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还是证明：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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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还是证明：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刘伟兵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人们日常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改变。智能机器通过对人们智能的模拟，能够部分或全部取代人们的劳动，实现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革命。这一智能化生产方式并没有动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因为智能机器作为对象化劳动，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到商品，并没有创造价值。而人的直接劳动虽然被取代，但却是以间接劳动的方式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创造价值的依旧是人的活劳动。而智能化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量，是因为它是一种复杂劳动并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我们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应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建构科学系统的劳动价值论话语体系，增强在经济解释上的话语权。

[关键词]人工智能；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活劳动；价值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关键。自创立以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就始终伴随着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围绕《资本论》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与第一卷价值理论是否存在逻辑矛盾，劳动价值论是否能解释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问题，以及价值转型和劳动价值论是否成立等，欧美学界进行了三次大论战。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也围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价值源泉和如何深化劳动价值论等问题进行了四次大讨论。其中，21世纪初就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的发展环境下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的大讨论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时至今日，劳动价值论的争鸣在多维研究和认识中走向共识，但一些问题依旧存有争议，一些结论与观点仍有待商榷。当前，面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如何更好地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释当今社会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指导当前中国的经济工作，就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应有之义。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无人化”生产现象，有些学者提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时和需要创新的观点等。①参见：胡斌，何云峰：《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薛峰，何云峰：《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诠释的三个维度》，《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何玉长，宗素娟：《人工智能、智能经济与智能劳动价值——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0期。这些观点由于对人工智能时代下“无人化”生产现象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的“无人化”生产究竟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证伪还是证明呢？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过时，需要创新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生长点。

一、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无人化”生产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当今世界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学界虽然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具体内容、缘起和范围依旧存有争议，但在多维共建中也逐渐形成关于其特点的共识：“同过去相比，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1](p.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人们日常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改变。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运用更是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的革命性发展。而这一变化的现实又造成人们理论上的困惑，即当智能机器可以模拟人甚至取代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时，那么“无人化”生产是否颠覆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在回应这一问题之前要先厘清人工智能是何种技术革命，又是如何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的。

首先，需要明确人工智能的内涵。人工智能“是要探索人类智能（自然智能的最佳代表）的工作机理，在此基础上研制各种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机器，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智能服务”。[2]那么，如何理解“智能”？智能既是生物学也是人文社科关注的命题。随着脑学科和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学界对智能的认识也逐渐深刻和全面，主要表现在思维理论、知识阈值和进化理论等三方面：思维理论认为智能的核心是思维，体现为人脑的思维活动；知识阈值理论认为智能主要体现为获取和应用知识；进化理论认为智能是在外界环境刺激的反应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表现为对外界的感知和应激反应，同时进行自我完善与优化。这三种对智能的理解，深刻影响了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认知观，即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符号主义也被称之为逻辑主义，认为符号是人们思维的基础单元，因此需要通过计算机建立起以符号处理为核心的计算机功能，既通过符号表示知识，也用符号模拟人们思维的推理过程。连接主义又称仿生学派，认为人们思维的基本单元是神经元而不是符号，因此主张计算机应模拟人的神经网络结构，通过不同结构表现不同功能和行为。行为主义则认为智能只能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才能表现出来，因此主张人工智能研究应建立感知—行动模式，在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中不断进化。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智能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实现对人脑智能的功能模拟。

其次，需要厘清智能机器是如何实现智能以及智能的表现形式。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极大突破，实现机器的智能化，就是建构了机器的学习能力。机器通过算法获得学习知识的能力，能够在大量过往数据中不断总结、完善自身，从而提高下次任务的准确率和效率。随着技术发展，机器学习能力实现了从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的技术革命。深度学习就是使用包含复杂结构或由多重非线性变换构成的神经网络对数据进行高层抽象的算法。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智能机器将现实中接触到的图片、声音都转换成数值，通过神经网络实现对数值的识别与聚合。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就具备了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的智能功能。此外，人工智能还通过设置专家系统作为自己的智能计算机程序系统，实现自身的智能化。专家系统设置就是将某个领域大量专家的知识与经验输入进去，从而“凭借一个或多个人类专家提供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推理何判断，模拟人类专家的决策过程，以解决那些需要专家决定的复杂问题”。[3](p.10)这极大提高了人工智能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通过自动定理证明，将非数学领域的任务都转化为定理证明问题，从而实现对新领域的探索与应用。因此，“计算是人工智能的本质”。[4]综上，人工智能的智能就表现为智能机器能够理解人类的认识，实现有效的自动化，完成通用问题的求解，具有一套自治系统，以及能够进行自己学习的功能。

最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特征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智能化、“无人化”。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的直观认知，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智能产品的大量出现。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化机器在大量办事窗口出现，无人机、无人车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智能医疗与智能教育行业蓬勃发展等，都极大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这些智能产品的大量出现只是人们感知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活现象，其深层次的变革是现代生产方式实现了智能化生产，即科技革命实现了工业革命。以往的机器大生产已经实现了部分生产领域的自动化与半自动化。车间对劳动者的需求逐渐减少。工人们通过操作机器就可以生产出比以往更多的产品。但是，在传统的机器大生产方式中，机器只能固定重复设计好的行为，不能根据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自我调节。因此，在以往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生产车间里，技术工人依旧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工人不仅要操控机器，还要监督生产，甚至依旧需要直接劳动，完成整个工业生产的环节。可以说，以往的机器大生产只是解放了人们的双手，实现了人们体力劳动在劳动资料中的加倍生长，脑力劳动和部分体力劳动依旧被束缚在生产环节中。而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做到了机器取代人，以及无人化、自动化生产。这是因为，智能机器通过程序设计，已初步具备学习能力和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智能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普及使用，意味着劳动对象都被智能机器数字化，生产过程被简化成计算过程，智能机器开始自动求解。如此一来，生产过程就简化为工作人员将劳动对象与劳动过程转化成数值输入智能机器，从而智能机器便能够自动求解，甚至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自己总结经验、反馈信息、优化自身。因而可以认为，智能化大生产对以往机器大生产的变革体现在，不仅实现了人的体力劳动解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脑力劳动解放。随着技术发展，人们日后仅需要通过几行代码和按一下按钮就能让机器自动生成，实现真正的无人化、自动化。例如，京东、淘宝等大型公司都已经建造了无人车间，由智能机器系统和机器人进行快递的分拣与传送，极大提高了快递发件效率。一些制造企业也建设成了无人车间，实现了生产的无人化等。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当智能机器生产不仅能够代替人们的体力劳动，甚至能够取代部分脑力劳动时，那么智能机器的智能劳动还是“死劳动”，还是已经变成能够创造价值的“活劳动”了呢？如果智能机器不能创造价值，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何商品生产价值量会呈现指数型增长，在工人的“活劳动”不在场的情况下还能生产价值呢？如果承认智能机器已经成为创造价值的独立来源，那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现代是否就要改写了呢？面对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情况，我们应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去理解和回答这一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做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捍卫与发展。

二、人工智能生产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证明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价值论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智能机器的劳动能否创造价值，这一问题涉及劳动价值论的根本。例如，有学者就直言：“弱人工智能生产也创造价值，这一点突破了经典劳动价值论关于‘人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基本前提。”[5]但是，当我们弄清楚人工智能机器的实质与运行方式时，就可以明确，人工智能机器虽然具备了一定智能，但实质上依旧是机器，这在根本上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第一，人工智能机器实质上是人的对象化劳动。当持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时论的观点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无人化”生产时，都会犯一个费尔巴哈式的错误，就是往往将智能机器当作“樱桃树”，看作一种感性确定性的存在，而不是人们工业和社会的产物，忽视了智能机器出现的历史条件性。智能机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劳动的产物，是原来的劳动对象在新的劳动过程中以静的属性和存在形式表现出来。“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6](p.211)所有智能机器都是科学家的设计和程序员的代码输入以及技术工作者组装与研发形成的。智能机器需要人员输入大量数据，建构其自主的系统和学习能力，明确机器人哪里是眼睛、哪里是鼻子，才能明确智能机器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智能机器蕴含了人的对象化劳动，成为一定价值量的物质载体。可以说，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密集型的体现，也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那么，具有智能的机器劳动是否就将“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变成为“活劳动”了呢？有学者就直言：“智能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具有劳动创造价值的一般性。”[7]然而，智能机器生产事实上并没有成为创造价值的“活劳动”。智能机器虽然看似在生产过程中起着主体和能动作用，能够依靠数据进行自我完善和优化，并且通过智能方式将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似乎具备了活劳动流动状态的特征，但是，智能机器的主体与能动作用只不过是人们以技术形式赋予自身活劳动的新形态，是以机器的智能表象去体现活劳动的流动特征。没有科学技术团队的设计与维护，智能机器也就不再智能了。此外，活劳动具有两方面特性，不仅能够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新价值，还能保持生产资料中转移来的旧价值。“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6](p.240)智能机器所具有的“人工恩惠”，显然不具备“自然恩惠”赋予活劳动的这种特性。这是因为，智能机器虽然通过自身的使用价值代替了人的劳动，并使价值量得到增加，但是“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力”。[8](p.371)作为生产资料的一种，智能机器不仅不能创造价值，其本身的价值也是技术人员通过数据以程序化设计的方式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智能机器转移的价值与生产它的价值是一致的。“不变资本之所以‘不变’，是指它的转移价值和生产价值是一致的，而不是说生产它的价值不发生变化”。[9](p.423)在这一过程中，智能机器不仅因为自然力作用会出现使用价值的损失，也因为劳动过程中的价值转移出现折旧，直至价值转移完成后，其使用期限就结束了。可见，智能机器对产品的生产虽然体现出对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和增加新的价值量的现象，但是究其根源是人的活劳动形式的新表现。因而，我们会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时代下，智能机器只是转移价值，并不创造价值。但是在智能化生产中，“无人化”生产又是一个明确的现实。既然人的活劳动依旧是创造价值的来源，那么智能化生产中人的活劳动又在哪里呢？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明确智能化生产的劳动过程。

第二，智能化生产劳动过程是协作的过程，表现为间接劳动逐渐取代直接劳动。在现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取代人的现象将更加普遍。在生产过程中，人的直接劳动越来越少，人们与劳动对象接触也越来越远了。看起来，人的活劳动似乎远离了生产过程，这与人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形成了悖论。但是，这一发展现象其实恰好证明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证明了剩余价值规律的科学性。在智能生产的过程中，劳动环节与生产过程实现了更深程度的分离，“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10](p.91)这一分离的形式意味着劳动不再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也意味着智能生产过程延续了机器大生产所形成的生产社会化与科学化的趋势。“而这种劳动与生产相分离的趋势，意味着资本为了提高剩余价值将越来越依赖于劳动资料的巨大效率。”[11]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0](p.100)而创造价值的是活劳动的抽象劳动属性，并不是具体劳动。“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10](p.428)抽象劳动是劳动的社会属性，“存在于平均劳动中”，[10](p.423)可以用一般劳动时间计算的无质劳动。因此，在智能化生产中，直接劳动的减少和消失，并不会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然而，当个别企业率先采用更先进的劳动工具，减少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时，在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对比中就获得了竞争优势，获得了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并不是劳动工具创造的，而是在减少自身产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后，通过其他剩余价值的补偿，实现对落后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此，企业在资本增值的动力下，都会竞相提高不变资本的投入，缩短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过程会促进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使商品的价值降低，工人工资下降和剩余价值提高。可见，在剩余价值规律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必然会不断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因此，资本会不断发明新的生产工具，并使其使用成本低于雇佣劳动的可变资本，从而不断推进机器取代人和减少直接劳动的历史进程。由此可见，直接劳动只是具体劳动一种表现形式，直接劳动的减少，并不代表抽象劳动的消失和劳动价值论的失灵。相反，人工智能时代的“无人化”生产正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规律的证明。“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10](p.92)而随着劳动工具的发展，具体劳动形式开始多样化，在扬弃直接劳动形式基础上逐渐出现间接劳动等多种形式。这是因为，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生产劳动不再只是单个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而是社会化的劳动过程，出现了协作的劳动形式，单个工人结合劳动对象形成了总体工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6](p.378)随着协作的发展，“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6](p.582)可见，除了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直接劳动，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间接劳动也是生产劳动的一种形式。随着劳动工具的发展和协作劳动形式的产生，人们并不一定要直接接触劳动对象，而是“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6](p.582)如此一来，只要是整体劳动过程中的有机构成部分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劳动者都是生产工人。因此，智能机器虽取代了人们的直接劳动，但在整体劳动过程中，生产工人依旧通过数据输入、监督，代码设计等方式，同时通过智能机器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实现对劳动对象的生产劳动。可见，活劳动是以一种更加间接、隐蔽的形式创造价值。那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何会促进价值量的大量增加？更少的人的活劳动，为什么会创造更多的价值量？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时代下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并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三，智能化生产是复杂劳动，并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简单劳动是商品价值量的“计量单位”，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6](p.58)并且表现为一定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简单平均劳动本身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而复杂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6](p.58)其产生的价值量可以简化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进行计算。在一定时间内，复杂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劳动。“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6](p.230)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只有量的区别，并没有质的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现时代下生产工人的活劳动能够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比以往技术水平下更多的价值量。因此，现代智能化生产能够生产出更高价值含量的精密产品。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6](p.53)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抽象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当企业采取智能化生产时，其自身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减少，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且智能化生产还能使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增加，也就是单位时间内，智能化生产能生产出更多产品。这是因为，生产力只与劳动具体有用形式有关，与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没有关系。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6](p.60)使用价值量更多的企业，也就在产能上更具优势。这使采用人工智能生产的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以更多的产品出售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与财富。可见，智能化生产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量，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表现为复杂劳动，能够在单位时间内使得活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价值量；二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及帮助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时代下生产的“无人化”、价值量剧增等新现象都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证明，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并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时的表现。我们只有像马克思一样，从思维抽象的价值、抽象劳动等概念出发到思维具体的不同历史阶段和生产运行的具体情况中去考察，才能拨开人工智能时代下生产劳动的迷雾，解释劳动价值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运行的新特征。

三、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践行与发展
当前，我们依旧处于马克思所指的时代，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价值论在如今的经济运行中依然有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劳动价值论面对着人工智能时代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现象。这些新问题涉及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当前，我们应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在揭示智能化生产方式运行特点和表现形式基础上，建构更符合新的实际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方式。

首先，紧跟时代发展，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机遇期。人工智能技术是当前科学技术的最先进成果之一，既是一种复杂劳动，能够提高单位时间内劳动的价值量，也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掀起生产领域的新一轮革命。实现大规模的智能化生产，既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也是剩余价值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意义上，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此次，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许多依赖工人直接劳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迫停工、停产，而依靠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无人化”生产则具有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在疫情期间依旧可以复工、复产，并能迅速抢占市场。这体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性。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作为未来的重要战略，试图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主导权和话语权。其中，中国在最近几年已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发力，《“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就已经开始部署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2017年，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020年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2025年中国的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在这些战略规划下，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着重于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形成了国家与地方政策相继扶持的局面，使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例如：截至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有关的论文总量、高被引数量、专利数量以及投融资规模都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数量、企业数量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阶段，中国基本形成与美国并立的头部竞争集团，抢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依旧存在不足。例如：截至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方面杰出人才仅占美国的五分之一，排名世界第六，人才研究领域较为分散，无法形成研究合力；在人工智能应用技术领域上，中国也主要集中于语音类技术和视觉类技术，而基础硬件领域研究比较少，制约了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在人工智能参与主体上，中国目前主要力量仅靠科研机构与高校，国内人工智能企业相较于美国在各项指标仍比较落后，而且产学研合作与知识应用和转化短板仍比较明显；在行业应用上，中国与国外相比，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上的垂直应用占比不高，主要聚焦于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无人机等终端产品市场。①参见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与未来》，《中国经济报告》2018第10期，第12—21页。因此，当前中国需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研究领域，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和系统化发展，将人工智能技术加快投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智能化革命。

其次，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就业形势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可避免会减少直接劳动，从而发生智能机器大规模地取代人的劳动现象。这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学界和社会上许多人预测依靠人类记忆、经验和计算能力的工作岗位都会被人工智能部分或全部取代，从而造成全社会大面积失业。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机器什么时候取代人的劳动，并不是由科学技术发展决定，而是由资本增值的需要决定，因为“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6](p.451)因此，即便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高级智能的发展，而机器取代人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每一次新的工业革命的发展，总会有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工作岗位被取代甚至消失，也会产生新的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工作岗位。例如，程序员大规模的出现和打字员与接线员职业趋于消失，都与信息革命的深入和普及相关。此外，最先出现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的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制造业等，而作为价值转移的服务业等行业则会晚于制造业发生智能革命。事实上，当前已经有许多制造业、采掘业、农业、运输业等已经开始采用自动化技术，极大地减少了劳动人员的需求量。建立无人车间的“无人化”生产已经成为竞争激烈行业的必然选择。但是，在服务行业中，机器取代人的进程则与价值转移的进程呈正相关，与制造业相比较为滞后。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一方面，我们可以积极转变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职业的工作形式，将工作人员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关系作为他们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正如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电脑、手机等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人们发展的重要技能，人与互联网的关系成为现代人们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因此，届时人与智能机器关系将成为工作发展的重要内容，人们将会依靠智能机器改变现有的工作方式，形成“旧”岗位的“新”形式。例如，现代社会已经开始出现智能机器帮助医生进行智能医疗，帮助教师进行智能教学等现象。在生产领域，智能机器也已经开始帮助企业技术人员进行生产运行和产品设计、制造等。另一方面，我们应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形成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智能教育体系，提高人们学习与掌握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应促进将智能劳动的人工智能教育纳入新时代劳育环节，这不仅会丰富新时代劳育内容，而且是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智能化生产的必然要求。“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深化产教融合，改进劳动教育方式。强化诚实合法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12]在新时代劳育过程中，将智能劳动作为青少年必备的教育技能，并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结合，在教育中明确智能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伦理标准等。合理培养人们适应和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可以使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生活技能，从而增强人们抵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风险的能力。

最后，建立科学系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话语体系，掌握经济解释的话语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然而，从提出之日开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就一直受到质疑。他们的许多观点无非是庸俗经济学家们思想的再版与翻版。但是由于这些观点都是身边经验性事实的总结与提炼，虽然不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能够在当时解释社会现实和引导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说服力，因此得到一些学者和人们认可。究其根源，这些庸俗经济思想虽然与本质相悖却与现象相符，因此在解释经济现象上掌握了话语权。例如，相较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抽象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范畴，庸俗经济思想中的商品效用、生产要素、价格、利润等范畴更容易让人感知，具有厚实的现实土壤。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虽然在理论上将庸俗经济思想一一驳倒，揭示其错误的思想根基，但是在现实上，每当出现新的社会现象和生产方式，庸俗经济思想往往“死灰复燃”并愈演愈烈。由此看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务之急，是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和主要原则的前提下，建立科学系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话语体系，用理论分析现实的新变化与新情况，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实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话语传播。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指导思想的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

人工智能时代依旧是马克思所指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当今依旧是我们理解时代发展和指导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要自觉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解释人工智能的新现象，回应社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困惑与质疑，更好地维护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从而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权、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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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0-03-27.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6-0062-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新中国70年高校思政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9VSZ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伟兵，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