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重要会议看中国共产党治国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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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重要会议看中国共产党治国之特点∗
杜艳华

[摘要]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形成的党建国家模式，决定了党的会议在国家治理中起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治理国家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都与其召开的会议息息相关；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的轨迹。研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可清楚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治国的突出特点：一是关于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始终处于治国方案首位；二是坚持治国的中心任务与整体布局相统一、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与未来的远大目标相统一；三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四是坚持国家治理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五是始终坚持治国与治党的有机统一。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实践与国家发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会议；治国；特点

人类历史进入政党政治时代以来，政党会议就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普遍意义，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会议，只是不同政党及所举行的会议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党政分开，政党会议主要是在其获取执政地位，即在选举这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为治国而生。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形成的党建国家模式，决定了政党在国家治理中核心地位，进而决定了党的会议在治国中地位突出。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治国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治理国家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都与其召开的会议息息相关；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的轨迹。因而，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特点与规律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属于党本身召开的重要会议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党的代表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等。其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党召开的各种会议中居统领性地位；又由于党的组织覆盖全国，党员以组织的身份活动于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加之党的组织系统垂直性特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可以贯彻到国家治理的每个实践环节。因此，本文主要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九大、十大不做具体研究；党的其他会议有所涉及，但不作为重点——笔者注）为研究对象，探究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之特点。在此应说明的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为建立新国家做准备，而且还包含解放生产力的土地革命和局部执政，更有新国家蓝图的谋划和如何建设新国家的战略思考，因此，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理应属于党治国的范畴而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全面分析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特点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加以认识和概括。

一、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道路始终处于治国方案首位
举旗才能立道。旗帜树立起来，国家治理走什么道路自然就会明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突出特点。这一点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中可以获得有力的佐证。

纵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治国方案中，旗帜与道路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由此规约治国的方向。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实质都是围绕如何救国和治国而展开。对于我们而言，治国的前提是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腐朽统治下解放出来，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例如，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1](p.3)尽管这个纲领明显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其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清楚的。从党的二大开始到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并把具体的革命目标和未来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结合起来。党的二大纲领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p.115)再如，党的三大从宣言到陈独秀在大会上的报告，都高举反帝反军阀旗帜，大会指出，“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1](p.165)“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1](p.169)党的四大最后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国内的军阀”。[1](p.395)党的五大最后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2](p.107)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规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3](p.300)尽管党的六大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脱离实际的内容，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是鲜明的。从党的七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逐步走向成熟。同时，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确立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初心”从未动摇。再如，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开篇即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4](p.115)

1956 年9 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在宣布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提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55)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5](p.223)再如，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党所以能取得上述许多方面的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6](p.265)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会主题的表述基本包含了旗帜和总任务两大要素。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不仅如此，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明确提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7](p.889)另外，党的十一大至十九大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部分虽然在表达上有略有差别，但核心词都包含“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8](p.63)

中国共产党治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旗帜鲜明、目标明确，即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备超强的政治定力，能够成功应对治国理政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和考验，这可谓中国共产党治国之大道。

二、坚持治国的中心任务与整体布局相统一、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与未来的远大目标相统一
随着成长壮大和日益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日益增强，思维更加缜密。

第一，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所涉及的范围及内容看，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往往在确定当前中心任务的同时，又进行整体布局。例如，党的一大、二大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但也初步体现了革命的整体性思维。如果说党的一大还没来得及进行治国的整体布局，那么仅经过一年实践探索，到党的二大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目前我们看到党的一大文件有四个，即《中国共产党第一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党的报告》。而党的二大文件则有十一件，即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这些文件不仅规定了有关开展工人运动的内容，还包括“民主的联合战线”、议会行动、少年运动、妇女运动等方面的具体行动方案。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都会在总结过去经验并分析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基础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同时围绕中心任务进行整体性的战略布局。例如，党的十四大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6](p.658)于是，大会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就如何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出了必须努力实现关系全局的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此外，还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对外政策；对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再如，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9](p.450)同时，大会还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十个方面做了具体规划。此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进行国家治理整体布局，其中包括“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口号下，从十四个方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同时，还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出发，就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文化繁荣，提高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十三个方面做了具体规划。这就构成了十分完整的治国蓝图，渗透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维逻辑。

第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及大会上通过的党章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治国的现实目标与远大目标有机统一起来。所谓现实目标，就是一个时期或一个历史阶段要达到的目标，而远大目标就是共产党人所坚信的共产主义理想。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10](p.34)如前所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每一次代表大会都没有离开反帝反封建这一主题，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目的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中国近百年来历史证明，这是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事实上，党的二大制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治国的现实目标与远大目标有机统一的典型案例。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看，除了党纲党章，所有内容都是一定时期或一定历史阶段的治国规划。例如，党的六大文件数多达26 个，其中涉及政治、军事、土地、职工运动、民族问题等；党的七大文件包括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等。显然，这些文献的具体内容与党章相呼应，充分展现了党的现实目标与远大目标的有机统一。同样，社会主义时期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也是不同时期党治国的整体谋划。如果分析党的十一大至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再对应地看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现实目标和远大目标有机统一的特色更加清晰。党的十一大以来的党章总纲部分虽然在表达上略有差别，但核心词都包含“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则直接展现了现阶段治国的目标。如，党的十二大报告主题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大报告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主题都包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主题没有离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党的其他会议的逻辑关系，决定党的治国方案具有与时俱进、逐步完善，再到整体性谋划的特点。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领下，从中央全会到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以及特殊条件下特别会议的设置及逻辑关系看，治国方案设计具有层层递进和及时调整、不断完善的特点。这使治国总体目标的实现得到具体规划的有力支撑。例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此，党坚持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方针路线前进，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198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再如，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为落实十四大精神，1993年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划，由此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此等等，无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的独特逻辑。另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召开的特别会议有力应对了各种新问题，保证治国方针、政策、路线调整及时，防止因某种失误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一点，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例如，1927年的八七会议、1935年的遵义会议都是有力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方面既具有整体性的战略思维，又不乏对具体方案的缜密思考，做到了治国的中心任务与整体布局相统一、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与未来的远大目标相统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的目的在于救国救民，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

第一，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是党的会议文件的精髓。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会议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其目的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剥削制度，将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党的一大纲领开明宗义：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时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党从一大到七大，始终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进行部署，这是一切为了人民的有力诠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党的八大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虽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走了弯路，但最终依然回归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是党的会议的精髓。例如，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这也是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条件。”[5](p.225)再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7](p.1720)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不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如果观察党纲与党章合并的党章（从党的七大党章开始），其党纲部分都包含“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4](p.115)或“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7](p.1174)这样的内容。尽管随着历史条件变化和党章的修订语言表述上略有不同，但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核心内容始终不变。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坚持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检验自己治国水平的重要标准。自从1992 年邓小平提出检验党的工作“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内容都包含一个重要指标，即以实际数据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的程度。例如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时，把“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11](p.2)作为衡量党的工作的重要指标，报告指出，这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因此，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百分之七点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百分之五点七，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的衣食住用行条件明显改善。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千二百万。”[7](p.892)党的十五大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5 年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阐述人民生活水平变化的情况。例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裕，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衣食住用行都有较大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7](p.1241)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得到一进步凸显和升华。

第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依靠人民的力量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会议文件的显著特点。事实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本身就是依靠人民治国理念的展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12](p.933)民主革命时期，从党的一大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工人运动起，党的代表大会出台的革命方案，就将发动群众的范围逐步扩展到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兵士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等。党的一大提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p.3)，党的二大文件写道：“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1](p.117)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2](p.1026)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带领人民一起奋斗的结果。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5](p.226)“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55)再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最后借用列宁的话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毫无疑义，没有亿万群众的高昂的劳动热忱，没有成千上万个生产单位的首创精神，没有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奋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不可能的。”[8](p.25)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的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3](p.21)

总之，人民至上，依靠人民的力量治理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硬道理，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之道的精髓。

四、坚持国家治理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及国家治理的艰巨性，中国共产党欲达到治国的目标需经历长期探索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过程，加之中国共产党是长期连续执政的党，治国的思想理论和方案始终处于“变与不变”的状态。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思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又一突出特色。

第一，纵观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历史，虽然代际交替自然持续，每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的时代条件和治国任务不同，国家治理理论与时俱进，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主义和奋斗目标始终不变，历代领导集体之间治国理念相互衔接，充分体现了延续性和继承性。例如，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此后，历代领导集体都坚持这面旗帜。再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历代领导集体所坚持和掌握的武器，如此等等。如果说，我们党治国成功的一个重要支点在于理论创新，那么这种创新不是颠覆前人的思想遗产，而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如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经验时所指出的，“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p.650)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论发展的继承性做了总体概括，“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3](pp.18-19)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继承的前提下不断创新，才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辉煌成就。这一特点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处处可见，也是中国共产党连续执政和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从党的会议内容看，在面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路径等不断调整、更新和完善。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探索中逐步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及在自我纠正错误的条件下获得发展和进步。例如，从党的一大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二大合作统一战线；党的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党的七大路线及关于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都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再如，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其中包括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超越前人、勇于探索的伟大气魄。二是党的许多会议都直接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例如，从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如果说中国革命道路是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的成果，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是理论创新的结晶。我们知道，从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p.260)开始，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实质都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九大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谓水到渠成。三是党的会议在理论创新上（除个别会议，如党的九大、党的十大外）呈现出与时俱进和层层递进的态势。例如，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这一新的伟大任务，相应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具体方针，即实施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以及对外开放等。此后，经过5年的探索，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总结的，“十二大以来，党中央召开了七次全会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和开放，加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6](p.471)而党的十三大在理论上又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等一系列创新理论。到党的十四大时，就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等九个方面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总体框架；此后，经过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就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果从治国具体战略规划的变迁来看，这一特点就更加鲜明。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上，是从“两步走”到“三步走”；1982 年9 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8](p.14)“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8](p.16)而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发展实际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14](p.16)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七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九大就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国家治理的协调发展战略方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思想，即“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8](p.25)到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又加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由此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再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则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容，形成了“四位一体”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做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如此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依靠理论创新来治理国家的突出特点。

坚持国家治理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智慧及特色之一，也是其成功治国的一大关键。

五、始终坚持治国与治党的有机统一
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的重要方式，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奥秘和逻辑。这其中最突出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始终坚持治国与治党的有机结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一条重要规律。

第一，从形式上看，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不仅有关于治国的具体方案出台，而且关于治党的章法也在不断更新。其中，《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是治党的最高准则。除了党的一大的党纲和党章是合并的形式外，从党的二大开始，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有新党章出台，这是治国与治党有机统一的鲜明例证。

第二，党的代表大会文件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治国与治党有机统一的逻辑。例如，许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除了包含治国的具体方案外，还包含党如何加强和改善领导以及如何进行自我革命的具体内容。有的会议文件将党的建设问题放在前面，有的放在后面。例如，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指出：“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就能够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8](p.1)再如，党的十三大报告的第六个部分，即“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就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做了专门阐述。党的十三大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有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专门论述。

第三，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本身，实质也是党实现“四个自我”的重要平台或关键环节。如果说党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会议本身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一种形式，属于治党的范畴。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出发加以认识。

一是党的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保持了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曾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15](p.278)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形式，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会议既有利于集中全党的智慧和集中统一领导，也有利于发扬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民主的形式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党的代表大会在广泛听取党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治国方案。另外，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样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例如，遵义会议就是因为实施了民主集中制，才顺利实现了军事和组织路线的调整，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党的七大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就在于“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15](p.278)

二是党的会议推进了党在理论上逐步走向成熟，展现了党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特点。可以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我们观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节点和依据。如前所述，一大党纲表明当时党还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党的二大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就产生了飞跃式的进步，而党的三大、四大至七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逐步给予了正确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除了党的九大、十大外）关联起来观察，便可清楚地看出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与时俱进且日益走向成熟的特点。例如，党的十一大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等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党的十一大报告指出：“迅速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最后达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16]党的十二大以来，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新，党掌握了这一打开通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钥匙，党的十四大则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特色的重大理论，以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框架；此后经过党的十五大的发展，到党的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形成，再经过党的十七大和党的十八大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完备的体系。

三是党的会议直接纠正了党所犯的错误，净化了党的机体，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例如，1927 年党在紧急关头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产生了“左”倾情绪，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12](pp.956-957)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内，党又连续犯了“左”的错误。其中，从1931 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 年的遵义会议，这一期间所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次重大转折的标志，就在于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长期统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再如，党的七大召开时，大会会场墙壁两侧张贴的标语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虽然走了弯路，但所犯错误都是靠党自己纠正的。例如，党的十一大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是党自我纠错的标志性文件。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完成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过程中，本身也经受了考验和改造。党为端正党风作了大量工作，逐步恢复优良传统，正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8](p.8)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老党，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具备忧患意识，时刻能够自我纠正错误。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以不同层次的会议发挥其不同功能，特别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定期召开，通过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及时制定和不断发展完善治国方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治国模式。中国共产党以会议治国的方式，既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又逐步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推动国家日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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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N].人民日报，1977-08-2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PC’s State Governa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ey Party Conferences:

(Du Yan-hua)

The mode of state 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formed under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determines that Party conferences play a key role in state governance.All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fter the birth of the CPC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conferences; the important conferences in the Party’s history fully attest to the trajectory of the CPC’s national governance.Therefore,studying those important conferences,such as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might lead to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CPC’s state governance.First,the issue of what banner to raise and what road to take is always at the top of the CPC’s programme for state governance; second,the central task of state governance is unified with its overall layout,and the goals of the present stage are unified with the ambitious goals of the future; third,the CPC insists that everything is for the people,that everything relies on the people,and that everything is people-centered; fourth,the Party adheres to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state governance; and fifth,it constantly sticks to the organic unity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party construction.It is precisely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determin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PC’s state governance and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8-0030-10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建党100周年’研究系列——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项目[2017BHC006]、教育部重大专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研究”[19JJD710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杜艳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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