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49年上海地区革命文献出版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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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49年上海地区革命文献出版状况研究∗
张 玮 马 静

[摘要]近代以来，上海既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也是先进思想和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开展这一时期革命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上海不但是当时全国文献出版的重镇和印刷行业的中心，也是革命文献出版最多的地区。这一时期上海革命文献的出版深受当时经济变化、社会稳定和思想潮流等影响，可分为萌芽时期、黄金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社、大型商业出版社和中小型民营出版社等，均参与了上海革命文献的出版活动，充分展现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上海；革命文献；出版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是近代以来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既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也是先进思想和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开展这一时期革命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上海不但是当时全国文献出版的重镇和印刷行业的中心，也是革命文献出版数量最多的地区。本文所指革命文献包括各种进步图书、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各种文献资料、抗日书籍、新文学图书等。

一、出版概况
根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计，1911—1949 年，上海地区有600 余家出版社共出版革命文献3600余种（不含宣传册、特刊、纪念刊等），每一年的出版量见图1。

从图1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革命文献出版经历了潮起潮落的不同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革命文献出版量还很少，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文献的出版量开始逐步增加。随着1924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革命文献的出版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但很快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而陷入低谷。总体而言，上海地区革命文献的出版还是保持了大幅上升的趋势，到抗日战争前夕达到顶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革命文献出版量逐年下降，到1942年达到谷底。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地区的革命文献出版量又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任何行业的发展、变化都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出版机构和出版行业的发展深受经济变化、社会稳定和思想潮流的影响。表1 既反映了上海革命文献出版量的变化，也体现了近代社会发展的动荡历史。根据这样的曲线，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上海革命文献的出版分为萌芽时期、黄金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这四个各具发展特点的阶段。

（一）萌芽时期（1912—1927）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上海地区出版的革命文献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经验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小说等。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出版行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旧知识更迭、各种思想潮流的引进和碰撞，使出版数量激增。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上海的出版行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上海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出版机构，宣传、推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政治主张。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计，这一时期上海地区出版的革命文献有300余种。

这一时期的出版作品，有孙中山的演讲集，邹容、章炳麟的《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等文献，也有蔡元培《哲学大纲》、罗素的《工业文明之将来》等译介近代西方学术观点的文献；最重要的是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评》《价值价格及利润》《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浅说》等，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苏联经验等的论著，如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李达的《劳农俄国研究》、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此外，还出版了鲁迅的《呐喊》《热风》《狂人日记》、郭沫若的《星空》《女神》《橄榄》等新文学作品。

（二）黄金时期（1928—1937）
这一时期大型商业出版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充，中小书局的力量逐渐壮大，图书、杂志出版数量剧增，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出版物。[1](pp.54-60)上海地区革命文献的出版也出现大好局面。根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计，这一时期出版革命文献1200 余种，年均出版120 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出版量激增，同时，生活书店、北新书局、人民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等中小型出版机构也活跃在出版行业的舞台上。

即使是在“黄金十年”，相关出版机构也遭遇了极为严苛的审查。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民国政府查禁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左翼出版物。1929年6月，民国政府连续发布了专门针对共产党书籍的《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等三条法令。根据张克明辑录统计，“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间，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的书刊目录共计2000余条，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和宣传马列主义及苏联革命历史经验的作品”。[2]

但是，在此高压政策之下，革命文献的出版数量仍大幅增加，《毛泽东论文集》等重要作品出版。此外，《反杜林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费尔巴哈论》等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出版了《日本侵略我东北暴行之真相》《李顿报告书批判》等抗日图书。在文学方面，除鲁迅、郭沫若的作品继续出版之外，丁玲的《在黑暗中》《韦护》《一个人的诞生》《夜会》《水》、巴金的《复仇》《灭亡》《新生》、茅盾的《子夜》《虹》《蚀》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新文学作品也相继付梓问世。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的图书出版都遭到重创，根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计，这一时期上海地区出版革命文献600 余种（1938—1945），年均出版约80种。出版量远远低于此前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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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11—1949上海地区革命文献出版量

但是这一时期革命文献的出版仍取得了较好成绩，特别是抗战爆发初期，出版量增长达到了一个高峰。究其原因，一是民国政府对文化的管制相对放松，二是上海作为“孤岛”地位特殊，纸价便宜，印刷成本较低。抗战初期各地很多大型出版社、书局把上海作为印刷基地，在各地完成编辑组稿工作后，在上海进行排版和印刷。这一时期出版的革命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动员全国各界人士联合抗日的抗战文献，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要论著。斯诺的《红旗下的中国》《毛泽东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作品在抗战初期即面世，并多次印刷再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各国租界，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出版事业彻底陷入低谷。

（四）战后恢复时期（1945—1949）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出版行业逐步恢复业务，此时出版量又出现激增的局面。根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计，上海地区出版革命文献1100余种（1946—1949），年均出版量达220 余种，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这一时期，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出版了大批介绍苏联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基本经验的论述，如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辩证唯物论》、陈伯达的《论农民问题》、苏华的《论苏联》、赵超构的《延安一月》等。此外，革命文学作品，如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也大量出版。

二、出版载体
这一时期革命文献出版取得的成绩，是由各类型出版机构共同努力完成的，其中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即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在上海地区先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局等早期革命出版机构，“这些书店不仅承担书刊出版发行的任务，有些还承担了革命活动据点和联络机关的职能”。[2]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大部分出版机构被破坏，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仍在秘密组织宣传、出版工作，到1930年代，又在上海地区创办了出版机构，以出版为武器，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活动，呼吁全面抗战。总体上看，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有以下四家出版载体。

第一，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21年9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家出版社，由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负责，主要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理论书籍。出版社的办公地点就是李达位于上海成都南路的住所。人民出版社创办伊始曾在1921年9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通告”，阐明其创办的目的和宗旨：“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4]

人民出版社成立后重点策划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等系列出版物，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劳农会之建设》《列宁传》等17 种专著，[4]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蔡和森在1926年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充分肯定了人民出版社的贡献，称其“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5](p.74)后来因遭到破坏、查禁，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在1923年南迁，并入广州新青年社。

第二，上海书店。在人民出版社南迁之后，我党继续以上海为阵地，坚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23 年11 月，中国共产党创办上海书店，由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毛泽民负责，具体业务由徐白民负责。[3](p.63)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但是却迅速发展起来，一度在全国成立了二十余个分支机构。[6](p.96)

上海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将来之妇女》等30 余种书籍，其中《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自1925 年初版，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重印了八版，[7]在上海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1926 年2 月4 日，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2]为由，查封了上海书店。上海书店的工作再次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最终转战汉口成立了长江书店，继续坚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第三，读书生活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选题偏向于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先后刊行了32 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畅销书之一。1936年，负责出版社运营的李公朴被捕后，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营和管理由共产党员黄洛峰、艾思奇等人负责，成为一个“战斗在白区”的出版社。[8]根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计，这一时期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共出版革命文献60余种，这对于在国统区运营的出版机构而言已非常难得。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民众的需求，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三卷本《资本论》，这是这一时期出版史上《资本论》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四，新华书店系统。新华书店系统从苏维埃政权时期到抗日根据地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体现了“服务于战争，服务于宣传，服务于人民政权”的宗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范围不断扩大，新华书店逐渐发展成为出版业的主力军，在全国有多家分支机构。根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计，这一时期有近200种革命文献由新华书店在上海完成印刷发行工作。

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革命文献种类繁多，其特点是贴近生活。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无产阶级文学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生机，特别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为赵树理，他的《李有才板话》在上海连出三版，供不应求。此外，新华书店在上海地区还出版了赵树理的《富贵》《李家庄的变迁》等多部作品。

除此之外，1927 年成立的昆仑书店、1928年成立的无产阶级书店、1929年成立的华兴书局等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成立的出版机构，虽存在一两年就遭国民党当局查封，但仍然出版了《资本论》《反杜林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左派幼稚病》《苏维埃宪法浅说》等几十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或宣传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图书。

（二）大型商业出版社
上海是当时全国出版业的中心，全国排名前五的大型商业出版社都以上海为总店。这一时期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基本情况及革命文献出版量见表1。

表1 1911—1949年间上海大型商业出版社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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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这一时期中国第一大出版社，在上海地区就有职工4000 余人。[1](p.113)其出版内容紧跟新文化思潮，大力翻译西学名著，在出版界具有较高地位。其革命文献出版量也颇具规模，在商业出版社类中排名第一。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出版的革命文献数量相对较少，这与他们的出版方向和选题重点有关。中华书局虽然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书局，但其出版重点在教材、古籍等方面。世界书局的出版则更为商业化，主要出版物为通俗小说等大众读物，革命文献不是其选题策划的重点。然而，世界书局广州分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也出版了《农民协会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小册子。

开明书店成立最晚，但后来居上，位居上海出版业第五位，以出版教材、青少年读物、文艺小说以及古籍为重心。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聘请了叶圣陶、夏丏尊、王伯祥等当时著名学者、文学家担任编辑，负责出版选题方向把关，使出版品质得到有效保证。开明书店出版的革命文献，以革命小说、新文学作品为主，先后出版了巴金、老舍、茅盾、丁玲、闻一多、郭沫若及苏联高尔基等文学大家的作品。

从表1可以看出，各大商业出版社、书局的出版数量不一且差别很大，但是却展现出如下两方面特点。

一是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在新思想、新思潮的冲击下，各大出版社或多或少出版了部分革命文献或左派书籍，充分反映了革命思想旺盛的生命力。这些图书的出版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和广大读者的选择，体现了民心所向，以及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

二是这些出版机构作为当时的大型出版集团，分社或办公室遍布全国，其革命文献的出版不仅在上海，也在全国其他地区进行。如商务印书馆，抗战时期在重庆、长沙也出版了大量文献，但是，在上海地区的出版量远远超过在全国文献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甚至达到90%。

（三）中小型民营出版社
上海的民营出版机构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传统大型商业书局之外，中小民营出版社也生机勃勃，这些中小型出版社运营灵活，各具特色。

第一，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7月1日，由邹韬奋、徐伯昕等人创办。早期生活书店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但因刊发了大量革命文献而被审查、打压。在这一时期，生活书店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出版了大量抗战刊物和左翼文献。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显示，生活书店在上海地区出版的革命文献多达500 种，是出版量最高的出版社。生活书店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陕甘宁边区筹建光华书店时，上海地下党还邀请生活书店的邵公文、张季良前往延安出谋划策，协助运营。1945 年抗战胜利后，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遵照党组织指示，合并为“三联书店”并返回上海继续开展出版工作。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短短4 年时间，三联书店出版革命文献近80种。

第二，北新书局。北新书局规模较小，但在这一时期出版革命文献109种。北新书局与北京大学新潮社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创始人李小峰是新潮社的成员之一，早期的办公地点也是在北京，负责新潮社的出版发行工作。1925年北新书局出版鲁迅的译著《苦闷的象征》，成为北新书局对外营业的开端。[9]此后，鲁迅、周作人、冰心等新潮社的作者一直把书稿交给北新书局出版。1927年，北新书局因宣传共产主义被查封，从而南迁至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革命文献，从数量上位列上海地区出版社前茅，内容上以新文学作品为主，其中70%为鲁迅作品。到20 世纪30 年代，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文网打击之下，北新书局逐渐将出版方向转为出版教材和儿童读物。

第三、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由汪孟邹创办于1913 年，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好友、胡适的同乡。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亚东图书馆逐渐发展壮大。[10]亚东图书馆的出版物内容紧跟世界大势，时代潮流。根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计，亚东图书馆出版革命文献30余种，数量虽然不多，但包括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经典》《劳动价值说易解》《论犹太人问题》《通俗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恩格斯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列宁的《论世界大战》等经典作品。

第四，泰东图书局。泰东图书局成立于1914 年，与亚东图书馆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版新文学作品。1921 年，泰东图书局因出版了郭沫若的《女神》而声名鹊起，该诗集一年之内三次印刷。此后，泰东图书局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合作。1938 年，泰东图书局因赵南公的去世而结束经营。在泰东图书局24年的经营历史里，先后出版革命文献近40 种，包括《马克斯的工资、价格及利润》《民族社会及国家概念》，柯诺的《马克思的经济概念》《马克思的伦理概念》《马克思唯物历史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

此外，上海杂志公司、良友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成为出版新思潮出版物的中小型民营出版机构。

三、出版特点与意义
（一）传播先进文化，紧跟时代潮流
1911—1949 年间，上海开风气之先，紧跟时代潮流，是全国文献出版、发行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革命文献出版、发行最活跃的地区。1848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探索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革命文献的出版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即使在战争时期，上海地区从事出版的先进知识分子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先进文化的宣传、传播工作。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上海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独立完整的单行本方式在中国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土地革命时期，上海的出版业并未因大革命失败而陷入低潮，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感召下，大量有志之士不畏困难、无惧危险，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寻，以革命书籍的出版发行，在神州大地上点燃了真理的星星之火。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在沦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进步书刊和革命文献的出版工作，并与延安知识分子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形势所迫，上海的出版行业才逐步离沪。

（二）内容丰富，一定程度上兼顾宣传与市场
从出版内容来看，上海地区革命文献主要有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思想的图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宣传抵抗日本侵略的文献、新文学和革命小说等。从前述分类来看，各类型出版社或在探索出版的时代需求，或在市场定位方面各有特色。上海地区革命文献的出版既有阳春白雪的理论著作，又有下里巴人的通俗作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好兼顾了宣传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创办的出版社，成为我们党重要的文化阵地，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大量的出版书籍不仅满足了当时知识精英和革命进步分子从书籍中寻找理论指导，探寻革命方向的需要，也实现了在普罗大众中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他进步思想的目的。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使思想宣传工作有效地配合军事行动，民众能够及时、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海地区将大量革命文献进行了再版重印。这些文献的出版、再版为开启民智，促进先进思想、思潮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坚持不懈，进步思想传播成效显著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出版社，还是各种规模的商业出版社和民营出版社，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都呈现出顽强拼搏、不懈努力的精神风貌。该时期上海地区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革命文献，在传播进步思想方面成效显著，在推动我国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出版。出版体现的是对文化、思想的选择，是该时代文化、思想得以传播的自觉过程。革命文献出版事业，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探寻并传播真理的不懈努力。革命文献出版，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党外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奋斗的理想表达，更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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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永贵，左军.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N].光明日报，201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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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振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读本第一译[J].东方翻译，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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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用.战斗在白区[M].北京：三联书店，2001.

[9]陈树萍.北新书局新文学书籍出版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9).

[10]黄勇.出版商汪孟邹[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3).

A Study of the Publ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Shanghai Between 1911 and 1949

(Zhang Wei and Ma Jing)

Since modern times,Shanghai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ndustrialized and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regions in China,as well 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regions for the spread of advanced thoughts and cultures.Suggested by researches on the revolutionary documentation in this period,Shanghai wa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ity for the publication of documents in the country,the center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but also the area where the most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was published.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changes,social stability and ideological trends,the public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Shanghai during this period experienced four stages,namely the embryonic period,the golden period,the anti-Japanese-war period and the post-war recovery period.The publishing houses founded by the CPC,large commercial publishing hou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publishing houses were all involved in the publishing activities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Shanghai,which fully demonstrated the vitality and influenc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5-0091-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国时期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8ATQ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玮，国家图书馆业务管理处副处长，副研究馆员；马静，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