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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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
——兼论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数字经济*
丁晓钦 柴巧燕

[摘要]20世纪末兴起的数字资本主义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消费方式、就业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投资方式，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只是以一种更加深入、广泛和隐蔽的方式进行剥削和积累。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要善于利用数字经济平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由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数字经济，用更现代化的数字治理能力、更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西方社会变革；中国数字经济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资本主义最突出的新变化之一，就是数字的资本化日益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数字资本主义似乎异军突起，但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技术革命就带来了“新经济”的迷思。而2000 年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又证明了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认清数字资本主义给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带来的变化，科学合理地加强数字治理，高质高效地发展数字经济，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服务业的增长，后工业与信息理论的理念便开始流行于西方，该理念渲染信息技术的贡献，认为信息技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历史性飞跃，[1](pp.22、24、92、94)却避而不谈信息通信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20 世纪90 年代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美国“新经济”（低通胀、高就业、高增长）现象更使得信息技术革命附上一层神圣的色彩，看似可以通过“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来破解资本主义的一切难题，实则隐匿了生产关系领域所体现的深层次冲突和矛盾。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虽然认为“网络社会”依然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形态，[2]但他仍对数字通信技术带来的变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保持谨慎的态度。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在其1999年出版的《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数字技术革命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并用一系列产业的实证分析，论证信息网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变。他揭示了数字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传播与信息作为承载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而不是像一般的流行观点一样只关注数字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他指出，之前的“信息经济范式”混淆了信息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和作为一种由雇佣劳动生产，并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的基本概念区别。[3]不过当时的数字资本还没有真正形成数字资本主义，知识、信息和数据都是作为一种资本的要素出现的，本身并没有占据支配性地位，也没有成为资本的能力。[4]进入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平台组织和物联网的崛起，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从量变走向质变，数字形式开始在经济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优越性和各种问题都已充分暴露，对数字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关注也有了爆发式增长。

当下比较热门的“数字资本主义”相关概念，主要包括“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都是用于概括数字技术体系基础上新组织形式的范畴。“数字资本主义”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主要关注数字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数字经济”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平台经济”指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借助发达的数据采集、传输、运算、处理能力和算法，集成信息和优化组织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零工经济”主要指由网络中介协调众多独立劳动者自主提供计件工作。“共享经济”主要指出租闲置资源和劳动时间的社会经济活动。在这一系列概念中，“数字经济”关注数字化的经济活动，“平台经济”关注生产组织方式，“零工经济”关注就业方式，“共享经济”关注生活资料和服务，而“数字资本主义”则关注数字化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也更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

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也离不开资本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做出的尝试。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迫使其寻求利润率的恢复和提高竞争力，通过“毁灭式创新”重塑经济，而处于这一中心的正是数字经济。以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生产变革，不仅为全球化、金融化提供了数字基础设施，也日益成为垄断资本的核心。近40年来，数字资本的发展历经数次高峰和低谷，早已深刻地渗入4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过程中，成为资本主义不断缓解危机却又无法摆脱危机的历史见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导致世界市场形成，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过程，推动全球产业分工的形成和深化，使英国获得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权。[5](pp.174-179)数字资本主义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世界市场和全球化形成，深度整合全球产业分工，并使平台资本获得了重要经济部门的实际垄断权。数字资本主义在参与重塑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同时，以经济学革命的名义掩盖了私有化生产方式，以技术决定论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以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掩盖了剥削，以资本积累掩盖了贫困积累和不平等，[6]整个西方经济社会的消费、就业、生产、投资都随之发生了改变，在数字化、现代化的同时更加资本化、附属化了。

二、数字资本主义改变消费方式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日常消费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改变了很多物质文化消费领域的生态，极大地提升了消费的便捷化、多样化、个性化体验，优化了消费背后的物流、仓储等环节，节省了流通成本和中介成本，加速了流通过程。消费过程作为实现剩余价值必不可少的环节，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水平，与数字资本主义相关的消费领域，增长速度也远远超出了整体GDP的增长速度，成为各国数字资本竞相争夺的前沿高地。网络平台购物借助“智能推送、一念而起、关联匹配、一键下单、即日送达、全程追踪、反馈改进”等优势已经在零售业中占据核心地位，各种生活服务的线上平台也快速抢占市场，社交网络、网络视频、网络媒体、网络游戏等借助丰富的线上资源和实时互动，成为年轻人文化消费的主阵地，而无线网络也已成为和空气、水一样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在一些未通水通电的非洲地区都率先普及了。数字经济的消费虽然尚未成为一国消费的主要部分，但其活跃程度几乎可以反映出一国消费的现代化水平，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共享经济模式，更是显著增加了消费的多样性和新奇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消费上的阶层差异。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显著提升了消费水平，而且给消费者带来了无处不在的风险。一是信息安全风险，数字资本主义给消费者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要求消费者让渡自身隐私信息的读取权限，从而产生巨大的数据安全隐患。消费者的偏好数据可能被用来进行精准广告和诱导消费，导致非理性消费和过度消费；消费者的特征数据也有可能被用来进行甄别歧视，如价格歧视甚至准入歧视（如对暴露出某些个人信息特征的人群拒绝进入商业医保，拒绝网络面试机会等）；消费者的隐私数据甚至可能被用来进行财富窃取和人身攻击，“流量即正义”的逻辑可能会加剧网络暴力。二是信息质量风险，数字资本主义在带来廉价海量信息的同时，信息的质量和区分度并没有同步上升，至少对非VIP 用户来说是如此，如搜索引擎内含的排名机制是公正客观还是受到资本遥控，也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盈利模式产生巨大冲突。三是信息干扰风险，大量未成年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本可利用丰富的数字资源提升自我，却可能过度沉迷无休无止的网络娱乐而无法自拔。能否正确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发展提升自我并减轻不良干扰，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影响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也将成为影响一国人才储备和科技水平的重要因素。为此，法国国会在2018年7月底通过法案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学校。

数字资本主义在显著提升消费者体验的同时，产生的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大众误以为普通民众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客户。丹·席勒非常具有洞察力地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最重要和最受眷顾的大客户，一直是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互联网时代之前的通信设备投资就偏向于照顾大企业的内部专线网络而非公众网络，互联网最后选择的也是最有利于服务私人企业的模式。美国的金融业、零售业、制造业、农业、军事研发企业等都大量进行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2013 年的相关投资额高达3130 亿美元，仅金融行业就投资了600 亿美元，仅次于信息产业的860 亿美元。[7](pp.107-109、137-168、172-181)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互联网不只是一种传播和生产工具，同时是获取信息的特殊权力。信息也不是一种普通商品，而是一种支配产业布局、投入、运营的指挥棒，成为攫取利润的数字资本。通过巨额信息技术投资以获取金融信息搜集、传输和处理的暂时优势，已成为金融垄断公司维持垄断优势的关键之一，数字资本主义也帮助维持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三、数字资本主义改变就业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消费方式，而且也日益改变了就业方式，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方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企业雇佣更加灵活，就业市场的信息更加及时，兼职机会也日益丰富，外包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的就业模式越发普及。不论是传统的低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新兴的中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都在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上日益转化为实际上的计件工作制，并以绩效考核等方式承担着实质上的市场风险。这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市场适应能力和自我技能的开发营销能力，增加了高额报酬的潜在机会，并减少了完全无就业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各种就业模式所增加的就业弹性，主要是增加了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或平台雇佣工人的弹性和自由，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用工的性价比，减少相关风险和责任，以一种最廉价的方式保留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此外，资本主义通过传播媒介渗透进日常生活领域，使劳动时间延伸进非工作时间，潜移默化地进行再生产活动。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本应为人类追求美好的生活来谋利益，在保护生态、维系和平、创建全球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下，技术却成为盈利和再生产的工具。就目前而言，数字化非但没有减轻资本主义对民众的剥削程度，甚至还以数字媒介为手段，把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地都纳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数字资本的吮吸下，社会生活呈现为一种加速逻辑的状态。[8]本质上说，数字劳动为数字平台生产了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则构成了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家便是通过榨取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而不断实现数字资本的增殖。这种发生在互联网上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较之以往更为有力与隐蔽。

从劳动者视角来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就业的最大特征是，稳定全职就业机会日益稀缺。数字资本主义对传统的制造业、零售业、出版业、新闻业、娱乐业等实施降维式打击，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量岗位被机器人和AI替代，被科技公司和平台替代，而科技公司本身新增的全职就业是出名的少，如Whats APP 以190 亿美元被脸书收购时只有55 名员工，Instagram 以10 亿美元被收购时只有13名员工。[9](p.5)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的新增就业中，非全职不稳定就业的比重日益增大，无产阶级有沦为朝不保夕阶级（Precariat）的趋势。[10]第二个特征是，工作薪酬的计件工资化日益明显。马克思曾说过，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数字资本主义下借助于强大的数据运算、存储和传输能力，极大地加强了对工作流程的监控，不仅能在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实施计件工资，而且能在最前沿的科技服务业实施，通过实行众包制、分包制、外包制、合伙制、项目制等，变相实施计件工资，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风险压力。虽然少数劳动者获得更多报酬，但多数劳动者受到更多剥削。第三个特征是，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区分日益模糊。如果说工业革命和鲸油灯照明技术的发展使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到夜晚的话，现代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数字资本主义争分夺秒赶进度的实时竞争压力，甚至使数字劳工们陷入缺乏睡眠的状态，各种社交通信软件平台也成为工作场所的一部分。“996”“007”“发际线”等成为数字时代的网络流行语，部分企业对脑力劳动强度的不受限制的增加可能会使劳动强度接近劳动者的生理极限。一些数字平台还充分利用劳动者闲暇之余进行各种兴趣爱好和评价反馈，如YouTube、Yelp 等，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转化为服务于平台的无酬劳动时间，而全方位的网络评价也增加了工作压力。

四、数字资本主义改变生产组织方式
数字经济带来消费方式和就业方式的改变，主要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随着数据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难以提取和使用数据的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让位于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大数据的平台模式，很多垄断公司和初创公司都融入了平台。平台以强大的算力、算法、数据存储和传输能力为基础，提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数字交互能力。尼克·斯尔尼塞克将平台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提取分析用户信息的广告平台（如谷歌、脸书）、出租数字相关业务硬件软件的云平台（如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富赛时Salesforce）、帮助将传统制造转化为互联网连接过程的工业平台（如通用电气和西门子）、通过使用其他平台将传统商品转化为服务的产品平台（如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共享经济的精益平台（如优步Uber、爱彼赢Airbnb），以及几乎涵盖所有上述类别的亚马逊。[9](pp.48-51、55-57)成功运营的平台可以聚合大批依赖平台的组织和个人，形成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便利商品、服务、信息的流通，极大地优化传统企业组织生产营销网络的方式，帮助其节省相关运营成本，促使其专注于关键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促进产品的按需定制，还促进研发模块的系统集成。

数字资本主义中能够成功运营平台的组织日益具有系统重要性，在生产组织中处于中心地位，在极大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同时，也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数字平台在形成之初一般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平台组织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也廉价甚至免费提供这一正外部性，但是平台成功后往往天然具有垄断性。平台组织为了凭借垄断优势获得垄断利润，很可能会牺牲依赖平台的其他组织的利益，或者牺牲平台本身的效率和公平，甚至还会为了维持自身的垄断优势而打压或收购其他新兴平台，从而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日益凸显出双刃剑的性质。众多非平台企业依赖平台，小平台依赖大平台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流量推送，嵌套着小平台的大平台之间激烈竞争，最后是不同的巨型平台系统之间的竞争，苹果和亚马逊都各自形成了巨型的平台系统。[11]不同平台系统的不兼容制约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平台系统内的层级结构也导致底层组织被上层组织控制，剩余价值集中于上层组织，不利于社会整体创新力的可持续发展。数字资本主义虽然在形式上非常新潮，但并没有突破传统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局限性。

五、数字资本主义改变投资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资本和传统资本一样，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化资本回报。而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从一开始就和金融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门槛等特征，难以从谨慎的商业银行部门获得资金借贷，往往依赖于风险投资资本，而风投的变现最终往往取决于上市变现或者被其他大公司收购变现。数字资本领域的风投失败率很高，但成功投资的回报率也可高达数百倍，如美国的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曾成功投资苹果、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等，KPCB 公司曾成功投资过亚马逊、美国在线等，日本的软银集团也成功投资雅虎、优步等。可以说，没有发达的风投基金和资本市场，就没有繁荣的数字资本主义。而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也成为西方股票市场上最耀眼夺目的部分，截至2020年1月20日18时（北京时间），美股前五大市值公司正好是美国前五大数字平台公司（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市值总额高达5.25万亿美元。

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股市增长是空前的，其中蕴藏的金融泡沫可能也是空前的。一些数字科技企业凭借高盈利获得高市值，但也有不少数字科技企业的盈利尚不明显，高市值依赖高预期，如超威半导体的市盈率高达271倍，Zynga 137 倍，亚马逊81 倍，英伟达63 倍，还有不少科技企业的市盈率甚至是负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投资回报方式具有高风险、高回报、高杠杆等特征，已上市公司的市值依赖于市场预期，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尚未成功上市或兼并收购的初创公司，风险更是不透明，可能会增加经济周期尤其是投资周期的波动性，造成大量资本的浪费。此外，一个成功的大平台的崛起，可能意味着无数类似平台的投资失败和资本减值，而成功大平台获取的垄断利润可能又无处投资，美国的几大数字平台公司在海外各自拥有上千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一方面是因为缺少优质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是为了国际避税。大型数字平台公司一般是跨国公司，而数字产品的特性使其具备了国际避税的优势，避税似乎也成为增加资本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成为近年来美国政府税法改革重点关注的对象。

关于私人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的最大迷思之一，还是大众误以为私人资本是数字资本主义繁荣的唯一关键。丹·席勒非常深刻地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扶持和管制，也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7](pp.107-109、137-168)与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生物医药等领域相似，风投往往投资于最后的应用阶段，而最开始艰难而漫长的基础研究阶段，往往都是国家出资扶持的（如互联网的发明），而且国家对应用领域的扶持也不少，如美国国防部和NASA 等给硅谷中小企业的大量订单对其崛起意义重大。正因为国家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键作用，同时也因为数字经济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系统重要性，所以在金融公司和平台公司参与数字经济的分红盛宴时，国家也必然要对其进行管制，如2019 年美国政府对脸书的50 亿美元罚单只是管制的开始。如果涉及跨国公司，可能还会引起国际纠纷，如2019年欧盟对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开出的巨额罚单就引发了其与美国的矛盾，这背后也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高地之争和发展不平衡。

六、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国已经是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7.1%，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GDP 比重为27.6%。2018 年数字经济发展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著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也全面提升。①参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19-04/19/c_137989822.htm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存在，并且可能更为复杂，需要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首先，我国的数字平台企业更多面向大众消费者，虚假信息、不良信息、信息泄露的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平台之间争夺用户信息所有权的诉讼不断，需要政府更为清晰地界定数据所有权，保护人民的数据安全，明确数字平台对自身或第三方数据违法行为的责任，将平台算法尽快纳入监管机制。充分利用数字资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用信息技术缓解产能过剩，加强环境污染的监测和监管，更好地监督基层官员，遏制腐败蔓延。

其次，针对数字经济难以避免的平台垄断问题，我们要妥善处理好做大做强平台和促进整体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用适度宽松的制度环境培育具有正外部性的平台组织，也不能放任垄断平台遏制其他企业和小平台的发展，防止信息垄断和信息操控。数字经济发展要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创新和协调发展，并且要更多走出国门，更加开放共享。

再次，针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劳动者数字鸿沟和弱势劳工问题，我们要意识到，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就业的正面影响，不仅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提速降费，还需要加大数字技能的公共教育投入，并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劳工保护，从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让更多劳动者可以共享数字经济的就业红利。

最后，我国数字经济在投资方面，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数字技术缓解信息不对称、加快信息传输时效性。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促进良性风险投资，同时防范相关的概念炒作使数字经济的金融泡沫过度膨胀；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国家对数字经济的基础研发和协同整合，尽快突破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让我国的数字经济大厦建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基础之上。

综上，我们要发展的不是资本主义数字经济，而是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社会主义数字经济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是由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数字经济，要用更现代化的数字治理能力，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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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6-0040-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KS08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8MZD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巧燕，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