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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双重感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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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2 21:09: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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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双重感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陈瑞丰

[摘要]很多人都生活在感觉中,惯于凭感觉下结论,但感觉是靠不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的感觉和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感觉是被塑造出来的,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感觉。在异化劳动的时代,人们的对象性感觉在不知不觉中被二重化,分化为确证性感觉和异化性感觉。辩证思维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人的对象性感觉与动物的客观感觉的区别,从而扬弃感觉的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理论对于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对象性感觉;双重感觉;感官消费;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就进入了加尔布雷思所说的“丰裕社会”。丰裕社会的特点是经济活动不再致力于满足人们自然产生的需要,而是满足人为制造的需求。需求是只有用钱才能满足的需要,因此新经济的发展必然为“用钱赚钱”的需要即资本自我增殖的需要所绑架。加尔布雷思所说的通过广告、推销术等所进行的宣传,就是为了培育超过需要的想要,即欲望,以便为产品创造市场。[1](pp.129-136)于是人的感觉和心理都被扭曲,每个人都变成满足资本自我增殖需要的“消费者”,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消费机器。人的所有感觉都片面化为由异化消费所带来的虚幻满足感。

事实证明,加尔布雷思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2020 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美国的病例数和死亡数都位居世界首位。令中国人震惊和困惑的是,美国人民安然地接受了这一切。2019 年8 月—2020 年7 月,笔者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亲身体验美国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参与到美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蔓延的斗争中。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对美国人民的态度由“深感困惑”到“恍然大悟”:原来美国人民的感觉和心理早已被资本“成功”地歪曲和转化为一种感官消费的虚幻满足感。多数美国底层人吸食着资本为他们精心炮制的“精神鸦片”。在这种满足感中,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被无视。疫情当下,保障资本收割剩余价值仍是美国政府的第一目标;美国人民满足于感官消费,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自我实现的巅峰止于能够感受到的物质享受。人们普遍处于精神贫困状态,生命里缺少对无限和崇高的体悟和追求。因而可以说,美国疫情严重程度居全球之首,是资本与美国人民的异化感觉“共谋”的结果。美国人民要想获得解放,首先必须戒除“精神鸦片”。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的感觉不同于动物。动物只有客观的自然感觉,哪怕这种感觉是一种假象(比如看到杯子里水面以下的筷子折断了),它也是客观的。但人类不仅有自然感觉,更具有社会感觉。后者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赋予、再生产出来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必然会有不同感觉,但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上,在存在异化劳动的地方,现实个体在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对象性地生产出两种感觉:确证性感觉和异化性感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种“普照的光”决定着两种感觉矛盾斗争的最终结果。[2](p.44)简言之,特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出特定的感觉,对应现实的个人对自我实现的总体性认识和本质力量对象化能够达到的总体程度,也对应着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总体状态。因此,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角考察,美国人民自愿与资本“共谋”,是由于在心灵深处——情感、意志、认知等方面——适应和认同了自己的异化性感觉。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根本不同。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防止资本主义感官消费的不利侵蚀和影响。

一、对象性感觉:马克思主义双重感觉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3](p.210)现实的个人依靠对象满足感性需要,对象是现实的个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包括物质性对象和精神性对象。而感性需要、现实个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能力与对象性感觉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当然,必须注意的是,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感性需要的对象,必然是“在社会中进行”,“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不存在的。[2](p.18)由于人的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就使得人的感觉除了自然感觉之外,还在对象性活动中形成了人类所特有、具有一定可塑性的社会感觉或“对象性感觉”。这样,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存在于现实的个人体内的物质性力量和精神性力量的总和,即个体生命力;二是现实的个人协同起来,形成的社会物质性力量和社会精神性力量的总和,即社会生命力。个体生命力和社会生命力合起来,笔者称之为“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对象性感觉的内涵如下:

第一,对象性感觉与感性需要和现实个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紧密相关。马克思指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3](p.194)现实的科学只有从对象性感觉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现实的个人是感性的,他感觉到自己的感性需要,对对象的需要,意识到自身必须依靠外在于自身的对象,感受到自己的受动性和局限性。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内在的本质力量,感觉到只有将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对象,才能使之内在地成为自己的本质力量,意识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外在于自身对象的可能性,感受到自己的能动性和无限性。马克思明确指出:“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感觉”,“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3](p.210)马克思更强调:“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3](p.191)所以,现实个人的感觉是对象性感觉,是在基于感性需要将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对象的过程中,既受动又能动的感觉,还规定了感性需要的限度和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对象的程度。

马克思以饥饿为例进行了阐释。饥饿是感性的、肉体的,是现实的个人对自己身体需要食物的感觉,对自身感性需要的感觉。同时,现实的个人还清晰地感受到,饥饿指向外在于自身的感性对象,为了满足消除饥饿的需要,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被激活了,建立关联自身的本质力量和满足消除饥饿的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实践,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满足饥饿的对象。马克思说:“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所不可缺少的。”[3](p.208)

因此,对象性感觉感受到自身的感性需要,也感受到自身的本质力量只有对象化才会充实安宁,就驱动自身的本质力量成为流动的对象性实践,对象化为现实对象,现实对象成为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辩证存在。而对象性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也与对象性感觉紧密相关,因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深度和广度、感性需要对象的深度和广度,都以对象性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

第二,对象性感觉是情感、意志、认知三维同体的“原生态”感觉。对象性感觉不是现实的个人对“是”什么的消极、直观反映,而是基于感性需要,对自身本质力量与他人、与物质条件相互勾连的关系及其对象性转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体验,指向内心时就形成情感、意志、认知三维同体的心理活动,指向外在对象时就形成感觉。

马克思说:“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3](p.195)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由未发进入已发即为情。目前,心理学研究成果已经能够证明情感不是先天的,而是在人与环境反复、大尺度的历史互动过程中,对于对象性感觉的放大反映或是选择性倾向,心理学称之为“涌现现象”。[4](pp.16-17)比如,人们在对象性实践中获得的对某种有用物资(如糖)的感觉(如甜味),而对另一种常见的废弃物(如酸)则体验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如酸味),对糖甜味的感觉、对酸酸味的感觉,都是对象性感觉所包含的情感维度。而这种情感能够作为甜味或者酸味被作为感觉固定下来,和意志直接相关。意志是现实个人对象化本质力量,满足感性需要的意愿志向,是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由未发进入已发而为情并持续性维持的驱动力。因此,意志和情感总是搅绕在一起,孔子的“好之”“乐之”、柏拉图的“欲望”“激情”都是融合在一起的,现在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也已经证明了情感与意志是同一个经验事实在不同维度上的符号表达。马克思说:“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3](p.190)认知始终伴随着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情感和意志同构,是对本质力量运动的知性体验。比如,无论是“糖”还是“酸”,作为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经过循环往复的对象性实践,最后得以固定下来,作为特定的与“甜味”“酸味”一起的神经机制遗传下来,本身就是情感、意志、认知同体的历史性叙事。可见,马克思对于认知的理解,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只有在这种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理解的‘人的感觉’才可以成为‘理论家’”,[5](p.27)也才可能是情感、意志、认知三维同体的“原生态”感觉。

第三,对象性感觉和现实的个人的感性需要、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对象的能力,在对象性实践中是“改变的一致”。[3](p.500)以往哲学要么探究抽象的本体,用抽象的本体规定现实世界的运转,要么探究抽象的认识,努力解释现实世界的运转。马克思哲学以人民群众主体变革了以往全部哲学的主体,由此,“解释世界”的哲学转换为“改变世界”的哲学。[3](p.502)现实的个人作为“改变世界”的主体,对象性感觉、感性需要、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对象的能力,彼此相参和通融,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同构为一个流动着的活动共同体——对象性实践,发生“改变的一致”。

这个活动共同体能够“活动”,能够“流动着”,是因为对象性感觉感受到来自感性需要的受动和来自本质力量爆发的能动,是二者矛盾斗争的结果。最初的感觉是对象性情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人、物、思想和观念,我们情感上的积极和消极反映远远迅速于我们的认知。我们对事物的处理,依赖于将信息放入结合事实与情感的情感参考框架中的能力。这个情感处理过程可以短至250 分之一秒,如此之短,认知上对刺激根本无法识别或者记忆”。[6]而感性需要是否必然引发本质力量正向的对象化活动,是情感、意志和认知的共振,表现为综合性的对象性感觉。马克思说:“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p.162)对象性感觉基于感性需要,驱动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寻求对象化,建立起自身与环境的对象性关联,突破自身与自然界、与他人、与自身的静态循环,在动态循环中,自然人化,人自然化,现实的个人发生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变化。由此,感性需要不仅得以满足,还从一种状态改变到另一种状态,本质力量不仅实现了对象化,也从一种状态改变为另一种状态,感性需要和本质力量对象化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推动对象性感觉的改变,对象性的情感、意志、认知也同步改变。

二、马克思主义双重感觉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感觉理论不同于迄今为止其他学科的感觉理论。马克思是在生产方式视域内阐释对象性感觉的。生产方式本质上是现实的个人,在对象性实践中再生产自己的方式,即由对象性感觉沟通的,现实个人本质力量对象化为感性需要的对象,满足感性需要的方式。对象性实践包含两个圈层结构:第一个圈层结构是“原生态”结构,对象性实践过程是确证性感觉、感性需要、本质力量对象化三者“改变的一致”。第二个圈层结构是对象性实践主要表现出的具体生产方式下的制度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象性实践参与的现实是“颠倒”的,对象性感觉、感性需要、本质力量对象化都是“颠倒”的——“颠倒”的“改变的一致”,对象性感觉就表现为异化性感觉。

(一)确证性感觉
确证性感觉是现实的个人在对象性实践中感受到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力量,体验到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对象,从而满足感性需要的成就,受到本质力量和感性需要之间关联和互动的鼓舞和鞭策,并积极、持续地将本质力量和感性需要推进到更高层次的循环。确证性感觉具有以下特征:

在情感上,现实的个人感受到本质力量对象性的创造和感性需要的满足,激发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激情、热情。不同于动物,现实的个人能够生存,必须进行“改变世界”[3](p.502)的活动,即创造性活动,生产出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说:“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7](p.32)而且,“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7](p.24)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7](p.697)

现实个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仅在物质性生命力对象化方面,就超越动物的生命活动,动物的食物只能是客体,根本就不是对象,不含有任何创造性元素,因为动物的食物是现成的,不是动物创造的,食物中不含有动物自身的任何形式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感觉理论就和历史上所有其他的感觉理论严格区别开来,其他的感觉理论都是客体理论,感觉和客体都自在自为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感觉理论,感觉是主动的,也是被产生和被推动着生成的,推动和生成的力量是本质力量对象化地创造世界的力量,由此,现实的个人不同于动物的感觉被创造出来,“头脑的激情”[3](p.6)被创造出来,成为“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3](p.211)在精神性生命力对象化方面,现实的个人进入社会,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社会生命力的强大,体悟到自身生命的短暂和有限,由此产生介入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激情、热情。总之,现实的个人物质性生命力和精神性生命力的创造性,是事实存在的情感力量,这种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激情、热情是对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认。

在意志上,现实的个人感受到对象性实现的意义和价值,激发出追求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强烈愿望。以往的感觉理论本质上都属于唯心史观,按照这种理论,被视为历史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个人,相反,掌控历史方向及其发展路径的力量被认为是抽象主体,在外源的宰制下,现实的个人根本不具有意志自由。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感觉理论,无论是现实个人的感性需要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激情,还是二者矛盾斗争中产生的对象性感觉,以及感性需要、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对象性感觉的动态互动,显然都是内源的。作为感性需要、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对象性感觉的主体,自我肯定和确认的情感驱动自我产生强烈的持续的愿望和意图。马克思指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p.163)在真实生活中,现实个人感受到本质力量的爆发和感性需要的满足必须有他人参与,有自然界参与,感受到自身个体生命力与他人个体生命力的关系,感受到协作生命力的存在和作用发挥,感受到与自然界的生命力的“融合”,感受到“活动共同体”是自身、他人/社会、自然的“共体”,是属己、属于社会的,也是属于自然的,在活动中产生责任感、使命感,这样才会有尊严感,才会有公平、公正、平等等价值追求。“这种产生生命的生活”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p.162)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他是“有意识的存在物”。[3](p.162)

在情感、意志、认知综合水平上,现实个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不断丰富发展,成长为具有“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现实个人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表现为以实现个体生命力为核心的、三个维度上关联性的、嵌套着的成长和展开:个体生命力、社会生命力、自然界生命力,最终实现的是人类社会新文明形态——“自由个性”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p.104)

现实的个人以协作的形式与物交往,其中人与人的对象性关系即社会关系,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01)现实个人与社会关系是直接嵌套在一起的。而人与人结成关系的目的,是创造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满足人的感性需要。自然界因为吸纳人的本质力量,而成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p.192)由此,在对象性实践中,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加到活动过程的物的要素上,物的要素和协作的人的要素,融入进本质力量,这种属人本质的客观展开的丰富性,对应着现实的个人感性需要的丰富性,推动本质力量情感、意志、认知全方位的新的生成、发展、变化。眼睛成为人的眼睛,耳朵成为人的耳朵,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不断丰富起来、发展起来。总之,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3](p.191)所以,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p.191)

(二)异化性感觉
马克思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雇佣工人的异化性感觉。现实个人在对象化本质力量的过程中,把本质力量视为自己的财产,对该本质力量有所有权,[2](pp.470-471)只有真正占有自己本质力量、占有自己的对象时,现实个人才有完全的确证性感觉,否则就同时有异化性感觉。笔者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性感觉对现实个人的摧残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制度遮蔽了现实个体的创造力。现实个人一旦把自身的生命力作为劳动能力与资本家支付的工资进行交换,就沦落为物且成为商品,接受适用于商品供求规律的制度性调节。因此,现实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力就不再有支配权。这样,生命力这个最属于个体活生生肉体中流动着的物质性力量和精神性力量也就不属于个体,而是由资本所有和操纵。马克思说:“作为买者的资本家和作为劳动力卖者的工人之间的平等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纯粹假象。”[8](p.25)资本不可能按照自己支付的工资额去使用雇佣工人的生命力,而是尽可能多地榨取、对象化更多的生命力,“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8](p.25)由此,资本不仅操控了雇佣工人的个体生命力,还操控了社会生命力和自然界生命力,对象化活动过程变成资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雇佣工人被感性需要所困,被原子式的个人所束缚,被生产条件所威胁,不得不被动地运用自身的本质力量,他们感受到的不是创造性力量迸发的激情和创造的意志,而是生命力被“掏空”的苦痛、煎熬和无奈。因此,雇佣工人不仅感觉到与自身是敌对的,与他人和社会、与自然界也是敌对的。这样,对于现实个人来说,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这个原本最幸福、最有益的自我提升的过程,被扭曲成个体生活中所有错误的根源和原因,他们敌视劳动,敌视本质力量的提升和绽放。

第二,现实个人的对象性实践被结构性遗忘,陷入“直接占有”和“拥有”的感觉这一“绝对的贫困”中。马克思说:“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动因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致富本身,也就是说,不是单纯形成剩余价值,而是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作为积累过程的生产过程。”[8](p.47)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工人主要不是作为具有创造性和实现自身价值的人存在和生成,而是作为物和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工具。古典经济学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直接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所谓的纯粹经济学研究,抽离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雇佣劳动基础,恶意割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行纯粹的财富研究,只见物不见人。雇佣工人不能在生产、分配、交换领域内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只能到消费领域中去寻找。因此,雇佣工人只发展出对吃、喝、穿、住、修饰等消费行为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把消费能力视为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这样,“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享受系统”,[9]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的感受都被结构性地异化了。[3](p.189)比如,加拿大人每年平均购买70件新衣服,其中约60 件最终被填埋。更糟糕的是,平均每个加拿大人约有30000加元的非抵押债务。[10]有学者认为,技术和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人们大脑的工作机制,大脑、技术和资本主义共谋使人们陷入不断“买买买”的困境。[11]马克思说:“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3](p.190)

第三,现实个人的历史性发展被“根基性”阻滞,对象性感觉“不再以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非人或动物的方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3](p.157)资本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结构性地控制着雇佣工人,雇佣工人活动和精神的分离,拜物教的形成,物质财富、消费、肉欲的满足成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成为占据个体大脑和精神的惯常物,倒转雇佣劳动内在的自我意识。这在客观上成为一本打开的资本主义消费心理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集体失忆的平庸心理学,这是现实个人被剥夺自己的感性对象,被剥夺与社会的对象性关系、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也被剥夺与自身的对象性关系的结果。因此,不仅自然、社会成为外在的客体,先验地存在着,对消费的无止境贪欲也具有了自在的、永恒的、先验的特征。雇佣劳动的肉体和精神都被先验抽象统治着,在颠倒的社会意识基础上形成资本主义价值观,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以流通和消费领域内的假象根深蒂固地束缚着原子式个人,颠倒的现实和颠倒的价值观构成现实个人的双重枷锁,造成雇佣劳动对本质力量实现的集体失忆和共同遗忘。对于雇佣劳动来说,异化性感觉贯穿其中,使人们无视崇高精神,不理解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意义,不再相信有更好的社会形态。无论早期资本主义还是晚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均被禁锢于双重枷锁之中,只不过晚期资本主义已经用消费经济代替生产经济,新教徒的职业道德逐渐被欲望满足和放纵心理所取代。受制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3](p.224)“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3](p.225)这样,现实个人的对象性感觉的历史性发展就被“根基性”阻滞,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也同样被“根基性”阻滞。

三、马克思主义双重感觉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双重感觉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雇佣工人的情感、意志、认知禁锢于异化的消费,颠倒的社会现实形塑了颠倒的感觉,颠倒的感觉形塑了颠倒的价值观,从根基上摧毁了雇佣工人对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积极体验、对更美好社会形态的努力探究。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及其全球化,资本主义感官消费(Sensory Consumption)在全球扩张,带给大众沉浸感觉,导致大众强烈的消费欲望,阻断大众的确证性感觉,大众情感、意志、认知走向异化。

(一)资本主义感官消费
感官消费特指数字时代资本主义“丰裕社会”的消费范式,是指生产者以利润至上为目的,以愉悦感官为手段,刺激和激活消费者特定或全部感官,改变消费者情感、意志、认知构成的对象性感觉,从而使消费者在感官上对商品产生深度依赖,对品牌产生强烈的忠诚度直至宗教信仰的感觉体验,产生生产者身份上所属的归属感,成为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把消费者卷入自愿、狂热购买、消费和传播目标商品和品牌的状态(用市场营销术语表示就是“WOW”[12]状态)。感官消费将现实个人的感性需要结构性地转变为感官欲望,个体的情感、意志、认知都围绕感官欲望转,完全切断了现实个人的感性需要与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关系,切断了需要满足能力与本质力量对象化能力之间的关系,切断了感觉与更高级社会形态之间的对象性关联,个体感觉全面异化了。

资本主义感官消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50 年代末,美国处在如何发展的十字路口;1960 年代到1980 年代逐步为感官消费的到来做准备;1990 年代,美国开始逐步进入感官消费时代。

1950年代末,美国人均GDP达3000美元,正在告别贫困时代进入“丰裕社会”。[13]大企业的营销额至少比过去十年增加了50%,同时新产品的研发迫在眉睫,而新产品的研发既昂贵,风险又大。事实证明,3/4的新产品因为得不到消费者认可而失败。[14](p.43)加尔布雷思倡导建立新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当时的经济学都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传统智慧”,已经过时,基于美国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只有新制度经济学才能平衡私人生产与公共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满足美国人民需要体系升级对社会结构转型的要求。[15]加尔布雷思的主张显然悖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收割剩余价值的绝对目的。

营销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消费者行为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感觉逻辑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三大科学”),都从研究和改变个体的情感开始,逐渐进入研究和改变个体的所有感觉,目的是研究如何能够让个体对目标商品和品牌的消费“上瘾”。综合三大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美国社会现状,从1960 年代到1980 年代末,以情感为中心,个体感觉的改变和商品形态深度与广度的改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也建构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美国确实“自然而然”地经历了一场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可以买的社会革命。[16]比如,1970年代初,销售者可以像卖肥皂一样卖总统候选人资格,像卖肥皂一样卖兄弟关系。[17]

按照所谓“三大科学”的观点,感官消费出现于1990 年代,21 世纪是全面感官消费的时代。营销科学称之为以全人为中心(Human-Centricity)的时代,是一场“数字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革命。因为在这个时代,商品更能充分利用个体情绪和感觉吸引更多客户,使个体感受到数字营销的“仙境”,产生消费商品的迫切感,他们坚定对商品的信念,自身能动地与商品一起“起舞”、一起长期“厮守”。[12]消费者行为科学把1990年代的感官消费称为“MSP”(Me Selling Proposition),意思是消费者认为商品就是自己,是自己的价值和符号,把21 世纪的感官消费称为“HSP”(the Holistic Selling Proposition),意思是消费者的全部感官对商品产生宗教般依赖,[18]消费者的情感、意志、认知全部沦陷,失去自主决策能力和意志自由。感觉逻辑科学把这场商业变革称为“情感组学革命”(Emotionomics),商业行为的全过程都必须让消费者自我实现的情感诉求得到满足,而且必须是在消费者无意识状况下,实现的方式就是借助系统化、组织化的框架方案,让消费者“跟着感觉走”,比如在营销人员和消费者的对话中,永远不能出现“你认为呢”这样的话语,因为这会引发消费者的理性思考。[19]

(二)防止资本主义感官消费的不利侵蚀和影响
当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从消费水平看,“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已降至28.4%”,[20]达到了联合国划分的富足区间。这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使“资本主义感官消费”有输入中国的条件。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防止资本主义感官消费对我国人民的不良影响。

第一,强调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重要性,以“实现型积极情感”扬弃“快乐型积极情感”。

马克思、恩格斯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2](p.34)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资本主义感官消费的必然目标地域和目标人群。比如,1990年代末开始,为了把感官消费输入世界各地,适用于任何肤色任何语言任何民族任何地域,不受文明、文化、制度和偏好不同的影响,[18]与著名的研究机构华通明略一起,林斯特龙团队来自全球24 个国家、说18 种语言的600 多位研究者,在研究揭示每个人都是自己感觉(Sense)的奴隶之后,致力于以离奇、不可想象且让人痴迷的感觉效果,改变人们的五维感觉,改变人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建构适合感官消费的心理结构。[23]

在我国,感官消费确实有一定程度的表现。有人认为能够消费很多品牌就很厉害,这辈子值了。当消费者“情系品牌”,把品牌视为自己的个性,视为自己标新立异和与人攀比的方式,甚至视为自己人生的光环,把能够消费的品牌的集合视为自己人生阶梯上的晋升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视为追求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并努力、有目的地去追求时,个体的感觉就异化了,个体的心理结构就成为感官消费的心理结构。这时候,消费者的主体性实际上是品牌主体性,非源于内在的本质力量对象性产生和成长的主体性,但对于个体来说,品牌主体性是虚假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消费者因为丧失了主体性,就会感受到内在的心理“欠缺”(贫困),就会更加迷恋品牌,也就越感受不到本质力量的能动性和成长的满足感,越变成感官消费的牺牲品。

“三大科学”改变消费者全部感觉,建构感官消费的异化感觉,都是从“规训”情感——训练消费者快乐型积极情感开始的。实现型积极情感以现实的个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生和成长为基础,遵循“实现阶梯”原则,就像阶梯一样,螺旋式增长。[24]而快乐型积极情感以感官愉悦为基础,遵循“快乐水车”原则,就像水车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会快速回到最初状态,不仅没有个体内在本质力量的提升和进步,而且会产生快乐欲望,为了满足快乐欲望就得不停进行感官消费。[24]

那么,克服感官消费的不良影响就得强调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重要性,“解训”情感——用本质力量对象化激发的实现型积极情感扬弃快乐型积极情感。感官消费通过情感“悦己”,对全部感官的驯化是外部驯化,本质上是被推动、受动的;而建构的心理满足本质上是不满足、不自足的,充满消停不下来的内在恐惧和焦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p.527)因此,唤醒消费者自身的本质力量,“解训”情感,必须回到实践,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以鲜活的实践手段来实现。也就是说,把消费者带进自己当下所从事的工作和事务中,让消费者从生产视角,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完整链条中认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意识到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在自己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意识到自己本身才是真正的属己的主体,任何品牌和品牌的集合都不过是自己本质力量的体现而已,不断激活消费者本质力量的发挥。生命力自身成长的蓬勃力量一旦迸发,就会产生鲜活的庞大力量,击倒感官消费造成的异化感觉。只有体内充盈鲜活的生命力才有冲破异化感觉桎梏的力量,才会以属己的归属感突破异己的归属感,重构健康的个性心理结构,这时消费者仍消费品牌,但品牌已经不再是有魔力的主体,将回归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品的位置。

第二,强调提升本质力量对象化能力的重要性,以感性需要扬弃感官欲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误以为“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7](pp.47-48)这种看法混淆了对象性活动和异化劳动,没有看到感性需要与感性欲望的区别。资本主义感官消费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正确性。异化于感官消费的人,其本质就是感官欲望,其生活方式就是感官欲望的满足,想尽办法制造欲望满足的方式,增强欲望满足的能力。在网络媒介助推下,生活娱乐化、娱乐全民化现象沉渣泛起,不仅低俗、媚俗类满足大量存在,“黄、赌、毒”类满足也不稀罕,形成了“万民欢腾”的“热闹景象”。

资本主义感官消费造成的这种不良生活方式对我国社会公众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首先,社会公众对感官欲望普遍持容忍态度,甚至认为这是合理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致使感官欲望的范围不断溢出边界,消解了一些人的耻感,导致他们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刺激,不仅着迷似的挖掘信息满足感官欲望,还不知羞耻地参与不健康信息的互动和制造,把自己变成一个感官“病毒”,入侵社会有机体,在互联网这个流动的空间中游荡,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其次,这些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典型特征是低俗与失范。[25](p.98)从最初对原内容的简单挪用和拼接,以粗鄙搞笑、噱头包装、戏谑嘲讽等方式的篡改,麻痹人们的紧张神经,提供快感,到大量庸俗、低俗、媚俗的语言段子、图片视频的泛滥,再到像快手传播未成年人怀孕等色情内容以及女性以出卖身体形象供受众娱乐的直播居然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形态进入大众视野等等,感官消费极大摧残着人们的精神健康。最后,与扭曲、畸形、异化的现实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异化的能力观”。当感官欲望满足成为一切话语展开的方式,当这些人乐此不疲地挖掘、制造、传播明星绯闻与私生活甚至色情暴力的时候,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认知就异化了,整个情感、意志、认知完全被感官消费异化了,所以与感官消费对应的是制造感官消费的能力在魔鬼般增强,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越来越弱化、退化。

感官消费和感官欲望对现实个人的感觉的宰制,本质上是因为人是受动的、感性的。感性具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受动、被动又能动、主动,既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标识着人在现实世界的异化,感官消费就是人的受动、被动方面的表现,由此,学界也把人的解放称为人的感性解放。

马克思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3](p.46)感性不仅是人直观到的东西,更是作为人的活动结果,凝结固化人的本质力量,是流动的本质力量注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对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进行的改造和加工,没有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的流动和固化,就没有感性。所以,感性是现实个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这就是感性能动、主动的方面;而感官欲望对应的物只能是客体。对象不是被动感觉,而是实践中对流动着的生命力的内在体验和感觉,对象不是给予人们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被给予的只能是客体,比如,有学者认为:“感性之概念,已经包含在‘外于我们的存在’这个典型的说法之中了。”[26](p.46)这种自在自为、永恒存在的物只能是客体,不是对象。人们创造对象的过程中激发出的需要就是感性需要,这种本质力量对象化持续推进所需要的对象就是感性需要的对象。所以,本质力量对象化能力提升和感性需要升级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相互进步的过程;客体是现实个人的感官欲望,现实个人对欲望的消费是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制造欲望能力的增大。

防止资本主义感官消费的不良影响,必须回到感性本身,强调提升现实个人本质力量对象化能力的重要性。流动的生命力成为固化对象的过程,有“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3](p.191)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让人孜孜不倦、持之以恒,让人对生命充满情感和敬畏、意志和决心。流动的感性可以领悟生命自身的需要,并根据生命自身的需要引领人往一个更高水平发展,当人之为人的感觉,“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3](p.191)的时候,“人的感受性具有人的而不是动物的性质”,[7](p.607)能够以人的方式感受到美、享受到美,感性需要就扬弃了感官欲望。

第三,强调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重要性,以共产主义扬弃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是以“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对工人的强制和统治关系(或在这方面的表现)为媒介的”,[8](p.26)人们丧失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对象,在劳动中感受到不自由。“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p.160)感官消费典型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自由——满足“动物的机能”的自由,肤浅地看是消费自由,往深处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当下,感官消费已经影响到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认同。

首先,感官消费践踏社会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贫瘠人们的精神,放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消解人们的社会性,强化其动物性本能,在人们毫无知觉中侵蚀和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其次,在感官消费遮蔽下,以满足消费者消费需求为幌子,部分文化作品对红色经典、英雄人物、红色文化、中国历史等进行改编、恶搞,比如“抗日神剧”中见到的“雷人”情节: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石头打飞机、子弹以曲线拐弯的方式射向敌人,甚至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进行恶搞,对国家标识进行娱乐化改编,以荒诞的形式颠覆经典、解构传统、消解严肃主题,祛除了人们识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力。最后,借助人们对感性消费的痴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披着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社会,比如“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公然侵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防止资本主义感官消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不利影响,必须回到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3](p.11)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p.162)“人的最高本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首先,应让社会公众明白,“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自由与感官消费所贯彻的资本主义自由尖锐对立。前者指人们有自己的目的和计划,是自己本质力量的充分对象化,由于本质力量包括个体生命力和个体联合而成的社会生命力,所以,“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指向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自由。而后者是人们彼此之间孤立、分离、敌对的自由。针对1793 年德国宪法:“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以及1791 年人权宣言:“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3](p.40)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宪法中,“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3](p.41)由此,“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3](p.58)其次,应让社会公众明白,“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由于追求人与人之间彼此联合的内在属性,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的过程,从小我到大我,从有限到无限。因此,“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消费过程中也追求美,但是是壮美,比如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美情怀,新时代道德楷模平凡中凸显伟大的爱国爱民之情,国家仪式庄严和震撼的心灵体验,激发人们崇拜和向往的情感,在人们与对象相“参”、通融的关系中形成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共同体,为人们提供循环往复的精神滋养。最后,让“五位一体”美好生活成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向往联合和无限,而满足联合和无限的“消费”只能是“五位一体”美好生活。只有“五位一体”美好生活才能实现共建共享,个体才能追求成为“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才能“彻底解放”,[5](p.19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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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7-0057-11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以情感认同实现立德树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2019BKS022]、上海电机学院十三五特色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16TSXK03]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瑞丰,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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