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经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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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的“经史观”∗
张 城

[摘要]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面临着自身独有的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之经与中国实践之史的关系，其核心命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此重任无疑落在了毛泽东身上。在尊重“马经”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以反对教条主义，通过以中国问题为中心重建史观，通过向群众学习以践行知行观。由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之“经”，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之“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既要尊重“马经”，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炼出来用以指导革命，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又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之“史”，不断总结提炼新发展之规律，纳史入经，经史并重。马克思主义作为“经”，不断经过中国实践之“史”的检验，使得中国革命问题在经史辩证互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彻底解决。

[关键词]毛泽东；“经史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选择毛泽东
经艰辛之长征而抵达延安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可稍事修整，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面临空前棘手之斗争，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面要反对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一面又要应对国民党掀起的复古思潮。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身面对的党内“经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经）与中国历史实践（史）之关系，后者是要与国民党争夺关于中国经史关系之解释权。尤其前者，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如何恰当处理党内的经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能在党内生根发芽，成为共识进而凝聚人心。这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而此重任无疑落在了领袖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自幼受经史教育，“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1](p.5)熟读经史，“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2](p.222)加之生长于湖湘大地，深受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等为代表传承的湖湘文化影响，对中国传统经史之演变虽谈不上有深入研究，却也并不陌生。①毛泽东学生时代在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曾言：“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则幸甚也。”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要想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需要中国经史传统之深厚功底，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问题之把握。而此三者，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身上无疑都已兼备，他把三者融会贯通，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如青年至交萧三所评，“毛泽东同志批判地接受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他是中国优秀文化之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大大地帮助了毛泽东同志整理了这个民族思想，使之更加强了、提高了、科学化了。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整理、加强、提高和科学化中国民族文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假如没有对中国历史文化最深刻的了解，没有对中国民族文化最好的修养，和假如没有丰富的中国社会知识与丰富的斗争经验，就绝不能很好地、创造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领会它，精通它，并使它系统地中国化”。[1](p.86)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两个“老祖宗”，毛泽东十分恭敬。在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化”得彻头彻尾，进而使中国共产党有条不紊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①毛泽东一生十分注重禅宗，禅宗是佛教中国化之典范，这从方法论上对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所启示。据任继愈回忆，1959年10月13日与毛泽东谈话多次提及禅宗：“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接着背了几段《坛经》，并作讲解。参见任远、任重：《父亲任继愈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华读书报》2016年8月21日。秘书林克更是道出了毛泽东重视禅宗的秘密：“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言谈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值得回味，不能说与禅宗全然无涉。”参见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141页。成为党内高度认同的权威意识形态。由此，刘少奇曾这样称赞毛泽东：“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3](pp.335-336)就在整风运动伊始，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他充满自信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4](pp.795-796)但毛泽东深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得以彻底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5](p.151)无论在历史、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须付出艰辛持久之努力。

二、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经学观”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著作尊为经典。这即类似儒家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形成之道统奉为圭臬，把六经奉为经典。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假，尊奉马克思主义为老祖宗更是真，但他并不迷信，“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6](p.370)在经历大革命惨败后，毛泽东逐渐觉察到党内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20世纪30年代，他已写就《反对本本主义》之檄文以针砭时弊。此文虽算一剂猛药，但党内受教条主义毒害之深非一文所能撼动，特别是领导权被留苏教条主义者掌握后，“左倾”机会主义空前严重。伴随红军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开始，几乎败光了党在城市工作中苦心经营之家底和在农村地区来之不易的根据地。形势异常严峻，关乎生死存亡。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总结了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作启蒙工作。”[5](p.366)经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党应如何对待自身的“经”即马克思主义之问题。

首先，尊奉“马经”，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我们要研究，这些人是我们的祖宗。”[7](p.181)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为其信仰后，便终生不渝。同斯诺的谈话中，他曾述及信仰确立之过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p.39)并且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即唯物史观作为指导行动之哲学，“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9](p.4)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新中国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仍强调：“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10](p.109)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用一生革命斗争实践真正捍卫着马克思主义之“经”的崇高地位。

其次，并未把马克思捧上神坛，而是实事求是评价其历史地位。“不要让死人牵着我们活人的鼻子走。”[7](p.181)在与外宾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相结合时，毛泽东如是说。他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信仰，但并非像宗教徒对待先知、教主那样去对待马克思，而是把马克思始终视为活生生的人。井冈山时期，他就鲜明指出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不能预补未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11](p.111)同时，马克思主义亦不是宗教，“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4](p.820)毛泽东有着与生俱来、十分鲜明的叛逆个性，一生都保持着革命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斗争精神韧劲十足。虽然马克思等成就之事业都算是伟人，但他仍不承认有什么先知先觉的天才、圣人，“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10](p.118)因此，他始终把马克思当成历史人物看待，“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12](p.490)“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13](p.345)在他看来，既不可把马克思神化，亦不可把马克思当成外国人而不敬，而是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4](p.817)马克思是毛泽东眼里的历史巨人，但巨人亦只是人而非神，“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14]

再次，不可泥于“马经”的具体字句结论，要知晓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旗帜鲜明：“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15](p.372)关于中国经学问题，毛泽东于1940 年致信范文澜，要求其“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并强调这是“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15](p.296)经学方法统治了中国思想数千年之久，贻害甚大。而在他看来，其中更为隐蔽且致命的是，经学方法流毒到党内，就是那些自称“理论家”的人，以传统儒生对待六经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即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之根源，是经学方法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之“借尸还魂”，这是毛泽东最为担心之所在。

因此，他曾尖锐指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①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日本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259页。要想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不能公式地当教条背诵，不能只注意个别词句，而是要从立场与方法着眼，作为行动之指南。对于教条主义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教条主义者是过分的谦虚，照抄外国，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抄是要抄的，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13](p.346)他进一步指出：“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4](p.820)同时，“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10](p.2)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科学，而非象牙塔里脱离实践的高深学问。因此，毛泽东还批评了为学习而学习之态度：“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4](p.797)

最后，“马经”不是教条，并未结束真理，而是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不要硬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话，就是它的基本原理，也要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各国党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各国情况去实行。”[16](p.314)这即毛泽东“经学观”之核心。在对抗大学员讲话时，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5](p.87)“空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方向，“不绝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非封闭的理论，而是开放、发展的理论。它并未穷尽真理，并非“万古不变的教条”。社会实践过程无穷，决定人的认识过程也无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任何伟人都身处特定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只能是认识绝对真理过程中的一部分一环节。“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1](pp.295-296)实践才能出真知，这就是毛泽东之真理观。

三、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毛泽东的“史学观”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9](p.4)理论方面，毛泽东一生最为重视史观之建构。无独有偶，经他本人亲自编审的《毛泽东选集》最后一篇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把唯物史观在中国语境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7](p.1515)这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总纲。核心问题意识即马克思主义须与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相结合，有三个具体方向：一是中国社会条件之需要。因为当时病急乱投医，向西方寻找各种真理但都不见效，甚至还有重回老路之复辟危险，“日趋崩溃，向下沉沦”之中国社会迫切急需解决中国问题之药方，以求“药到病除”，进而实现革命建国统一稳定之夙愿。二是革命实践之联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进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一个科学有力的革命理论之指导，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诞生的。三是中国人民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彻底自由解放的革命学说，人民是主体，同时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中所蕴含之民族精神如大同理想、天下主义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有力的思想铺垫。三者兼备，即唯物史观落实于中国大地之上的纲领性方针。

首先，中国问题意识是毛泽东唯物史观之中心。“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18](p.42)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肆意侵略压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之中国问题始终萦绕在有识之士心中，从洪秀全、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从章太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致力于中国问题之解决，毛泽东身在其中受其影响，自然不能例外。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虽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者，但在送走挚友后，自己却坚定选择留在中国，他曾这样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p.399)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前，他也曾是康德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信奉过唯心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深知马克思主义是为解决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而来，只是一种工具。“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10](pp.263-264)同时，对认为共产国际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这一谬论，毛泽东给予有力回击：“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10](pp.299-300)的确，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国际命令是纪律规定，而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中把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盘托出：“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15](p.240)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这其中就含有源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服于外来势力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国问题之把握，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主体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p.115)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3](p.591)

延安整风时期，他对那种罔顾中国问题，言必称希腊之留声机现象深恶痛绝。“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5](p.407)由此，他认为全党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4](p.802)1956年在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20](p.143)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贯穿一生的中国问题意识。

其次，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新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一直以来就坚决反对用形而上学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6](p.281)由于党内长期被教条主义占据，党的理论应对中国革命实践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对此，他忧心忡忡：“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4](p.813)毛泽东十分钦佩鲁迅对新旧八股的坚决斗争，把他视为整风运动的榜样。在1942年中央学习组讲话中，他还以列宁为榜样鼓励党内同志：“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5](pp.407-408)

通过持之以恒的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创造了一系列（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在内）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总纲的中国理论。革命成功后，他仍这样要求自己和全党同志。[10](p.109)对此，毛泽东十分自觉，特别是在面对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后苏联道路所暴露出来之严重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1](p.557)

再次，把中华文明作为方法，纳入社会主义之内容。建党伊始，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深受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特别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理论的影响。斯大林对民族解放曾明确要求：“我们是在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它在被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人民中，依语言、风俗等等的不同，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走向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①参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东北书店印行，1948年，第132页。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受此理论影响，[18](p.3)这突出表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22](p.707)他只是把其中的无产阶级内容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但他亦并非局限于此，她对这种简单的“内容+形式”的“两张皮”似的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觉得有些隔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有如下一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2](pp.533-534)在报告中有两处主要的改动，一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后本来还有一句，“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二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后还有一句，即“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②参见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日本株式会社，1983年，第260—261页。但编《毛泽东选集》时，可能考虑当时学习苏联的形势要求，“理所当然”把此删除了。不难发现，原文至关重要，它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中国方法论问题。中华民族本身“有它的发展法则”，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至为重要，它表明中华文化并非仅仅是民族形式，而是关涉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本身即为社会主义内容之重要部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即言：“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23](p.191)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他深知民族特点之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13](p.332)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直至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以前，毛泽东碍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忌惮于斯大林的权威，尽量不提“中国化”之类口号，甚至一度连毛泽东思想也不再提及。③参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但毛泽东对这种简单用“内容+形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满，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④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特别在1956年同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其中之意甚明显，即与西方理论（甚至于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之“学”中亦包含有毫不低于西方的基本理论，这是内容之一并非仅即民族形式。他进一步指出，学习西方必须有所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最后，毛泽东非常幽默地指出中国化必须要“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如驴马交配后之新物种，即非驴非马之“骡子”。⑤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3页。

延安时期，刘少奇可谓毛泽东思想上难得之知音。“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3](p.222)党内有许多同志仍是不顾中国规律的国际主义者，刘少奇对此十分担忧，认为中国历史社会本身有其规律性，这在党内还未形成共识。因此，他强调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本身亦是党的重要理论准备，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等量齐观。其实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民族性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为内容，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相互结合相互发展，最终共同形成世界新文化，并且他对民族特点与民族形式，已有过非常隐晦含蓄地区分，[22](pp.706-707)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然后再经过民族形式应用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因此，民族性既体现于形式中，也反映于内容中。只有形式与内容同时得以彰显的民族性，才真正具有强大之生命力。

“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13](pp.353-354)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这两个老祖宗之于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要，都不能丢。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丰富实践本身即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

四、向群众学习——毛泽东的“知行观”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1](p.284)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以来所传承的湖湘文化特别注重力戒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毛泽东更是耳濡目染，在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与读书札记中曾言：“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习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24](pp.525、530)中国哲学之精华即“知行合一”，在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注重实践与调查研究。“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1](p.287)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来的学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1](p.292)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注重通过实践了解中国社会，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在革命时期，他通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调查研究，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逐步形成了一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策略。同时，学习不只是读书，实践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1](p.181)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有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但他却主张：“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13](p.346)同时，毛泽东如此注重实践与调查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因此，为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并不赞同改良方法而是主张大规模改造，在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能把中国问题孤立于时代潮流之外，“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9](p.1)中国问题本身即世界问题之一部分，中国问题之解决必须与时代潮流相契合。

其次，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要以小学生的态度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4](p.790)延安时期，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后，他当即给编导去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23](p.88)对于人民——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做到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之态度。“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4](p.790)如不真心诚意地把群众当先生，那群众就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这样就学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本领。在延安对抗大学员讲话时，毛泽东曾形象地说：“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再说话，再定方针。”[5](p.59)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劝诫党内同志：“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10](p.324)在回答外宾提出自己何以伟大时，毛泽东再次重申群众史观：“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25](p.401)工农最有知识，这种知识并未写在书本上，而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也许工农本身对这种知识并未自觉自知，但的确需要有知识的党员去认真发掘加工提炼，进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22](pp.559-560)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成为在中国独特历史境遇下衡量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唯一正确标准。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22](p.663)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10](p.393)老百姓才是知识的不竭之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明确表达了人民的生活实践才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因此，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真正做到“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化，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4](p.841)毛泽东在延安曾号召全党同志继续当小学生，[4](p.791)同时，他深信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来自人民，只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根本所在。

再次，与时俱进，以国情为一切革命问题之根据。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亦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教条主义者：“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11](p.187)由此，革命者须随时根据情况变化调整主观认识：“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11](p.294)他反复讲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帝国主义时代许多规律马克思并不能预知，要想知道这些规律就必须参与到帝国主义时代实践中去，而这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此任务。“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0](p.5)因此，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系统分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2](p.633)

毛泽东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100年，可分为前80年和后20年两个大段落，分水岭即五四运动。前80年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20 年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相同点是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最大不同点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后登上历史舞台，继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代替资产阶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由此，“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22](p.674)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党既不能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又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是必须根据国情，分阶段按步骤地进行中国革命。“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22](p.685)根据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中国化之纲领性理论——新民主主义，既区别于俄国和中国托派所坚信中国革命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之论断，又不同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领袖认为中国革命仍与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没有区别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毛泽东十分看重，晚年仍念兹在兹：“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2](p.225)因此，如何与时俱进地认识国情，如何正确判断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这是共产党人随时应注意的大课题。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15](p.344)不论是认识中国之前提，还是改造中国之目的，其主体自然都是中国，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

虽十分尊重“马经”，但毛泽东深知要真正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必须知晓中国国情，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革命实践，要把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之规律总结提炼出来，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论。这集中体现在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实质即党内的经史关系问题，亦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彻底实现中国化。正如毛泽东在总结整风运动的实际效果时所言，“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

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17](p.1252)整风运动解决了党内的经史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彻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6](p.281)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违反马克思主义。1966 年3 月20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25](p.570)正是在这种不受束缚的“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把马克思主义之经成功地运用到中国之史即革命实践中，才能与时俱进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进程。因此，既要尊重“马经”，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炼出来指导革命，避免犯教条主义之错误；又能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之史，不断总结提炼新发展之规律，纳史入经，使得中国革命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成熟发展过程中得以彻底解决。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之经，尊经当然是前提，但又不能过分迷信本本，必须懂得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否则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1](p.296)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并非空言著述，而是不断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特别是传入中国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逐步与中国革命发生紧密关系进而彻底中国化后，一次次被实践证明是革命、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史观问题。“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套在中国这个龙的身上。……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而是一个新的史观。因为有这个史观，毛泽东就可以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所以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26](p.269)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革命实践深相结合，进而实现本土化，就是以中国问题之解决为核心。

马克思主义作为“经”，不断经过中国革命实践之“史”的检验，通过历史之洗礼与沉淀，信仰已变得清晰。一方面，有了真实历史支撑的信仰不再空洞，丰富的历史过程本身，经过总结提炼其自身已凝练成为新的信仰；另一方面，有了坚定信仰指引的历史不再迷失方向，科学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由此，在丰富的实践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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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国道路与中国学派[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On Mao Ze-dong’s“Views on Classics and History”

(Zhang Cheng)

As soon as the CPC was founded,it was faced with its own uniqu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that is,that between Marxist classic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actice.Its central theme wa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nd the burden of this task undoubtedly fell on Mao Ze-dong.On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the Marxist classics,the CPC rejected dogmatism through a campaign of rectification,reconstructed the view of history by centering on the Chinese issue,and put in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by learning from the masses.In this way,Mao Ze-dong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Marxist classics to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practice,and continuously Continually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spect the Marxist classics and distill the positions,views,and methods that run through them to guide the revolution,so as not to make dogmatic mistakes.We should also constantly summarize and refine the laws of new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and incorporate history into the Marxist classics,with equal emphasis on both.As classics,Marxism has constantly been tested b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actice,so that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was thoroughly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namel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ocalizing Marxism.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5-0074-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思想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CKS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城，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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