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多维阐释与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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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多维阐释与理论贡献∗
杨荣刚 俞良早

[摘要]回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否定性意义层面来界定意识形态内涵，第二国际理论家逐渐消解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内涵，列宁从否定性、描述性和肯定性意义三层语境中阐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将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实践相联系并积极发挥其能动作用，在革命实践中建构起了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实现了意识形态由“批判性”向“功能性”的现实转向；实现了意识形态阐释原则重心由“历史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向；实现了意识形态内涵界定由“文化载体论”向“阶级意识论”的转向，使意识形态明确与阶级意识的培养问题勾连起来，不仅凸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而且还推动了意识形态内涵理论的重大发展。

[关键词]列宁；第二国际；意识形态；阶级意识

意识形态概念自提出以来就踏上了一条曲折发展之路，经历了从贬义内涵到中性内涵的转变。应时代和革命斗争之需，列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新的内涵。考察梳理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分析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阐述的多重语境及其思想贡献，对于我们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匡正意识形态概念问题上“马克思与列宁对立”的错误观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一、列宁关于意识形态概念阐释的理论背景
回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对意识形态概念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他们关于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相关思想构成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来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内涵的否定性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主要体现在他们不同时期的著作文本，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相关著述之中，主要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论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三个层面出发，阐释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

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的意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体系时指出，他们不是从现实实践出发，而是本末倒置，主张“观念统治世界”，即认为思维和观念是支配整个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力量，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p.22)“意识形态家”完全沉溺于对思维独立性的崇拜，忘记了在思维之外还有一个现实世界，思维的颠倒必然导致思维的神秘化。因此，马克思以照相机“倒立成像”为隐喻，指出他们所创造的思想体系是对现实存在的虚幻反映，是颠倒的意识。

第二，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哲学后，开始转向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的基础上阐述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本质。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矛盾关系的掩蔽，指出资产阶级总是编造出“共同利益的幻想”，将代表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描绘成为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使其穿上“人民性”和“普遍性”的伪装。他说：“资产阶级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2](p.195)19 世纪末，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通信中进一步阐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是“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3](p.657)

第三，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这一阐述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于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属于受制于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式范畴，表现为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具体形式。在这里，马克思以一种社会垂直结构的空间比喻，来划分意识形态的社会领域和具体形式，这种比喻并不带有否定性和批判性色彩。此外，马克思还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统治思想”或“阶级意识”，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观念表达，他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p.550)这里所阐述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虚假意义，“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视为每一种社会的统治思想时，实际上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并不含有价值上的否定意义”。[5]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两个维度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一是从否定性层面出发，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及其对社会存在事实的颠倒和扭曲；二是从描述性层面出发，认为意识形态是某一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是一种事实性存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二重属性，但从他们思想的宏观叙事和理论批判活动来看，否定性和批判性维度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他阐述都是以这一基本含义即“虚假的观念体系”为主线来叙事展陈。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意识形态概念内涵开始发生变化，其否定性意义逐渐淡化，逐步出现了中性和描述性的意义。

（二）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意识形态内涵的否定性消解
第二国际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到列宁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理论家推动了意识形态概念从否定性向中性化描述的转变，主要代表人物是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

梅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领导人，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与思想体系概念具有同一性的观点，阐述了意识形态实践的阶级属性，指出：“历史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一如历史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观。”[6](p.75)此外，他还阐述了艺术、道德等具体意识形式的阶级性，提出了“自称没有党派性的‘纯粹艺术’，实际上非常有党派性的”著名论断。这些论述已逐渐偏离了意识形态原有虚假性的属性定位，预示着意识形态概念内涵开始发生流变。

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演变的是考茨基。考茨基考察了人的意识观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强调经济结构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指出观念的变化“不过是变化了的外界给予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推动的反映而已”。[7](p.203)他还阐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意识形态灌输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8](pp.3-4)这里提到的社会意识不具有虚假性和批判性意义，而是一种中性意义层面上的描述。

在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演变中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的是普列汉诺夫。首先，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一中性概念，将意识形态表述为“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一方面他继承了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的事实性指认，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指社会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他又消解了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指认，指出意识形态作为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思想体系，并无价值属性上的褒贬之分。其次，普列汉诺夫根据与反映对象关系的密切程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级别区分，将科学与哲学、艺术等并列统称为高级的意识形态，消除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科学的真理性之间的天然隔阂。再次，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与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现代“革命的代数学”，[9](p.882)这就逐渐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裂缝。普列汉诺夫作为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内涵的典型代表，在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极大影响了列宁对意识形态内涵的理解，为列宁在肯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列宁关于意识形态概念内涵阐释的多重语境
在不同语境中，列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不同的内涵和意象。在否定性意义上，他以富有批判色彩的“虚假的意识”来界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建构科学意识形态做了铺垫；在描述性意义上，他以富有中性意义的“阶级意识”“思想的社会关系”来指称意识形态，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来源、地位和作用，得出了意识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和历史性；在肯定性意义上，列宁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来界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阐述了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策略。

（一）否定性意义：“虚假的意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遮蔽现实社会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颠倒、神秘、歪曲的反映。列宁坚持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运用“虚假意识”这一概念工具，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了解蔽和批判。

第一，解蔽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利益辩护的虚假性本质。意识形态源于特定阶级的利益诉求，具有利益阐释和利益辩护的功能。列宁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宗教、法律、艺术等意识形式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利益基础之上的意识形式，它们相互渗透、补充，各自以独特的方式为相应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合理性阐释，从而达到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目的。他说：“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10](p.338)此外，列宁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具体策略和伎俩。他指出，一切压迫阶级为维持自身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是刽子手的职能，二是牧师的职能，“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11](p.248)这里“牧师的职能”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职能，即通过建构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来掩蔽真实的社会矛盾，美化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为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合理辩护。

第二，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体形式的虚假本质。一方面，列宁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他专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的虚假性进行了彻底批判。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2](p.86)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始终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限制，本质上只是少数有产阶级的民主。同时，他还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10](p.456)对无产阶级而言，自由和平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谎言，他们利用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遮蔽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另一方面，列宁揭露了资产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他认为，理论化的宗教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背后总是隐藏着某些阶级的特殊利益。在剥削制度下，宗教是资产阶级捍卫剥削制度，麻痹工人群众的机构，统治阶级利用这种对现实存在的虚妄反映来愚弄和欺骗被剥削阶级，并给他们描绘出一幅通往未来天国的理想图景，使他们甘受剥削和压迫，从而达到维护自身阶级统治的目的。正如列宁所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13](p.131)

由此来看，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思想，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本质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建构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论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铺平了道路。换言之，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破”，建构未来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立”，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列宁在分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对意识形态内涵的阐述主要是在批判性语境中出场的，带有明显的否定性意义。

（二）描述性意义：“思想的社会关系”与“阶级意识”
除了从否定性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外，马克思、恩格斯还用描述性的口吻阐述过“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列宁继承了这一思想观点，以富有中性意义的“思想的社会关系”“阶级意识”等术语表达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性内涵，认为意识形态是与“物质的社会关系”相对应的“思想上层建筑”。

第一，列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逻辑结构中阐述了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之上的“思想的社会关系”。1894年，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时指出，社会关系主要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14](p.121)这里的“思想的社会关系”指的就是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思想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在思想意识中的理论化反映。从中不难看到，意识形态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不具有褒贬色彩。另外，列宁还指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一个由诸多意识形式组成的观念体系。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卡尔·马克思》两文中都大量摘录，并赞同马克思在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观点：“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1](p.58)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包含文化、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各种意识形式，这些理论化的意识形式由社会存在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里的意识形态具体形式如政治、宗教、法律等，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意识，并无价值属性上的褒贬之分。

第二，列宁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逻辑结构中阐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是阶级意识。列宁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理论表达。1902年，他在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观点时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两种意识形态，“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5](p.326)不存在其他的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是不同阶级基于不同社会地位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自觉。意识形态自身并没有褒贬之分，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当意识形态从属于不同阶级时，就呈现出“科学性”与“虚假性”之分。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之所以虚假，并不是因为这些概念本身虚假，而是在于它们所依附的生产关系的剥削性与所属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成了关系到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治意识……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涵义的变化过程达到了顶点。意识形态不再是取消冲突的必然的扭曲，而是成了一个涉及到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的概念。”[16](p.222)此外，列宁还认为，与阶级相连的“阶级意识”即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只要阶级存在，意识形态就会存在，而无产阶级革命将“彻底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因而也将彻底消灭由这种划分所产生的任何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17](p.193)随着阶级的消亡，意识形态也将归于消亡。

综上所述，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将意识形态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强调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的上层建筑。同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将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走向消亡。这里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在一个描述性的语境中出场的，并不具有明显的否定性色彩和虚假性意义。

（三）肯定性意义：“科学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力性的意识或思想型的权力，他们揭示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将意识形态视为进步革命阶级的思想旗帜，即革命阶级借以团结群众的口号，是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列宁继承了这一思想，从肯定性意义上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来定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凸显了被遮蔽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含义，并提出了强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

第一，列宁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来定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或意识形态。他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俄国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1908年，在驳斥波格丹诺夫错误哲学观点时，列宁指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18](p.137)在这里，列宁明确赋予了意识形态以肯定性内涵，实现了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此外，他还界定了意识形态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标准。列宁认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并同时代发展需要相一致；二是意识形态提供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与时俱进，正确指导社会实践。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0](p.374)满足了工人阶级对科学理论的渴求，是无产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强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建设。在这里，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和科学实现了有机统一，而列宁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肯定意义的革命意识形态。

第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就必须要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列宁不再笼统地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将意识形态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就必须要摆脱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依附，努力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19](p.111)在列宁看来，不争夺领导权的阶级不能称之为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才能团结和提升广大群众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以革命的意识形态对抗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意识形态。他还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等著名论断，强调了先进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此外，列宁还提出了强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和方法。一方面，列宁对来自“左”和右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斗争。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单靠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要求工人阶级先锋队要积极利用各种途径来加强政治教育和宣传，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这里，列宁所阐述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在一个革命性的语境中出场的，是一个富有进步性和肯定性内涵的概念。

综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及价值属性发生了根本转向。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阐述了带有明显否定性和虚假性内涵的意识形态，列宁沿着他们的基本理路并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做了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政治学领域，使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实践相联系并积极发挥能动作用，并在革命实践中建构起了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实现了意识形态由“批判性”向“功能性”的现实转向，并使之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解读的思想贡献
从马克思创制德语名词“意识形态”起，经过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与解读，再到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意识形态概念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和流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对整个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阐释原则重心的转换：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
任何概念的阐释都有其原则性的指导框架，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也是如此。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概括了自己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公式”，他在论述中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新的历史观基础，这为后人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规定性界定和学术地标。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新历史观以明确命名，而将其直接冠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是恩格斯，这主要体现在恩格斯晚年的《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相关书信中。①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首次明确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恩格斯还给意识形态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即“虚假意识论”和“相互作用论”。至此，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明确了阐述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上层建筑说”“虚假意识说”和“相互作用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第二国际相关理论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和解读基本上是在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但是不同解读者的解读视角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梅林对道德、艺术意识形态的研究、考茨基的经济学解读等。普列汉诺夫虽然也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但却逐渐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他有时候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辩证唯物主义”。他说：“‘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名字是非常不恰当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20](p.768)普列汉诺夫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在他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已经开始超过历史唯物主义，这对列宁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不同，列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其主要特点是：立足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推导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将意识形态纳入社会意识的范畴加以考察和分析，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的上层建筑乃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21](p.96)对此，列宁首先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性权威地位。1908 年，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着重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认识论的重要原则，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18](p.1)这就为阐述意识形态概念奠定了主张反映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同时，列宁还批判了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上“对立”的错误观点，反对将恩格斯的学说歪曲为“朴素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或“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18](p.96)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18](p.7)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认为，唯物史观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和“推广”。“推广说”实际上来源于列宁的唯物主义立场，即他所说的，“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11](p.57)列宁还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22](p.391)“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11](p.59)由此可见，在列宁这里，历史唯物主义是“运用”性质的历史观，是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包含对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解释，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正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属性的凸显，列宁为意识形态概念的阐述提供了一个新的指导原则，这也成为苏联教科书体系解读意识形态概念的主要指导性原则。

另外，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时，凸显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原则。在列宁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虽多次提及“辩证唯物主义”，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如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虽多次论及辩证法，但是他忽视了认识论，特别是忽视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这就导致他在经验、符号等问题上向唯心主义作了让步。另外，在反对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也很少依据辩证法，因此也受到了列宁原则性的批评。列宁指出，对于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11](p.235)他还指出，普列汉诺夫批判康德主义，“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肤浅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不是纠正这些议论……没有指出一切概念和任何概念的联系和过渡”。[23](p.55)由此，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列宁是不满意的。因此，他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力图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观点进行批判。这在一定意义上促使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阐述原则由历史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

（二）概念内涵界定的转换：从“文化载体论”转向“阶级意识论”
在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界定上，列宁实现了从第二国际式的“文化—社会史”书写范式到“阶级—政治史”书写范式的转换，换言之，作为文化载体的意识形态开始日益表现为作为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

第二国际时期理论家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范式尤其是文化—社会史视角来关涉意识形态概念与问题。比如，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社会心理中介”因素论认为社会心理是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环节；考茨基提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伦理、宗教等意识形态与经济形态一起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有机体系统；拉布里奥拉认为意识形态是复杂历史综合体论的一部分，等等。他们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依据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的“上层建筑说”以及恩格斯晚年相关通信中提出的“相互作用论”，这些阐释更多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历史能动性和社会结构性要素，虽然他们对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也有所关照，但是这些阐释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载体功能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因此，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概念阐释所处的话语场景更多的是置于文化—社会史的社会历史理论之中，意识形态更多的是被解释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社会关系和文化上层建筑。

列宁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和俄国革命实践需要出发，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发展和重释。他在阐述意识形态内涵时倾向于选择一种“阶级—政治史”的书写范式，即更多是从阶级意识的视角来探讨意识形态对于阶级斗争与革命的实践性意义。在列宁这里，意识形态开始明确与阶级意识的培养问题直接勾连起来了。因此，列宁不仅凸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而且还推动了意识形态内涵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些理论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和党性原则。列宁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18](p.375)列宁几乎将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看成同义词，并提出要“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17](p.251)二是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性。列宁认为，与作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是作为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此外，不存在第三种意识形态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三是强调了阶级革命和斗争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赋予意识形态斗争以开创性的战略意义。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24](p.15)在这里，列宁将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了。此外，他还说道，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7](p.38)这就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在阶级斗争领域的战略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更多的是在阶级斗争语境中出场的，他凸显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用阶级—政治史书写范式代替了先前的文化—社会史书写范式，实现了对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重新界定。当然，这一概念内涵界定的转变与列宁首先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列宁看来，“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25](p.29)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经由列宁所实现的对意识形态概念解读的两个理论转向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的。

[参考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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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n’s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Connotations of Ideology and Hi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Yang Rong-gang and Yu liang-zao)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deology,Marx and Engels mainly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of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gative significance.Though the theorists of Second International gradually dispelled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of ideology, Lenin interpreted the connotations of ideology from the context of negative, descriptive and qualitative significance, connected ideology with the practices of class struggle, and motivated its active role.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he constructed a Marxist ideology theory that integrates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veness. It realizes the realistic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y from“criticism”to“function”,that of the principle centers for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from“historical materialism”to“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hat of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from“cultural carrier”to“class consciousness”. The changes make ideology clearly linked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which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class attribute of ideology by Marx and Engels, but also promotes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2-0086-08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自信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17BKS086]、2019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9MLC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荣刚，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俞良早，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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