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际政治的既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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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国际政治的既有理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探析
孙志伟 郭树勇

[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着眼世界格局变化，回应重大时代问题，是中国智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外交思想遵循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理性看待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价值预设、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以贯之地以中国道路为其理论底色；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不以西方国际关系理念界定与衡量中国的发展，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超越，直接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实践进程，以中国智慧回答了“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如何构建这种关系”这一时代命题。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着眼世界格局变化，回应重大时代问题，是中国智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集中体现。从国际关系发展脉络与理论内核来看，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本质不同。厘清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更好理解该思想，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相较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特征
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中国智慧与中国声音。客观而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也存在不可避免的价值预设，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更存在明显的冷战视角、零和思维。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出，正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扬弃与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典型范例。中国外交实践催生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相较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外交思想必然展现出新的特征，必然有其独特的内在遵循。

（一）遵循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
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并立为三大主流理论。①参见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8页。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影响深远，其理论发轫于对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反思之上。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国际社会迎来了较长时段的相对和平期，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促使国际政治理论家们重新思考国际体系如何运转、国际机制如何奏效，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运而生并被广为接受。冷战结束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发展，建构主义从实践、文化、观念、认同等视角出发，尝试解读冷战为何结束等重大问题。相关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发展密切相关，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1]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国家间关系，同样重视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等重大国际关系议题。可以说，国际关系发展有其内在逻辑线索，遵循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正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性的主要来源。

（二）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与超越
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多以欧洲社会为蓝本，以欧美大国间关系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存在以西方模式为蓝本、尊崇西方价值观的价值预设。现有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均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没有脱离冷战的时代背景。冷战后发展起来的如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国际关系理论，其理论假定仍以西方模式为研究前提，以西方国家发展进程为参照系来研究对标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实际情况。[2](pp.25-27)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力量不断壮大，国际力量对比日益多元，国际关系变革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中国方案解决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在理论层面，跳出以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为基础的惯性思维窠臼，理性对待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预设，这正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实现扬弃与超越的重要方式。

（三）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均有其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根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以世界历史、国家、战争与革命、国际主义等层面的理论为研究对象，以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追求，既有力地批驳了以人类性恶论、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论观点，又对国际社会发展、国与国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解释。[3](pp.12-14)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经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经典理论、列宁国际关系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等的不断锤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面向新时代的外交思想。从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来看，习近平外交思想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时俱进地继承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既尊重主权国家的利益维持，又注重国家交往间的道义与责任，展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优势。

（四）一以贯之地以中国道路为其理论底色
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外交思想，特别是结合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及其中的创新，以正确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坚定中国道路、发挥中国优势，进一步拓展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蕴含解决人类难题的智慧，比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以人为本、协和万邦的思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想等。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中国实际，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底蕴，以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为理论参照，赋予其新的时代印记和理论内涵，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价值观在外交理论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以贯之地以中国道路为其理论底色，不断坚持从中国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宝贵经验，正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相较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呈现的独特路径，也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优势。

二、坚持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智慧
在国际关系的理论谱系中，国家是主要的国际关系行为者，也是国际关系领域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主权则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4](pp.42-44)以国家主权为线索，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开启了长时段有关主权国家与国家利益、国际关系与安全困境的研究探索。如何界定国家权力、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如何理解无政府社会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重要问题，极大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演进轨迹。

（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下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研究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是一个国家固有的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上的独立自主权利。在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国家的第一考量就是维持自身生存，对别国或假想敌的疑虑与担忧致使“安全困境”现象时有发生：如果甲国采取行动加强自身安全，其他国家的安全可能因此受到威胁；如若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那么甲国的安全又会受到更大威胁，这种情形是造成军备竞赛的主要原因，更可能直接导致相关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

从“安全困境”出发，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认为，在大国政治发展中，伴随国家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存在着极易发生冲突激化的可能。格雷厄姆·艾利森以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的旷日持久战争为蓝本，认为历史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极易相互猜忌、冲突甚至发生战争，这一理论设想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①参见[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1—58页。该设想被广泛应用于大国关系之中，认为在国际利益分配较为稳定的体系下，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存在根本的结构性矛盾，崛起国力量的兴起势必带来守成国实力的削弱，守成国不肯让渡既得利益，崛起国也寄希望以自身快速增强的实力来改变原有国际体系的秩序原则与分配方式，崛起国与守成国间的矛盾与分歧难以避免。

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就如何规避“安全困境”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然而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无法规避；自由主义认为可以借助于国际制度规范国家行为、找寻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从本体论视角出发，认为“安全困境”是由行动者建构形成的，观念认同层面的趋同、共有价值的形成有助于“安全困境”的缓解。但客观而言，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无法真正摆脱“安全困境”，建构主义相关提法却也趋于理想化而较难实现。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与国交往理念的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结合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体现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相较于传统国际关系理念中强调的“丛林法则”“安全困境”，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了国与国交往的新理念、新准则。习近平外交思想同样尊重国家主权，但更加强调正确义利观在国与国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正确义利观强调，国家不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采取国际行动，将道义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正确义利观，才是克服无政府社会的一剂良方。

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各主权国家行为的首要目标。在国际社会中，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等不同，各国利益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巨大差异。国家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无不与主权国家谋求各自国家利益的行为密切相关，这也是不同国家处理外交关系时必须直面的重要议题。承认这一议题并不意味中国即将走向传统国际关系的老路，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实践充分体现了“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5]以正确义利观为代表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承认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但更加强调“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是国家做出国际行为的重要原则。[6]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新中国外交实践一直把道义摆在首要位置，在国际交往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

“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7](p.433)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安全困境”一直是困扰各国的棘手难题。倡导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被“安全困境”所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的中国方案。以正确义利观为代表的中国外交主张主权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应更加注重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重视国与国交往中的道义与责任。[8]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习近平外交思想超越传统“安全困境”模式，寻求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普遍安全之路。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传统国际关系命题的坚定回应
从更深层次来看，“安全困境”或“修昔底德陷阱”提出的背后均充斥着权力政治和均势政治的旧观点，其最大缺陷在于对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支柱的社会发展视而不见。传统国际关系命题惯于从西方视角出发，以18世纪欧洲大陆诸国的战略角逐为蓝本，不仅忽视了全球化带来的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复杂变化，更没有抓住当今国际关系的时代本质。如何正确理解“安全困境”、如何坚定回应如“修昔底德陷阱”等传统国际关系命题，是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必须面对的。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国际社会处于“安全困境”却无力加以解决，究其原因，从理论层面看，是将安全利益与权力政治加以捆绑，认可无政府社会中主权国家的安全自保行为；从现实层面看，是忽视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相互依赖的现实，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当下，世界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利益交融，人类联系越来越紧密，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只会造成日益严重的安全困境。因此，局限于权力政治、“安全困境”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然无法跟随国际政治历史发展的轨迹，更无法完全解释当下的国际关系问题。

中国主张各国应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权利和义务并重”，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避免国家间因缺乏信任与沟通而产生矛盾与分歧，力求通过对话与协商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从而有助于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滑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9]以正确义利观为代表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了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从根本上拒斥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均势或极化状态，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权力政治逻辑的发展与超越，反映了中国外交理念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贵尝试。

三、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助推国际格局新秩序的中国主张
一般而言，既有国际关系秩序是从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演化而来的，以近现代欧洲各国发展与国际关系互动为基本视角，并在北美得到强化与发展，从理论溯源来看，实际上形成了以欧美为秩序中心，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为边缘的国际秩序体系。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来，新兴大国整体实力不断崛起，正日益迈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传统国际关系格局已不能满足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国际社会呼唤新型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学界亟待突破、解决无政府社会议题。

（一）既有国际关系理念中有关国际社会秩序的理论溯源
在国际秩序体系中，由于国际社会缺乏高于国家主权的权力中心，组成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都会毫无例外地追求权力，国家间关系实质上是权力之争。在无政府社会，主权国家作为“理性”的“个体”，在应对国际问题时通常都会选择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而较少考虑可能对其他个体成员所造成的影响。若干主权国家的“理性”行为往往会导致国际社会发生“集体的非理性活动”，这一论断使得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的分歧甚至战争也有了看似合理的解释空间。[10](pp.339-340)

在无政府社会，国家为求维持自身利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极易导致国家间关系滑向缔结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天平一端，也致使以地缘利益划定国家阵营的现象难以根除，从而最终导致国际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一直以来，一些西方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将国家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为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人类的共同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时，一些国家从自身“理性”出发，拒绝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致使国际社会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问题加剧。

在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中，无政府社会成为国际体系的一种常态，而和平与稳定则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稀缺物品。当下，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导致国际秩序呈现一定的不稳定局面。许多国家的安全感下降、民众的不安全感上升，局部地区甚至长期陷入战乱和冲突。同时，就当前全球一些涉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看，不少主权国家往往只注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任由他国或国际社会来承担损失，缺乏通过协调行动实现抗疫形势整体优化的责任与意识，这无益于各国疫情防控，更增添了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局势的不稳定性。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周边外交层面对无政府社会论断的超越
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更加强调从道义与责任出发处理国与国关系，尤其注重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周边外交议题愈发重要。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考验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外交实践凸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无政府社会论断的超越。

第一，正视中国周边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加的现实。依据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无政府状态下，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等丛林法则被奉为圭臬，此类国际关系理念对不少国家造成了一定影响，容易产生错误的外交认知与国际行为，尤其是在国家实力相差较大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小国天然对大国怀有一定的担忧与不信任。就外交实践来看，处于矛盾夹缝中的小国或出于国家私利主动选边站谋求利益，或依靠某一域外国家，将其作为对抗别国的资本。外交行为有其内在的逻辑因素，若不妥善处理则可能成为引发国际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因素之一。

第二，中华文化有关“亲仁善邻”的理念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思想源泉。中华文明以礼仪之邦著称，中国从古至今在对外关系上一直贯彻与邻为善的外交态度。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外交，讲求“敦亲睦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传统文化使得近现代中国在接受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主权概念后，并未走向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现代国际关系发展老路。在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中国周边外交进一步发展了“亲仁善邻”的理念主张，尊重周边国家的合理诉求，积极构建周边外交活动平台，力促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11](p.471)

第三，以“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深耕周边外交实践。习近平以“亲诚惠容”高度概括了中国参与周边外交的基本原则。“亲”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助，“诚”讲求国与国交往中的诚心诚意、友善亲近，“惠”主张中国与周边各国开展合作、共同发展，“容”则提倡开放包容的思想，促进地区间的整体合作。“亲诚惠容”的外交新理念决定了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的外交态度与传统西方大国呈现明显不同，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实现和谐共存、和平发展的价值追求，又为国与国交往原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亚洲安全领域的创造性实践
亚洲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带，又是大国权力复杂交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显著的地区。现今亚洲安全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域外国家美国为主导，日本、韩国参与其中的亚洲安全治理模式，以东盟为主要发起者的地区安全模式，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亚洲安全观是立足于总结人类社会在国际政治、国际战略问题层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有别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安全困境”无法避免的论点，倡导亚洲各国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普遍安全之路。[12]

从历史上看，提出亚洲安全观有一定的历史传统。亚洲各国地理位置相近，各国在发展进程中有着诸多交集。历史上，亚洲人民曾一致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在斗争中不断凝练民族感情与国家友谊。新中国成立后则一直致力于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新中国政府为解决中印问题所提出的外交关系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确立的亚洲安全观是中国处理与亚洲各国关系的有力探索，传承了亚洲各国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助于亚洲地区“安全困境”的解决。

从实践中看，践行亚洲安全观符合亚洲发展的具体需要。亚洲安全观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外交政策理念与亚洲现实高度契合的产物。亚洲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安全形势面临诸多挑战。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二战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另一方面，现实利益摩擦致使朝鲜半岛、南海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成为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如罗兴亚难民问题所引发的地区负面影响不断，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凸显。稳固亚洲安全体系与地区秩序，构建亚洲安全的机制与框架，已成为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课题。

当今时代呼吁全球化、多边主义的国际关系理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现实也更加呼唤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国际关系发展理念。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尊重不同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权利，更从时代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审读国际关系。21 世纪各国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的时代特征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的权力角逐逻辑。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此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助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框架的中国方案
结盟、竞赛、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间合作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了不同时期国际秩序的发展与变化。冷战时期，大国热衷于奉行结盟政治，开展军备竞赛和划分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相互影响，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治理模式也逐渐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在国际社会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下，如何促进国家间合作、如何推进全球治理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合作的基本观点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维持国际和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即保持国家间力量均势，而依靠结盟是实现均势的主要路径。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通过结盟政治的形式开展军备竞赛、划分势力范围，国际关系的展开通常都围绕争夺和维持霸权，大国之间虽有合作，但形式主要表现为结盟。从本质上讲，结盟关系是一种排他性合作，合作中隐含对抗性思维。盟友之间虽然密切合作，但却以更大范围的对抗潜在对手为前提，结盟的行为是为了更有利于与对手抗衡。同时，同盟关系往往围绕一个核心国家运转，成员国内部也缺乏真正的平等尊重。

冷战的结束使得人为割裂的世界走向终结，世界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开始由结盟、竞赛向着全球治理的方向演进，全球治理理论得以不断发展。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加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全球治理主张主权国家让渡一部分权利，以此组成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政治实体来充分解决一国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13](pp.30-32)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国际秩序的合理化为全球治理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际秩序相伴随，全球治理将难以有效推行；而深入推进全球治理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然而，随着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面临一系列困境。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仍较多扮演制定议题的角色，在政策实施层面缺乏影响，不少学者认为以共担责任、凝聚共识为特点的全球治理模式与以主权至上的国家治理模式仍存在较大冲突。同时，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多由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与西方大国间政治相配套，在制度设计上更倾向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随着全球治理在深度广度上的不断拓展，其不公正不合理性也越发明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亟待革新。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发展与超越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映的是基于权力政治、无政府社会下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结盟对抗、军备竞赛的零和博弈已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传统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也无法满足全球治理实践的需求。当前，国际合作需要面对日益多元的参与主体，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的未来前进方向。

在对国际合作的认识层面，习近平外交思想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对外政策行为的权利，也认识到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结盟政治的现实。但结盟政治更容易产生一系列国际分歧，新时代中国外交必须摒弃传统国际政治中国家走结盟政治的老路，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其主要表现。上海合作组织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以区域内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国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14]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新时代中国外交主张国家间的合作应以“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为基本前提，以伙伴关系取代传统的结盟关系，伙伴关系的核心在于国家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以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的思维来处理外交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仍多以欧美国家为主导，贯彻力、执行力面临诸多困境，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革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积极构筑全球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把握世界发展潮流、人类命运走向上展现出的深邃智慧，为全球治理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合作新模式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国际合作领域有着广泛且深入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即其典型体现。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外大局，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展现了反对零和思维，主张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的全球伙伴关系新路径。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规划，又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一种富有中国智慧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第一，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在实际建设中，通过一系列惠及民生的项目建设扩大同沿线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以协调合作为出发点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促使沿线国家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不断增强，进一步推进了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第二，相较于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动辄以结盟、竞赛作为国与国交往的表现形式，“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结伴型外交政策”，“中国搭台、大家唱戏”，不以某一国利益为主导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15]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昭示着中国外交彻底抛弃了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历程中某些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划线的旧有做法，跨越不同区域、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走“多元多边合作”道路，实现了中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互惠互利的目标。[16]

“一带一路”倡议为面临困境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模式，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努力开创国际合作的新尝试。相较于传统国际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对抗结盟与军事竞赛，“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精神，沿线国家均可在平等、诚信基础上参与对话协商，开展互利合作，开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合作发展、共同繁荣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自觉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以中国外交实践为参照，充分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与超越，具体体现在：第一，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利他性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权国家自私性论断，既尊重国家寻求自身发展的权利，更强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坚持“道义兼顾”的正确义利观。第二，对国际秩序的认识，相较于现代国际关系发展中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既有模式，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主权国家平等为前提，推动多边主义进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第三，对国家间合作的认识，习近平外交思想扬弃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关零和博弈的认识，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开创国际合作新模式。第四，对国家间分歧的认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安全困境”无法避免，而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张共建共享，促进世界各国更大程度、更深层次的融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回应“安全困境”议题。第五，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取代结盟竞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新格局，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不能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不能以西方国际关系理念界定与衡量中国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准确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世界历史发展为遵循、以国际形势进程为依托，超越既有国际政治理论，以中国智慧回答了“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如何构建这种关系”这一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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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On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Sun Zhi-wei and Guo Shu-yong)

Focusing on changes in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responding to major issues of the times，President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China’s wisdo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s diplomatic thought follows the historical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ssesses rationally the value presuppositions behind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in the field，adher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consistently takes the Chinese road as its theoretical background;the thought does not view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nor does it define and measure China’s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Western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is historic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theor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directly guided the practical diplomacy of a major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swering with Chinese wisdom the age-old question of wha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are needed and how to build such 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9-0028-08

本文系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18ZDA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孙志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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