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重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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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重向度∗
解丽霞 徐伟明

[摘要]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改造是中国社会革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引下，知识分子努力从价值重塑、话语转变和身份建构三个层面进行自我改造：通过整风学习重塑价值信念，实现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通过文艺论争厘清话语边界，实现启蒙批判话语到革命政治话语的转向；通过“下乡”运动确立“革命”身份，实现“客居人”身份向“劳动者”身份的转型。正是经过一系列自我改造，知识分子逐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思想意识、话语范式、阶级属性上实现彻底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胜利与巩固新政权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延安时期；价值重塑；话语转向；身份构建

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在“到延安去”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1](p.251)由于不少知识分子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地主家庭，从小家庭环境优越，价值观呈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色彩，话语表达表现出极强的自由主义偏好，其身份被定位为“小资产阶级”，这就使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与延安时期集体主义政治文化格格不入。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2](p.651)在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引下，为更好融入抗战，知识分子通过参加整风学习、文艺论争和“下乡”运动等活动进行自我改造，从而使自身的价值观与阶级立场发生转变，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力量。

一、整风学习：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重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吸收知识分子”的宽松政策。在党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据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初中以下30%”。[1](p.279)虽然这些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革命理想投奔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至于共产党究竟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前途和规律又是什么？头脑并不十分清楚”。[3](p.14)大部分知识分子受限于教育经历，理想化看待延安社会，价值取向也依然是个人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4](pp.641-642)在具体文艺创作中，知识分子“以个人生活为描写的目标，而忽视了群众的生活，这种‘心目中只知道有英雄，而不知道有群众，只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集体’的‘个人主义’创作是违背‘革命文学’要求的”。[5](p.26)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多地被看作个人主义“代言人”，而个人主义与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对立，这就使知识分子开展自我革命变得尤为必要。

针对知识分子中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采取教育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整风运动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观念转变、信仰升华的精神运动。在整风学习过程中，知识分子积极向上、主动学习、自觉改造。整风学习起初是针对党内干部的思想改造，后来逐渐发展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知识分子深刻学习和领会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既规定了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的“理论教材”，又要求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价值观进行自查与反思。为了让知识分子充分了解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党中央提出“各位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门派人作报告”[6](p.54)的严格要求，并在学习时间上也有严格规定，各机关学习和研究文件的时间至少三个月。其实，后来由于知识分子学习热情比较高，学习时间还做了一定延长。这种学习方式促使知识分子开始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使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消解于集体主义观念之中，为他们重新确立个体价值和信仰奠定了基础。同时，学习文件也有助于“精英”分子的思想统一。正如毛泽东在1942 年6 月13 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所讲，“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7](p.387)

自查与反省是整风学习的关键。学习和研究文件是知识分子获取无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基本方式，但要克服个人思想中的各种偏向，还需要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反思与内省。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自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8](p.458)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对自身的反省，是不可能转变思想的。当时中央宣传部要求“各地方与部队中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普遍负责领导所属范围内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学习运动，并检讨本身过去对文艺工作的自由主义或认识不足等缺点”。[6](pp.568-569)因此，知识分子在阅读文件与讨论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学习与工作，反省自身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在整风学习阶段出现了一股自觉反省的热潮。“延安《解放日报》还刊登和介绍了许多人严于解剖自己的反省文章，如《学习》副刊第11期上刊登的邓力群的《我来照照镜子》、韩作黎的《我是怎样反省自己的》。另外还有崔哲的《宗派主义倾向在我身上是怎样具体表现的》、王思华的《二十二年来我的教条主义》等。”[9](p.200)当时，自我反省贯穿于知识分子整个学习过程，以至于“反省”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整风学习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缺点，特别是自我检查自身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自查与反省的本质是依照文件的价值导向，反思调试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使之符合延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思想和观念上真正融入延安集体主义大家庭。这也是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观念的重新定位与反思构建的过程。

整风学习既有显性的学习与认知，也有隐性的思辨与选择。这种学习方式使知识分子在这种刚性的“价值规约”中实现了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能够让知识分子在“学习—反省”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同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源。当然，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知识分子能够正确处理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关系，在集体主义的感召下自觉进行思想的自我革命，从而真正在思想上融入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何其芳认为：“碰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矛盾时，则不是公开抗拒革命的组织，也至少心里要不舒服很久。而且往往骄傲自大”，“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才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读过一些书本，缺乏生产斗争知识与阶级斗争知识，是很可羞耻的事情。才知道自己急需改造。”[10]在延安，知识分子有这么巨大的思想转变并非个案，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整风学习中改变了自己原来的价值观念。区梦觉在《改造我们的思想意识》一文中谈道：“我们要改造成为一个坚忍耐劳，百折不挠的战士。惟有经过这样的改造，才能成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才不辜负党的光荣称号。”[11]在整风学习过程中，知识分子系统学习了无产阶级思想理论，在反思与实践中逐渐认识并接纳集体主义思想。

延安时期，由于原先接受教育和生活条件的优越性，知识分子群体容易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甚至出现主动疏远群众的问题。这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表现，与党的执政思想和政策观念不相符，延安知识分子需要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在学习研究文件与自查反省中实现了思想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重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并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使命。

二、文艺论争：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转向
延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涌入陕甘宁边区，就“如何改造旧社会”问题形成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两种不同路径，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一是启蒙批判路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试图通过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的方式达到改造旧社会的目的。二是革命政治路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核心，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两种不同的“改造旧社会”方式反映在文艺领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话语范式，并且随着抗战的发展产生了话语冲突。1942年3月，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王实味发表了《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的延安社会提出了一些批评，但二人还是有差别的，毛泽东指出：“《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12](pp.280-281)他们在认识上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王实味则在立场上有一定的偏向性，因此在话语范式上与延安的革命主流话语不同。他们的言论对延安的知识界造成了一定影响，甚至使驻延安的少部分八路军官兵产生了一定的反感。据萧军回忆，毛泽东曾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的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13](p.364)革命政治话语与启蒙批判话语的矛盾冲突，使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作用下，逐步进行自身的“话语革命”，加快了自身思想改造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威的确立是在文艺争论中完成的。抗战以来，知识分子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文化与党的关系”“作家的立场”等问题都有较多争论，如陈伯达、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等就“文艺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陈伯达看来，“只要内容是正确的，形式上的多样性可以被容忍”，[14](p.140)形式可以灵活些，特别是对待农民，他觉得可以通过创新文化形式来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理解文化的内容。胡风和冯雪峰等人则认为：“形式会破坏内容，也就是说，现代的政治思想不可能通过传统的文化形式来传播，因为形式不可避免地会污染内容。”[14](p.140)他们提倡用西方文化形式来表达，反对用传统文化形式来表达，强调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观点表面上是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争论，本质上是不同立场的观点之间的对立。陈伯达与周扬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胡风和冯雪峰等则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在这次论争中，陈伯达与周扬的观点与政治家的文化观是一致的，后来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最终，陈伯达和周扬的思想占了上风，他们的思想后来也成为党的文化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文艺论争中，具有代表性的讨论是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三次座谈会（5月2日、5月16日和5月23日）。这场文艺论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话语斗争。会议主要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学者们发言积极踊跃，讨论非常激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强调文艺的独立性，认为党不能领导文艺工作。如，萧军认为：“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社会砸的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15]二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强调文艺工作要服务于政治，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针对文艺座谈会及以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情况，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文艺“为什么人”“如何去服务”“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同时批判了以萧军为代表的“重形式轻内容”的观点。这次座谈会从总体上肯定了政治标准要优先于艺术标准，而艺术标准要服务于政治标准。如果把政治看作内容，那么文艺就是形式。文艺要以内容为主，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这次座谈会基本上确立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目标，系统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更加明确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标准，知识分子要以政治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而建构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紧接着中央研究院于1942年5月27日至6月11日又召开了“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起初集中讨论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的一般性问题，后来很快转移到对王实味的批判。毛泽东指出：“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16](p.427)胡乔木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立场。”[17](p.257)李维汉也指出：“他坚持和传播托派思想；利用抗战困难在党内散步悲观失望情绪，制造谣言，破坏团结。”[18](p.493)这种批判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政治话语对小资产阶级个人话语的批判。这一批判的过程也是革命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并认同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治话语的过程。在文艺争论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就是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服务于抗战，让广大工农群众能够在政策宣传中动员起来，从而取得抗战与建立新政权的胜利。知识分子试图摒弃政治去讨论文艺“改造人”的功能，忽视了“一切服务于抗战”的政治标准，导致因脱离现实而在论争中无法确立自身话语的合法性，最终沦为带有强烈个人主义的话语偏好。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而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革命抗战，“一切服务于抗战”也成为当时延安民众的共识。正如陈云所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譬如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代表一个时代，怎么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群众？所以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19]这就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都要遵循这个政治标准，“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20](p.868)按照这个评价标准，知识分子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思考问题，把服务工农群众、服务抗战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经过系列座谈会的激烈论争，知识分子话语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逐渐由启蒙批判性话语转向革命政治性话语。延安时期，“革命”是最大的政治。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扮演着向广大民众宣传“革命政治”的角色。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以往的文艺作品主要偏向个人主义叙事，而现在主要体现为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的叙事主题。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改变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在短短几年间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如新秧歌的诞生，“《刘胡兰》《钢筋铁骨》《血泪仇》《穷人恨》《十二把镰刀》《无敌民兵》等主要以抗日为内容的民族形式的各类剧目相继诞生。还有散文创作也开始了活跃繁荣的新阶段。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田保霖》，周立波的《种谷记》，以及《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活在新社会》等，都是代表之作”。[9](pp.225-226)这些文艺作品都积极歌颂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揭示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由此看出，知识分子在践行“一切服务于抗战”的准则中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使命。此外，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以往知识分子的文艺作品追求浪漫主义的叙事方式，而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主要采取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化叙事风格。许多文艺工作者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作品基本上表达了这个阶层的思想和感情，因此读者也是有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也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就中鲁艺的秧歌舞，因为形式更宜于直接接触群众，在延安市、延安县的群众与干部中，在南泥湾、金盆湾的部队中，尤其受到了空前的欢喜赞叹，那里面的歌曲，至今还在人们的口边流传着。”[21]文艺论争后，知识分子在话语主题和话语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因对“社会改造”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不同话语体系，这两种话语在文艺论争中，知识分子话语逐渐式微。究其原因，知识分子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忽视政治现实从而沦为个人主义话语；中国共产党则站在人民立场，坚持“一切服务于抗战”的政治标准，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当时抗战发展的现实看，知识分子所尊崇的启蒙批判话语必然会消解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治话语，形成知识分子向革命话语转变的主流态势，这也符合当时革命抗战发展的现实逻辑。

三、“下乡”运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
如果仅有价值观念重塑和话语范式的转向，没有身份上的改变建构，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就是不彻底的。知识分子隶属于小资产阶级，而非“劳动”阶级。毛泽东认为：“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4](p.641)在延安时期革命情境中，工农群众在政治身份认定上属于革命的核心主体。由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和阶级属性，他们在延安以一种“客居人”的身份存在，这使他们难以融入延安社会，与工农群众有一定距离，容易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偏向。“我们文化界的同志，是从城市中来，是知识分子出身，或写文章，或画图画，或唱歌曲，或演戏剧，都自然而然会有城市风味，城市调调，甚至是外国风味、外国情调。他们不是不革命，不是不愿意大众化，但是他们的情调与风味，却与周围的农村（而且是经过了革命的农村）的环境格格不入。”[22]延安整风运动之前，知识分子看待问题多半从个人感情出发，轻视实践，很少去研究和书写工农兵群众，而是一直保持着“言必称希腊”的理论“权威者”姿态。知识分子要进行自我改造，就必须走进社会基层，融入广大工农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毛泽东曾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4](p.559)知识分子身份重塑的有效途径就是与工农群众结合，这种结合本质上就是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建立一种相同性或者一致性，通过这种相同性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知识分子需在劳动实践的体认中获得“劳动者”身份，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

为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了文艺工作者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围绕“为什么下乡、如何下乡”的主题展开，陈云和凯丰分别就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重大意义和必须解决的认识问题做了详细解说。陈云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的“知识实在是很少的。同志们现在都很年轻，知识少，不能成‘家’，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23](p.202)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放下架子，积极与工农结合，与社会实际结合。在党中央号召下，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参加“下乡”运动，决心服务于工农生产，向工农群众学习，接受生产实践改造，在服务过程中接受思想洗礼。陆定一认为，知识分子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后，才能懂得农民的情绪与需要，了解农民的生活与语言，才会真正实现‘文化下乡’”，并且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真正到百分之九十的同胞中去”，“给他们以思想上政治上和技巧上很好的新食粮”。[22]文艺工作者会议召开后不久，知识分子就带着介绍信进入农村、部队和工厂。在陕甘宁边区，“诗人艾青、萧三、剧作家塞克已赴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并进行劳军，作家荒煤已赴延安县工作，小说家刘白羽及女作家陈学昭则已准备到部队及农村去，高原、柳青诸同志已出发至陇东等地”，[24]他们带去了新思想和新技术，积极参与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作，帮助农民改造农村，如参加秧歌队、开展识字运动、下乡为农民治病等，有效地改变了边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知识分子在非常原始的生产条件下参加农村的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农村生活的艰辛，发现农村发展问题之所在，有助于他们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许多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下乡”运动，他们把这种实践体验活动看作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认为在与群众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能够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同时，他们也践行了毛泽东所讲的“大众化”路径，“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0](p.851)在经历长期的基层实践后，知识分子一改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开始走近工农群众，把更多精力投入实际斗争生活，投入对人民的描述和赞美中，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知识分子阶级身份的转变。

从阶级属性来看，知识分子被认定为小资产阶级。大部分知识分子怀抱革命期望从国统区和沦陷区奔赴延安，一直被认为是“客居人”。这种“客居人”身份与其阶级属性捆绑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脱离。“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的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里去过一回。”[25](p.300)“下乡”运动主要在于拉近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距离，“拉近”的方式就是参加集体劳动。知识分子参加集体劳动不仅能够接受农民教育，促进内心与思想变化，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身份转变。劳动“附着于‘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展开一种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政治—政权的想像和实践活动。同时，这一概念也有效地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26](p.65)因此，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参与集体劳动获取“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真正实现与工农结合，改变过去“客居人”的社会身份，重新塑造自身的社会认同。一旦知识分子“劳动者”身份得到确立，他们在阶级情感上就会消除与农民的隔阂，反过来又能够推动知识分子更好地融入工农业生产和革命抗战事业。

知识分子通过“下乡”运动获取了“劳动者”身份，但这种身份只是“形体”上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内心对劳动者的认同。如果没有这种认同感，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也是不彻底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就是知识分子以一种“劳动者”的姿态与工农群众相处，在情感和工作上真正认同工农群众。知识分子“下乡”以后，在积极帮助群众生产生活时，开始放下自己的“臭架子”，以往轻视劳动、自由傲慢和空谈主义的思想观念也在融入群众生活过程中逐渐消失。他们在心理上也更易接纳群众，刚开始进入农村时，知识分子还会因为与农民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而感到不自在、不舒服，在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这一切似乎变得很正常。陈学昭在《体验劳动的开始》中指出：“从不耐烦、轻视、害怕、抱怨，许多复杂不正确的心理，经过了一番矛盾的斗争，今天我很耐心地坐在纺车旁边纺起纱来了。我相信今天的延安，没有一个女同志（除了生病的以外）不会摇纺车的，这好像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对于一些知识分子，从思想上怎样来看待和参加这件事情，却并不是很简单的。”[27]可见，“下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更为彻底。在经历“下乡”运动后，知识分子真正深入农民的劳动生活，并获得了“劳动者”身份，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在这次运动中真正走近工农群众，既服务人民群众，又向人民群众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民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使知识分子实现了由“客居人”向“劳动者”的转变，达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战之初吸收知识分子服务革命抗战的目的。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引下，知识分子积极主动融入教育改造过程，实现了价值取向、话语范式和身份确立的重大转变。知识分子通过整风学习克服了自身缺陷，在集体主义规约下实现了价值信仰的转变；知识分子的话语改造是在文艺论争中完成的，其启蒙批判话语在革命政治话语中不断消解；经过“下乡”运动的实践洗礼，知识分子完成了阶级属性和身份归属的转变。可以说，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质上是他们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大众化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实现动员和凝聚广大民众参与抗战的过程。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阶级属性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既在理论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又在实践中加快了边区和谐社会的建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人才支持。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在复杂社会环境影响下，知识分子呈现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特点，甚至出现价值不正确或立场不坚定等问题，这就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导向和政治引领。习近平提出：“要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使更多知识分子参与实际工作，激励他们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智。”[28]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应继承和发扬革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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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ple Facets of Intellectuals’Self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Xie Li-xia and Xu Wei-ming)

During the Yan’an period,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s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task of the Chinese social revolution.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PC’s intellectual policy,intellectuals strove to remould themselves on the facets of value reshaping,discourse updating,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They reshaped their values and beliefs through rectification and learning,achiev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dividualism to collectivism; they clarifyied the boundaries of discourse through literary and artistic debate,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ritical discourse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evolution;they reconstructed their revolutionary identities by“going to the countryside”,fulfill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guests”to“workers”.It was through this series of self-transformation that intellectuals gradually merged with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achieving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in their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discourse paradigm and class attributes,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for the CPC’s victory over the war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7-0094-0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8ZDA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解丽霞，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伟明，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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