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哲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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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哲学思维∗
余乃忠

[摘要]毛泽东思维体系中最核心的是其独特的学习思维，主要包括：燎原思维，即“细胞中的细胞”学习方法，强调进入知识内部，分解知识，而不是在知识的周围打转；复活思维，毛泽东主张对知识多层次、分类型、跨学科反思，对记忆和知识片段进行各种迂回、撞击形成知识“复活中的复活”；波浪思维，即逻辑联结思维，整体必须是具有相互关系的群，具有时间逻辑、空间逻辑、历史事件逻辑、理论逻辑等维度；坐标思维，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满足革命实践的需要，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创造中国当下需要的新知识。

[关键词]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哲学思维；科学

思维决定行为，思维改变学习。被誉为“窑洞里的预言家”的毛泽东，多次力排众议，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思维特点。毛泽东思维体系中最核心的是其独特的学习思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胶着的1941年挤出时间写作《改造我们的学习》，说明学习思维与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我党在学习上存在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改造我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实际上是要改造我们的学习思维。毛泽东的学习思维也是他的革命思维和战争思维。知识点在毛泽东世界中就是对敌人的占有，学习就是一次对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反之，对于革命（包括自我革命）、战争等，在毛泽东看来，也是学习。因此，“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改造对于革命和战争的思维和方法。对于“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学习现象，就是“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1](p.800)同时，党内“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1](pp.796-797)严重，因此，“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1](p.795)

“学习”在毛泽东视野里包括三方面：一是学习书本和前人的思想成果；二是怎样看待和认识历史、当下与未来世界的一切对象；三是如何在实践活动中学习。毛泽东在1918 年4月送别罗章龙（其化名为纵宇一郎）东赴日本时所作七言古诗《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写道：“要将宇宙看稊米”，即把宏大的宇宙看作平常细微的小米，表达了作者“律动天下”的世界观和万物同构的辩证法。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及其他著作与实践中，对于学习则主张运用“要将稊米看宇宙”的见微知著的分形思维。两者共同构成了毛泽东主体性哲学和“宏—微”极性辩证法的主要内容。

一、燎原思维
细胞是构成生命的最基本的单位。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的“细胞”，暴露着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对资本主义的一切研究应从解剖这个“细胞”开始。从商品交换出发，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也发现了唯物史观。列宁称这种从“细胞”出发的推演方式为一般辩证法的方法。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解剖“社会细胞”的基本方法，还提出要对“细胞”解剖后的“次级细胞”再解剖，并无限进行下去。毛泽东“细胞中的细胞”不仅包括解析，还有以“细胞”带动整体的“科学抽象”，即触类旁通。

攻克知识的“细胞”，就是要先进入“细胞壁”，然后掌握“细胞质”，最后攻克“细胞核”。“细胞”虽微小，但可以通过“分裂”生出更多的“新细胞”。毛泽东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谈道：“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解剖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2](p.393)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毛泽东就把剩下的每一个很小的革命力量看作细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p.49)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反革命力量统治的薄弱环节，军阀混战和农民对革命的强烈要求，构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3](p.63)通过割据而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就像攻克一个“细胞”，根据地与国统区的边界就像“细胞壁”，土地革命是“细胞核”，根据地建设是“细胞质”。武装斗争是“核中核”。毛泽东用词句“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展现了割据的生命力。包围城市的农村就是第一次割据（割离城市）的“细胞”，但农村力量并不平衡，还要进行再割据，寻找“新的细胞”，即工农基础强，敌人力量相对弱的地区。在井冈山时期，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与建设就是运用“细胞中的细胞”方法。之所以在“细胞”中能够分裂出“新的细胞”，是因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3](p.102)细胞中的细胞方法必须注意到在攻克第一个“细胞”后，先占有、巩固“细胞”，步步为营，再进行下一步“分裂”，渗透到全部燎原。毛泽东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阐明了这个方法。这是克服党内“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把“细胞中的细胞”思维与方法运用到学习中，就是面对一大片学习对象，先选择几个薄弱性（难度小）的知识点（“细胞”）进行攻克，然后让这些“细胞分裂”出“新的细胞”，推及周围其他知识，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掌握一大块知识。毛泽东经常强调运用这种方法，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专门单独列出一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提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那末，关键在哪里呢？”[3](p.102)这个关键就是找到对整个学习起关键作用的“细胞”。毛泽东这里讲到第一个“细胞”就在于把握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这一个“细胞”中还有“细胞中的细胞”，那就是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分，突击因而成功，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兵法·势篇》）“细胞中的细胞”学习方法是进入知识内部，分解知识，而不是在知识的周围打转。毛泽东对“细胞”的选择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不同的战略要求，不断变革。

美国到处侵略别人，到处欠账，气焰十分嚣张，但毛泽东把美帝国主义看作纸老虎，不仅让全世界人民看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鼓舞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信心，还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再添新枝。毛泽东在1956 年7月在和外宾谈话时就指出：“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一个纸老虎。”[4](p.73)毛泽东是把构成美国力量的各种要素都进行了分析，选择其中最基本的单位——政治，而不是经济、科技或文化，进行“解剖”。通过“解剖”发现，美国的政治“细胞”已经“病变”，也必定引起其他经济、科技和文化“细胞病变”的“星火燎原”之势。毛泽东要求注重战略上、总体上把它看作纸老虎，在战术上、局部上要看作有爪有牙的真老虎。我们对付它也要以“革命细胞”的燎原思维，十个牙齿，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还有爪子，即和它做斗争，要一仗一仗，一件一件，一步一步，一个阵地一个阵地争夺，最终会取得全部胜利。毛泽东认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只有地区、民族和语言不同，而对美帝国主义霸权的不满是一致的。当代世界反霸权主义力量的集聚和中国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制度优势，已经深刻说明了毛泽东“弱国能够打败强国”的细胞燎原思维。

二、复活思维
柏拉图主义的核心在于，把由可感的个别事物组成的整体（可感领域）和理智可知的更加真实的领域（可知领域）区分开来。可感事物不能称为知识，理智的对象才能称为知识。掌握可感事物的过程不能叫学习，掌握真理的知识才能被称为学习。“学习就是回忆”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柏拉图把超感觉的独立存在的理念世界当作认识的对象，学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整个西方世界一直沉浸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直到马克思颠倒了“理念世界”，让“学习就是回忆”获得了唯物主义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学习就是新的认识对象让曾观照到的感性、实践或意见等“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5](p.603)这种过程必须有新的中介，可以分为四种形式：（1）以新的实践“回忆”过去的意见；（2）以新的意见“回忆”过去的实践；（3）以新的意见“回忆”过去的意见；（4）以新的实践“回忆”过去的实践。由于实践智慧的对象是个别事件，理论智慧的对象却是普遍本质，这样，经过不同形式和不断“回忆”，就形成了一种“反思”的过程，实现意见、实践向理念、真理和理论智慧的飞跃。

“回忆”思维说明，对于客观对象的直接感知（记忆）或纯粹理性不能被认为是学习，即没有基于现在的意见、实践对于过去的意见、经验的“回忆”或反思，不能称为学习，也不能获得知识和真理，也就是说反思是学习的必然环节。列宁曾指出：“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的本领。”[6](p.585)即一定要争取更多的反思，特别是后反思方法，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认识上的进步。这样，完成学习过程就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初次意见或实践的输入；二是新的意见或实践的出现；三是使新旧意见或实践之间形成反思性的联结（回忆）。回忆性学习不等于中国传统的“温故而知新”（再次记忆）和西方的从感性到知性、理性的思维过程，也不仅是类比思维，而且是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反思活动。

中国禅宗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祇是山，见水祇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五灯会元》卷第十七）这其中包含了两次反思过程，客体永远是主体的客体。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强调要改变过去没有反省过程的读入式“学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7](p.796)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实践中复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复活抗日战争的新规律。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谈道：“我们党内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2](p.109)这说明了我们既需要被将来用于复活的不是知识的“知识”，也需要完成回忆过程的当下或未来的“知识”，特别是这两种“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参加任何实践的大学生，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如何让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践工作中去，在实践中去回忆（反思、对照）曾经打过照面的书本“知识”，最后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甚至不要轻视不懂你思想的人，他们也可能会丰富你的思想。

毛泽东主张对知识多层次、分类型、跨学科反思，就是对记忆和知识片段进行各种迂回、撞击形成知识“复活中的复活”。“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战地黄花分外香，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等都是毛泽东通过时空、对象、话语等的延异，实现对知识的复活与升华。毛泽东在革命战争的动荡运动中不忘学习，和平时期在视察的火车上和外地都不忘学习，不仅说明了毛泽东珍惜学习的时间，还在于毛泽东发现在书房里学习与在火车的颠簸中和外地的考察中的学习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能够相互激活。

写作是毛泽东学习思维与方法的充分体现。“听—读—说—写”是一个完整的知识复活链，“听”是接受发散点的知识，“读”是接受精密点的知识，“说”是对所接受知识和思考的一种整理和解释，“写”是对知识的再思考、扩展、联结和解释的过程。锤炼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哲学。从感性出发寻找问题，然后专注思考，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独特思考写成一篇论文或一本书。创作是检验对知识的占有和创造能力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p.109)只有通过新的实践知识与新的概念和学科知识复活经典，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家、新的著作才能出现。反之，则如鲍德里亚所说，“现如今，概念居住在受监视的房屋内，处于每个学科的严格控制下，比人更加受到控制。跨学科仅仅扮演了一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角色”。[8](p.27)可以说，没有跨学科的各类复活中的复活，也就没有概念的解放和新知识的诞生。

三、波浪思维
军事上和学习上的波浪思维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谈道：“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3](p.51)毛泽东的波浪思维包含了集中优势力量的作战思维、彻底占有对象思维、相互联动思维等整体思维。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9](p.410)毛泽东通过集中优势力量形成“波浪中的波浪”，即集合许多“小胜的波浪”化为“大胜的波浪”，集合很多“歼灭战波浪”配合国际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波浪”，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1950 年6 月，毛泽东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0](p.75)“四面出击”，就是粒子思维，集中力量，则是波浪思维。

波浪思维是集成和整体联动思维。爱因斯坦因为采取波浪联动思维进行学习，不仅在物理学方面取得世界一流的成就，而且在哲学、数学、宗教、小提琴以及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等领域特别着迷。爱因斯坦把看似独立的不同门类的知识联系到一起，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作用力。同时，爱因斯坦不同于其他学者那样，逃避非专业学术的工作，而是意识到非专业的日常工作会让人变得更有想象力。这是因为，爱因斯坦找到了被一般人认为浪费时间的日常工作与科学知识之间的隐藏互动力。运用整体联动思维，知识才会相互支撑形成坚硬的韧带，才打不垮、冲不破和撕不碎，更利于推进和扩展。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特别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p.802)为了克服无组织学习的状况，就需要结成“波浪”，并形成“波浪中的波浪”推演下去。

波浪思维是逻辑联结思维。波是“点—线—面—体”的形态，是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整体，不是个体孤立结合的整体，即必须是具有相互关系的群，可以从时间逻辑、空间逻辑、历史事件逻辑、理论逻辑等形成群。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道：“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p.801)中国和外国的联系就是空间逻辑；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时间逻辑和历史逻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还指出：“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1](p.802)因为罗列仍然是点的集合，不是点的联结和被定义关系的群，即仍是粒子思维和布朗运动思维，不是波浪思维和秩序思维。

“波浪中的波浪”思维深刻把握了知识的“波粒二象性”，波浪由粒子构成，但粒子是存在于波浪中的粒子，既有个体性，也有整体一致性。（1）波浪由无数水滴组成，离开细小的水滴不存在波浪；（2）水滴只有结成波浪才能抗击复杂外部环境的打击；（3）大波浪蕴含小波浪，小波浪构成大波浪；（4）前浪带动后浪，后浪推前浪；（5）显在波浪掩护隐藏波浪，隐藏波浪助推显在波浪；（6）波浪向前奔腾，而质点（即水分子）在它们的平衡位置纵向起伏，并不随波横向前进，所以看似“随波逐流”，实际是“随波不逐流”；（7）一切波浪都要放在汪洋大海中考察，才能发现其本质。

“波浪中的波浪”不仅突出事件粒子的波动效应，更强调“波浪”系统中不同层级“波浪”之间的内属联系。近代以来中国的沉浮，不仅要放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波浪”，还要放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波浪”和人类世界历史的“波浪”中考察。有了“波浪中的波浪”思维，就可以把握大势。毛泽东于1927 年就感慨：“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毛泽东不仅总揽全局“波浪”，还把握了主客之间“波浪”的一致性。有了对“大势波浪”中我军“波浪”力量的把握，就有了战略定力。“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敌我对峙下，动静自如。敌动，纷如蚁聚；我静，蓄势待发。“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这都是“波浪中的波浪”的联结力量。

毛泽东把战争当作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3](p.181)长征途中，被称为世界军事奇迹的四渡赤水，看起来是磨盘战术，但以少胜多的秘密在于毛泽东把握了国民党军队虚实的矛盾形势，用波浪思维把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冲垮。四渡赤水就是四次“波浪”，但不是平行的孤立“波浪”，而是“波浪中的波浪”，前一次“波浪”中埋设下一次“波浪”，下一次“波浪”配合前一次“波浪”。

在抗日战争中，波浪思维得到了最充分展示。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争中包含战争，“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9](p.408)这就是“波浪中的波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以为占领了延安就消灭了共产党及其军队。当毛泽东撤离延安，和敌人在陕北山道上兜圈子的时候，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前线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较量。毛泽东就是运用了“波浪”中“浪走水不走”的联动思维。毛泽东兜圈子的“波浪”和前线较量的“波浪”相互联动配合。

1957 年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如何看待世界形势，当时苏联共产党中一些人在成绩面前，大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称他们为利令智昏：“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点东西，就居然膨胀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在地球上挖了那么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身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4](p.191)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还很落后，毛泽东的政治自信、思想自信、学习自信来自以下三方面：一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波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旦自满，必定自困、自闭，从而自毙；二是把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规律的“波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始终保持革命队伍同志间和各无产阶级政党间的平等，才能保持革命性、先进性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性等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才会生机勃勃；三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波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坚决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和自满主义、霸权主义格格不入。这三重“波浪”相互推动，形成世界历史“波浪”。因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实际上，列宁早年就对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警示：“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11](pp.354-355)2019 年，中国钢产量已经达9.96亿吨，产量占全球53.3%，其中中国宝武集团就实现粗钢产量9522万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钢企。①参见《世界钢铁协会：2019年全球粗钢产量同比增长3.4%》，《期货日报》2020年1月29日。历史用事实说明了毛泽东的波浪思维和中苏（俄）力量变化对比的“波浪”运动。

四、坐标思维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创造新知识，从而创造新的对象世界与自我意识。每个新知识创造的起点、过程和终点，都必须在新的坐标中进行，否则是“形新而质不新”。《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为与教条主义进行斗争而创作的。教条主义就是不懂坐标思维，不懂有的放矢。毛泽东指出，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经典著作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不会创造中国当下需要的新知识。

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的最大创造是知识创造，是把前人知识和他人知识融入自己观察到的知识中，放到科学的坐标系之中。有了科学的坐标系，就有了“的”与“矢”，知识就有了方位、定力。毛泽东的学习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体系为第一坐标，扎根中国大地为第二坐标，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为第三坐标，放眼全世界和时代发展为第四坐标，还有第五、第六……等坐标上的创造性构图。这是知识的再创造和克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科学思维和方法。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看待知识和指导中国实践。“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1](p.801)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就是第一坐标，是阐释世界、历史、事件、人物、事物等的总定位、总方向、总框架。过去已经构建的知识点、知识链、知识体系在第一坐标系中将被重新格式化和定位，绽出新论点和知识点。毛泽东在1963年12月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坐标研究宗教，认为宗教徒对宗教有了迷信，无法认清宗教，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坐标下，“《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2](p.353)

不同于康德先验论的“第一坐标”，毛泽东“第一坐标”不是孤立、先验、抽象、停滞的坐标，需要第二、第三等坐标的校准和补充而不断发展。毛泽东的第二坐标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关注中国问题，聚焦中国实践，回应中国人的关切和现实需要。毛泽东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p.802)毛泽东主张，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如果仅有空洞的理论，不扎根中国大地的实际，不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将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5](p.298)

毛泽东运用第二坐标校验第一坐标，让第一坐标更具定位性、方向性和阐释力。因此，毛泽东批评一些人，不懂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仅剩一点外国故事。“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1](p.797)在毛泽东看来，有些人因为对中国问题、中国知识不了解，就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希腊和外国故事吓唬中国人，只知生吞活剥地引用外国知识，仅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就是说，失去了第二坐标，也就失去了第一坐标，即使形式上有第一坐标，也把握不定。对此，列宁也曾指出：“单从书本上来领会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12](p.283)

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是毛泽东的第三坐标。毛泽东要求全党“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人民也有缺点的”，[1](pp.1096、849)因为无产阶级中保留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需要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学习，领导人民群众也是学习。

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和世界总发展大势中考察，是毛泽东的第四坐标。世界新矛盾、发展新任务、科技新成就等都是其内容。此外，还有根据知识需要的第五、第六等坐标。毛泽东坐标系中的坐标不是一个坐标解决所有问题，也不是各个坐标并列而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第一坐标，一层层坐标相互校准、彼此联动，共同推动学习与解释系统的科学化。坐标就是知识框架，就是思维定式，就是认知结构，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坐标中的坐标是活的知识框架，流动的思维定式，就是知识创造。有了科学的坐标系，面对纷乱的知识，才会极目天舒；面对复杂局面，才会屹然挺立。

1951年5月，毛泽东在针对电影《武训传》时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10](p.167)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不从鸦片战争以后100 多年来，中国经济形态、上层建筑形态的深刻变革的历史坐标中，就无法准确把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针对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完全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从历史贡献的坐标中看待他的错误，而且“不论是他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4](p.20)对于错误，我们也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有100年多一点的坐标和十月革命以来只有30多年的坐标去分析。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3](p.287)“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9](p.663)细胞中的细胞、复活中的复活、波浪中的波浪、坐标中的坐标就是对待“如何学习”问题的科学态度、思维与方法。毛泽东因为是军事家，才成为思想家、哲学家和战略家；也因为是思想家、哲学家、战略家，才成为军事家。军事作战思维和学习思维的内在一致性在毛泽东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诠释。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来临，获得知识主动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13](p.243)克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唯一态度就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去也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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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6-0077-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研究”[19BZX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余乃忠，长沙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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