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与弘扬科学家精神着力加强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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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与弘扬科学家精神着力加强基础研究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
张媛媛

[摘要]进入新发展阶段，基础研究在我国引领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方面的战略意义愈加凸显。着眼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现实需要，针对我国基础研究现实困境等问题，习近平作出了着力推进基础研究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新期待角度为强化基础研究确立了基本价值遵循，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既要强化制度保障，又要践行与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支撑与引领。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作出了创新性贡献，还为新发展格局下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行动指南，更为新兴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科技强国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基础研究；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之源，是科研体系的重中之重，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之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着重强调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总体布局中的基础核心地位。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着力推进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1](p.4)明确指出我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2](p.40)若想实现技术领域的跳跃式发展，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打好基础，储备长远”，[1](p.12)“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3](p.31)“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这就对引领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亦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对我国核心技术的全面封锁及中美在全球价值链脱钩的“双重锁定”态势，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基础研究驱动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对此，习近平强调“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4]提出“要明确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发展目标，久久为功，持续不断坚持下去”，[4]“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是新发展阶段加强基础研究的“指挥棒”和“路线图”，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并做深入的理论解读。

一、提出加强基础研究的理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推进基础研究重要论述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之基，一脉相承的历史之责与紧迫的现实之需，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理论之基
近代以来，基础科学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使人类社会历经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不仅充分展示了它在推动人类认识自然方面的理论功能，而且通过工业革命展露了它改变世界的社会功能。由此，马克思把“科学的力量”看作“另一种生产力”，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6](p.572)因此，世界主要科技强国都将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予以支持，如美国的“大数据计划”、德国的“工业4.0”计划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加强基础研究，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2](p.44)“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7](p.268)他一语中的，指出了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发展趋势。

一方面，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之本、自主创新之源。原始创新依赖基础研究在独创性设计、重大科学发现方面跟进与突破世界科技前沿。“历史证明，国家创新发展‘长周期’依赖于繁荣的基础研究催生出的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8](p.188)基础研究的系统发生和全面发展会对现实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重要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取得的重大突破能够催生出新技术，尤其是当前沿新技术与特定时期的工业生产需求相结合，会形成推动产业革命的强大动力。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我们到处都会看到，使用机械法和普遍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9](pp.671-672)基础研究能力落后必然会造成技术创新后劲缺乏，无法在产业变革中为源头创新提供先导和支持。尤其是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科学研究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活动成为专门的社会事业。技术创新越来越依靠科学的新发现，科学发现对技术创新有决定性的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繁荣的基础研究既是世界科技强国崛起的核心力量和坚实基础，又是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条件。纵观世界科技强国，虽然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是共同特征。我国若想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实现“非对称”赶超，实现从“模仿”向“引领”的创新模式的转变，必须有标志性、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创新，要“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7](p.269)从夯实基础研究到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再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是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我们认识问题与设计政策的主导逻辑。我国必须采取战略主动，走出一条从基础研究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新路径。这一发展新路径的核心关键就在于强调“从‘需求引致的科技创新路径’为主，补弱增强，向‘以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路径为主，以需求引致的路径为辅的新型双引擎整合式创新强国路径’转型”。[8](p.6)加强以基础性、累积性和体系性为特点的基础研究是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关键特质，我们必须加强基础研究的前瞻布局和全面部署，以持续不断强化基础研究抢占创新制高点，为“强起来”提供前沿科技供给。

（二）历史之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过程中，始终强调基础科学研究在促进科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加以关心和支持。毛泽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在延安时期就倡导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开展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他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得到自由。”[10](p.269)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直接关系我们事业的成败，“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11](p.393)正是基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刻认识，1949年10 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毛泽东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12](p.37)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正是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我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立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框架，明晰了基础研究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要求。可以说，“从国家层面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调动各种资源开展科学研究，使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12](p.37)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如“两弹一星”关键科学问题、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基础研究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重大战略的实施等，我国科技事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强国不断掀起全球性高技术革命浪潮，根据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起来”的实践要求，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把科学技术摆在了经济发展首要动力的地位，为我国强化基础研究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1986 年2 月批准成立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对基础研究“导向、稳定、激励”的功能，制定和实施支持基础研究的资助计划，专门开辟支持基础研究的资金通道，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基础研究的资助环境，为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在1995 年5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将立足当前与着眼未来相结合，从战略高度出发，强调“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是推进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12](p.125)“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12](p.129)于是，我国相继推出“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计划、创建国家创新体系。党的十七大作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行全面部署，《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颁布，明确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进一步强化了基础研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三）现实之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再次强调，着力加强基础研究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原则，这是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形势和重点任务进行科学研判的结果。

一方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应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风险挑战的关键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反复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不二法宝。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发展空间逐渐消失，因为最先进的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1](p.11)近年来，中兴与华为接连遭遇美国芯片“断供”事件凸显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不足。同时，美国谋求中美“科技脱钩”的做法让我们更坚定了必须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1](p.11)的信念和决心。习近平强调：“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3](p.13)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涵盖了科学、制度、人才等全方位、多层次内容，需要统筹谋划、系统布局，要着力于补短板、强弱项。基础研究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科学起点和驱动力量，更是我国在技术层面解决“卡脖子”问题时面临的主要短板。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4]如果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那么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由谁驱动呢？以“引领”为主题的科技创新模式更加重视向基础研究要创新的科学驱动力。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强化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知识创新，探索作为技术创新源头基础的新科学理论，实现“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为关键核心技术提供理论的源头供给。由此，必须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主攻方向，选准知识创新的突破口，坚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协同发力，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安全、自主、可控等目标，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集成优势力量，力争在新方法、新知识、新原理上积极探索能够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方向，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供科学力量。

另一方面，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新发展格局下“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建立明确的以科技创新化解危机、以科技创新稳固发展优势、以科技创新赢得发展机遇的创新战略导向已经成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共识。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尚未真正转到依靠创新的轨道上来，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受到基础研究短板的现实制约，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较少、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技术支持与解决方案有限等，导致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不突破基础研究这个短板，就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成果带动新兴产业的崛起与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我国制造产业将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无法促进经济内涵式增长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况且，“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4]以基础研究支撑科技创新是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当今“基础研究显得更为重要”，要把强化基础研究放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谋划，放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中去考量。抓住了基础研究的主动权，就抓住了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权。

二、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现实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确立科技政策对加强基础研究进行了重要战略部署，基础科学研究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增进知识积累，目前正在向高质量提升阶段跃进。然而，“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牢固”，[2](p.24)基础研究发展中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既有硬实力的困惑，也有软环境的尴尬，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刻不容缓。

（一）基础研究投入的“硬实力”不强
基础研究是以探索未知为目标指向的工作，不确定性强，时间久，见效慢，而且需要大量经费的长期投入。总体来看，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总量不足、投入模式单一，这成为制约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短板。尽管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但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基础研发经费在投入总量、支出占GDP 的比重、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不高，尤其在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这一指标上，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与世界科技强国有很大距离”（以2017年为例，美国为17%、日本为13%、英国为17%、法国为24%）。“说明我国虽然重视研发投入，但是R&D 经费配置仍需优化，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8](p.239)

从投入结构上看，以美国为例，作为基础研究领域的实力大国，美国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方面，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都参与投入，不但政府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而且企业也成为驱动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高达25%。同时，美国领先全球的大型企业不仅注重在应用与研发方面的研究，而且更加注重原创基础研究的突破。聚焦国家和社会需求开展的基础研究，使其科研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导向性和较高的成果转化率。正是国家、社会、企业等力量的协同攻关、相互支持，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提升了基础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了原创能力。而我国的基础研究主要是中央政府在投入，投入占比达90%以上，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载体，本应对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的新技术走向最为敏感和了解，具有开展支撑前沿技术创新的应用基础研究的现实动力，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1](p.7)“企业重点关注的是新产品的开发及试验测试，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较低”。[8](p.240)传统认知理念、投入资金、人才储备、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复杂性因素限制了我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导致企业驱动产业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国家、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嵌入基础研究领域的比例失调，协同创新力量发挥不够，制约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受到阻碍。针对此种情况，习近平明确提出，在新发展阶段强化基础研究“要加大投入”，注重“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5]在投入比例和方式上，“首先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资金来源”。[4]

（二）鼓励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鼓励机制不够完善，主要体现为“激发人才从事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不健全”和“基础研究评价机制不合理”。

习近平指出，由于我国科技人才制度“还不适应科技创新要求、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1](p.19)我国顶尖的基础研究人才与团队比较匮乏。比如，我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国际化程度明显偏低，吸引和有效激励国际高端人才的制度、创新人才移民法律制度缺失，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我国不仅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5]还要“开发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坚持以用为本，按需引进，重点引进……领军人才”，[2](p.107)并“要完善科技奖励制度，让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1](p.19)除此之外，受文化观念、价值导向等思想影响，由于人们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我国社会重视、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尚未形成。“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不能“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邪说’”、[2](p.120)“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7](p.276)“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等急功近利、短平快的科研环境难以让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实中勇于开拓前瞻性基础研究，探索“无用之用”、潜心研究的科研激情式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基础研究评价机制不够合理。实践中，我们习惯性把应用价值、经济意义、市场逻辑运用到一切科学领域来进行评价，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的价值被量化为论文、引用率等指标，并作为评判其科学贡献大小的权重指标。对此，习近平指出，“以静态评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人才‘帽子’满天飞”的现象、“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等评价机制把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精力耽误了”。[1](p.19)这种违背基础研究特点与规律的科研评价体系亟待改革。为此，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潜心搞研究”。[4]

三、新发展阶段加强基础研究的价值遵循与突破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不仅从“为何”强化方面进行了动因考察，而且还从“为了谁”而强化方面确立了基本价值遵循，同时在“如何强化”的方法论层面强调了制度保障与精神引领的实现路径。

（一）价值遵循：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新期待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理解科学与人的生存之间的关系，认为基础科学研究产生于人的动机，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存而必然具有的对象性活动，科学在近代的系统发生不断为技术创新提供新知识、新理论与新方法，从而在生产实践中满足、丰富与发展了人类的现实需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现实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14](p.193)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都是与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的。而社会需求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群众从美好生活角度对现实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着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是适应“强起来”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更是推进基础研究发展的必然价值遵循。基础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上，而且体现在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习近平强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尤其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与行业，让满足国家与社会需求的基础研究科研成果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需要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解决好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断获得更多民生保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科技领域对强化基础研究提出的现实要求，也是新时代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推进的动力源泉。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公共卫生等各个领域，这不仅是一个民生建设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科技问题，归根结底要通过创新来解决。习近平指出：“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能永远保持自主创新能力。”[2](p.4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紧紧围绕民生领域的重大需求、洞察人民现实需要发展的新态势，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补基础研究短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站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负责任的科技创新大国，我们要确立基础研究服务人民的目标，坚持基础研究惠民、基础研究利民、基础研究为民的鲜明导向，紧盯民心“指南针”，常看民意“放大镜”。我们“要加大科技惠及民生力度”，[2](p.61)就必须把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民生领域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进行前瞻谋划、趋势判断，力争在涉及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利益的前沿科学问题的探索上有所贡献，让基础研究成果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提供稳固支撑。

（二）制度保障：强化制度建设与体制机制变革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破除制约基础研究长远发展的制度藩篱，强化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新发展阶段，基础研究能否进一步发展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制度配套是否完善以及相应体制机制是否健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科学的制度安排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激发人的创造活力与效率。基础研究作为科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亟须进行制度层面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创新，适应新发展阶段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要明确我国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遵循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基础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借鉴国外基础研究组织管理的成功经验，改变我国基础研究制度体系的不合理现状。通过改革创新探索真正能够激励、引导、保护基础研究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稳定的制度政策。在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中，要坚持国家战略需求与自由探索相统一。哪里有与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不相适应的政策措施，哪里就要全方位推进制度创新；哪里有不利于支持自由探索的制度体系，哪里就要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我们要通过制度创新与改革不断完善与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模式，繁荣基础研究。在强化基础研究的制度保障方面，制度建设与体制机制改革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国基础研究工作从布局建设、高水平基地建设、人才队伍、发展机制和环境等方面做了系统的制度部署与改革安排。在习近平强调的“优化基础研究的支持方式”方面，《意见》明确提出，创新支持方式，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的制度建设举措；在“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的激励措施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办法，完善“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的体制机制；在改进基础研究评价方面，强调“建立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评价机制”，进行差异化评价。《意见》的出台，对我国新时代基础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保障作用，但是对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为目标强化基础研究的中国来说，还远远不够。为此，我们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基础研究创新活力，将制度创新与改革方案进一步深化，相继推出了《加强“从0 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等重要文件。这些举措从不同方向和领域为“着力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提供了详细的改革实践方案，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要求相契合，回答了我们如何强化基础研究发展制度保障的时代之问。

（三）精神引领：践行与弘扬科学家精神
习近平指出，“我国科技界涌现出许多受到人民爱戴的科学家，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精神”。[15](pp.20-21)“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7](p.47)创新引领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科学家精神状态的强力支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没有平坦大道可走，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人的精神力量比物质保障更能提供动力支撑。新发展阶段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建设领域的一场硬仗，基础研究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精神的激发与引领。鉴于此，2019 年6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阐释了科学家精神这一概念，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树立普遍认同的科技价值观凝聚了共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内核，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内涵，是实现科技强国梦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价值诉求，既包含了全部科技工作者所共同遵循的科学精神、理性信念，也蕴含了民族文化赋予中国科学家所独有的精神境界和品德规范。在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群体优良精神传统的基础上，科技工作者为新时代基础研究发展建功立业，贡献精神财富，弘扬科学家精神正当其时。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作为一种科技价值观，彰显了时代精神的核心点、聚焦了创新文化的关键点，回应了创新环境的关切点，定位了创新主体的发力点。对内，增强了文化认同，凝聚了人心，坚定了决心意志，在文化层面为不断抢占重大科学发现的制高点厚植了基础；对外，弘扬科学家精神展现了我国科技工作者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精神状态。可以说，科学家精神为新时代科学家群体践行科技强国的初心和使命奠定了精神底色。尤其在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的关键时期，更需充分认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对加强基础研究引领力的重要战略价值。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创新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科技“赶超式”发展将有更硬的骨头要啃、更险的滩涂要涉。此时，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家精神，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凝聚新时代中国科技力量，引领我们攻坚克难，提振发展动力，激励我们在前瞻性、引领性基础研究上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善于突破、乐于突破，敢于同不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学风作风做斗争。浮躁、投机取巧等与科学家精神背道而驰的学风作风是基础研究道路上的“拦路虎”，要从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出发，通过教育引导、文化养成、制度保障等方面优化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把践行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建设良好的学风作风上升到凝聚共识的高度，引导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自觉践行，为基础研究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总之，发扬科学家精神，要从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这一大局着眼，立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人类未知领域重大发现的探索，这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方向要求；是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对人类科学探索贡献的价值要求；是彰显科技创新主体价值观自觉的文化要求。只有践行和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才能成为“重大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①参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 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重要论述的梳理与阐释，我们可以更全面认识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在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时期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在新发展阶段加强我国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建立自主安全可控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及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推进科技事业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的创新性贡献
习近平遵循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的思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创新要以加强创新链的源头——基础研究问题为视角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的主题与理论视域，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起到了开拓性和引领性作用。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我们既要统筹兼顾，又要聚焦关键，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强调在思维观念、政策制定、资源安排等方面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这是新发展阶段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的行动方案。

这一方案包含“造福于民”的价值体系、“开放协同”的理念体系、“四个面向”的战略体系、“双轮驱动”的动力体系等基本内容。“造福于民”的价值体系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的价值选择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初心使命，是对中国科技创新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开放协同”的理念体系要求在全球视野中关注基础研究的前沿问题，辩证把握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加强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探索基础研究的全球治理模式，在互利共赢中推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特征的“四个面向”战略体系，既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方向，又体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提升发展优势、强化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坚持以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不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创新调动科技人员加强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活力。这为基础研究的持续强化提供了不竭动力。

（二）为新发展格局下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行动指南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将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指出，在实践中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5]当前，美国不遗余力地对我国科技企业进行制裁，在高科技领域实行封锁，中美科技“脱钩”态势逐步升级。“为抑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崛起和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美国和欧盟已进一步加强了对技术转让和企业兼并收购的限制，这对中国企业今后在国际市场上获取高新技术形成了新的制约。”面对世界科技强国的打压封锁和战略遏制，我国必须适时进行创新战略转型及科技创新范式转变，“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16]2020年既是我国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之年，也是我国开启新一轮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起点之年。

我国正在开展《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必须自觉地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全球视野和全局思维，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作为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的根本立足点，着力于夯实基础研究。如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要做到习近平所强调的“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4]力争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吸引更多科技主体投入基础研究，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总量。与此同时，要深入研究不同投入主体在投入方式和投入方向上的侧重与特点，从而科学合理地制定投入政策，确保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进程中引领作用的充分发挥。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资金投入，目的就是尽快摆脱我国科技创新的“路径依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努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然而，“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1](p.17)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科技对抗挑战，习近平强调：“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4]我们要坚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p.17)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4]在开放包容中加强自主创新。

（三）为新兴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科技强国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重要论述，不仅从制度层面科学分析了我国基础研究事业体制机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在道路层面提出将“国家战略需求”和“自由探索”目标相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不仅强调充分发挥制度层面优势，探索构建新型科技举国体制，从而有步骤、分阶段地通过基础研究“三步走”战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而且还在文化层面对新时代基础研究的环境营造、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了具体行动方案。这不仅为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纲领，而且对世界科技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不仅是中国的科技创新，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因此，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也同样不仅关注中国科技发展的问题，还“肩负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同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双重使命”，[8]（p.4）中国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历程，价值理念、方法、思路和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7](pp.10-11)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积累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重要论述观点明确、内涵深刻，不仅对我国系统布局和整体强化基础研究，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研究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转折时期，我们要放眼全球、立足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持续强化基础研究，不断为科技创新引来源头活水，筑牢创新根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12.

[5]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8]陈劲.科技创新：中国未来30年强国之路[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李桂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

[13]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6]霍建国“.十四五”外向型经济发展：形式和任务[J].开放导报，2020，(2).

[17]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Practicing and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and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Studying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Zhang Yuan-yuan)

As we enter a new era,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basic research in le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enerating new momentum for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Focusing on breakthroughs in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meeting practical needs such 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President Xi Jin-ping made an important directive to focus on promoting basic research in response to China’s real dilemmas of basic research and other issues.Hi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es have established basic values for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new expectations for a better life.The expositions proposed that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should not only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but also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support and leadership of the scientist spirit.This important statement makes an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Marxist idea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rovides an action guide for enhancing China’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and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to the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ir efforts to catch up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times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8-0040-09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展研究”[19BKS089]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媛媛，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