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的早期探索及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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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的早期探索及时代价值*
吴荣生

[摘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擅长运用人民群众所熟悉的日常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赋予群众的日常语言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涵。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紧紧围绕“革命”主题，用饱含人民情怀和民族气派的群众语言承载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以“大众话”的表达方式、通俗化的“文本”、生活化的“哲学方法论”，以此唤醒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实现了时代使命与话语功能的内在统一，这对新时代我们党用好“群众语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

近代中国的劳苦大众，内受封建主义压榨，外受帝国主义凌辱，中间夹杂着官僚资本主义剥削。马克思主义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中国的，它告诉苦苦求索的中国人民，要彻底推翻压在劳苦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必须通过“革命”。因此，“革命”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步开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首个主题，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承载的一条主线。“初来乍到”的马克思主义，不但需要理论上的中国化，更需要话语上的本土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国人的话语之道，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奠基人，也是党的群众语言的伟大开创者。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1](p.513)毛泽东特别擅长运用人民群众所熟悉的日常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赋予群众的日常语言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涵。

一、用“大众话”的表达方式唤醒“民众大联合”
群众语言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它是本民族规范化语言的延伸和补充。群众语言的方式各种各样，包括歇后语、熟语、农谚、双关语等。中国共产党在逐步掌握群众语言的早期探索中，多表现为用群众语言表达方式引介抽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用谚语、成语、比喻、歇后语、双关语等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使民众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唤醒民众大联合。

“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然而，对于古老的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语。历代王朝的更迭甚至是农民起义都没有以“革命”标榜，大都把自己的行动称之为“造反”“起义”“光复”等。随着近代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诸多西方的“奇技淫巧”出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相伴而至的还有各种各样外来的思潮，不断冲击乃至改变着中国老百姓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革命”一词，最早是由孙中山倡议使用的。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在向中国老百姓宣传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既继承前人，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武装，多人多次使用脍炙人口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典型”的群众语言，明确昭示了“革命”的现实意义和前所未有的性质，表达其意、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群众语言表达方式的根本目的是联合群众，解放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生活在多重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是早期群众语言探索的动力所在。例如，中国共产党人曾用“黄连树上挂猪胆——苦上加苦”等群众常用的双关语，生动地表达人民生活的疾苦状态，能够自然而然地让人民群众联系到自己的切身之痛。在总结革命发起的动因时，谢觉哉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中国人民灾荒与贫困和人口消耗的总根源。”[2](p.883)据此，毛泽东进行了准确概括并正式提出了“三座大山”的概念，这一形象的比喻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中国人民所面临的苦难和求变的迫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意义，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对此，他又进一步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3](p.1317)这反映出毛泽东重视农民的大众情怀，也体现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农民关系的密切关注。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时，为了方便群众理解和接受，毛泽东使用了贴近中国数量最多的大众——农民生活而又非常口语化的语言表达：“打土豪呀，分田地呀，分谷物呀，废债务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4](p.260)他努力用广大人民群众常用的语言方式来表述中国老百姓的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困难，因而很容易被中国劳苦大众所接受和认可，这成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力量的集中展现。

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先导，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关心中国劳苦大众（主要是农民）的生活和接受能力，用中国老百姓自己的语言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定义，取得了较好的革命实践效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4](p.34)此外，在革命的态度上和革命者的理想上，中国共产党人凝练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人民当家作主”等大量简明而清晰的群众语词。

二、用通俗化的“文本”动员“劳苦大众”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用通俗化的群众语言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1923年，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决议中就曾提出“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先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5](p.205)1926年7月，党的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又进一步指出，“亟须添设中央通俗的机关报”，要求编译工作要对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做“通俗的解释”。[6](pp.188-189)由此，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多以通俗易懂的文章传播科学理论，动员劳苦大众。

用通俗的“概念”指明革命任务和对象。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开篇就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p.3)就革命本身而言，毛泽东做出“敌人”“朋友”“自己”的区分，理论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没有将脱胎于西方19世纪工业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理论性概念直接照搬照抄，而是进行了中国化的内容转换和群众化的语言转化，使用了“革命”“敌人”“朋友”“自己”等一整套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话语并未占据主流话语平台，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对这些概念更是相当陌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话语巧妙地替换为“革命”“敌人”“朋友”“自己”等话语，既兼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又符合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方式，具有非常鲜明的群众语言特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话语的中国化理解和群众化的语言表达。再有，像“红色政权区域”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形象划分，也属于此类通俗化群众语言的探索。

用通俗的“修辞”阐释革命者。在革命者问题上，毛泽东使用了更加具体并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群众语言论述，他提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4](p.3)对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坚持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在革命者组成的分析上，他依据中国国情，突出人数占大多数的“农民”在中国劳苦大众中的重要地位，将中国的“农民”视作与工人阶级一样的革命的基本力量，并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大众话语概念。从早期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很早就将注意力放在中国最大规模的“无产者”——农民的身上，非常熟悉底层农民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方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对革命对象的描述上，毛泽东对此也有经典的群众语言表述，像“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成为群众语言探索的经典代表。马克思主义将革命对象界定为剥削的“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在中国则具体化为帝国主义及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对象的一系列复杂论述，用“反动派”的精炼表述来简化替代，并将“反动派”比喻为“纸老虎”，既是一种生动、形象、具体的语言风格的体现，也准确地揭示出敌人外强中干的本质，提振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探索的典范。同时，为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化的形式，同中国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当时的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发表了许多介绍、阐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和著作，成为向广大劳苦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号召劳动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话语“武器”。

三、用生活化的“哲学方法论”洗礼“广大农民”
在以通俗化的群众语言有效回答了革命目标、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等基本问题后，如何科学回答“怎样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革命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一环。在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开辟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以符合中国大众的形式展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将“怎样革命”这一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中，是革命取胜的关键。而将“怎样革命”这一问题用中国形式、中国气派、中国话语向中国的“劳苦大众”阐释清楚，同时让他们听得懂、能接受并最终认可进而达到发动大众，实现向人民革命、人民战争转换的目的，是革命胜利的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广大农民，从普通战士到指挥员，甚至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大多出身农家，知识水平相对不高，对抽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方法论认识上有不少困难，亟待以“生活化”的群众语言予以教育和洗礼。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主革命发端于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为奋斗目标，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及北伐战争。然而，早期的党组织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认识不够深刻，尤其是对革命的残酷性认识不足，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争取和掌握，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革命事业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在急需吸取革命失败教训、调整革命斗争方式的紧要当口，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及时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p.47)这一著名论断。高度凝练而苍劲有力的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失败的症结所在，成功推动了中国革命向武装斗争的转型。之后，这一重要论断得到不断传承和提炼，发展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革命口号。无论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对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留下了深刻印象。

革命的起步阶段总是充满各种困难险阻，既有外部客观条件带来的困难，也有内部滋生的畏难情绪，甚至有时是内外各种困难交织在一起，会对革命造成巨大威胁。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面对敌人步步紧逼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有人就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集中反映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出现的悲观主义倾向。针对这样的局面，就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通过群众的语言方式将革命信仰和大无畏精神层层传导到革命队伍中去，起到稳定人心军心、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作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有理有据的回答，如和风细雨般润物无声，巩固了红军队伍的革命决心，对于鼓舞中国革命走出困苦和低潮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7](p.322)从而形成了“人民战争”这一重要的群众语言表述，极大调动了革命主体的积极性，翻身做主、分到田地的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就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不断发展并产生巨大作用的有力佐证。

在关于“怎样革命”的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中，经验与教训的对照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照搬照抄苏联的“城市暴动”是教条主义路线，不仅不会指引革命胜利，反而很有可能葬送中国革命事业。农村背景出身的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农民”这一当时最大的革命主体和话语主体，围绕“农民”和“农村”展开了“中国式”群众语言的构建和革命实践活动。最终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经验，是对“怎样革命”的充分回应和科学解答。与之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用群众语言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这一重大问题，群众语言的内容也实现了从“枪杆子里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人民战争”特别是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发展和完善。

究其根本，对“怎样革命”实践道路的成功探索，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方面，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进行了由哲学原理的抽象表达向群众语言表述的卓有成效的转化。通常意义上，思想方法问题归属哲学领域。博大精深而又高度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首次传入东方文明根深蒂固的中国，加之翻译环节的隔膜，中国的“人们”很难立即使用这一思想武器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需要与中国国情、文化、大众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华丽转身”。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要义的基础上，毛泽东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形式，对来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理进行中国式的“改造”，以适合中国民众的表达形式和语言习惯予以阐释。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论述，[8](p.147)说明了实践对人类的重要意义。而毛泽东则用“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来强调实践环节的重要性，甚至把调查问题和解决问题比作“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将深奥的哲学原理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将陌生抽象的哲学大道理转化为民众耳熟能详的“大白话”的做法，基本达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目标，以转化构建群众语言的方式，实现了中国“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一思想武器的目标。

四、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早期探索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语言的早期探索紧紧围绕“革命”的时代主题和“劳苦大众”的话语主体，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不断结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进行中国化，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语言展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p.532)易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并为他们所接受。这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善用”群众语言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旨在解决“救亡”这一政治问题，其首要的、根本的、直接的方式即为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唤醒民众、“启蒙”民众、解决广大民众的政治价值观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来看，就是要坚定地站在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观察、分析、处理问题，为最广大的民众争取自由、民主、平等和尊严；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来看，就是要坚定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持之以恒地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273)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让人民大众摆脱奴役压迫，实现人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传播者，就是要坚守人类解放这一根本价值追求。从社会政治意义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探索的群众语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人的解放”提供保障。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的价值立场和最高命题为准则，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首先探索群众语言，发动群众赢得革命、掌握政权。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念，用“精神之钙”“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忘初心”“天上不会掉馅饼”“撸起袖子加油干”“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十个指头弹钢琴”等群众语言来承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强烈的历史担当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二是契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注重强调其与本土文化的一致性，努力发掘与本土文化间的相通之处，并通过这些相通之处去解读和宣传外来文化。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实现“民族化”“中国化”“本土化”的转向。正如艾思奇所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10](p.491)革命时期，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外来学说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超越了“中”“西”“体”“用”之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步结合，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在马克思主义运用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掉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pp.533-534)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概念范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如对“实事求是”这一传统命题的改造就体现了由“严谨的治学态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本土化表达。因此，用中国“劳苦大众”的语言表达方式来研究、阐释、宣传、展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从而在中国文化传统语境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活力，就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等论述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的重要内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特质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语言提供了文化基础。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思想”“大同思想”“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等思想作出新的话语阐释，并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新契机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赋予这些“传统思想”以时代内涵、新的时代特征和创新表述。

三是满足实际需求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具有人民性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人民群众，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毛泽东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p.1515)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构建群众语言时，就意识到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话语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紧紧抓住“农民”这一中国人民的最大多数，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通过“民众的大联合”实现“劳苦大众”的解放。正是坚持了人民群众自己的语言原则和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话语体系才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使用，从而达到了启蒙大众、发动大众、洗礼大众的目的。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善用群众语言的首要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语言的探索发展中，坚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将民众“获得感”作为当前工作的重要目标，实现了群众语言的“人民性”指向。

四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时代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其保持自身强大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同样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语言也需要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期盼，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就被赋予了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时代化的发端。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手段，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近代中国，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和热门话题，我们党关于群众语言的早期探索，始终没有离开“革命”这一时代话题。

面向广大群众，围绕时代主题、服务时代需要、发出时代声音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的题中要义。“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1](p.10)因此，“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必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语言的主体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谢觉哉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7]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艾思奇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Mass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Value

(Wu Rong-she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inly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is good at propagating Marxism in everyday language familiar to the masses,while at the same time giving the daily language of the masses the true meaning of Marxism.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dvanc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Mao Zedong firmly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revolution",carried a profound Marxist theory with a mass language full of people's feelings and national style,and insisted on the expression of "popular words",The popularized "text" and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of daily life,in order to awaken the masses,mobilize the masses,armed the masses,and achieve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mission and discourse function of the times,this is a new era for our party to make good use of the"mass language"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1-0083-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转化性建构研究”[16CKS010]和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习近平话语体系研究”[20CKSJ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吴荣生，山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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