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文明变迁的辩证分析及当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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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文明变迁的辩证分析及当代思考
边莉娟

[摘要]空间、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两者不是独立存在的两个问题，而是构成了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交往空间是人类文明变迁的载体，空间交往是人类变迁的主要动力，使人类从孤立的文明体走向整体发展。获取充分的自由时间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是人类文明进入真正的普遍的共产主义文明的价值诉求。然而，在世界一体化格局日益强化的今天，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充斥着极度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诸种空间矛盾和文明危机并存，使人类文明发展陷入困境。文明由人类智慧共同构成，各个国家、民族应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明自觉，实现良性的空间交往，努力建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合作治理、文明发展的新格局。

[关键词]空间；文明；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

空间，作为本源性的自然产物和作为广延场所的客观存在，以及主体客体化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进步的基本维度。文明是人类所有劳动实践活动的智慧结晶，文明不是固定、封闭的实体，人类活动文明成果在实践的空间存在中生生不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传递、交换、继承和发展。空间、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两者不是独立存在的两个问题，而是构成了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而交往正是联系空间和文明的媒介与载体。正是由于人类空间交往方式和手段的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人类空间才能从隔离逐步走向整体，社会才能在有规律的更替和发展中逐步走向文明。

一、从空间维度审视人类文明的变迁
在人类发展史研究中，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诸如交往空间和交往方式问题，文明多样性和文明统一性问题、地方文明与全球文明问题、文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两极分化和生态文明问题等，这些都涉及空间发展和文明变迁，究其本质，实为历史观问题。在文明多样化、空间多样化的今天，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格局日益发展，人类共享同一地球，对于空间和文明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立足唯物史观，厘清空间与人类文明变迁的互动联系，对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交往空间是人类文明变迁的载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1](p.639)文明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智慧结晶，也是实践范畴，不是靠想象、唯心主义等观念而生，而是进化与传播、传统与交往的结果。空间是人类实践、交往、文明传播不可或缺的场所和载体，也是实现和认识人的主体价值的重要条件与媒介。交往活动伴随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如果没有人们的交往活动，便没有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人类的本质力量不断在空间发生作用，改造着空间的使用形式，生产出适合人类生活和发展的空间。空间的本质就是人与空间、社会与空间的关系，是人的对象化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表现，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空间化结果。

马克思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p.160)在他看来，个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体，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不管是维持自身生活而进行生产的需要，还是生产他人的需要，人都要同自然、社会发生联系。在人类实践活动之内，根本不存在独立于人类实践的交往空间。

人类交往空间范围应如何划分？列斐伏尔提出：“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3](p.78)有人据此把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自然界）、社会空间、精神空间，或者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明确指出交往空间的范围，但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这种概括是不科学的。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p.340)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人与自然界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种空间交往，人与自然空间进行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源泉。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然空间具有两方面含义，即自在自然空间和人化自然空间。自在自然是自然的原始状态，人与自然空间通过劳动实践进行交往，人类为了获取自身存在不断发展的空间，不断进行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空间进行改造，从而将自在自然空间转化为人化自然空间，形成了人类独有的社会空间。未经开放的、人类实践范围之外的自在空间，和人类实践活动范围之内的空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空间形态。严格意义上讲，社会空间并不是独立于自然界或自然空间以外的空间，而是人类通过实践和交往使用和改造空间，使得自然空间具有社会属性。我们所讨论的空间是人类活动范围之内的空间，具有人化空间的社会属性，即人们有目的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建构出空间的社会性。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性改造成就了人类社会存续与活动的空间载体。由此而言，人们在实践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定、多样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不同形式的社会空间，诸如“家庭空间”“道德空间”“权利空间”“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等。空间的社会性根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物质实践活动是空间的社会性建构的源泉。在考虑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属性等制约条件的同时，不能忽略人在交往空间中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能动性，主体的人身空间同样是社会化的空间建构过程中的属性。人在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同时对自身空间进行改造，既包括对人本身“身体”空间的改造，也包括对“心智”空间的改造。人的自身空间的改造与空间环境的变化是一致的，是人类有意识、能动地进行对象性实践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p.138)社会发展客观上要求人类改变和拓展自身空间，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模式，规范自身在交往实践中的行为准则，以便更加合乎规矩地进行社会实践。

总体来讲，人类交往空间实质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进行自然空间的社会性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人化空间的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统一于人、自然、社会、自身的相互空间生产实践之中，人类正是在这些空间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劳动力的繁衍续存等诸多生产要素，都必须在空间内才能发挥作用。人类在改造自然空间的过程中，创造了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等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同时在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也改造着人类的精神空间，创造出文化、艺术、哲学等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和政治文明成果，不断生产和改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空间。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历史不等于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人类活动具有劳动创造性和目的意识性，因此，人类交往空间的社会性建构不是固化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过程。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必然要争夺空间的社会建构，不同社会建构必然产生不同的空间组织形式、结构和功能，所以，人类交往空间的社会性建构具有阶级性，随着社会与阶级状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综上所述，只有立足唯物史观，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把握交往空间的社会性建构的具体性与全面性，才能掌握文明变迁的空间基础。

（二）空间交往是人类文明变迁的主要动力
空间交往是社会变革和文明变迁的主要动力，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空间化结果。空间交往也是文明交往的过程，追求的是人与人的和谐尊重、人与自然的平衡，是对人类共同理想的美好追求。

第一，空间交往和生产力发展。

空间是生产力发展的起点，不同空间对生产力发展起不同作用。自古以来，人类就明白如何根据地理环境的优劣、自然资源的丰盈程度，选取能够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如何判断空间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从空间利用的角度，例如其涵盖资源的质和量、自身的空间条件等，判断是否有利于人们的实践和生产创造；其次，计算空间距离所需的交通、运输等成本；再次，以生产力的收益决定空间是否具有利用价值。以人类文明起源为例，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离不开尼罗河的发源地，究其原因，在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水路运输反而是最便捷的交通路径，是人们对外联系的重要渠道。新航路的开辟之所以能够带来变革世界的影响，也是因为水路相对便利。空间作为条件的具体表现分为空间的分工与协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具体劳动场所中的空间分工与协作。空间的分工与协作在同一生产场所连为一体，同时操作。二是区域间分工与协作。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扩展以前，几乎是不存在的。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的扩大，跨地域的区际分工与协作变得愈益重要。空间的并置性代替了时间的继替性，各个空间区域利用自身优势，生产出利润最大化的产品，在同一时间内可大大提高生产力，进行产业互补。

空间交往对生产力发展具有维持和创造两个作用，能保持原有生产力并促进新生产力的生成。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较低，社会分工还没有广泛形成，其显著特点是“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2](p.188)空间交往的关键在于维持和创造，交往的扩大必定伴随空间的扩展，交往空间的扩展带动了交往空间的生产力发展，诸如科学技术、价值观念、文化遗产等生产所需要素的发展，都是一个承前启后、连续不断的过程，需要也在交往实践中形成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pp.87-88)

空间交往的普遍形成，有利于已有生产力成果的保存、传递和创新。人们所处的空间、地域条件、生活环境、思维意识可以不尽相同，但是人类有相同的需要，都在为提高自身的全面发展而劳动。由此，因为空间交往的缺失，生产力的成果无法交流与传播，不同地区的人类不得不进行重复生产，造成资源、时间、精力的浪费，降低生产效率，阻碍人类进步。自由交往的扩大必定伴随交往空间的扩展，同时带动交往地域的生产力发展，人的需要不断超越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从而引起生产形式的变化和生产工具、技术的革新，生成新的生产力，生产所需的要素诸如科学技术、价值观念、文化遗产等在交往实践中不断生成、发展。因此，新的生产力的生产过程也是空间扩展的过程。

第二，空间建构与文明变迁。

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变迁，人类从“点线文明空间”进入“平面文明空间”，迈入全球化的现代空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征程中，发轫于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超越，深刻剖析和研究了文明以及人类整体的发展规律。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4](p.255)资本主义开创了人类社会空间的伟大变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成果的生产力及其存续，主要是来自“历时性”的积累，不同地域的共同体主要在各自独立、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中从事物质实践活动，马克思称之为“孤立的点”，不同社会空间之间的横向分工体系及交换关系尚未建立，人类整体文明发展缓慢。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历史转入“世界历史”阶段，民族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界限，但联系日益紧密，整个世界不再是封闭的、不相往来的独立空间，地缘性的区域空间交往扩展为全球化的现代空间交往，大量商品向世界各个国家和角落寻求交换的市场。由此，世界市场得以建立，“世界交往”逐步扩大。人类活动的空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广阔程度，各国产生的文明得以传播和保存，同时取消了束缚人身自由的一些条件诸如地域限制、制度限制、单位限制等，主体空间交往范围也得到拓展和深化。

全球化作为资本对市场的开拓，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概念，既是对时空的“压缩”，也是对时空的“超越”。大数据、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空的现实障碍，极大拓展了空间的外延，人们的时间感、空间感几乎消失；以微信、微博、微视频等为载体的网络空间逐步多样化，信息传播速度快捷，浩瀚资源得以同步共享，多元价值观并存，网络文明的发展加强了世界交往，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国际生产力逐步提升。信息的公开、迅速、大众化，增加了人们了解世界、拓宽视野的机会，不由自主参与政治生活、经济活动、文化交流等社会全方位的活动，扩大了人们的知情权，增强了责任意识。同时，信息技术也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远程教育、网络学习有利于增加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推动了人类的整体进步。信息文明促成了多样化、去中心化和绝对开放的空间特征，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信息技术摧毁了交往的现实界限，增加了交往的虚拟空间，同时又造成了交往空间的压缩，人们的距离感、空间感越来越弱。网络空间的行为和交流无法受到地缘空间的限制，道德和法律约束相对较难，因而迫切需要形成网络空间的价值引导。

每一文明都有自己的空间范围，文明的变迁同时也是交往空间的扩展。交往空间的扩展其实就是人类在历史进步中不断进行空间建构的过程，空间建构反过来又为文明变迁提供了条件、机遇和挑战。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空间和文明变迁的价值旨归
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的自由发展程度与空间发展、文明变迁密切关联。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受限于局部的地域性和狭小的共同体，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有限的空间条件和低下的生产水平制约着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个人的自由发展服从于共同体或阶层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时代，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过度崇拜，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枷锁被打破，交往空间由地域性向世界性转化，个人在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等方面相对独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个人发展提供了相对较多的条件和机遇。但是，劳动异化、商品拜物教造成了人类对物的依赖，个人发展呈现出片面性甚至畸形化趋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历次文明的变迁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正是在局限性得到不断克服、突破的基础上，人类文明才能在更迭中演进，人类才能在发展中不断拓宽自由和发展能力。

（一）自由发展空间和时间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
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追求自由发展的空间而奋斗的历史正是人类的文明发展史。

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史是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他把人类社会划分成三大形态，从“对人的依赖性和自身的非独立性”的社会，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再到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划分既基于经济范畴，也基于空间角度，是人的空间交往从“孤立的点”“地域性的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空间化过程，更是人类生存空间从无序到有序、从私人到公共、从血缘情感调节到法律制度调节的空间进步演进过程，是人类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由此可见，空间总是与人的自由发展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人类进入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每个人就具有了全面发展的机会，“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p.189)自由时间是衡量人类发展的尺度，拓展人类发展空间要求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事件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的时间。[6](p.214)人们利用自由时间可以自由发展兴趣爱好，全面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如果所有人都拥有可供发展的自由时间，就有扩大知识、提升能力的条件，可以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个人得到发展的基础上为社会生产发挥更大作用。自由时间不仅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必要条件，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必要前提。

空间也是人类发展的时间，人同时要在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中不断解放内在精神空间和拓展外在生存空间，为追求自由提供空间条件。社会空间对人类活动的时间进程会产生加速、延缓或使其停滞等影响，人类发展自由时间，需要多层次的、能加速人类发展的空间。首先是生理性需要空间，表现为：身体空间是人类从事社会实践劳动的空间起点，人们通过自由时间来满足自身需求，需要恢复脑力、体力和精神状态以投入下一轮社会生产；其次是社会性需要空间：劳动者在自由时间内进行的物质、文化消费和其他健康消费，反映出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再次是精神性需要空间：这是劳动力的提高和创造过程，即提高自我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技能特长，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的空间活动必定产生物质、精神等成果，这些成果则存在于空间之中，人类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发展，获取更多的自由时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把本阶级的利益描述成普遍的共同利益，这与现实中个人追求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因此资产阶级共同体空间对个人来说就是异己的力量，是扼杀个性、奴役人的虚假的共同体空间。在共产主义社会空间，人不再固化于某个空间，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真正的共同体空间里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解决文明对抗是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任务
相较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7](p.35)文明时代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引发了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产生了国家、法权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生成了独立的精神文化生产部门，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在看到进步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强调了文明时代的异化状态和奴役形式，“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7](p.194)

总而言之，在阶级社会中，文明是在对抗中进步。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也是文明发展的悖论。因此，解决文明在对抗中发展问题，消灭阶级剥削关系，就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任务，具体包括两点：一是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即“文明的进步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8](p.267)二是摆脱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就是要解决文明对抗的矛盾，取代以“占有”为特征的人的存在方式，实现合乎人性和人的生命真正的存在意义，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消灭奴役劳动、实现自主劳动，终结以财富为唯一目的的文明进程，确立一个崭新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意义世界。

资本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的起点，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寻求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文明旨归。马克思指出，“最卑下的利益”是私有制文明时代起推动作用的根源，[7](p.110)个人财富是该时代唯一的、决定性的目的。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文明发展呈片面化、畸形化趋势，奢侈品受追捧、享乐主义不断滋长，无法充分提供人民群众本应享有的文明成果。马克思指出，资本生产总是在矛盾中运动，要拯救人类文明成果本身，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就要以共产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为替代路径。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矛盾不再具有对抗性质，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社会共有，能够在消除阶级对抗、实现社会和谐中不断推动社会进步。

三、空间和文明变迁的当代思考
在长期发展中，资本主义拓展了人类空间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变迁，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人们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一次次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拜物教意识、消费主义以及物欲主义的兴起，造成了人类价值理念的堕落和消极；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各类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受到严重挑战，等等。诸多事实证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真正带来人类的自由平等，反而不断加剧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历史绝不会终结于这样的制度，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在等待人们探索、追求和实现。对此，笔者认为，只有空间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成为客观现实，全人类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迈向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从空间视角研究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的走向，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矛盾和文明危机
马克思虽然没有用过“全球化”这一词语，但是他早就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这一全球化发展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p.713)资本的空间扩张构成全球化的直接动力，“世界历史”是人们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地理层面的空间扩展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空间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域性市场向“世界市场”的转变过程。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世界市场及其危机也日益表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困境，显露出资本主义的文明危机，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

全球化的危机根源不在于自由贸易和投资，而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空间扩张和空间掠夺。资本的空间扩展带来了空间不平等，这个不平等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空间的天然差异。资本主义通过占有和殖民空间增强了生命力。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充斥着以资本无限积累为动力和目的的发展进程，始终存在政治经济体系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非正义现象。资本掠夺和资本霸权是资本积累和空间扩张的伴生品，实质上包括对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掠夺和霸权。从自然空间的层面讲，资本的空间掠夺实质是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首先是与土地相关的资源，如煤炭、金属矿藏、林木等自然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扩展至油气等资源。从社会空间的层面讲，资本积累和空间扩张的过程是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空间主体——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的掠夺过程。资本的贪婪逐利性使自然空间遭过度开发，并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了落后国家的空间剥夺和空间隔离状态，这背离了人的价值本性。只求利润不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价值观念的迷失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虚拟资本带来的虚拟经济空间的恶性膨胀及其他危机等，对当代人类社会空间生产也具有深刻影响。总之，资本在空间积累和空间扩张的过程中，虽然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方式，但“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中心—外围’结构维持不变，导致国家之间的财富和贫穷不断两极分化，而不是趋同化”。[9]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崇尚彻底私有化，强调自由市场和反对政府有效干预，主张“去国家化”，使经济活动在全球空间范围内进行。表面上看，资本、劳动力是自由流入第三世界，但实际上，具有垄断扩张性质的国际金融资本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强化了国际分工的殖民活动，导致两极分化从各国国内扩展至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衰退，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至今，严重的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等多重危机并存，不仅世界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阶层分配的巨大差异。另外，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和谐和提升文化认同的作用，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种族矛盾、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等。在印度学者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看来，全球生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是新自由主义走向困境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统治面临诸多危机，美国的贸易保护会引起全球更高的失业率，国际金融资本会对第三世界加强控制和剥削，而新自由主义所采取的资本外逃、贸易制裁、民主政变、军事干预等措施并不能改变其走向穷途末路的命运。[10]

从早期野蛮的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劳动剥削、种族灭绝等资本积累方式，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相对较缓和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不平等的、剥削的私有制根源依旧存在。资本总是在寻找盈利性的投资空间，一旦资本市场饱和，马上转而寻求开发新的市场，为获取高利润低成本的投资进行空间重组。资本通过“空间修复”来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尤其以空间的地理扩张来转嫁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资本在全球的布展，整个世界变成资本空间生产的市场，同时资本周转速度变快，资本循环周期变短，市场空间拓展，整个世界变成了瞬间可及的“地球村”。空间压缩使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多，资产阶级则通过剥夺性积累开辟新的空间克服和转嫁危机，但是地球上有限的空间不可能满足资本无限扩张的需要。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剥夺性空间生产的实质，“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2](p.406)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饱和，很多国家曾作为剩余资本的巨大吸收者而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后自身也逐渐转变为剩余资本的生产者。资本必须使自身通过空间性转移的方式来实现其盈利性的积累，从各国国内“溢出”的大量剩余资本，也要开始寻找市场。然而“空间”本身却越来越被“压缩”，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正逐渐趋向整体性饱和。这就意味着，资本的“空间性修复”将越来越失灵。问题是，在高度全球化的将来，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将不再能够找到盈利性投资的渠道。资本失去了市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当代文明发展提供价值指引
资本具有无限扩张性，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发了全球经济和社会危机，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背离。资本主义在发展同时也产生了毁灭自身的力量，历史内在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的终结。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强国的崛起不再像过去那样会出现单一的局面。“一方面，世界交往的深度发展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各国在比较中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也将不断增强。主权国家的全球林立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必然推动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发展，世界历史由此进入充满多元化主体和道路的阶段。”[11]历史条件、空间样态等不相同、不平衡是社会现实，只有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在世界交往中不同文明之间展开良性竞争和积极寻求开放发展，规避资本空间运行逻辑带来的问题，自觉推进全球公平公正发展，才称得上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要求。

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新型的文明观，探索西方文明弊端的克服路径，研究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规律的趋向，才能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经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资本逻辑仍然支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而依旧适用于今天的时代。美国学者凯尔纳明确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12](p.35)日本学者伊藤诚对当今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做出这样的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各国日益深刻和严重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发达国家再次出现经济生活显著不稳定和不平等扩大，等等，这些现象反而说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于现代世界的诸多方面仍具有现实的适用性。它对促使我们重新探讨关于当代世界的认识框架，富有启发性。”[12](p.15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就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面对现代社会诸多问题，人们需要具备问题导向的意识，强化提出和发现问题的能力。中国领导人正是在新时代下用批判的眼光去分析当代世界的发展，提出和发现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瓶颈的现实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和发扬民族和平理念，以超越意识形态藩篱、超越社会制度对立、超越发展水平差异、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为前提，提出了适合人类文明更好更加健康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当前，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再次证明了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事实，也印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在与疾病对抗。一次次瘟疫的发生，让人类付出了惨痛代价，严重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尤其是近年来时而出现的一些新发传染性疾病，包括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往往呈现出全球蔓延的趋势，不仅对整个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重大威胁，而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疫情危机面前，人类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全球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和维护发展是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中国的抗疫措施减缓了病毒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速度，为国际社会应对传染病危机、为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彰显出维护全体人类利益的世界担当。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更高层次不是任何一个单个国家、地区和民族可以首先进入的，现阶段的人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联系都更加紧密，交往更加频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想象使然，而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是全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必要路径。

文明是由人类智慧共同构成，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空间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维度，积极交往以拓展社会空间，缩短发展时间，将是各国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发展，这必然会演变成关于重建世界社会新秩序的问题。各国应平等相待，实现良性的空间交往，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明自觉，努力建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合作治理、文明发展的新格局，力求在全球价值与民族自我价值之间寻求平衡，不断提升人类整体需要的层次，构建起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

[参考文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美]爱德华·苏贾.第三空间[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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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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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Space and Civilization Evolution: A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Bian Li-Jun)

Space and civilization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Marxist theory. Rather than two independent issues, they are mutually generative and dialectical. Communication space is the carrier of human civilization evolution, and space communication is the main driving power of the change, which upgrades isolated civilization to overall development.To obtain sufficient free time and broad development space is the value demand for human civilization to step into the real universal communist civilization. However, today in the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world pattern, globalization led by capital logic is full of extreme inequality,polarization,and coexistence of various spatial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of civilization,which puts human civilization in a dilemma.As civilization is composed of human wisdom worldwide,all countries and nations should form th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of“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realize benign space communication, and strive to construct a new civilization pattern of world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2-0056-08

作者：边莉娟，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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