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对传染病的生态政治经济学反思

奥鹏网院作业

重视对传染病的生态政治经济学反思∗
蔡华杰

有史以来，人类经历了多个历史关口，不止一次遭遇强敌。而这一次，人类的强敌是连肉眼都看不见的新型冠状病毒。关于这次疫情的思考，至少形成了两种理路：一是医学角度。自疫情暴发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奋战在抗疫最前线，这些可敬的“逆行者”寻找治疗此次肺炎的药物和研发疫苗的脚步从未停止。二是伦理学角度。尽管对此次疫情的溯源工作仍在继续，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反思人类贪食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进而，人类妄图驯化和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念再次遭受强烈谴责。我们可以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称为传染病致病的道德性因素。对此，我们呼吁人类来一场“道德革命”，推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转变。

毫无疑问，探究传染病病因的生物性和道德性因素，对预防和治疗传染病都能起积极作用，但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两方面，显然还不够。为此，笔者认为，引入生态政治经济学十分必要。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就是探究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生态环境的深远影响，以及生态环境变迁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反向影响，最终揭示出一种合生态性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生态政治经济学不相信“技术万能”，人类以药物对抗微生物也会遭到微生物的反抗。弗莱明在1945年就警告人类，使用青霉素会很快产生对葡萄球菌的抗体，第二年伦敦就马上收治了有抗体菌株的病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抗多种药物的旧疾又陆续出现。而传染病疫苗的研发则要经历漫长或不确定的过程，且成本相对较为高昂。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面对新发传染病时，由于致病的病原体是人类新发现的，因此人们对它都没有免疫力，都容易被感染，这时就要研发新疫苗，甚至新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倘若科学的进步赶不上病毒肆虐的步伐，等待人类的或许将是灭顶之灾。当下一次病毒又发起进攻时，我们又要依靠临时的科研攻关，无数医务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救急吗？在这之前，我们能不能为医务工作者做些什么？

从道德性致病机理出发，呼吁“道德革命”，建立新的生态伦理无可厚非，但是，生态政治经济学要问的是：让人们从一种旧的道德观念转向另一种新的道德观念的驱动力何在？也就是说从前者转化为后者“何以可能”？仅诉诸对贪食野生动物的“道德批判”，就能让整个社会建立起全新的道德体系，从而终结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贪欲吗？空想社会主义者当年对资产阶级的“不道德”行为同样进行了无情抨击，但是，这种仅从道德情感出发的论证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正如恩格斯当年所说的，“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1](p.156)

生态政治经济学重视审视和反思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当下语境看，当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的资本逻辑渗透到医药卫生领域和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时，就会重塑“医药革命”和“道德革命”的作用。就医药卫生领域而言，当医院过度企业化和市场化时，就会改变医生和患者的本质关系，将二者异化成商品买卖关系，医生将患者当成发财致富的工具，造成医患关系的紧张。另外，从医学角度考虑，人类身患传染病，除了与个体自身免疫力有关，还与周遭的公共卫生有紧密联系，如果让个体置身于空气不流通、肮脏不堪的环境，食用质量低劣的食材，就大大增加了身患传染病的风险。而这些外部环境的形成，通常与一个社会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经济运动规律有紧密联系。恩格斯当年在长达21 个月的亲身调查中撰写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列举了在英国大部分城市中，资本内在固有矛盾导致了工人阶级居住和工作场所过度聚集、空气不流通、肮脏不堪，食用资产阶级贩卖的劣质食品，以及工资待遇微薄、工作强度大、工种危险，从而身患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瘰疬、天花、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树立对野生动物的生态道德、建立生态伦理固然重要，但生态政治经济学学理意义在于，只有彻底根除野生动物等自然存在物的商品化、价值化和市场化，生态道德的建立才有其社会经济条件。

从我国的生产方式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这使我国社会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本逻辑，这不仅存在于华南海鲜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还存在于城市建设和治理这样的宏观层面，将城市经济无限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这种经济无限增长又简化为通过大规模粗放型投资而呈现的GDP 至上的“幻象”或“景观”，也意味着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关怀，被矮化为经济增长的“脚注”。

从生态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反思，要改变这些问题，当然还有赖于“医药革命”和“道德革命”之外的其他“革命”，这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化改革，而在笔者看来，不管怎样，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秉持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设计，以此来规制资本逻辑的运行轨道。就此而言，具体到传染病防治问题上，回归公共卫生的利他精神，提供干净整洁的公共生态环境，而不是把医院企业化、城市公司化、自然商品化，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生命健康的基本需要，就显得极为重要。

[参考文选]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我国对策研究”[17CKS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蔡华杰，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