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在西方认同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误导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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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在西方认同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误导性建构
——兼论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
潘娜娜

[摘要]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议题非常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层面。从他者身份的话语建构来看，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通过创建一种稳定而深入的话语叙述，在界定中国身份的同时，也引导外界包括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偏好，借“中国模式”话语体系曲解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西方“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思想背景和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的认知和中国的身份认同叙事。对此，我们应在更高的层面上反思“中国模式”的西方话语，注重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

[关键词]中国模式；身份；西方；认同政治；学术话语建构

“身份”原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后来成为一个典型的跨学科概念。大体上看，国内外学者对其定义主要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把身份界定为一种依赖于关系与情境的客体自我。二是将身份的范畴从个体扩展到社会关系的群体框架中，强调身份作为社会群体建构的文化表征意义。三是从叙事身份的视角出发，提出身份既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身份建构叙事，叙事建构身份，“实践的作用被整合到叙事中，激发了实践和叙事的多重交织”，既为过去的变化留下了空间，也为未来的主动性留下了空间，是一个开放的体系。①参见M.K.Asante and W.B.Gudykunst：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Newbury Park，CA：Sage，1989，pp.351-373；Denis Constant Martin：The Choices of Identity，Social Identities，Vo1.1，No.1，1995.

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从批判性的文化视角出发，指出身份是跨越不同的、往往相互交叉和对立的话语、实践与立场的多重意识形态构建，是一种权力结构的表征。②参见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British：Sage，1996，pp.4-7.后殖民主义使身份概念与他者概念密切相连，认为西方文明身份形成的过程既是本土身份的确立过程，也是否定客体和他者的过程，在西方身份的文化表达中，他者常被表征为不文明、越轨、第三世界、异常或特异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西方之间是互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和他者处于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中，中国的“他者”身份是殖民权力的产物，是多重形式压迫下被强行施加并印刻的身份。当认同的目的是实现政治化认同，身份与认同政治就产生了联系，认同政治往往把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政治化，强调为了达成政治共识来确定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划定自我与他者的符号边界，促进自我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为自我占据道义制高点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心理动员。

在“自我—他者”的认知模式下，话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身份是动态建构的，是通过话语建构的，具有关系性、多重性和社会性特征。有学者认为，话语是表达现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话语表述过程绝不是中立、超然的，总是充斥着事实阐释者和塑造者的权力和权威。还有学者指出，围绕某一宏观主题而展开一系列陈述会导致权力关系的改变与更新，继而构成、维系并改变世界。另有学者强调，同一话语有不同解释和理解，统治者可以利用话语的不确定性补充解释或者推翻先前的解释，建构更加易于统治的社会和文化。①参见Jim George：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A Critical(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ulder，Colo：Lynne Rienner，1994；R.Wodak and M.Meyer：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AGE Publications，2001，pp.122-124.在认同政治的话语体系下，他者往往被妖魔化以论证自我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2002 年，卡瓦吉特·辛格首次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1]2004 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系统阐述了“北京共识”的内涵，使“北京共识”与中国道路发生直接关联，并与“华盛顿共识”区别开来。他说：“北京共识已经引出了一系列与华盛顿思想截然不同的新思想”“北京共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发生了一大变化，从一个年轻的、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它像连锁反应一样进行，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2](p.289)这表明，雷默已经把北京共识与中国主体意识发展相关联。对雷默来说，北京共识表明中国在改革进程中逐步找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一条更加注重内部动力和自我实现的自主发展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北京共识”是雷默界定中国身份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中国特色是20年前“专家们为中国崛起而使用的想法”，“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后中国特色，它会是什么样子，北京共识就是讨论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3](pp.9-10)美国学者斯科特·肯尼迪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是作为对美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对抗力量而赢得共鸣的。②参见Scott Kennedy：The Myth of Beijing Consens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9，Iss.65，2010.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作为一个与“华盛顿共识”相比较的概念提出的，自正式提出就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

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议题非常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层面。从他者身份的话语建构来看，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参与了话语设置、话语关联、话语阐释及框定等环节，创造了一个多元完整、真实与虚假交织并存的“中国”叙述。从他者身份的话语操控的角度看，西方“中国模式”话语通过创建一种稳定而深入的话语叙述，在界定中国身份的同时，也引导了外界包括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偏好。对此，我们不仅要有清晰的认识，更需要注重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

一、西方借“中国模式”话语体系曲解中国发展
基于对中国进入21 世纪特别是近十余年来西方“中国模式”研究学术文本关注话题的考察，笔者从“历史维度研究”“经济、政治、社会等维度的研究”“比较视野的研究”三个基本学术话语链出发，剖析西方“中国模式”话语体系是如何曲解中国发展、“建构”中国身份、强化“认同政治”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中国模式”研究多采用跨学科视角，对于包含多个“话语片段”的学术文本，本文将其分属于不同的学术话语链进行剖析。

（一）历史维度研究
从历史维度出发，西方“中国模式”话语或通过“历史事实”直接构建中国模式的发展脉络，或倾向于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定位当代中国发展。“历史事实”能够直观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模式的演化情况，是西方建构中国身份最常用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历史事实”更多的是叙述者对客观事实的解释和创造，采用的是西方受众更易接受的历史记叙形式。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定位当代中国发展，叙述者更多是回到中国传统中去寻找他们需要的答案，把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曲解为“异质”“怪异”的，进而考量历史上的中国与当前中国模式的必要关联。

例如，有学者认为，“历史轨迹、政治意识形态取向、社会嵌入性和非凡组织力等方面的独特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不同的‘物种’”，在这种历史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不能只是国家主导的发展，它首先是社会主义发展”，这就排除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亲密关系的可能。[4](p.85)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由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包括几个世纪前植根于中国的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种利用市场力量提高效率的控制经济，一种保留某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及一党领导体制等。[5](p.197)

还有一些学者力图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考察“中国模式”，最为典型的研究包括《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和谐与战争：儒家文化与中国强权政治》《当中国统治世界》《亚当·斯密在北京》《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世纪到社会主义》等。他们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反帝斗争、国家建设、工业化进程与前现代的中国进行关联，将“中国模式”这一话语建构为中国从古至今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便为西方定义中国身份提供历史依据。一些学者甚至强调中国模式与中国专制传统之间的特殊联系，以突出中国模式的“专制原罪”。同时，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使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发生这样的关联：其他对中国模式感兴趣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例如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可能会导致一个新万隆集团的形成，“新万隆集团可以比老万隆集团更有所作为，它可以动员并利用全球市场作为南北权力关系实现平等的工具”。[6](p.383)在这里，中国身份在西方的自我与他者权力关系模式中再次凸显，当感觉受到威胁时，欧美等国家更倾向于从本位立场看问题，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中国。

综上所述，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强调“中国模式”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持续存在赋予其历史感、例外性与异质性，这种叙事隐含着中国从何而来及什么是现代政治最高问题的价值判断，既有助于通过区别性差异化增强同质化的西方文明认同，又能唤起一些中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关注与共鸣，使他们不知不觉落入西方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叙事之中。

（二）现实维度研究
西方“中国模式”话语意味着一种新的他者想象的形成，它是西方学者试图理解和掌控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期望的表征。西方学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总体上倾向于从“现实”角度直接建构带有中国模式标识的中国身份。这种现实性书写与“威权”密切挂钩，强化“绝对服从权威的人”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倾向于确立“中国模式”在中国语境中的空间存在感。

经济维度的中国模式研究是西方认同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象”的极大兴趣，是他们探讨中国模式的主要诱因之一。不少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剖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梳理出中国模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①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诺顿的《中国独特的制度：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吗？》、杰拉德·斯特兰奇的《中国后李斯特时代的崛起：超越激进全球化理论与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政治经济学》、肯·默克和迈尔斯·李的《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全球影响》、罗斯·加诺特的《中国30年改革与经济发展经验》、乔尔·安德斯的《中国变化的图景》、维斯纳·加博诺维克的《混乱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托尼·安德烈阿尼的《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孔浩峰《中国的繁荣：为什么中国不会统治世界》和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的重新崛起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一些学者从经济方面阐述了中国模式存在的学术场域。有学者认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出现的，这个术语表达了华盛顿共识的崩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以及中国在当今世界日益上升的作用。因此，“它可以吸引一个巨大异质集群”。[7]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是作为“异质的他者”而出现的，隐含着“中国应该或者不应该是什么”的主观价值偏好。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单位，强调其在保存威权社会遗产以及引导资本主义积累方面的作用。另有一些学者指出，以“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渐进主义”“威权主义”“精英体制”的综合运用为特点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此外，有学者提出，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中国赋予国家在培育和引导资本主义积累方面的主导作用。[8]一些学者片面强调，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描述的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新兴资本市场和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组合”。[9](p.2)用资本主义来解读中国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忠诚”和僵化教条与先入为主的主观价值判断，是资本主义认同扩展的一种表现。

也有学者批判了这些观点，但是这种批判往往是用其他社会主义来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例如，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被中国抛弃，中国坚持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或革命的社会主义。①参见Vesna Jablanovic：The Chaotic Economic Growth Model：China，Advances in Management and Applied Economics，Vol.3，No.4，2013；魏海生，王新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87页。

政治维度的中国模式研究是西方认同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柱。在中国模式的西方语境中，“威权国家”和“中国模式”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同义词，威权国家不仅是对中国空间的政治文化书写，更是对中国空间进入符号世界过程中的价值表述，在“威权中国”的语境下，中国模式摆脱了原有的空间确定性，而成为与中国崛起、中国威胁、专制扩散等一系列命题息息相关的文化空间符号。结果，中国模式被塑造为带有威胁与挑战意味的话语，一种对西方文明而言挑战大于机遇的话语。例如，福山就认为，古代中国可以被称之为威权或者专制国家，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国。“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强大国家，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还有学者对中国模式进行了错误的判断，歪曲了中国模式，认为这是对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中国蓬勃发展的“新资本主义”在国内表现为用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来换取人民对威权统治的认同，在国外表现为期望获得更多不受西方规则约束的追随者，“中国最大的恐惧就是美国的思想”，所以美国应该在国际上更有效地开展运动。②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5 页；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0，p.248

错误地用“专制”建构中国身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譬如有学者就错误地认为，中国模式强调“保持绝对的政治和媒体控制”，“这种混合了经济自由和政治压制的中国模式很可能成为潜在独裁者最严肃的榜样”。③参见Rowan Callick：The China Model,The American，Vol.1，Iss.7，2007.甚至认为中国模式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不具有“合法性”。正是在对“差异性”他者的认定和判断中，西方巩固了自我文明的主体意识。尽管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及其性质，学界没有共同一致的理解，但是，对于那些谈论和撰写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人，无论是赞美还是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模式的中国身份。

社会维度的中国模式研究是西方认同政治话语的必要补充。一些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剖析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模式引发的社会变化，包括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困境等，进而探讨中国模式可能对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尽管原有的中国模式总体上带来了经济繁荣，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社会问题，更新的中国模式正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由于意识形态偏见和立场不同，国外学者往往认识不到中国共产党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更理解不了中国人民对美好愿景的一些表达。因此，他们会预言，“一旦中国在更新其发展模式方面取得成功，将对美国促进市场和民主的目标提出新的挑战”，“加剧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④参见Bruce J.Dickson：Updating the China model，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4，Iss.4，2011.

（三）比较视野下的西方相关研究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模式研究更倾向于从差异和区分的角度建构中国身份的独特性。这类学术话语预先设定了“何为正统”，继而对“中国模式”进行阐释，将中国模式与长久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身份界定与解读进行关联。

譬如，有学者就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日本模式等进行比较，错误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民族文化与“一党领导下的威权国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美国的崛起应理解为西方崛起的延续”。身份是标记差异和排斥的产物，是在特定的权力形态游戏中出现的，是通过特定的阐述策略，在特定的话语形态和实践中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模式本身就是西方寻求确定性、安全感、明确自我定位的一种话语表征，是作为认知主体的西方或美国试图改变中国这一被动客体的话语重构。①参见Wan Ming，The China Model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Comparison，Impact，and Interaction,Abingdon：Routledge，2014，p.55.

还有学者比较俄罗斯和中国在过去20年的转型过程，认为二者都把市场力量与全球一体化结合在一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强调民族主义和主权。表面上看，这些观点客观评析了两国的发展模式，但实际上这种评析隐含着关于“中国或者俄罗斯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偏好，是西方安抚自我的一种话语建构。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两国的发展道路是可持续的，就必须提供一套其他大国都认可的“能够塑造全球政治和经济制度”新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是一种什么价值观呢？“巴西、印度、南非、印尼等国也在接受国际融合，并经历着快速的增长，但是与俄罗斯和中国不同，它们是稳固的民主国家。”[10](pp.240、257)

西方学者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维度建立了中国模式与中国身份之间的关联，构建了一个兼顾时间和空间，兼涉物质与精神的系统化“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西方学者通过从时间和空间层面对“中国模式”的叙述，使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社会变化等方面建立关联。“中国模式”逐渐获得了独立于“中国道路”之外的地位，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被冠以“中国模式”之名。“中国模式”的西方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互相呼应、互相补充、互相阐发，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西方认同政治话语网络。西方“中国模式”话语架构的形成，使“中国道路”的阐释与传播受到一定的牵制和节制，每当“中国道路”想要摆脱节制时，西方“中国模式”话语架构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形进行应对，因为该话语架构的运作和生成也内在地包含“中国话语”的影响。

二、西方对“中国模式”误导性建构的原因
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误导性建构有着深刻的思想及社会根源，受到西方国家的利益判断、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内在驱动的影响。大体上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为西方“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生成提供了“事实”支撑。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非西方世界被纳入西方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开启了以融入为主重返国际主流社会的进程。从1978 年到2017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 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 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②国家统计局：《波澜壮阔四十载民族复兴展新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参见http://www.stats.gov.cn/ztjc/ztf ... 180827_1619235.html。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陷入困境，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非但不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而因为缺乏能够服务于世界市场的生产和财富分配机制，使得各国间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动乱的征兆。此外，美国使用武力推广民主的方式破坏了人们对民主的支持，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这种民主只是美国用来增强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而已，再加上欧美国家自身出现了治理危机，这使得自1970 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出现了退潮。资本主义缺陷的一再凸显，使得西方学者开始质疑和反思以自由市场和民主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

上述事实加之意识形态偏见，必然带来认知上的偏差，随着西方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期待落空，一个政治独特又充满威胁的中国模式成为西方学者固有偏见的“重塑”，导致“中国模式”话语建构在面临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西方话语的巨大挑战。可以说，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相对衰落是西方“中国模式”话语生成的根本动因，中国的成功为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误导性建构提供了“事实”支撑。

第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扩张与渗透的需要是西方对“中国模式”误导性建构的思想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承担着稳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职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扩张有着漫长的历史，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从资本主义早期西方显性的文化掠夺、宗教输出，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在全球的既得利益，意识形态渗透的具体方法和策略不断更新。当前，资本主义是作为一种世界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交换，使“外围”生产的剩余价值向“中心”转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为了维护“中心”对“外围”的剥脱与压迫，他们一方面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建立各种资本主义同盟，另一方面还要想方设法向他国输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使得“该社会的统治阶层或被吸引，或被强制，有时甚至被贿赂，而使自身的社会体制符合甚至有利于推销该体系支配性中心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11](p.421)

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为例，新自由主义原本是一种学术思潮，后来通过政治化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武器，为华盛顿共识提供了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强调生产资料私有制，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集体主义，坚持以西方意识形态图景来解释、评估人类共同价值取向，极力将“普世价值”打造为人类共有价值。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资本在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保护的是资本和特权阶层的利益。其最终目标是将世界引向“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达到以西方的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一统天下的目的。“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完成形态”，[12]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模式充当了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更为隐蔽的力量，它的巧妙之处在于，先是通过中国模式的“中立性”“客观性”表述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转移到中国体制本身，接着通过强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来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它不仅使部分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怀有偏见，还使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部分知识分子“普遍迷恋帝国主义的前途”“尽量粉饰帝国主义”，[13](p.278)导致对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主义和中国政府权力的歪曲解读，反过来加剧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现实发展，往往会陷入西方的理论迷宫与话语陷阱，反而强化了资本的压迫性和人的被奴役性。

第三，建构自我身份与捍卫西方文明的需要为西方“中国模式”话语生成提供了文化土壤。

建构自我身份的需要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生成的重要基础。通过横向比较凸显自我文化的优越性是西方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一环。希腊人通过把自己与“异邦人”进行对比，产生了朦胧的自我身份意识。中世纪欧洲通过建构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世界强化了整体的身份认同。18世纪之后，欧洲学者通过对他者想象把世界历史的空间变为以欧洲为目标的同质化发展来强化欧洲的身份认同。随着美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把西方世界团结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周围，形成坚固而强大的西方文明势力，推动西方文明的世界性伸张，就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从一开始，美国就是在与讨厌的‘他者’相对立的基础之上构建其信条身份的。美国的对手们总是被界定为自由的对手……二战后，美国将自己看成民主自由世界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领袖。”[14]在亨廷顿看来，美国要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把自己确立为西方文明的领袖，通过认同政治保持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被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在“中国道路”的话语建构中更突出了中国的“敌人”角色设定，试图在对中国道路的各种议题设置和话语讨论的主导中通过强化“他者”意象来捍卫自我的身份和优势，从而达到维持全球霸权的目的。

文明标准是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生成的价值底蕴。文明原被用来表达某些社会群体在道德思想领域的进步状态。后来，18、19 世纪的欧洲思想家通过横向和纵向对比凸显欧洲的文明，并逐步确立了国际上通行的“文明标准”。约翰·霍布森指出，根据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和彼得·潘理论，民主、自由、独立、创新、理性、个人主义、正常是文明世界的关键词，而专制、奴役、另类、非理性、集体主义、变异是野蛮世界的关键词。[15](p.225)

当旧的文明标准声名狼藉的时候，至少有两个标准可以成为旧的文明标准的继承者——人权标准与现代化标准。不可否认，文明标准对于保障人们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个人尊严等有着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文明”标准也为西方的行为方式正当化提供了解释和理由，“强行”将非西方国家吸引到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既然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现代化意味着文明，那么与之相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是非文明的，当文明标准以设定文明的边界为名否定文明的多样性时，就势必阻碍人类的文明进程。以“文明标准”为价值尺度研究中国模式，隐蔽而巧妙，既使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更容易扩散，也使国内部分知识分子更容易被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所迷惑，成为其扩大影响的有力推手，在不知不觉中源源不断地为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注入“营养”。

三、注重“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
学术话语体系不仅负载着知识与文明的传承与创造，也承载着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价值体系。“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6](p.66)这个时代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资产阶级学者）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17](p.99)有意无意地制造并强化“中国模式”的学术话语，回答了“中国是谁、中国从何而来、中国想要什么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在西方学者的话语架构中，中国是“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或威权统治）”，由历史上的专制中国演化而来，想要称霸并统治世界，将给世界带来威胁或危机。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西方学者的分析不乏洞见，值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借鉴参考。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西方学者试图引导并塑造中国的学术发展，以达到解构中国道路合法性的目的。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构建中国的自我身份，解构西方叙事，增强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等方面努力，遵循历史发展逻辑，不断增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阐释。

第一，展开从“中国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身份构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身份既是文化主体有意识地自觉建构的结果，也是他者有意无意进行建构的结果，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联系中建构起来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行为规范、政治体制和国际影响等都是一个国家身份建构的重要元素。身份建构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能够获得认可。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变，中西之间意识形态之争、道路之争更加激烈。国际上“中国模式”问题之争既是理论话语之争，也是发展道路之争，背后还隐含着地缘政治之争。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站在从世界看中国的高度上，从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世界主义和全球的观念，“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象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象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18](p.55)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建构中国身份，既要建构“中国之中国”的身份，回答中国是什么，从哪来到哪去、怎么去等问题，也要站在从世界看中国的高度，建构“世界之中国”的身份，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通过对“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19](p.2)同时还要避免陷入过于追求“中国性”的困境之中或回到天下朝贡体系的误区。

第二，解构西方“中国模式”书写背后的“西方中心论”元叙事。所谓元叙事是指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用来证明知识合法性、正统性的解释方法，是关于诸种具体叙事的叙事。元叙事是一个解释的过程，强调用单一标准去解释裁定所有差异，叙事者通过在叙事中进行有意义的生产，把混杂的事件变成关于他们生活与关系环境中有意义的整体，进而赋予客观事实以特定意义的观察视角、立场方法和思维方式。“西方中心论”作为西方“中国模式”书写背后的元叙事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准确认知，也遮蔽了人们对西方的正确认识。“西方中心论”笼罩下的西方“中国模式”叙事主要表现出如下三种偏好。一是叙事偏好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分析，叙事往往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为切入点，衡量制度有效性，从一般问题指向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二是叙事范式偏好于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机遇论，前者的叙事逻辑在于“作为一个他者和危险的客体，中国从一开始就缺乏西方那样的认知主体所具备的理性和主体性，中国也就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安全关切。”[20](p.105)后者的叙事逻辑在于“中国的他者性”被认为是西方已经超越的东西，所谓的中国机遇，实质是西方对中国的期望，是西方已经实现和完成了的，是西方完全有资格去输出的东西。[20](p.117)三是叙事评价偏好于“双重标准”，对待自己的思想以及与自己相容的思想用一种判断标准，对待与自己思想不一致的看法则用另一种标准。在西方叙事中，世界很大程度上便被简化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而处于体系顶层的西方国家是被维护的重点。自由民主价值被用来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被切割对立，前者被塑造成非民主的，后者被塑造为极度渴望自由民主的、等待被拯救的受害者。

近代以来，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历经多次“定位”和“选择”，终于建构起以未来为导向的，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五个文明一体化发展的，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叙事。这种叙事不是对抗西方话语的反叙事，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叙事的套用，也不是我国传统叙事的再版，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通过辩证地扬弃建构起与时俱进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的、有利于不同文明对话的元叙事。元叙事既要能说明和捍卫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回应外界的质疑和挑战，又能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与挑战的过程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第三，多管齐下，增强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作为一种解释性比较强的解释框架，意味着西方国家可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随时把相关材料塞入这一解释框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初期，一些西方学者强行把切尔诺贝利时刻与中国挂钩，声称中国不透明、专制，疫情可能引发社会危机，最终演化为一场关乎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危机。而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则强调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输出性，如纽约时报声称，“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是以民众生计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21]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误导性建构已经影响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为此，我们要多管齐下，增强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理论能力不足以满足阐释中国道路正当性与影响力的需要。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从党中央提出道路自信到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道路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掌握解读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是一项综合系统的工程和任重而道远的任务。立足于“中国道路”的主流阐释和西方叙事同时并存的现状，一方面，要解构西方叙事，加强“中国道路”的主流阐释，既要阐释好中国走中国道路的原因，也要回应好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既要解释好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领导优势，又要讲清楚中国道路的核心文明逻辑所在，阐释好中国道路的人民至上性与和平性，占据道义制高点。另一方面，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增强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从主体向度来看，要探索中国道路国际传播多元主体协同配合之道；从本体向度来看，要推进理论创新，优化中国道路叙事关联、叙事框架和叙事阐释，探索话语资源、表达方式及技巧的最优组合形式；从受众向度来看，根据受众特点进行差异性传播；从媒介向度来看，要创新传播方法，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认同内容、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把传播载体与渠道相结合的最优组合方式；从环体向度来看，加强文化沟通、促进相互理解，以更隐蔽的方式调整和引导中国道路的外部认知，增强国际认同感。为此，增强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既要防止用“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代替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又要防止以中国特殊的发展需求与利益为准则，把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相对立的思维。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不断求索而找到的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之路。“中国道路”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世界秩序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在权力分配、利益占有和话语体系中长期占有优势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尤其是美国发现其塑造中国的意愿与中国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决心相悖时，“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通过从时间与空间层面建构中国身份，不仅试图发挥定位他者的作用，也企图发挥规制中国道路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误导性建构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致力于维护“文明”的优势地位、维持和扩展其在国际秩序中主导地位的现实需要。“中国模式”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是西方建构中国身份及判断中国走向的重要一环，深入分析“中国模式”在西方认同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误导性建构，不是为了针对或指责西方，更不是为了造成或者激化双方的对立；而是需要我们在更加理性捍卫中国主张和中国利益的同时，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不断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解释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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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leading Construction of the“China Model”in the Western Politiccal Discourse:On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Road

(Pan Na-na)

The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 of the“China model”has a wide range of topics,involving 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the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 of the“China model”,by creating a stable and in-depth narrative,defines China’s identity,misleads 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preference for China,including that from the Western public,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and misinterprets China’s road and development.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of the“China model”has complex ideological backgrounds and profound economic and social roots,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have influenced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identity narrative of China.In this regard,we should reflect on the Western discourse of the“China model”at a higher level and focus on the autonomous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road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8-0091-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中国观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与应对研究”[16CKS02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CX04009B]阶段性成果。

作者：潘娜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