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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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兼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弱化及其危害*
陆 云

[摘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历了历史性巨变，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反观当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学科建设，在我国却出现了弱化和边缘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带来的危害应引起高度警醒。当前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在真懂真信、研究为民、聚焦现实中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中西的融通中、在强化学科建设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弱化；危害

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引我们走向胜利的核心思想之一，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学科建设在我国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问题可从两方面进行初步判断：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否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二是学界是否真正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笔者对哲学类重要期刊刊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类文章进行了初步统计与研究，结合上述两方面进行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地位与学科建设存在弱化倾向。因此，本文以哲学类重要期刊为考察对象，试图从该侧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弱化问题，并提出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几点粗浅思考。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考察可以多方位进行，如教科书形式、期刊刊发文章数量与质量、队伍建设等。关于教科书状况，沈玉梅博士已做过详尽分析，参见沈玉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境遇——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审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8期），这里重点分析期刊在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现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密不可分，深深打上新中国实践的烙印和传统文化的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述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了理解世界的三种方式：一是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地理解世界；二是唯心主义地理解世界；三是从感性活动中理解世界。[1](p.499)从感性活动中理解世界，即从主客统一的实践活动中理解世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501)马克思目睹了其所在时代的工人实践即感性活动的异化，指出，新唯物主义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p.502)

马克思的方法论被称为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p.22)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3](p.463)

列宁认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3](p.357)辩证法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p.410)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论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还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来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存在。

（二）毛泽东的“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马克思在实践中理解世界的世界观，指导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国在自身实践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观；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指导中国实践，并在实践中将这一方法与中国国情及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毛泽东的“两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的“两论”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度艰难时期，为反对革命队伍中出现的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而诞生的，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背离客观，理论脱离实践，不知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5](p.707)《实践论》强调，在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要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客观实际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矛盾论》重点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问题，是基于中国革命实践和民族文化上、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阐释和发展。

（三）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2013 年12 月3 日和2015 年1 月23 日，在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在主持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时，实际上都回答和阐述了一个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用处何在？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国内外环境十分复杂，肩负的执政使命十分繁重，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6]在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7]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弱化的表现及危害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发展阶段的考察顺序，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进行质化和量化的分析。笔者主要以哲学类重要期刊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从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在近年来存在弱化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及其弱化的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期：传播与创新并重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贡献很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1938 年4 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含义（1940年2月）；总结了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艾思奇不同时期的哲学论著，如《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给养，同时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8]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最早编写者，1957 年3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艾思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此后，艾思奇根据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和当时国内国际新的斗争情况对该书做了一次修改，并于1957年9月再次出版印刷。“大跃进”之后，在客观形势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艾思奇再次修订此书，并将书名修改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于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 年11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全国党校和高校通用的哲学教材，是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9]

这一时期的创新既体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上，亦体现为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理解，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别于“苏联模式”的解读：“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便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反之，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不会证实和完成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互相生长和互相依存的。”因为，“科学的哲学思想，也不仅应该贯彻于自然界，而且同样地也要贯彻于人类历史”。[10]

2.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弱化趋势

前文已提到，本文拟以哲学权威刊物刊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状况。以相关主要刊物为例，其中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我们的界定标准比较宽泛，研究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思想与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相关论文，都计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范围内。在对30 多年来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进行数据统计和比较后，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文量在经历极端低谷后回升并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

1979—2011年，相关主要刊物每年刊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在刊物年度发文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如下：1979：19.16%，1980：12.5%，1981：12.65%，1982：12.64%，1983：19%，1984：11.29%，1985：6%，1986：5.38%，1987：5.64%，1988：4.8%，1989：3.66%，1990：7.96%，1991：10.69%，1992：4.57%，1993：4.59%，1994：3.48%，1995：3.95%，1996：8.5%，1997：9.09%，1998：5.77%，1999：4.4%，2000：11.5%，2001：10.97%，2002：13.25%，2003：10.29%，2004：16.33%，2005：14.84%，2006：14.55%，2007：14.05%，2008：20.58%，2009：15.76%，2010：19.8%，2011：11.63%。

依据统计数据，从1979年到1984年的6年发文数值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发文量占比在10%以上，峰值达到19.16%；从1985 年到1999 年这15 年的发文情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文量下降很多，除1991年10.69%外，均低于10%，大部分年份处于3%—6%的区间内；从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的发文数据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发文量均在10%以上，峰值达20.58%。综上所述，从1979 年到2011 年这33年的发文数据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发文量是从高位到低位再到有所回升，并在经过2008年的峰值点后呈现波动性的下降趋势。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文质量未呈现提升趋势。

首先，直面现实问题的创新能力不足。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中马”）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对马克思哲学基本概念、经典文本的阐释，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解读、批判现当代西方哲学。当然，不否定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来阐发新时代中国概念的成果，如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享理念、中国道路等，但这类文章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从创新程度来说，较难归于原创性的创新。真正的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前提下，直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时代问题，给出哲学层面的诊断和引领。有学者认为，“自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逐渐步入了一个在整体上脱离对中国现实批判的‘有学术，无思想’的阶段”。[11]

其次，并未在更开阔的理论场域中，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离不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推进的实践，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离不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智慧资源，如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哲学等不同理论形态的思潮。此外，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群体中，优秀学者数量有限，且80 后甚至部分70 后的新一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群体队伍不够壮大，甚至许多具体研究存在偏离中国情境的问题。

第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滞后于国家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指导地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学科与队伍得到重视与充实，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发展。

2012—2018年，相关主要刊物刊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类论文数量占该刊发文总量的比例为：2012：16.45%，2013：11.16%，2014：13.27%，2015：17.39%，2016：14.47%，2017：14.5%，2018：13.26%。可以看出，这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发文量没有实现新突破，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习近平呼吁，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2]对照国内相关主要期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文数量和质量，这段讲话切中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要害。

不仅从刊文的数量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存在弱化趋势，而且从刊文的质量以及其他方面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

一是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说教等错误认识仍未肃清，这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

二是实际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现象仍然存在。

三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学术原创力不足。

四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等。总体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12]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弱化的危害
对哲学类重要期刊刊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类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的考察，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弱化的趋势仍然存在，带来的危害值得我们警醒。

1.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和人民性弱化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p.11)保障理论的彻底性需要坚持正确的真理观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为此，实践性和人民性是“中马”必须坚持的两大基点，在此基础上，必须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0]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呼唤新理论，为此，“围绕中国现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一系列争论，但有些争论常常淹没在空洞的词句交锋之中。导致这种状况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透过西方理论的针孔来观察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以观念的‘应然’规定现实物质生活的‘实然’中，回避了或远离了中国的真正问题和产生问题的真正根源”。[13]“中马”的部分研究者没有根据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和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下，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新的话语体系，基于中国真正问题的话语建构，既包含对时代问题反思基础上的新的哲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又包含对劳动者的深切关怀。回避中国的真正问题，容易使“中马”不仅在创新性方面乏力，还在人民性方面缺少相关话语，似乎“中马”成了与价值无涉的中性框架。一些“中马”研究者的视线内唯独没有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实践。即便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缺少原创性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

2.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

陈先达认为，即便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存在由主流再度边缘化的可能性。这种边缘化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如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的丧失，其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丧失；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对时代问题和理论问题处于失语状态，而任西方思潮占领理论阵地。长此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慢慢就会失去主流地位而被边缘化。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同样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在社会主义中国，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边缘化，其后果是严重的”。“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边缘到主流，我们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防止由主流被边缘化。”[14](p.12)

如果“中马”不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着眼于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而是仅仅去解读和批判当代西方哲学，成为无前提和无边界的“场外征用”的“新教条”，就慢慢失去了实践性和人民性的品质。完全没有历史担当和发时代之先声的特殊使命感，没有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的强烈责任感，那么，这种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因远离对现实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而逐渐丧失理论魅力，缺乏创新的理论必然枯燥无味，失去了作为理论的彻底性品质的“中马”，就不会被群众接受。

3.不及时遏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弱化将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发挥

如果面对当下的现实问题，“中马”保持沉默、不做回应，那么就无法承担其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特殊使命，就会失去其批判性和创新性的特殊功能，同时，远离为人民谋幸福的光荣使命，这样“中马”就成了部分学者书斋里的思想实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远离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抹去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蜕变为仅供理论研究的工具。中国共产党离开先进的理论指引就会迷失方向，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就会茫然无措，这一切必然造成党的执政能力下降。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几点思考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和启示。

（一）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12]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胜利。新形势下，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尤为重要。新形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呈现主流与非主流并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出现深刻变化；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世界范围内出现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局面；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使党进入全面从严治党的阶段，等等。面对上述社会主义建设复杂的新形势，我们更加需要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不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2]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真信的前提是真懂，习近平认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只有真正懂得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真正懂得了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论，才能在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各种重大难题。我们坚决反对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学习态度。

第二，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2]所以，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聚焦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把个人的学术追求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反之，脱离人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12]

第三，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5](p.691)毛泽东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也说过，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反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

新形势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2]坚持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必须聚焦国家和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坚持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12]

（三）增进马中西的对话交流
理论来源于实践，但理论亦是在批判地继承和融通古今中外各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习近平认为，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12]我们要坚持本来、外来、未来的统一，向内看和向外看、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辩证统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在批判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2]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批判性吸收并升华的基础上，要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在于，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12]

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其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同时还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中外学者研究；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12]

[参考文选]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论[EB/OL].http：//www.gov.cn/ldhd/2013-12/04/content_2541999.htm.

[7]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EB/OL].http：//www.cssn.cn/zt/zt_xkzt/12746/2015m kszyzxdsdgz/wwbzfxlc/wwbzfxc/201602/t20160228_2887707.s html.

[8]王伟光.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哲学研究，2008，(7).

[9]沈玉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境遇——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审视[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8).

[10]刘丹岩.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J].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1).

[11]叶险明.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功能[J].哲学研究，2016，(9).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13]孙麾.当代学术思潮的前提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3).

[14]陈先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的两个特点[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udies of the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Marxist Philosophy:With a Concurrent Commentary on the Weaken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and Its Side Effects

(Lu Yun)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nd stood the tests of historic changes,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But nowadays, the status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s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s facing the trend of weakening and marginalizing in China, whose harm we should be highly alert to.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ov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integral comprehension and authentic faith, people-oriented and reality-centered studies, and develop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mastering western and domestic Marxist theories and strengthening it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2-0072-07

*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论》与马克思新哲学的构建”[2018B19]阶段性成果。

作者：陆云，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图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