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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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经验与启示
董 晶

[摘要]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党围绕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理论和举措，充分认识到了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做好民族工作的特殊意义，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领导，大胆使用、充分信任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进行系统全面的培养等，对最终夺取革命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借鉴革命时期的理论和经验，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武装；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增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抓好少数民族干部梯队建设；对少数民族干部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帮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把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作为民族工作一项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党围绕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理论和举措，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对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汇聚革命力量，最终夺取革命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党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新时代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一、主要理论与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先进分子，团结带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解放道路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丰富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论主张，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1921—1923年）
从五四运动爆发到党的创建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注意引导少数民族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早在五四运动中，回族青年马俊、郭隆真、刘清扬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就是周恩来、邓颖超所领导的觉悟社的骨干，他们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最终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和理论。在党的创建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步青年被吸收进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人物有水族青年邓恩铭。1920年，他在山东与王尽美一同发起组织进步文化团体，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5月，他发起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土家族女青年向警予也是优秀代表，她与蔡和森、蔡畅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上海入党，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杰出组织者、领导者和妇女问题的著名理论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注重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邓中夏曾到北京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青年学生。1923年夏，党组织发展了第一个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荣耀先的影响下，李裕智、云泽（乌兰夫）、吉雅泰等40多名优秀蒙古族青年入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了民族干部政策，培养了最早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二）大革命时期（1924—1927年）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风暴。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岭南，黎族青年黄振士在广州入党后回到家乡海南开展活动，并于1927年6月任中共陵水县县委书记，组织了以黎族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武装队伍。此后，海南全岛农会组织迅速发展，到1926年底已拥有各族会员10万余人。在广西东兰，壮族党员韦拔群开办了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右江地区培养了600余名农民运动骨干，广西工运、农运蓬勃发展，农会会员1927年达20余万人，工人运动在南宁、龙州、东兰、防城等地迅速发展。湖南、福建、台湾等地少数民族也投入到大革命运动中。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解放苗族决议案》，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加入农会，福建畲族学生蓝飞鹤、蓝维仁等加入集美学校的进步组织协进社，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日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1927年底，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制定的《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指出：“云南党部应该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少数民族在农运中是一支有力的军队。”[1](p.39)这一时期，在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关心重视下，蒙藏学校的革命活动进一步发展。1924年春，该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多松年、李裕智、云泽（乌兰夫）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成立了中共蒙藏学校支部，这是党在少数民族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到1925年底，蒙藏学校的120名学生中有90多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此外，党组织还选派一批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蒙藏学校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和基地，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党的优秀民族干部成为日后领导蒙古族革命的骨干。大革命时期，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得到初步实践，也为日后的根据地建设储备了一批坚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干部。

（三）土地革命战争前期（1927—1934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其中就包括马俊（回族）、向警予（土家族）、多松年（蒙古族）等在内的许多优秀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正确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斗争。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上来，党的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培养工作，也在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广泛开展起来。192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致内蒙特支指示信——关于加紧领导内蒙的民族运动及整顿特支》指出：“特支干事会四人名单批准，并同意在登记完后增加一蒙族同志。”[2](p.91)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的指示信》指出：“省委必须成立民族运动委员会，调少数民族中一两得力同志参加工作。”[2](p.110)此后，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了大量少数民族群众。例如，福建上杭、福安、连江、霞浦等畲族聚居区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培养各级畲族干部多达千人。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干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党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并且同少数民族接触还不够广泛、深入，民族干部政策在实践上缺乏必要条件，党的民族干部理论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四）红军长征时期（1934—1936年）
在2年时间里，红军长征经过了12个省的14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在民族地区度过的，做好民族工作对长征胜利意义重大。这一时期，党对民族工作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民族工作的制度和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党的民族干部政策也初步形成。长征伊始，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之语言障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红军存在很多误解，对此，党中央很快就认识到了在少数民族群众中间发展党员干部的重要性。在毛尔盖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对少数民族优秀人员“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就他们自己的干部”[3](p.26)的主要方针。在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又提出：“现在各部队及地方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尽量地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就强有力的回民的领导干部。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必要时可组织短期培训班。”[4](p.127)这一时期，党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在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工作中，注意吸收少数民族中的优秀进步分子加以培养和锻炼；二是通过开办少数民族干部学校和培训班，对少数民族优秀进步分子进行系统性教育。例如，在四川甘孜，红军创办了藏族干部学校，培养出大量藏族干部，为红军顺利开展藏区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甘宁回族区，党和红军将少数民族干部集中到有关部门，并组织培养；此外，红军还按民族成分将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战士分成不同连队，有彝族“倮倮连”、回族连等。通过以上措施，我们党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比较著名的有壮族的谢扶民、侗族的龙贤昭、藏族的天宝、苗族的徐忠义、彝族的王占清、回族的马和福，等等。这些干部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
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全民族总动员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坚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得到了丰富发展。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多找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给以教育，使之成为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培养与团结少数民族的干部”，“在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方政府中，应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2](pp.605-606)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都提出了“培植抗战建国人才”的问题，“为此目的，必须普遍实施国民抗日教育，并设立各级完全免费的学校；全国各重要学校应广招蒙民回民青年完全免费入学”等。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正规化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延安专门办了少数民族班，参加民族班学习的有藏、彝、苗等少数民族青年。1939年，中央党校专门为回族办了回族干部培训班，陕北公学成立了蒙古青年队，培养蒙古族干部。1940年8月7日，陕北公学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陕北公学民族部，第一期招收蒙古、回、藏、彝、苗、满等6个民族的学员185人。1941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学院，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招收蒙古、回、彝、苗、满、东乡、汉等民族，有学员300多人。[5]1941年，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为党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培养，关向应（满族）、粟裕（侗族）、韦国清（壮族）、廖汉生（土家族）、云泽（乌兰夫）（蒙古族）、杨靖宇（回族）等众多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在抗战期间成长起来。

（六）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干部是开展民族地区革命运动、争取民族解放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制定和发展了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措施。在对蒙古族干部的培养使用上，1945年10月发布的《中国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各盟旗自治政府，目前可进行以下工作……提拔与培养当地蒙古族干部”；[2](p.65)1946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应该大胆地提拔蒙古干部到各方面工作中，并注意培养提高”；[2](p.1009)同年3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在党的方面，各中央局、分局、区委应有同志一人（最好是内蒙同志）负责领导民族工作。”[2](p.1034)又如，在对回族干部的培养使用上，1946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要求“回民干部：一般的下级质量低，而且缺，应下决心、有计划地培养和提拔。尽可能在工作岗位上，加强锻炼和教育，特别是政策教育”。[2](p.1056)1949年7月，中共渤海党委提出：“应注意尽可能的在有回民的区乡政权中配备回民干部。”[2](p.1251)这一时期，党还特别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军事干部。如1945年11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目前对内蒙古政策的几个要点》中强调：“目前对于改造旧军队和训练军事干部，是各盟旗军事工作中的重要任务。”[2](p.981)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起来，其中就有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安东军区政委江华（瑶族）、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杨静仁（回族）等。到全国解放时，少数民族干部总数已达到1万多人。

二、主要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论和实践经受了一次次考验，党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充分认识到了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做好民族工作的特殊意义。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和服务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汉族干部所无法取代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少数民族干部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同本民族群众有着天然联系和感情，少数民族群众往往也把本民族干部看作本民族的代表，愿意主动同他们沟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干部对本民族的发展有着更加强烈的愿望，在工作中具有较强的积极性。许多事情让他们去办，少数民族群众更容易接受；关键时刻他们出面，效果会更好。

第二，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领导。历史经验表明，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的领导，是我国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障，也是民族干部茁壮成长的必要条件。如前所述，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优秀分子才能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克服重重困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牺牲。

第三，大胆使用、充分信任少数民族干部。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那些政治立场坚定、工作能力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放手大胆使用、委以重任，比如韦国清、乌兰夫等。

第四，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进行系统全面的培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对少数民族干部以多种形式进行培养。不仅注重在革命政权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专门建立了各类学校用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单对少数民族干部进行政治培养，还进行军事、文化、生产等多方面的培养。

三、对新时代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民族工作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习近平指出：“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①参见《习近平同志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纪事》，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3/c_1117222089.htm。创新推进民族工作，亟需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当前，我国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中还存在着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培养体制机制滞后，干部队伍部分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结合前文所述，笔者认为主要要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武装。无论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要以国家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民族为念。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突出政治过硬、对党忠诚，树牢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切实增强“五个认同”。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既要坚持中央关于“好干部”的标准，还要符合民族地区“好干部”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要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要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要特别真挚，尽可能满足各族群众合理或特殊的要求。

二是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当前，少数民族干部结构还不尽合理，特别是专业技能干部缺口较大。一方面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提拔任用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让他们当主官、挑大梁；另一方面，要给他们创造到发达地区、中央和国家机关交流任职的机会，帮助其锻炼成长。

三是增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社会快速发展、新兴元素不断涌现，无论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民族工作，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对包括少数民族干部在内的各级干部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少数民族干部既要锤炼好政治本领，还要适应新情况、学习提高新的业务技能。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要顺应时代要求和国家发展方向，紧紧抓住“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不断创新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理念、内容、形式和方法，使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是抓好少数民族干部梯队建设。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要有长远规划，形成结构合理的梯队。要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同党的组织建设紧密结合，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党员，为党和国家储备好政治素质高的干部人才后备力量，形成“一茬接一茬”、结构合理的少数民族干部梯队。

五是对少数民族干部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帮助。少数民族干部大都在民族地区工作，条件差、任务重，付出了很多辛苦和汗水。要特别关心长期在民族地区、基层一线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工作条件，解决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总之，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各级党组织持之以恒地重视和支持，也需要社会各方充分理解和配合，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回顾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宝贵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打造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盖世金、王立平.军队民族宗教工作研究[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0.

[4]李德明.红军西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5]刘吉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实践[J].贵州民族研究，1997.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ultivating Minority Cadres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Dong j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t all stage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the part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effective theories and measures around the training of minority cadres,fully recognized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training and appointing minority cadres for the good work of the nation,and always adhered to and strengthened the party The bold use of and trust in the leadership of ethnic minority cadres,and the importance of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ethnic minority cadres,have played a huge role in ultimately winning the revolution.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is even more necessary to draw on the the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rmed forces of ethnic minority cadres;vigorously train and select ethnic minority cadres;enhance the targeting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of ethnic minority cadres;Cadre echelon construction;give more care and help to minority cadres.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1-0078-05

作者：董晶，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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