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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大格局思维分析
江锡华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由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蕴含了严密的战略体系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在战略思维层面,突出了党的绝对领导与顶层设计;在民本思维层面,体现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精髓;在底线思维层面,我们既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斗争精神,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在法治思维层面,防范化解安全领域的各类风险必须依制度执行、按规则办事;在辩证思维层面,我们要善于统筹“五大要素”“五大关系”。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思维;国家安全理论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p.200)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由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阐释了国家安全的内涵,明确指出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的准确把握,以大格局、大逻辑、大韬略的宏大视野和全局思维,对国家安全工作进行的理念创新和制度设计,彰显了主动运筹的政治勇气和高超智慧。
一、战略思维:党的绝对领导与顶层设计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下传》)国家安全是第一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不断延伸拓展的过程,自1943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李普曼提出“国家安全”概念①1943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美国外交政策:共和之盾》(U.S Foreign Policy:Shield of the Republic)中首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并体现于美国1947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李普曼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在国家希望避免战争时,能免于必须牺牲核心利益的危险;在受到挑战时,能通过赢得战争的胜利来保护这些核心利益”。以来,国家安全更多被界定为军事层面的威胁。但随着经济、科技竞争的日趋激烈,地缘经济冲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更为突出,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经济、金融、生态、资源、信息、疾病、恐怖活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其重要性日益突出。
在上述背景下,国家安全涵括了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和非军事安全威胁的非传统安全,两者相互融合、彼此影响。从我国情况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也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各种矛盾、风险、挑战不断聚集。特别是当前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不断丰富拓展,涉及的时空领域极为宽广,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错综复杂,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作为一个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互动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广泛,与之相应,世界不安定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凸显。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客观上需要我们党创新发展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从战略上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进行顶层设计。可以说,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回应新形势下各种安全问题和挑战的理论与制度创新,更是探索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坚定实践。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制度和传统,也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政治原则。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旨在应对我国国家安全领域的风险挑战,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当前有的国家仍未摒弃“零和博弈”“冷战思维”,习惯于从竞争和对抗的视角看待世界。“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对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化’‘司法独立’等诸多似是而非的论点对党对军队、新闻和司法部门的领导提出质疑,不利于全社会形成统一的国家安全意识。”[2]应对各种复杂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掌握运筹帷幄、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
实践证明,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保障。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既要在思想层面对自身所面临的形势保持清醒,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更要在执行层面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部署;既要在战略层面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更要在战术层面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逐一化解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类现实和潜在的风险隐患。
二、民本思维:人民安全彰显为民情怀
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3]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精髓。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把“人民安全高于一切”融入国家安全工作各领域、各环节,传承了群众工作优良传统,彰显了深厚的为民情怀。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牢固树立“一切围绕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理念,做到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工作上回应群众、在力量上依靠群众。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心态的变化及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外,人民群众在安全、法治、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可以说,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上的具体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伟大事业。民生就是最大政治,所以,民生安全、人民安全就是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民利益至上。”[4]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目标和方法是统一的,既要把人民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方向,也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依靠力量。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没有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就没有人民安全。离开了对人民安全的关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也就失去了终极意义。正因为有对人民安全的高度关切,国家安全才有了目标归宿。
做好国家安全工作,就是要主动适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安定、公平正义、公共安全、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民生事项的新期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要把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的新期盼作为改进社会安全工作的重要方向,大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严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让群众有安全感,首先就要让犯罪分子没有安全感,打击犯罪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软。要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盼作为改进执法工作的重要方向,既做到严格公正规范执法,又做到理性平和文明执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每一项执法活动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把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的新期盼作为改进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向,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延伸服务触角,不断改进交通、消防、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工作。建立完善服务群众长效机制,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以刚性的制度形式固化便民利民措施,变群众一时一事受益为常态化得益、可持续受惠。
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要素。国家安全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血脉在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只有把国家安全建立在人民安全基础之上,国家安全才能真正固若金汤。”[5]人民群众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力量,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参与国家安全工作的积极性,国家安全工作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心向背事关政权安危,善政善治的政府最明智的工作就是赢得民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不仅要贯彻落实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领域,也要真正落实到国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情报保卫、反谍保密等传统安全领域。政治安全领域也必须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价值。”[6]做好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工作,必须真正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站稳群众立场,在感情上把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从灵魂深处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相信谁”的根本问题。当前社会矛盾交错叠加,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关职能部门在化解矛盾和调处纠纷时,既要讲法律,更要讲感情。法治不是机械的规则治理,而应该是一种人心之治、良心之治。实现公平正义要讲情理、有“温度”。
三、底线思维:既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斗争精神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当前,国家安全已成为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资源等诸多安全要素相互关联影响的风险综合体,安全风险呈现出境外向境内传导、网上向网下延伸、单一向综合升级、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等新特点、新动向,大概率可预测的“灰犀牛”事件和小概率难预测的“黑天鹅”事件,都对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波谲云诡,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明显增强,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摩擦冲突会持续增加。基于底线思维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为开展国家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划明了国家安全的“底线”;既强调要下好防范安全风险的先手棋,也明确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仗。预警预判安全风险的前提和根本,必须加强国家安全的战略预判和风险预警,在“治平无事”中看到“不测之忧”,及时化解风险、消除隐患,严防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传导升级。“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的执政党,而是有着崇高使命的执政党。”“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乃至整个的治国理政,都应该在这样使命中得到理解。”[7]
维护国家安全,首要任务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善于从政治上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并不矛盾,重视风险、不惧风险,这是坚持底线思维的内在要求,也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方法论。一方面,要未雨绸缪,厘清底线,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及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防患于未然,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备预不虞,为国常道。只有把问题预设得严重些,把困难考虑得艰巨些,把风险想象得复杂些,才能科学全面从容应对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种潜在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敢于斗争,在应对安全风险中做到从容坚定、举重若轻。“从内涵上说,斗争意识既是对风险形势复杂性的充分认知,又是对风险信号的高度警醒,更是对防范风险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深刻自觉,同时也是对风险一旦发生究竟该如何应对的深思拷问。”[8]今天面临的各类风险都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唯有直面挑战,才能赢得主动。坚持底线思维,斗争是最有效的手段,必须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可能影响安全的各种负面因素做坚决斗争。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要有敢于斗争的精神、善于斗争的本领,要有直面挑战的胆魄和舍我其谁的风骨,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必须旗帜鲜明。
四、法治思维:把国家安全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是法治治理,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安全事务也应当纳入法治轨道。”[9]应对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以推动国家安全工作的法治入轨,这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步伐持续加快,国家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也日趋完善。从1993 年的《国家安全法》到2014年的《反间谍法》,再到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以及《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颁布实施,目前共有百余部法律法规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初步形成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有序持续推进,充分彰显了国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核心利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律的全部意义在于执行,贯彻执行好国家安全领域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对此,应积极构建系统完备、公正高效、监督有力的安全执法制度机制,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中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健全执法标准、规范执法程序,确保各项执法活动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紧紧围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借助法治方式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善于依靠法律手段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习近平强调指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①参见《习近平:治理一个国家,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127/c385476-264563 30.html?from=singlemessage。法治思维是一种有关规则和制度的思维,防范化解安全领域的各类风险必须依制度执行、按规则办事。如在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辩证关系,在法治轨道和制度体系内发挥好纠纷化解、利益表达、救济救助等机制的作用。尽管国家安全领域内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但客观上任何法律制度、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应对国家安全新形势、新变化的渐近动态调整过程,法律规定的相对滞后性问题毋庸回避。鉴此,必须敏锐把握国家安全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向,运用法治思维前瞻性研判风险形成的制度漏洞和应对处置的法律困境,梳理完善并积极推动相关安全领域防控风险和扎紧篱笆的法律调适。
五、辩证思维——统筹“五大要素”“五大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的概括,可以归结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10](p.20)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个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开放包容的国家安全体系,是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揭示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目标路径,回答了“什么是国家安全”“实现什么样的国家安全”“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等关键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用全面的观点看待安全在领域上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等十二个具体领域的安全,乃至进一步拓展到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方面的安全,将国家安全视作一个有机体系。”[11]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五大要素环环相扣、彼此关联。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将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融为一体,把价值目标和依靠主体相互统一,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国家安全观上的生动实践。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强调必须把执政安全和制度安全摆在首位,这既是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应对各类破坏活动的必然选择。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充分凸显经济安全对于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当前,经济竞争已成为各国综合实力竞争的主战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最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揭示出军事安全在传统安全领域内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以及在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更加激烈的背景下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的特殊重要性。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就是将国家安全置于国际安全大背景下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共同安全观,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五大要素”阐明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素,而“五大关系”则蕴含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思维。统筹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良性互动,让发展为安全创造条件,让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发展不好是安全的最大隐患,安全不稳是发展的最大阻碍。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实力增强了,才能有底气、有能力有效抵御各种风险。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就是要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对内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两个安全的互促互进。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既强调了国土安全这一核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也突出了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国土和国民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两大核心要素,捍卫领土主权和保卫国民安全是一致、同向的,两者不可偏废。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就是正视当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且有可能相互转化的现状,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实威胁。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就是要树立合作共赢的安全理念,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充分凸显了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人类只有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才能最终战胜疫情。“面对如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只有合作安全、共同安全、集体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才能真正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12]当今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安全问题绝非孤立、零和,而是全球性、联动性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在缺乏外部安全的环境下独善其身。面对错综复杂的安全威胁,国与国之间必须加强合作,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破解共同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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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于海涛,眭磊.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科学思维方式[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2016,(4).
On a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s ideology of a Grand Pattern
(Jiang Xi-hua)
A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was first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which is the first major strategic idea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the guiding idea of national security work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With its rich connotations,a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embodies strict strategic system and scientific way of thinking.At the level of strategic thinking,it highlights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and top-level design of the Party;at the level of people-based thinking,it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people’s security is the cor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overall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level of bottom-line thinking,it requires us to have both a sense of apprehension and a spirit of struggle,and to take a clear-cut stand in the face of major issues of right and wrong; at the level of rule of law thinking,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and resolve risks in the security fi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stem and rules;at the level of dialectical thinking,it is necessary to be adept at integrating the“five elements”and“five relationships”.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5-0022-05
作者:江锡华,浙江警察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责任编辑:澄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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