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历史的早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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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历史的早期研究
——对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研究的分析∗
陈 挥 谈思嘉

[摘要]1978年底，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等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组成了研究团队，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建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涉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等领域。他们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党实践

2020 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100周年。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生动形象地概括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其中，“石库门”就是渔阳里、树德里等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活动的区域，“兴业路”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习近平这一重要讲话重申了“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明确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作为上海的党史研究工作者，理应站在大力发掘建党资源和传承弘扬建党精神工作一线，切实发挥好应有作用。而早在1978 年底，刘昌玉、任武雄、①刘昌玉，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时任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任武雄，时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常美英、庄有为四位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已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四人团队的研究经过
改革开放初期，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响了社会科学界思想解放的号角。中共党史研究也冲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重新展开对重要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研究与评价。适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一道组成研究班底，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

1978年上海师范学院恢复建制，学校在原先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政治教育系。当时，政治教育系除了完成全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共党史》外，还为恢复招生后政教系第一批学生开设了作为专业课的《中共党史》。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分别承担了《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他们在前期备课工作时，开始涉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相关资料搜集。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为了推进科研工作，在中共党史教研室设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课题研究项目，由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三人共同承担。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刘昌玉等人邀请任武雄共同参与，以期借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文献丰富的独特优势，为课题研究提供支持。

1978 年11 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专程前往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地，采访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一大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研究专家，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搜集了大量史料。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大多材料只能用复写纸誊抄下来。据庄有为回忆，他们三人于1978年11月1日至5日和12月1日对早期党员罗章龙做了访谈，11月18日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五四运动研究专家丁守和做了访谈，11 月29日对早期党员张申府做了访谈，12月1日对一大代表包惠僧做了访谈。他们整理了访问记录并请受访者审核。包惠僧在看了访问记录后的回信中说，“记录大体不错”。[2]这些工作为学术研究开展和论文撰写积累了大量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奠定了强有力的学术基础和史料基础。①相关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20年1月22日对任武雄、庄有为所做的采访。

经过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四人团队在没有先例可循和经验可鉴的情况下撰写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学术论文。经中国知网查验，这些论文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研究对象最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开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先河。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84 年，研究团队编写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史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出版发行。1988年，四人共同署名的著作《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祖国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到中共一大、中共二大的召开，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党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此书一经发行，广受好评，不仅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热销读物，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是中国大地上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创党实践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肩负着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其他各地党组织都无法与之相比拟。1979 年，研究团队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通过对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党实践的梳理，肯定了其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的重要贡献。1980年，任武雄、刘昌玉撰写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问题》，聚焦组织名称、形成过程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两篇文章有如下三个观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组织的名称。文章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史讲义和论文大都习惯性地沿用1926年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的说法，将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不仅不能反映历史事实，也无法凸显上海党组织相较其他各地党组织的独特地位。研究通过罗列李达、石村通、包惠僧等党的早期成员的回忆、《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表述等史料，论证了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并不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或“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更为妥当。[3]

表1 研究团队主要研究成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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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任玉英”为任武雄、刘昌玉、常美英各自分别取姓名中的“任”“玉”“英”组合而成，以代表三人。

第二，关于组织的创建过程。文章指出，1920年夏天，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后，先进分子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无比愤怒，对于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劳工神圣、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互助的呼声传遍全国。1920 年4 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现称为维金斯基——笔者注）以记者身份来华了解情况。到达北京后，魏金斯基先后同李大钊、陈独秀会晤，并同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过几次座谈，提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大约在1920 年8 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现南昌路100弄）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首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一经成立，便积极投入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动员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从组织上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4]除了一般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外，研究团队还就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做了专题研究，认为它与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一样，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5]

文章清晰梳理了上海党组织的创建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酝酿阶段（1920年5月至8月），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问题，开始时并未直接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半年后才逐渐形成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组织。二是1920年暑假期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建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并改组《新青年》，自1920年9月发行的第八卷第一期起，公开、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三是1920 年11 月，上海早期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据是，11月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将《共产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出版发行，而此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展建党活动时都没有明确宣称“共产党”。作者还根据早期党员的回忆录认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人员构成共有14 人，分别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李震瀛、沈雁冰、周佛海、施存统、李启汉、沈泽民。[3]

第三，关于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上海早期党组织承载着筹备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研究团队基于对国内外存有史料的研究和考证，在对重要人物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就上述党史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

关于党的一大时全国党员人数问题，当时一说53人，一说57人，未有定论。研究团队依据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份当时所能见到的唯一留下来的文件，认为党的一大召开党员人数为53人的说法更为妥当。①现一般认为党的一大时有党员58人，之所以与53人说存在出入，是因为当时所依据的档案材料并未将旅日、旅法支部计算在内。虽然，后来又有材料提到有57人，53 人之外还包括4 名工人，但究竟是谁未可知晓。而且，很多材料也显示在建党之初，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都是学生、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最早的工人活动家项英、王荷波等人都是在党的一大后才入党的。[3]

针对党的一大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文章明确提出，1921 年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同李汉俊、李达等交换意见，建议应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写信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讨决定，由李汉俊、李达发信请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各派代表2人到上海开会。文章详细罗列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所派代表的名单，共13人，其中国内六个支部派来12 名代表，东京支部派代表1人。与会代表大都安排在博文女校里住宿。当时学校正放暑假。党的一大是7月下旬在望志路106 号（现兴业路76 号）李汉俊家里举行的。数天之后会议遭到法国巡捕无理搜查，因而在浙江嘉兴南湖中的画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4]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党史学界长期将包惠僧认作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不同于其他12 名一大代表的特殊代表。①邵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认为，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党的一大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也认为包惠僧是受陈独秀派遣的。刘昌玉等人于1978年12月1日采访包惠僧时谈及了这一问题，包惠僧特别强调说：“有人说我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不是广东的代表，这是不对的。我是广东代表，不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2]研究团队基于包惠僧的访谈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包惠僧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的2名代表之一出席党的一大。此例也证明了研究团队的相关研究是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的，是有几分材料就说几分话的。

三、关于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的研究
研究团队先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二期和1981 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留法学生的早期建党活动》，分别介绍了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以及在上海、北京两地早期党组织的推动下，全国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以及留法学生开展建党活动的详细情况。

第一，关于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五四运动前夕至1920年春，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要求进步的学生，从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发展到组织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十分踊跃，不久会员发展到一百余人。在李大钊亲自指导下，他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述为目的，组织会员分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部分会员还组织讲演团到北京四城讲演所和街头去讲演，到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赵辛店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农群众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二是从1920年初至9月，李大钊先后与陈独秀、邓中夏酝酿讨论过建党问题。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等人到北京后，对北京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热情帮助下，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更加坚定了学习俄国革命的决心。李大钊完全同意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建立共产党，而且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

三是1920年10月，以李大钊为核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之前，李大钊收到陈独秀来信，知晓了上海已经成立了党的组织。信中，陈独秀还商请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党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早期党组织于10 月宣告成立，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

文章充分肯定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早期党组织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群众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党员，十分重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通过创办刊物《劳动音》和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准备了条件，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此外，早期成员还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和青年学生运动，李大钊直接领导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方面，李大钊在几次论战中撰写文章，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各种反动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驳斥，肯定了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此外，文章还特别纠正了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相提并论的认识误区。文章指出，在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仍然存在。前者具有政党性质，是研究会的核心力量，当时它是秘密的，因此经常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后者成为公开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人数较多。研究会会员不一定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所以两者不能等同。[6]

第二，关于全国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上海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后，陈独秀等人主动函约或直接派人去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支部，得到了各地共产主义者的积极响应，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创建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研究团队通过对武汉、广州、济南、长沙和留法学生早期创党实践的历史考察，指出各地开展的建党活动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了必要准备。文章充分挖掘了早期建党史实，从三方面出发进行了论证和分析。

一是指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任务。武汉临时支部每周学习一次，内容是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和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广州党的组织创办“宣传员养成所”，这是一所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的学校，第一期学员有100多人，该所办了将近二年，收到了相当成效。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勤奋学习法语，努力钻研并宣传马克思主义。蔡和森经过“猛看猛译”，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写了50 篇文章，宣传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形势，揭露帝国主义重新分割殖民地。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十分重视对工人群众的宣传工作，向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二是认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第一步。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工人党员郑凯卿根据陈独秀制定的武汉工人状况调查要求开展调查，形成了《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包惠僧的《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发表在1921 年4 月8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湖南，毛泽东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到当地的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等工人中去了解情况，交朋友，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留法学生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到工厂劳动，调查劳动运动的状况。

三是指出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先后开展了建立和发展青年团的工作。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团组织也都相继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建团较早的地方之一，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团员。毛泽东对于发展团员的工作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强调慎重吸收，注意团员质量。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于1920年8月成立，谭平山是领导人之一。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明确信仰，也没有拟定具体的计划，所以该青年团在1921 年3 月至4 月间自行宣布解散。1921年秋冬，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提出改组，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社会主义的团体，谭平山受临时中央局的委托，重新在广州建团。武汉团组织的成员是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为重点，也有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共十多人。武汉团组织每周开会一次，并通过他们向周围群众宣传革命理论。[7]

四、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研究
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探讨建党思想，为在中国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实践，而从理论层面对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研究相对匮乏。研究团队成员庄有为则于1985年发表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探讨》，专文就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和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的认识进行研究。

文章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讨论，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有着密切联系。他认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也有所滋长。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予以批判，并在一些社团内部活动中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基本面貌。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实践上推动了各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预示着一个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问题。文章指出，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通信中最早论述了党的性质，提出要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工人阶级政党，并认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文章还列举李大钊关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明确论述，进一步阐释了早期共产党员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李大钊在1921年3月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强调了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的“强固精密的团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的团体。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文章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与胡适派改良主义的论战中，已接触到要不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并且经过对胡适派的改良主义的批判，初步解决了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问题。例如，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胡适借口反对空谈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谬论，公开表明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文章还引用毛泽东与友人的通信以及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中的相关表述，论证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认可和拥护。

第三，关于党的奋斗目标。文章认为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压迫、最终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月刊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两大使命。文章还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已普遍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是“惟一无二的方法”。

第四，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文章指出，《共产党》月刊从创刊起就开始介绍一些国家的建党情况，在该刊第3号上发表的《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的译文，还专门介绍了1920 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规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22个条件。据此，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进行了论述，普遍认为党内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有民主和集中，要注意开展发展党员和争取群众的工作。文章认为这些论述构成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认为，在党的一大前，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对于坚持列宁的建党学说，在实践上对于推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讨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8]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

[2]“一大”代表包惠僧访问记录[J].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2).

[3]任武雄，刘昌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问题[J].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1980.

[4]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J].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1).

[5]庄有为，任玉英.关于上海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J].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论文专辑，1982，(2).

[6]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J].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2).

[7]常美英，庄有为，任武雄，刘昌玉.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留法学生的早期建党活动[J].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2).

[8]庄有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探讨[J].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5，(3).

The Early Studies of the Early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CPC

(Chen Hui and Tan Si-jia)

Centering on the Researches of Liu Chang-yu,Ren Wu-xiong,Chang Mei-ying,and Zhuang You-wei:At the end of 1978,the older generation of party history researchers like Liu Chang-yu,Chang Mei-ying,Zhuang You-wei,teach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and Ren Wu-xiong,a researcher at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formed a research team to focus on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and its founding practice.They carried out a large amount of data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work in terms of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PC in Shanghai,early organization of party-building activities in other places,early communist party-building ideas,and other fields.The team took the lead in launching the first batch of relevant research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and publicity of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the CPC.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3-0061-06

∗本文系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诞生地史料挖掘与建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精神内涵研究”[2019ZJ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挥，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思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