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地对待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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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地对待动物∗
陈永森

2019 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印证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pp.559-560)疫情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这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类处理自身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人与动物的关系。

纵观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思想，以下四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爱护动物理念贯穿人类文明发展史。在古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与动物关系的基本基调是：在道德或理性层面，人比动物高一等，动物为人所用。但在这主基调下，也不乏关爱动物的思想。出于动物能体现宇宙生机以及工具性价值考虑，儒家反对“刳胎杀夭”“竭泽而渔”“覆巢破卵”之类的灭绝行为。白居易的“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更透露出对动物的浓浓爱意。在古希腊，人支配动物思想占主流，但也有相反的声音，普鲁达奇就试图说服人，动物也有知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类不应该伤害动物。在基本上从使用价值看待动物的时代，关爱动物的微弱之声总是延续，哪怕在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传统中，也有人提出上帝是爱动物的。

二是，从“间接的道德义务”到“直接的道德义务”，是人对待动物文明理念的飞跃。西方近代是高歌理性的时代，但就在把人当作万物主人的时代，也传来了关爱动物的呼声。洛克和康德尽管都认为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和理性，但都认为动物能感受痛苦，人类对动物要有仁慈之心。因为对动物的痛苦无动于衷的人，也可能对自己同胞缺乏怜悯心。善待动物是为了善待人类自己，这就是所谓“间接道德义务”。对人与动物关系思考的更大历史性转折是从边沁开始的。他认为动物和人同样能感受快乐和痛苦，所以，动物和人拥有同样的道德地位，人对动物有“直接的道德义务”，这一观念成了动物福利主义、动物的解放理论和动物权利理论的基点。

三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是文明对待动物从理念变为现实的关键。动物有痛苦感觉应该给予道德关怀，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促进了动物福利主义的兴起。动物福利主义的最初实践可追溯到1822年英国《禁止虐待动物法案》，这是人类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关怀动物的生存状态。1976 年，美国人休斯提出“动物福利”概念，认为动物应具有与其生存环境一致的精神和安全健康状态。如今，动物福利理念已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出了动物享有的“五大自由”：免于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详细、可操作的动物福利法。动物福利法的实施使动物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

四是，要使文明对待动物的理念变为现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尽管动物福利理念被许多国家接受，但在这些国家，虐待动物的现象比比皆是。欧洲人到达北美之前，在今天的美国境内有几千万头的野牛，到了1903年只剩几十头；北美每年有几十万头的海豹被屠杀；“合法”打猎使每年有上百万野鸡、野鸭、哀鸠、松鼠等成为牺牲品。枪支的泛滥、资本的驱动、扭曲的娱乐和审美等因素，使野蛮对待动物的行为，在所谓倡导“动物福利”的国家还大量存在。

由于国民缺乏对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作用的认识和对营养学的了解，以及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我国猎杀、滥吃野生动物现象屡禁不止，各种残忍屠杀动物的行为也大量存在。为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文明对待动物至少要树立和提高如下意识。

第一，物种保护意识。动物保护理念有三个不同层次：一是物种保护；二是动物福利；三是动物权利。动物权利说是动物权利保护组织的理论依据，动物权利者猛烈抨击虐待动物行为，促使一些人开始更多关心动物的福利或权利。但动物权利说由于理论上难以自洽，实践上难以实施，降低了其说服力。一些动物权利保护者的极端行为妨碍了人类保持生态平衡的努力，引起诸多批评乃至排斥。我们是否要提倡动物权利主义，还是值得商榷的，但物种保护则是刚性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人与山水林田湖草以及各种动物、微生物的和谐。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的速率是自然因素的1000 倍，人类一手制造了地球历史上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野生动物保护就是为了保存和延续物种基因，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不捕猎、不贩卖、不吃野生保护动物是底线。

第二，动物福利意识。这是动物保护理念的第二层次。动物福利理念在一些国家已经流行，但多数国人还是闻所未闻。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听说过这个概念。我们可能饲养和宰杀动物，但人类要为它们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宰杀时应尽量减少它们的痛苦。我们在这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好，在利用乃至宰杀动物时，要尽可能文明些；要禁止活取熊胆之类的行为。提倡文明地对待动物，也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第三，人与动物的空间共享与边界意识。人类虽然处于生物进化的最高端，但地球并非人类独享，其他动物也有生存权利。人口增长、耕地开垦、城市扩张、道路延伸等，使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越来越少。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就是让野生动物在不受人类干扰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当然，我们不能仅限于这些区域，也应尽可能地给不在这些区域的野生动物留下活动空间。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也要与它们保持一定距离。许多动物带有可能传染人类的病毒。出于动物福利和人的安全考虑，最好减少乃至取消空间狭小的动物园，让野生动物回归大自然。

第四，对动物功用的科学意识。首先，要有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功用的科学意识。其次，要有相关医学和营养学知识。坊间流传，穿山甲能活血化瘀、痛经下乳、消肿排脓；犀角可壮阳；龟甲龟血能养血活络；蜥蜴有防癌功效，等等。这些说法科学吗？其实，很多营养元素可在普通食物中获得。“以形补形”是无稽之谈，吃野味能延年益寿是愚昧，通过吃野味来显示尊贵更是滑稽可笑。文明对待动物就要继承敬畏自然、关爱动物的优良传统，告别非科学的不良行为。

第五，强化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意识。我国猎杀和食用野生动物问题还比较突出，除了传统陋习，根本原因还是立法滞后，执法不严。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决定》，在保护野生动物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对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要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加以重罚。公民保护野生动物是对动物保护的起码要求，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动物保护意识的底线。

[参考文选]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ZDA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永森，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