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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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探析∗
李心记

[摘要]官僚主义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政治异化现象，已经困扰了我们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给我们的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个中原因，除了体制上的某些弊端以外，对于其认识论根源缺乏深入探究，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要素。官僚主义在理论上以“主客分置”取代“主客统一”，在实践上以“长官意志”取代“实践标准”。在当今时代，官僚主义与贪污腐败之风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祸国殃民势头难以遏制。有鉴于此，从理论上认真探究官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厘清官僚主义基本特征的同时，阐明其“病理”，提出遏制方略，显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官僚主义；实践标准

长期实践经验证明，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中，只要能够实现领导与群众紧密联系、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我们的事业就将无往而不胜；相反，如果出现领导与群众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口号与行动两张皮，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会陷于重重困难，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归于失败。因此，在重视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端正其认识路线，真正实现领导与群众的亲密无间、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

一、官僚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主体与客体，是认识论的基本关系，正确把握二者的相互关系，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在如何对待和把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存在主客二分、甚至主客对置的理论偏差和失误。这种理论认为，在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彼此独立，泾渭分明、互不相容。并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主体永远是能动的，客体永远是被动的；于是，主体是支配和改变客体的主动一方，客体是被支配、被改变的被动一方。这就在实践中造成绝对主体与绝对客体的彼此对立或对峙，为官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官僚主义将主体与客体绝对化
广义地说，凡能够对于一定的对象产生影响或作用、发出一定行为的实际存在或载体，就是主体；受到相应的影响、作用和行为所及的对象就是客体。狭义来看，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交往能力，并以这些能力发出一定行为的实际存在或载体，就是主体；受这些能力影响或作用的对象，就是客体。在不同类型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相对的：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是能动的，物是被动的，因此，主体对客体发出的行为所指就往往是单向的，主客体之间的区别界限就会是相对分明的。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把主体与客体绝对化、静态化，片面地认为主体永远是主体，客体永远是客体，正是官僚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在官僚主义者看来，领导是主体，群众是客体，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助长了官僚主义者自我膨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家长作风。

（二）官僚主义忽视了主客体会相互转化
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习惯认为，自然界孕育万物，是人类的祖先，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实，从认识论意义上说来，这一表述只是一种粗线条的静态描绘，忽略了主客体（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在自然造物中，自然是人类的祖先，是创造万物的主体；人类是自然界创造或派生的客体。这一思路很容易把人混同于一般自然物，把人视为缺乏特殊社会规定性和能动选择能力的无知无欲的被动客体，从而把社会历史过程的自为性等同于盲目自然过程的自在性，把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盲目、无价值指向的“无主体过程”。

人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一切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客体、人的活动所指向的自然物，不仅是主体活动的制约因素和作用对象，同时又是人的活动条件和能力凝结。马克思曾经对黑格尔脱离实践的泛逻辑主义倾向表示不满，颇有针对性地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p.220)在主客体关系层面，官僚主义者恰如黑格尔那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彼此互动的动态过程，比如在领导与群众之间，就根本不存在领导绝对支配和主宰群众的单向关系，领导者若是离开群众，诚如鱼离开水，必然一事无成，处处碰壁。领导目无群众，只会令自身沦为群众的异在，事事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时时与群众离心离德。

二、官僚主义的认识论特征
基于上述，官僚主义的主要症结在于扭曲实践主体，割裂主体与客体的实际关系，坚信意志万能论、群众工具论、权力至上论；无视群众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奉行“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神化领导主体，大兴造神运动；一意孤行，不计成本，不顾后果；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一）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
官僚专主义者内心世界的核心，在于盲目神化自我，凭借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惯于自以为是、天马行空，凭借权力，创造奇迹。在他们眼里，一切实际存在的客观条件都无足轻重，无论外在条件是否允许，都将实现自己制定的目标，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无条件论”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信念，其口头禅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所谓的“创造条件”，实际上往往是一厢情愿地凭空想象。因此，一切官僚主义者推行自己“政令”的过程，也就是大展个人意图的过程，是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过程，是塑造“领导万能主体”的过程。他们始终坚信：领导是世界的中心，自己是万物的主宰，干部是人民大众的“救世主”。似乎世上有了他们这样的官员，就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福星”。一方官员都能指挥千军万马，排山倒海，势如破竹，无往而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20 世纪50 年代，我们的哲学认识论出现了远离实际的狂热，在为错误实践辩护中，曾经为官僚主义的头脑膨胀鸣锣开道。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们的理论就不曾放弃过任何一个为官僚主义辩护的机会：鼓吹“人的能动性是无限的”，编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神话，致使官僚主义的狂热在全国泛滥，亩产数万斤、数十万斤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铺天盖地；上下官员超越历史发展规律，无视生产力实际水平，在短时间内推行全国人民公社化，成立“公共食堂”，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供给制”……其结果，全面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历史悲剧发生。直至“文化大革命”，官僚主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畅行无阻，个人迷信盛行，人民大众的自愚和大小官员的癫狂同步遍及全国，经济濒于崩溃，思想濒于窒息，文化几近枯竭。时下有些地方官员，依然热衷于用搞运动的形式“打造政绩”，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造成劳民伤财、民怨沸腾的恶果。时至今日，寸土寸金的中原腹地，仍然遍布荒废了的造价高昂的蔬菜保温大棚，令千亩良田惨遭撂荒，当地民众对于这种祸国殃民的“面子工程”敢怒不敢言，此乃官僚主义单凭臆想行事所种下的恶果。

实际上，一切主观的东西，包括思想、意识、理论、政策等，要实际地发挥作用，必须经由实践主体的关键环节，即必须得到实践主体的认可、选择、应用。细说起来，该环节包括：其一，经过行为主体的认可、选择、领悟和再加工，从而渗透到主体的素质结构之中，成为行为主体的智力潜能；其二，基于一定的认知背景，行为主体自行进行一番理念活动、逻辑运算以拓展科学论阈，改变、丰富和优化具体科学内容和行为方法；其三，在完成现实主体、具体科学方法及主体行为方法的一系列转换之后，参与和指导主体的实践活动，不断提高主体实践活动的实际效果，从而逐步实现主体发展自身和创造世界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才能望遏制官僚主义者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曾经借用一副对联为官僚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2](p.800)

（二）以领导主体代替群众主体
官僚主义者的致命弱点，在于无限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无视人民大众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从不把人民大众当作实践活动的主体。在官僚主义者的心目中，社会实践历来都是领导者筹划或设计的，普通群众只是在他们所设定的实践框架中被动地充当活动工具而已。也就是说，只有筹划或设定实践的官员才是实践主体，决定实践的成败，而遵命参与实践的劳动大众只是受动的工具，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创造性，从而用领导主体代替群众主体，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少数人或个别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于是，官僚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就是把群众作为任其摆布的工具，他们表面上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挂在嘴边，骨子里却以自我为中心，让群众围着他们团团转；他们的意见、主张、号召就是“绝对命令”，只能服从，不许违抗；他们喜欢听拥护的赞歌，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容不得任何批评或建议，谁要是根据实际情况，发表不同意见，就被视为“异己”，甚至被扣上“目无领导”“出风头”“反党”的帽子。官僚主义者从根本上扭曲了实践主体，认定实践的参与者只能是实践的筹划者的工具和附庸，因此，他们的独断专行不仅常常以失败而告终，同时，他们又常是制造各种“冤假错案”的祸根。

官僚主义者因为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所以在行事逻辑中，根本没有群众路线的位置，从而难免从根本上违背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历来都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虚心拜群众为师，“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和生命线。毛泽东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3](p.547)官僚主义者忘记了毛泽东的谆谆教导，头脑膨胀，目空一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以“救世主”自居，颠倒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主从关系，他们所倡导的群众运动，实质上往往蜕变成了“运动群众”的闹剧，表面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实际上收效甚微，其结果常常是一事无成。

（三）以局部经验代替社会实践
官僚主义者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的核心，就是只相信自我的“官本位”。他们常常以我为中心，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局部经验为样板，“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把自己有限的经验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目标，不顾客观条件的千差万别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千变万化，到处推广。他们惯于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出点子，想办法，定政策，“运筹帷幄”式地强制推行自己想象中的蓝图。他们为创造臆想的丰功伟绩而为所欲为，违反科学，脱离实际，把自己神化为“力量的源泉”“真理的化身”“绝对的权威”。认为只要按照他们设定的方案去行动，世界必将变得越来越美好。20世纪50年代，河南等省普遍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土高炉”上马，到处搜集铁器、饭锅，然后加热融化为毫无用处的铁疙瘩，充当大炼钢铁的指标。这场轰轰烈烈却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运动，实际上只是为了响应和落实“长官意志”的一厢情愿。当时的官僚主义者被一时的狂热冲昏了头脑，把局部经验和主观想象当作行动信条，以为只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

实际上，局部经验也好，主观想象也好，它们都不具有直接现实性。这些思想意识层面的东西，都有待人们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检验，能否获得成功，只能让事实去说话。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p.152)领导干部的意愿，他们亲历的经验、政策、办法，只有在实践中去证实，得到符合群众利益的结果，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否则，只图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不重视实际的收效，到头来只能事与愿违。领导干部只有超越狭隘经验，避免凭空想象，倾听群众呼声，遵从群众意愿，立足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才有望避免头脑发热，感情用事，在带领和帮助群众谋福利的实践活动中尽职尽责，历练和锻造自身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在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始终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教育干部、培养干部、砥砺干部的高尚伦理。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5](p.522)

官僚主义是一种观念问题，在漫长的封建主义社会，往往由封建“官本位”意识所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僚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官僚主义者往往将手中的权力视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法宝”。由此，毛泽东的谆谆教诲，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是至理名言，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四）以眼前实效否定长远发展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由此受到影响。个中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味追求眼前效益，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断绝了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后路。从实际出发，着眼长远，曾经是喊了多年的政治口号，但很少有人去真正面对实际，作出实事求是的认真反思。所谓实际，从横向上说来包括自然实际和社会实际、客观实际和主观实际、物质实际和精神实际等；从纵向上说来则包括历史实际、现实实际和未来实际。所有这些实际情况，既是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依据，又是受人们实践活动影响的结果，是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的现实存在。通常人们所说的从实际出发，绝不是一个毫无具体内容的简单口号，而是需要敞开思路、拓宽视野，多方位、多向度地兼顾实践所涉及的事物的方方面面。比如，从事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其本身就具有多重规定性，他们既是特定自然环境的产物，又是特定社会环境中有意识、有追求的能动的社会存在物；他们的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又包括精神生活需要。实际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者是思想懒汉，他们惯于脱离实际地异想天开，把丰富多彩的实际存在简单化，把活灵活现的现实主体工具化，把制约实践的复杂条件理想化，不计成本，不顾后果，一意孤行地追求不切实际的黄粱美梦。正是基于实践过程中的主体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的能动本质，列宁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6](p.183)这里所谓“改变世界”，具有以下双重含义：其一，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实际地改变原有世界的面貌，创造出合目的的社会存在物；其二，在实践主体的主观领域同时发生深刻的变革，实践主体对于主观领域的思想、理论、观念等作出选择、重构、创新，从而实际地改变主体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精神面貌。在实践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既定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实际关系,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就不能不受外部环境或多重条件的制约。撇开所有这些实际条件，而奢望追求暂时的眼前利益，舍本逐末，必然作茧自缚，断了可持续发展的后路。

三、遏制官僚主义的理论思考
从现实生成论意义上说来，由于权力未能切实被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官僚主义实际上往往是一种屡禁不止的弱风险失误。官僚主义者的自我意识膨胀与大众的自我意识让渡，互为条件，互为因果，难免导致实际工作中理论与实践分离、领导与群众对立。从理论上根除官僚主义，必须做到“双管齐下”，一方面要用刚性制度来加强对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约束，切实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另一方面需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的“奴性文化”，大力培植独立自主、自由思想的土壤，广开言路，鼓励实话实说，加强对各级领导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促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政治局面。

（一）广开言路，让群众意愿诉求得到合理表达
实际上，领导者的任何意见、指示及各项方针政策，都应是源于群众的社会实际生活，其实际意义和价值正在于回到社会实际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接纳，才有可能在实际应用中继续接受检验、修正和深化更新。凡是有能力、有抱负的领导者，都是在深入社会实际、紧密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关心群众生活的活动过程中经受历练的结果。官僚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习惯于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目空一切、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漠视群众，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在处处碰壁的窘境中徒劳无功。因此，官僚主义者要想从错误的道路上迷途知返，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诉求，虚心拜人民群众为师，唯其如此，才有望谋求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执政理念和正确决策。建立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高度重视和悉心处理人民通信，耐心倾听来自群众中的不同声音，不能借口“维稳”“维护党的领导”而压制不同意见、进而堵塞言路。毛泽东高度重视与群众保持沟通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7](p.164)可见，是否尊重群众意愿，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呼声，是亲民勤政与官僚主义的分水岭。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从“反右派斗争”，到“庐山会议”，再到“文化大革命”，都开了堵塞言路、排除不同意见、消除“社会杂音”的历史先河，从而在社会认识论层面为官僚主义的力排众议、以个人为中心铺平了道路。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善于吸取历史教训，是遏制官僚主义的重要举措。

（二）平等待人，让群众主体意识得以充分孕育
实际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在我国长期存在，这既有现实根据，又有历史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浓重的官本位意识，权力崇拜、特权思想、看上级脸色行事，构成了官僚主义的社会基础。纵观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普通大众惯于盲从，缺乏主体自我意识，从而为官僚主义提供了心理上的准备。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人的主体意识迷失、主体让渡或自我异化，曾经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历史形态：原始的人类，由于对自然的无知，曾经长期陷于自然崇拜的深渊。随着历史文化的沿革，中世纪的人类普遍陷入了对于各种“神”的崇拜。走出中世纪之后，伴随着现代“人的神化”（个人迷信），便出现了人类对于英雄人物和权力的崇拜。源于中国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传统，官僚主义具有浓厚的生活土壤和社会基础，普遍的小农意识为权力不受制约和大众主体让渡铺垫了条件，诚如马克思在剖析法国农民的心理本质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雨水和阳光”。[8](p.678)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凡是重视在实践中造就和培养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放手让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办好自己的事情，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呈现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人民群众就能够实现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反之，凡是领导以“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用想当然的政治口号发号施令，把人民群众当作任其摆布的工具，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人民就会在各种“运动”中蒙受苦难。其中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主体分裂，在心理层面发生“高贵者”与“卑贱者”、“主宰者”与“唯命是从者”的人格大裂变。在这种情势下，官僚主义就必然大行其道。基于官僚主义泛滥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强调：“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9](pp.354-355)

在官僚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往往把个人的声望、领导的面子、政府的指令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在这里，不允许有任何“杂音”或不恭。缘此而行，官僚主义之风不仅畅行无阻，并且在形形色色的“造神运动”中，谱写出惊天动地而又经不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不同级别的“政绩”。由此一来，无论官僚主义惹出何等沉重的天灾人祸，从来听不到当事人丝毫的反省检讨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曾做出的如下警示，官僚主义者一直置若罔闻：“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10](p.20)假如在现实实践面前，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个个都是富有独立性和个性的人，敢于和善于表达个人意愿，富有担当和创新，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有效遏制官僚主义之风泛滥，而且能够造就具有高度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优秀干部，诚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10](p.294)如此一来，我们的社会就有望一天天地趋近于那高度文明、全面和谐、人人幸福的理想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294)

（三）深入实际，在调查研究中汲取群众智慧
一切正确的理论、计划、政策和有效办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需要我们在具体工作实际中去寻求答案。毛泽东明确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11](p.320)是否注重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能否放下官架子深入实际，及时了解和掌握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全貌，是区分官僚主义与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分水岭。如果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就不辞劳苦，两眼向下，虚心向劳动在第一线的实践主体求教，全面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开展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心探寻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有针对性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组织群众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就能让群众在和谐的干群关系中获得满满的幸福感。显然，只要领导干部能够秉持群众情怀去踏踏实实地做好职责内的每一件具体工作，我们党就可以有效防止官僚主义。令人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地方干部每到一个地方，常常急于炮制“面子工程”、急功近利的“样板工程”，热衷于打造宏大“政绩”，诸如利用手中权力颐指气使，大搞征地、拆迁、维稳等，损害群众利益，产生了恶劣影响。

毛泽东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其初衷就是为了遏制脱离群众的恶劣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需要时刻严格遵循。毛泽东强调：“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12](p.1035)这就是强调，只有深入实际做好调查研究，汲取群众的智慧，才能有效遏制官僚主义作风，立足实践，作出正确决策。

（四）面向未来，在是非曲直上坚持实践标准
所谓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用实践检验指导我们的理论、计划、政策、办法之是否正确，即看它是否能够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一般说来，实现了的，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而不能用实践以外的任何主观标准诸如圣人之言、上帝天意、领导认可、多数人承认等来检验。只要我们牢牢立足于社会实践，就有望从根本上遏制官僚主义，这是由实践的本质特性所规定的：一方面，实践具有特殊的客观实在性，是自在世界通向自为世界的必经环节或桥梁，经过实践，主体能动地改变着实践对象的面貌、属性和存在形式，由此赋予自在存在着的外部世界以合目的性的丰富内容；另一方面，实践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彼此统一的现实基础。主体在实践中实现价值选择、价值创造的过程，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两相统一、彼此耦合的过程。主体对于物的尺度认识、把握和运用，标志着主体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在实践活动中，从来不存在单向度的支配关系，即不存在物的外在尺度绝对支配人的内在尺度的关系。与此同理，更不存在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个别人对于众多实践主体外在、绝对命令式的摆布或支配关系。由此说来，一切官僚主义者凌驾于实践主体之上，无视实践主体的内在意愿和自觉选择，是从根本上违背实践标准的，毫无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的。

全面坚持实践标准，必须在实践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和历史过程中，处处、时时坚持从实践出发，以实践作为依据。即是说，仅承认用实践结果来检验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政策等是否正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在新的实践过程中继续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发展已经被以往的实践所证实的思想、理论、政策。官僚主义者无限夸大个人的局部经验，把已有的经验绝对化，就会远离实践标准。

我们需要从以下五方面全面审视和重构工作细节和实践要件：一是科学建构实践观念。确立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和计划办法，不能靠一时的心血来潮，不能靠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而是要随着历史条件和主体素质能力的变化，因势利导，悉心探究，提出与实践相吻合、相配套的正确决策。二是合理再造实践主体。任何实践都是人参与其中的自为过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实践过程中最能动多变的要素，满足实践主体的需要，是实践活动的永恒价值目标。因此，有效启迪和提高人的独立自主、自觉程度或自由度，防止盲从，便是实践的根本要求。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应是再造和重塑主体的基本标准。三是更新完善实践手段。实践手段的不断提升和完善，并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其中渗透和体现着特定的人文因素。因此，坚持科学原则与人文原则的有机统一，是不断提升和优化实践手段的重要条件。四是全面反思和评价实践效果。实践效果有正负之别、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别、有利于人和不利于人的之别。这就需要对于实践效果随时作出全面审视，围绕人的需要与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及时矫正实践的负面价值，从长远意义上把实践效果和人的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1](p.192)可见，实践结果是否符合人的本质，是否有利于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发展，这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根本要求。当今时代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在全面发生蜕变，人们的实际生活质量在普遍下降，诸如大气安全、土壤安全、饮食安全、饮水安全等等均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威胁，所有这些问题均与人们的生产实践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深刻反思和矫正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方式，是彻底坚持实践标准的内在要求。五是把握实践的二重性本质。实践检验认识之是否具有真理性，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一切具体的实践都是有限或相对的，只有不断深化发展的实践过程才是无限或绝对的。有鉴于实践是经验与超验的统一，真正坚持实践标准就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判别思想认识的正确性或合理性，防止把一时一地的有限实践活动绝对化，即已经被具体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认识，还必须在此后的实践过程中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官僚主义者常把有限的局部经验绝对化，一味推广那些并不具有普遍性的个别经验，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此外，广大党员干部理应在观念层面上自觉抵制“官本位”意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尤其要防止腐败的发生。

总之，只有不断深化、发展着的社会实践，才是判别思想、理论、政策、办法之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离开实践，脱离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就必然违背实事求是之风，主观臆断，犯官僚主义错误。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丰富深刻的，应当认真总结、反思，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党的执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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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6-0093-07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研究”[2020M67101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辩证思维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研究”[2019BDJ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心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