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真正实践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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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真正实践生态文明思想
刘雅兰 卜祥记

[摘要]作为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所体现出的深刻理论内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重大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环境的改善恰恰证实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问题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因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当下，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在生态文明意义上，我们始终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生态文明；“生命共同体”

21 世纪初期，严峻的生态危机尚未解除，金融危机的阴霾又叠加而至。生态危机与金融危机的交织给人类生存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问题的根源何在，如何摆脱制约人类发展困境的双重危机，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是每一位学者理应承担的历史重任。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1](p.359)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的生长点，[2]对此，笔者尝试论证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以及真正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究竟为何。

一、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近年来，科学家们认为，我们已经跨越了始于一万两千年左右的“全新世”（Holocene），进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国际科学界甚至成立了“人类世工作组”，并初步确定“人类世”的起点为20 世纪中期。在“人类世”时代，人类在星际范围内作为改变整个生物圈的地质力量而存在。[3]人类社会在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中呈现出惊人变化，然而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也不断恶化，致使人类生存状况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需要反思的是，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界。工业文明推动人类历史的车轮前进，而它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也在吞噬着人的无机体——自然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逻辑的牵引下，资本主义制度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给自然生态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宇宙之大，唯我独尊，天地之广，唯我最优”的思想被资产阶级奉若圭臬，并且在工具理性指引下对自然展开了无情的剥夺。自然不再被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沦为满足人各方面欲望的工具性存在。当人类的无限欲望超越自然有限的承载力，生态危机就频繁爆发，假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得到有效改善，人类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困境。

自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石，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人类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美丽中国，就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认识自然的前提下，统筹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具有基础性的理论地位，为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如果我们从其作为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并从单纯理论视角来看待这一重要论断，那么首先就应该看到：其所体现出的深刻理论内蕴乃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重大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是近代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框架，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它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西方理性哲学的主导意识和思维模式。其根本内涵是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人看作自然的主人和万物的尺度，把自然界看作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与工具，把经济增长建立在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经济财富，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在这一背景下，生态中心主义应运而生。但是，就自此之后所发生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来看，多数绿色理论主要集中于“自然对人类扩张的制约思想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4](p.20)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是倡导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甚至主张从伦理视角出发把自然生态系统纳入道德关怀领域，即“它强调生命形式的相互联系，这使得它把道德关怀扩张到具有联系的任何存在物”。[5](p.75)

应当看到，作为绿色理论内部的理论分歧，此时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保护的基本立场上与生态中心主义是一致的，它所反对的是自然中心主义把自然本身作为中心，所强调的是没有人类的自然保护是毫无意义的。当生态保护成为时代命题时，始终是以人类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学者瑞尼尔·格伦德曼提出了“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在他看来，人类是从人的主体感受性来谈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对生态平衡的定义。英国学者戴维·佩珀则折中地提出了“弱”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不可能不是人类中心论的，人类只能从人类意识的视角去观察自然”。[6](p.41)美国学者W·H·墨迪依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提出：“人是以人为中心的，而蜘蛛是以蜘蛛为中心的。”[7]素有美国人类中心主义集大成者之称的迈克尔·G·泽伊曾说：在大工业时代，科技的进步能够“使我们支配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自身的进化”。[8](p.4)

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历史性博弈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理论极端的共同局限性——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立”。只有当人们把人与自然首先看作“二元对立”的关系，才会陷入某种形式的“中心论”。换言之，只要突破了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立”，把它们看作非对立的同一关系或“生命共同体”，也就彻底取消了任何形式的中心论，从而能够为生态文明奠定全新的哲学基础。这正体现了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论断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乃至在人类哲学思想上的重大意义。它是对生态文明之哲学基础的创新性奠基或重构，是对自近代以来思辨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分立”思维模式以及奠基于这一思维模式之上的工业文明自然观的重大突破。只有立足于这一宏大的思想谱系，立足于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思性超越，立足于对工业文明自然观的颠覆和对生态文明自然观的重建，我们才能深刻领会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论断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才能深刻领会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也不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既不是为生态而牺牲经济发展，也不是为经济发展而牺牲生态，而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以“生命共同体”形式和谐共存，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从而在战略高度上破解了长期困扰人类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二元性困境。就此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极具实践性品格和创新性色彩，是与其对生态文明之哲学基础的重构密不可分，这一重构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要内容。如果不能深刻领会和明确呈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这一哲学基础，就很难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意义及其鲜明的实践性品格。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深度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也就无法科学论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也不能深入领会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论断的真正思想内涵。回顾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在发动哲学革命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颠覆与创新，就会发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已经用极具哲学色彩的方式提出并表述了与工业主义自然观截然不同的感性自然观，并据此为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样态——我们今天称之为“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自然观基础。对于这种感性的自然观，马克思是用哲学化的“对象性关系”来刻画的。习近平有关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实际上就是用一种更为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了人与自然界是“对象性关系”的思想内涵，是对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哲学精髓精准而形象的领悟与把握。

就马克思感性自然观思想提出的宏大理论背景来看，它在总体上服务于对思辨哲学的本质性超越和全新哲学范式的伟大创制。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根本性局限是固执于实体与主体的二元分离，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只是把实体与主体的统一看作直观事实。因此，如何本质性地达成实体与主体的统一，就成为突破一切旧哲学并据此创制全新哲学范式的关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初步发现了“实践”概念这一决定性环节，此后，他以“实践”概念为依托，大量论述了作为实体与主体之直接存在形式的人与自然界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从而虽然初步但依然系统完整地表达了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文明样态之基础的感性自然观，并据此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工业自然观彻底划清界限。马克思感性自然观的基本内涵大致包含直观和本质性两个层面。

在直观层面，它强调了人与自然界不可分离，“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9](p.194)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9](p.161)但是，这里出现的还只是对人与自然界之统一关系的浅层论述。严格说来，这一思想并非专属于马克思，而是如恩格斯所说，在自古希腊以来朴素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图景中就已经存在了。因此，我们看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斯特在试图挖掘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时，一直把恢复和重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传统作为理论努力的方向，[10]并试图用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为生态文明奠基；同时，在有机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也看到菲利普·克莱顿、约翰·柯布等代表人物竭力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输入马克思主义，并以“动在”和“共在”[11]——它们实际上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论证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然而，如果我们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而不进入人与自然的实质性关联，那么不论是新陈代谢还是“动在”与“共在”，都同时可以成为人类征服自然或摧毁自然生态的理由。在这里，我们唯一能为人类行为所设定的界限就是：当人类基于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新陈代谢”“动在”“共在”，并为自身生存征服自然时，决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但是，当人类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与自然规律发生冲突时，仅原则性地限定人类自身的行为不可违背自然规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本质性地确定人与自然的生命关系，才能现实性地约束人类的行为。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本质性层面上论述了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关系。对此，他是用“对象性关系”来表达的。

在谈到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时，马克思指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9](p.194)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人与人矛盾的彻底解决，是人与自然界统一时，马克思不仅在直观层面上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而且在对象性关系的深层次上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9](p.187)马克思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关系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对此，马克思的如下表述非常深刻，“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9](p.184)此外，马克思还在一般意义上抽象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指出：“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9](pp.190-191)很显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界之对象性关系的论述已远远超越了对其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浅层次关系的指认。并且，一旦把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升为对象性的生命关系，把自然界不只看作“人的现实生活要素”，而且看作人的生命本质或另外一个人，那么对自然的守护就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或功利主义，变成了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守护自然，就是守护人的生命。这里出现的才真正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据此，我们也就可以真正理解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论断的深刻内涵及其对生态文明自然观基础的坚实奠基——已彻底破除了各种类型的“中心论”，达成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内在统一。

二、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生态意识的觉醒源于西方。当代西方绿色思潮在寻求生态危机的解救之道时纷纷诉诸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等外在力量，这种绕道于资本主义制度去破解生态危机的做法，似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能够消除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与冲突。而目前欧美国家的碧水蓝天更让一些学者惊叹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认为“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真的存在，事实果真如此吗？殊不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环境的改善恰恰证实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整个生态环境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主义不是拯救生态环境的制度，恰恰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

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就发起了生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反生态本性，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克服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驱动力已经把追求无限增值的资本本性制度化和合理化，无限纵容和释放了资本的内在贪婪本性。作为资本的历史前身，商品与货币无疑都包含对财富增值的贪婪，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那种无限的“钱生钱”的贪婪才真正被释放出来。因此，在谈到资本主义时，马克思从来都没有给予中性的表达，而总是把它与人对人的剥削和人对自然的征服联系起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2](p.679)在高额利润驱动下，资本主义盲目扩大再生产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加剧，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发生断裂，生态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化表达。

有学者在研究生态危机时，把问题的症结归于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作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而没有看到其所服务的社会制度本身，就像福斯特所说，“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13](p.28)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应该看到，作为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市场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就其社会性内涵而言，马克思也曾在一般意义上深刻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4](p.577)换言之，资本与市场不是一种单纯的物与交易场所，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只有当资本与市场以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凝聚在一起并以特定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呈现出来时，它才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形态——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只有当全部产品都采取商品形式，“社会生产过程”全部“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并且“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5](p.198)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才作为充满魔力的“普照之光”“特殊的以太”成为人、物、技术等生产要素有效组合的胶合剂。换言之，就其一般存在形式而言，资本只是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催化剂，只有作为资本存在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第一，就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而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主体性哲学消解了农业文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理性主义的张扬祛除了自然的蒙昧色彩，使自然蜕化为单纯的“加工材料”和“储备物”，为人类无限度征服自然提供了理论合法性。理性主义对资本和技术的全面渗透及资本主义运行，使资本成为制度化的合法性力量，而增殖原则和效用原则反过来又倒逼资本永无停息的运转，不可避免地造成能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据此，问题显然不在于资本与市场本身，而在于资本与市场由于理性主义哲学理念的伪合法性膨胀而成为一种现实制度，因而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导致“自然之死”的罪魁祸首。如果不突破理性主义哲学，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任何破解生态危机的“魔法之道”都会再度陷入理性主义的人类中心论。

第二，就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驱动力而言，它已经把追求无限增殖的资本本性制度化和合理化，无限纵容和释放了资本的内在贪婪本性。韦伯把资本主义解释为理性地运用资本，并把为挣钱而挣钱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这种解释并不足以呈现资本主义的本质。当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以资本积累——创造和增加财富，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时，[16](p.38)他们已经比较接近于马克思的看法。早在150 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理论就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批判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敏锐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2](p.679)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盲目扩大再生产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矛盾日益加剧，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发生断裂，生态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表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孕育的工业文明正在走向衰竭，“生态危机正是工业文明走向衰亡的基本表征；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17]

为消除生态危机的危害，保证资本获取利润通道畅通无阻，资本主义国家也一直在寻找对策方案。学者们围绕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纷纷建言献策。有学者认为科技是驱逐生态危机的魔杖，技术进步将根治环境问题。有学者提出将自然资源作为商品进入买卖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决定该资源的价格，以此来缓解人与自然的冲突。有学者以自然为中心，呼吁人们通过道德革命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以此保护自然资源。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他们逐一批判，指出科技万能论、自然资本化相继被杰文斯悖论、罗德戴尔悖论证伪，道德伦理的变革在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不堪一击。任何外在的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策略，都是资本主义粉饰其贪婪本性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保护是建立在全世界生态污染的基础之上，通过工业转移、污染转嫁等生态帝国主义，并通过虚拟资本掠夺了全世界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

三、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内在一致性
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只有它才能重视生态文明，承担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因此，正确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也不只具有单纯的理论意义。所有亟待深入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之实践性品格。同时，应该看到，在集中呈现其实践性品格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密切关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更要在理论与现实的高度上说清楚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为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彻底破除生态危机。

菲利普·克莱顿认为：“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对于其中的原因，克莱顿主要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精神：“为什么西方最有洞见的学者均认为，在世界上，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其原因不难诉及。现代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原子论和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16](p.7)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小布什·柯布则把主要原因归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他认为：“中国现在不再拘泥于任何旧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往的痛苦经历使中国意识到了拘泥于旧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在。但中国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与时俱进，向前发展了，而资本主义则内在地无法摆脱过时的现代科学模式”。当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理解以及为生态文明建设所提供的许多建议和主张，我们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世界具有历史性意义”、认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推进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健康和可持续的社会，也就是要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目标”等一系列观点，[16](pp.2-3、2、3、1)还是中肯的，也是我们在反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性关联时必须深思的。

尽管生态文明是一个现代概念，但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以及基于这一批判所展开的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构想，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社会目标。应当看到，在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马克思并没有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而是经常作为两个通用概念来使用。比如，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社会”概念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在广义层面上，“社会”所指称的乃是自有人以来的社会，而狭义层面上“社会”所指称的只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对于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又常常称之为“社会主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社会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而是充满着剥削与压迫的类似于丛林状态的动物社会。直到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依然认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才能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正是据此，马克思把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又称之为“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9](p.197)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就明确把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以区别于作为其批判对象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蒲鲁东的“共产主义”。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后期阶段——尤其是在作为思想继承者的列宁那里——开始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差异，但就其内在性本质而言却并没有根本变化。这一内在性本质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彻底解决，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相处。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马克思社会目标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我们可以把这一内在一致性的源头追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在这一手稿中，基于对粗陋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p.185)在这一精辟论断中，马克思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言说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且在哲学层面上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刻画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即刻画为“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所谓“自然主义”，笔者认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作为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所谓“人道主义”，笔者认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生态文明，是人与人的社会和谐。当我们今天更多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来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时，实际上常常忽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为丰富的内涵，即它同时还包含人与人之间社会生态的和谐。这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源头看，马克思的社会目标在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双重矛盾的解决，是自然与社会双重意义上的生态和谐，它以初始理论形态表达了我们今天试图用生态文明概念对理想社会状态的构想。就此而言，在最为本质性的层面上，不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与目标与马克思的社会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它本质上就是旨在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即实现或达成共产主义或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此而言，在理论层面上，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存在内在的一致性。

四、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破解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的矛盾
经济发展是否一定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科技发展是否必然会成为摧毁自然生态的工具，这是西方学者经常反思的问题。但是，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有特定社会场域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场域内，它们才会成为矛盾关系，而且这种矛盾在原则性上是无法破解的。当然，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并非不存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生态失衡之成为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正如贫困从来就有，但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贫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矛盾与冲突一样。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则从根本上铲除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必然能够消除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与冲突。这尤其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奠基了坚实基础。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人们只能用简单粗糙的工具从事狩猎、捕鱼、采集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维持人类的繁衍。随着生产力发展，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逐步让位于驯养和耕地，家庭和村落制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依山傍水、枕山臂江、择地而居、靠天吃饭、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有天然的联系，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寻求天人合一。农业文明孕育起来的人与自然时有冲突，但总体上处于相对和谐状态。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真正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激烈对抗，机器大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极大提升了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资本和科学技术成为少数人谋取福利的工具，生产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而是使用价值的外衣掩盖着对剩余价值的无穷欲望。人类迷失在资本主义设计的消费王国中，通过消费弥补劳动中的空虚和无聊，把幸福等同于消费，使消费成为统领生活的最高原则，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自然的审美价值、生态价值等湮没在工具主义理性中，自然异化为单纯的工具性存在。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荡然无存，面对浩瀚的自然人类像是发现宝藏的侵略者，在奴役自然、支配自然、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理念的支配下人与自然交战，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一起成为资本主义同样无法根除的痼疾，从而催生出空前激化的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性颠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部领域内建立起把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的社会基石。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在极大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生态问题，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人民性本质和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进步机制为规约和驾驭资本与市场经济提供了保证，不仅在技术层面上使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在总体上可控，而且在战略层面上使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推进。这正是诸如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等学派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给予厚望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根本性依据。

习近平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p.316)把环境保护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对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不仅要追求发展，而且要追求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发展的前提是保护好自然环境，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衡量发展的根本标准，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发展都不能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就会陷入狭隘、片面的生态自然观。但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地方通过村庄搬迁，利用宅基地和耕地通过人工深挖高筑，人为制造绿水青山的错误做法，这对严守耕地红线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极为不利。不能刻意人为制造绿水青山，而是要保护好原生态的自然界，后者才是人类生存之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金山银山更加珍贵。美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立足中国现实，破解生态问题，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既要摒弃旧的唯GDP 增长的工业文明经济观，也不能对生态GDP盲目崇拜。发展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但这种发展绝不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两山理论”所蕴含的深刻寓意，生态文明不同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超越以往文明之处就在于它对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全新定义，它摆脱了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和征服控制关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前提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开创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建构起经济发展以生态保护为原则、生态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并造福子孙后代的新发展理念。

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破解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的矛盾关系。

针对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学者们褒贬不一。很多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杀手，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并且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和自然的奴役程度日益加深。还有另外一些科技乐观主义者则基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经济增长的“进步强制”，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科学技术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神秘撒手锏，科学技术的魔杖是驱除所有人与自然问题的魔力。

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本质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必须立足于唯物史观立场来分析的重要问题。应该说，福斯特的相关看法是比较中肯的。在他看来，不能撇开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而孤立地谈论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性质。他认为一方面我们不能对技术顶礼膜拜，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妖魔化；科学技术本身是中立性的，它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摧毁环境的帮凶，是由其所属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需要，科学技术才被异化为资本增值的手段，从而导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正是由于目的与手段的倒置，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才逐渐演化为非合理性。因此，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并不必然是对立的。

针对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财致富的绊脚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出了“非物质化”的王牌，即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技术研发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政府为技术创新和市场经济提供政策支持，使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以此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脱钩，创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互利局面。“技术的魔杖”最受资本主义国家青睐，他们幻想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能源利用率或推广使用危害性较小的替代技术，以此减缓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引导技术向良性发展，从而既不影响资本主义经济运转，又能解决环境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非但没有缓解环境问题，反而成为加重生态危机的凶手。通过对资本积累下材料应用和生产技术的剖析，福斯特揭露了技术改变环境的虚妄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可以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单位汽车耗油量或转向无污染的清洁能源，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大规模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快速高效的火车与高铁等交通运输工具的研发虽然具有快速、节能、环保等优势，但道路上奔驰的汽车数量并未减少。[13](p.92)早在1865 年，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对煤炭问题的分析就已涉及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的悖论。按照通常的理解，随着煤炭利用效率的提高，煤炭消费量应趋于下降。但事与愿违，随着能源利用率的提高，煤炭的需求量也会增加，从事煤炭经营的商业利润随之增长，将会进一步推动扩大再生产。新技术的出现非但没有遏制环境的恶化，反倒成为加剧环境污染并导致资源枯竭的帮凶。“杰文斯悖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只要不改变技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的，效率的增加只能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掠夺。因此，我们绝不可以简单地把科学技术看作生态文明的杀手，或者把它看作挽救生态危机的万能良药。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式。如果说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是助推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制度性条件就只能是社会主义。换言之，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将使科学技术成为改善生态环境并同时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动力。

五、社会主义具有建设生态文明的强大制度优势
笔者认为，在建设生态文明这一议题上，社会主义体现出以下三方面强大的制度优势。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绿色发展是内在统一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有制决定经济制度的性质，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少数人的私欲，而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1](p.362)这种所有制形式不但终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也蕴含着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人与自然之间的敬畏与控制关系也被一种新的物质变换关系所取代。同时，代代相传的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经内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成为生产生活的内在约束机制。这不同于西方的超前消费、炫耀消费，不顾及能源、资源的有限性，给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压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先导。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缺陷，不再脱离人类实践活动单纯讨论事物、现实和感性。马克思把实践看作理解人类史的一把钥匙，人类史与自然史在劳动基础上达成辩证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把自然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自然界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尊重自然、认识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党明确强调：“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1](p.3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相继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思想，本质上都归功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1](p.35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基础上，科学把握时局，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党执政为民、造福于民的发展理念。我们党清醒意识到，为老百姓提供高质量的绿水青山是最基本、最实惠的民生福祉。如果不摒弃粗放型的发展战略，生态建设将流于形式，会重蹈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党的使命不仅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更要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要求全党要时刻保持“两个清醒认识”：“全党同志都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8](p.7)

总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向我们昭示，工业文明必将被生态文明所替代，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对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也有现实基础，可以克服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弊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取得的实效在一定意义上为人类解放、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人类生态文明意义上，我们始终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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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Can Only Be Truly Practised in a Socialist System

(Liu Yalan and Bu Xiang-ji)

A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President Xi Jin-ping’s assertion that man and nature are a“community of life”embodies profou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hat transcend the debate between nature-centrism and anthropocentrism.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confirms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the root cause of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Unlike capitalism，socialism aims at the emancipation of all mankind.Therefore，only the socialist system can take up the important task of 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At the moment，we should alway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thought.In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we always believe that capitalism is bound to end and that socialism is bound to triumph!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9-0059-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承续研究”[20BKS00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16JZ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雅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卜祥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