于揭露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颠覆图谋。

（三）辩证认识“两制”关系，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说在经济领域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谐共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则必须保持更多的清醒。在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只有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才能讲清楚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才能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比较中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方面，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中西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中彰显制度优势，用事实教育人民树立“四个自信”，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科学预见。”[17](p.6)《共产党宣言》发表170 多年后的今天，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较量中正在彰显出比较优势。“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17](p.6)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无不是以牺牲底层劳动者的利益甚至生存来换取资本主义的苟延残喘。大萧条中烧掉的小麦、倒掉的牛奶、赶进密西西比河的猪，德意日等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都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反人民性；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殖的贪婪本性。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犹如一场场大考，考验着不同国家的制度、体制、机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始终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一指挥、统一调动，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扩散蔓延，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再一次展现了中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在部分国家各自为战、相互甩锅、争抢抗疫物资的情况下，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为世界防控疫情争取了时间、分享了经验、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援助，甚至派遣了医疗专家组，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次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也是一次对西方各种诋毁、诘难的有力回击，也是对全体人民进行的一次深刻的意识形态教育。

另一方面，在中西比较中，要善于借助西方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批判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揭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画皮”。西方有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生产方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对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乃至资本主义新形态及其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变化趋势、时代特征形成全面正确的认识。维克托·D.利皮特、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大卫·施卫卡特、让-雅克·朗班等西方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反人民性、历史暂时性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阐释，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我们不应苛责他们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则和立场，而应更多认同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真相的揭示，哪怕这种揭示只是局部、有限的。这对于我们教育引导人民更加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具有积极的价值。几年前风靡一时的《21 世纪资本论》以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动态为主题，运用大量史料，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令人不安和恐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趋势。正如该书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自己所说，“据我所知，本书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着眼于18世纪以来资本/收入比的变化，第一次试图把资本——劳动对国民收入的分割和近年来国民收入中资本份额的增加问题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当中”。[18](p.224)大卫·哈维也评论说：“皮凯蒂的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为何会出现不平等和寡头政治倾向，他的解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的建议，作为不平等的补救措施，如果不是天真的，就是空想的。”[19](p.119)国内也有学者批评“皮凯蒂左右不逢源”。[20]虽然皮凯蒂的方法和立场与马克思不同，但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皮凯蒂的价值就在于他证明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并将变得更加严重，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深层结构并没有改变。皮凯蒂提出的对策在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国家是空想，但在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变成现实的政策选择并发挥积极作用。

当然，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时，需要做到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全盘照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

总之，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和思想指南。在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500多年风云变幻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新时代，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不仅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指明了方向，而且成为战胜资本主义的自信之源。“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21](p.76)在彰显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当代价值中，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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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9][英]大卫·哈维.对《21 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J].李媛媛，丁为民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9).

[20]卜祥记，陆雪飞.皮凯蒂左右不逢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25.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Critique of Bourgeois Ideology

(Liu Yan-ning and Chen Zhi-qiang)

Marx，starting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rough his critique of the premises of ideology，fully revealed the instrumental and hypocritical nature of bourgeois ideology and finally came to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that capitalism was bound to perish.The present world is still capitalist-dominated，and the bourgeois ideology is the general source of contemporary global chaos，whose attempts to infiltrate，penetrate and subvert socialist countries remain unchanged.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critique of the bourgeois ideology lies in enabling us to mainta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term，complex and severe nature of the struggle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to realise the“Two Consolidations”in the struggle，and to grasp through comparis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ystems.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uperiority of its system will be manifested，and the“Four Confidence”will be firmly established.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9-0074-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民主体观的当代中国形态”[15BKS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严宁，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强，上海商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所教授，上海高校思政课（概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欧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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