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福利社会的一个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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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福利社会的一个建设方案
——基于资本逻辑的辩证考察*
沈 斐

[摘要]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是辩证逻辑，不仅包括资本自我肯定、自我扩张的一面，还包括资本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一面。从“肯定”方面看，扩张是资本逻辑发展中的肯定环节，不停顿积累的内在要求是资本扩张的根本动力，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似乎已经登峰造极，历史似乎就此终结。但从“否定”方面看，走向终结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从福利国家到世界福利社会的诉求，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我扬弃、一步步朝自身的对立面转化。可以预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福利社会提供了一个建设方案，构成了资本否定逻辑中的一个发展环节，是人类通过世界福利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条道路。

[关键词]资本逻辑；否定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福利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

尽管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相矛盾，注意到了资本好比“戴着镣铐起舞”，但人们一般理解的资本逻辑仅是资本扩张（肯定）的逻辑，资本扩张则被暗喻为“永恒的神话”。而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逻辑其实是辩证的逻辑，不仅包括资本自我肯定、自我扩张的一面，还包括资本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一面。资本无非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所谓的资本逻辑既体现在资本家的意志中也体现在劳动者的意志中，因此，在现实历史中，资本的自我扩张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的自我否定表现为劳动阶级的反抗。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资本的否定逻辑，因而难以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反抗没有被纳入资本逻辑的范围。

一旦以马克思的视野考察资本主义就会发现：资本的肯定逻辑与否定逻辑在历史螺旋上升的序列中交替出席。沿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轨迹，资本逻辑的发展几经循环：古典自由主义是它的第一次自我肯定，西方福利社会是它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第一次自我否定；新自由主义是对西方福利社会的一次反动和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再度肯定，它突破了之前民族国家的发展边界，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布局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因而是资本肯定逻辑的一次巩固和跃升；而21世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和为当前世界秩序所提供的另一选择方案，构成了资本否定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又一个发展环节。

从“肯定”方面看，资本主义似乎已经登峰造极，历史似乎就此终结。但从“否定”方面看，走向终结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正如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古典自由主义必然被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取代一样，民族国家内部的福利社会也必然被世界范围内的新福利社会所取代。同样，正如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古典自由主义在物理空间上的拓展一样，世界福利社会也决不仅是西方福利社会的扩展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建的世界新秩序和新社会，不是以欧洲或美国的福利社会为范本，而是以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为范本；作为资本否定逻辑中的一个发展环节，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方位：它的前方是共产主义，在社会形态演进的意义上是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状态，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上是建设世界福利社会的一个实践方案。

一、扩张的逻辑：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扩张是资本逻辑发展中的肯定环节，不停顿积累的内在要求是资本扩张的根本动力。在积累过程中，生产剩余价值要求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实现剩余价值要求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的需求和购买力，此二者推动资本不断扩张。回顾资本扩张史，资本主义总是与它的理论携手同行：资本主义的萌发催生出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又为资本主义插上腾飞的翅膀，成为为资本摇旗呐喊的“啦啦队”。与此相反，马克思把古典自由主义置于他的历史视野之中，为其澄清界限、划定范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展开了对福利社会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横扫一切领域的自由主义市场扩张必然会激起以阶级对抗为标志的社会反向运动，形成资本逻辑的否定环节，于是福利社会应运而生；而福利社会也有自身界限，必然会遭遇自由主义的再度反扑，从而再次展开资本的扩张逻辑。

（一）古典自由主义：资本的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古典自由主义将殖民扩张作为资本积累的方便法门。按照罗莎·卢森堡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必须以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及不变资本物质要素的取得两方面来看，国际贸易，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条件”。[1](pp.290-291)16至18世纪是世界资本积累的重商主义阶段。欧洲像一个巨大的吸金器，通过跨国贸易吸纳来自全球各地的财富，这一时期，重商主义经济学反复论证：“国家应是以对外贸易的收益为积累财富的准则。”[2](p.69)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以坚船利炮开道，相继利用殖民地生产和国际商业活动占据世界经济的主导。

17至18世纪，欧洲掀起反封建反专制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先后爆发。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让“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众人”的自由主义理念成为全社会的信条，让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就能促进社会利益有效增长的美好理想成为全社会的信念。这一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推广到国际贸易领域，斯密认为，正如国内分工和自由交换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使交换双方受益一样，国际地域分工和自由贸易也能促进各国的生产力发展。这之后，大卫·李嘉图用比较优势理论把斯密的国际分工理念发展为国际自由贸易学说。从此，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论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论，就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两大基石。

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在欧美主要国家展开。到1870年前后，英、法、美、德等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让“生产、生产、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的狂热口号。与之相应，让·巴蒂斯特·萨伊进一步推进自由主义思想，“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理论认为，只要对生产不加干涉，就不会发生普遍生产过剩；一个企业的成功可以帮助其他企业成功，工农业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3](p.142)凭借机器大工业和生产的国际分工，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显出雏形。

到19世纪中叶，大资本的集中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使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十分尖锐，于是力图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调和劳资阶级矛盾的新学说开始产生。法国乐观主义自由学派代表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斯密理论基础上提出“经济和谐”论，试图以“服务交换服务”作为社会最高准则，构建起一个“交换社会”。巴斯夏认为：“只要交换仍保持自由和不受拘束，现时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美丽的组织……每个人都可以随时依自己的方便加入或退出这种组织，他凭借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4](p.206)与此同时，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发展了李嘉图的国际贸易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贸易的利益不仅在于为国内的剩余产品寻找出路，而且在于两类更大的利益——一是直接利益，即运用世界生产能力获得本国不能生产的商品；二是间接利益，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利益，如扩大市场、发展分工、改进技术、激发未开化民族的消费需求、引发一国产业革命等，也包括知识、道德等方面的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如扩大交往、取长补短、防止战争等。

由此，古典自由主义把资本扩张的逻辑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方面推上了道义制高点，辅以强大的军事后盾，资本主义“自由贸易”顺风顺水，绘出19世纪“百年和平”的辉煌画卷。随着世界市场瓜分殆尽和相应国际法则的确立，一个以资本扩张为目的、以殖民主义为手段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立下来，世界市场、资本输出、国际性垄断组织等构成了它的发展要素。

但是，这幅画面隐去了许多“不和谐”要素，诸如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对殖民地国家的野蛮掠夺，以及发达国家为把自由贸易秩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而发动的形形色色战争（鸦片战争只是其中一种表现），等等。这导致资本主义不仅在民族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不断遭遇各种反抗。反抗的成果，在发达国家表现为福利社会，在发展中国家则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而新自由主义是对这些成果的反拨。在这一意义上，古典自由主义只体现了资本扩张的逻辑，而掩盖了它自我否定的逻辑。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的全球不均衡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巩固
如果以1825年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过剩性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人类处于短缺状态，剩余价值生产不足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那么，在此之后，“过剩”就成为常态，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成为笼罩在资本主义头上挥之不去的噩梦。20世纪初，为走出过剩的困境，资本主义加紧了全球扩张的步伐，西方各国要求重新划分世界市场，且不惜动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按照列宁对世界历史的判断，资本主义经历了崛起时代、完全统治时代之后，进入了一个动荡时代，即由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推动的帝国主义时代。[5](p.92)战争和战后重建让自由主义一度偃旗息鼓，而战后高涨的工人运动和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做出让步。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生严重的“滞胀”危机，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保守右翼才再度抬头，以新自由主义的面目重登舞台。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为压低工资、打击工会、削减社会福利和重建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提供辩护。在理论上，它没有超越古典自由主义，只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术语重新包装了以下信条：第一，竞争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通过自由交换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合理价格，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第二，自由市场将自动达致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第三，工资率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利润率与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因而每一个社会阶层所得是由它自己投入的要素所创造。与之相应，在经济主张上，无论是“里根—撒切尔自由市场信条”，还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都将自由市场的原则贯彻到底：第一，坚信市场自发性，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由政府过度干预所致。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的干预都直接限制了个人自由的范围”（弗里德曼语）；第二，政府唯一应提供的产品是国防，而不是社会福利、就业机会等；第三，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关于污染方面的产权，再建立一个自由的产权交易市场。[6](pp.434-479)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是引领资本主义克服“滞胀”危机的功臣，而日本、亚洲四小龙、西德等国的经济成功更为它增添了光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进入鼎盛时期。克林顿政府的“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三位一体经济政策，主导了整个世界经济，美国进入“十年繁荣”。同时，苏东剧变——从波兰统一工人党结束45年执政到柏林墙倒塌，再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纷纷改旗易帜，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似乎反证了新自由主义的无往不胜。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进一步推动全球扩张，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把新自由主义化的程度作为衡量商业环境良好与否的尺度，大大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这一时期，金融市场也历经了创新浪潮，开启了全球金融化，为资本精英利用金融资本攫取全球财富和重建阶级力量提供了重要手段。

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必须借助全球化不均衡的地理发展机制。如果说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资本的积累仰赖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滋养，那么到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就成为资本积累的充分必要条件。根据发展的地域差异和贫富差距，新自由主义铺就全球生产链——高附加值的部分留给发达地区，低附加值的部分转移给不发达地区；清洁、安全的生产留给发达地区，环境污染、血汗工厂等转移给不发达地区。这种生产方式，用“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用“弹性积累”取代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颠覆了分国界的劳动和环境监管，摧毁了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制度框架，带来全球劳动分工、生产关系、福利供给、生活方式等的全方位巨变。

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又回过头加重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尽管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拒绝政府干预，但事实上离不开政府的暗中支持。从政府推行货币主义政策为金融机构松绑，到国有部门私有化将更大弹性引入劳动力市场，从政府一开始的幕后“输血”到经济危机时的公开“救市”，垄断企业得以“大而不倒”，资产阶级得以加强力量，而劳动阶级则被不断削弱。政府“不干预”的只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已。在国际市场上，通过金融化、大数据、先进交通运输、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新自由主义重构资本积累的时空，“用时间消灭空间”，让“嫌贫爱富”的资本在全球生产链中迅捷流动，按己所需制造出一个个梯度差异的新市场空间。在社会生产方面，新自由主义政府或财团通过出资操控媒体、培养技术官僚、资助智囊团等手段，成功插手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建构起一整套话语体系，让新自由主义教条深入人心。

总之，新自由主义以意识形态开辟道路，以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全球网络体系以及“时空压缩”的生产方式作为资本积累的新手段，以债务质役等非直接控制取代原先简单粗暴的殖民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步入一个全面巩固但不均衡加剧的全球扩张时代。

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主要基于国内秩序的构建，它导致的反向社会运动形成了福利国家，那么，新自由主义则着力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从资本否定逻辑的角度看，它有可能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反向社会运动，这将为世界福利社会的构建提供客观条件。为此，有必要考察资本否定逻辑的历史表现，以便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兴起准备理论武器。

二、否定的逻辑：从福利国家到世界福利社会
战后西方福利社会是资本逻辑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否定环节。资本逻辑以利润为轴心展开，但福利社会恰恰要求资本以牺牲自己的部分利润为代价、以“破坏性自我再生产”的行为，来换取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考察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周转和两大部类的社会生产，揭示出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利润与工资的“跷跷板”效应。马克思发现：“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7](p.457)这一发现后来成为凯恩斯经济学暗中依据的原理——为了克服过剩性危机，为了将商品卖出去，资本家必须抬高工人工资，让工人的工资能够买得起商品，让工人阶级的需求成为社会有效需求。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看，福利国家正是资本主义为了解决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以及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抗争压力下不得不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的产物。

无论是民族国家内部一度已经形成、后来又遭破坏的西方福利社会，还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正在建构中的世界福利社会，都体现了资本自我否定的内在逻辑。而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作为这种逻辑的外在表现，既是现存世界秩序的否定力量，也构成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有机组成。因而对资本否定逻辑的考察，笔者主要以从福利国家到世界福利社会的历史趋势为线索展开。

（一）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的自我否定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公布的长达300年的历史数据显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收益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r＞g），除了一个阶段例外——那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期的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恰恰是美国和欧洲建设“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的时期。但“福利”不是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而是资本主义迫于严峻的内在危机和外部压力，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不得不做出的自我改良。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步步紧逼，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内和国外的资本扩张。一战刺激了资本扩张，但这种扩张是极端不平衡的。在美国，资本扩张的强烈程度足以使20世纪20年代被冠以“繁荣的十年”，但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是以外贸乏力、自由贸易秩序破坏为主要表现的总体经济疲软。而“繁荣的十年”也仅是对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而言。根据道格拉斯·多德的比较研究，1923年至1929年期间，美国公司利润上升了62%，但制造业工资仅上升了8%，农业工资基本未变，采矿业工资则下降了14%；1929年，经估算家庭年收入2000美元能够应付基本开支，但有4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71%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8](p.164)这意味着面对资本的无度扩张，占全社会三分之二的大多数人口严重缺乏现金购买力。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一场世界性大萧条应声而至。到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美国的银行和信用体系已完全瘫痪，全国超过四分之一人口失业，将近3000万的美国人依靠政府救助的一点点面包和免费汤勉强度日。与此同时，美国的劳工运动继19世纪末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AFL）的保守主义倾向后开始重新激进化。受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的影响，美国左翼政治力量先后组织了1930年全美100万失业工人游行、1931年芝加哥失业工人游行、1934年的三场罢工及1935年的纽约五一大游行。愤怒的工人举起列宁和斯大林画像走上街头。严峻形势倒逼美国推出罗斯福“新政”。①这一时期更有各种“极端运动”烽烟四起。例如，底特律的神父查尔斯·考福林（Charles Coughlin）组织起法西斯社团“银杉党”（Silver Shirts），指责国际银行，呼吁通胀政策；厄普斯顿·辛克莱发起“加利福尼亚贫困终结”（EPIC）运动；许多大城市出现了社会主义团体、共产主义团体；最令资产阶级胆寒的是，路易斯安那州一位代表流离失所者阶层的发言人休伊·朗（Hughes P.Long），发起了“共享财富”（Share the Wealth）运动，据美国官方媒体报道，如果他不是于1935年9月遭暗杀，很可能会在1936年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连任。[8](p.172)

新政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高额累进税，二是工业、农业与金融业的全方位政府管制，三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其中被自由主义视为最“离经叛道”的，是以工代赈，即政府大量投资基础设施用以解决工人就业。罗斯福还颁发了《社会安全福利法》《全国劳动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用以提高工人福利，保障工会权利，缓和劳资矛盾。商人们哀悼“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更是怒不可遏，叫嚣道：“罗斯福的新政充满了共产主义俄国的臭味。”[9](p.110)

但新政很快奏效，将深陷危机的美国拖出泥潭，并带来持续繁荣的“美国世纪”。②“美国世纪”指1947—1972年间，“这一时期，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经济政策可以独立地制定……企业能逐年提高工资和福利，以生产能力的增加来买单，并以较高的产品价格来抵消成本的增加；行业维持稳定，几乎不用担心新的寡头垄断竞争者或是外国供应商会夺走客户……任何外国的竞争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都无法以严重的形式产生干扰。美国商品的出口高于进口，贸易盈余和商品、服务的净出口一直保持到70年代”。[10](pp.111-112)罗斯福新政后，凯恩斯经济学传播开来，为新政提供了理论根据。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而主张国家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促进增长，维持繁荣。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和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迎来“战后黄金年代”。美欧等国的福利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

福利社会的“福利”主要惠及劳动阶级，包括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及政府为贫困人口所提供的福利制度。继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哈里·杜鲁门总统推行“公平政策”（Fair Deal），林登·约翰逊总统推行“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大社会计划”的中心使命是“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例如，为贫困人口提供租金补贴、培训机会，为低收入家庭儿童的中小学教育提供联邦补助；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健康保险计划《医疗照顾》（Medicare），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补助计划《医疗辅助》（Medicaid）等。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基本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显著缩小，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同一时期，欧洲国家的福利转移支付与家庭津贴在GDP中所占的比率高达12%，政府在卫生、教育及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占国家GDP增长率的一半左右。[11]所有这些，都验证了《资本论》第二卷关于提高劳动者有效需求能够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创造条件的理论，它使资本主义制度避免了崩溃的命运。

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的文明面”的阐发主要是从生产力角度，那么二战后，“资本的文明面”集中体现在对生产关系的自觉调整上。战后“三方协议”让资本主义进入史上最为“文明”的时期。所谓“三方协议”，是指政府保障工人社会福利，保障工会合法化的集体谈判和工资议价，同时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向工会承诺与工人分享由投资和生产率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工会则向企业承诺对工资增长加以自我约束。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原先激烈对抗的劳资矛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化解，形成了以政府、企业、工会三方的制衡合作关系。因而，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被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福利社会，本质上是经民主社会主义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表现，可视为资本主义在一国范围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正如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是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的表现，因而难以抵御新自由主义的进攻。

（二）“世界福利社会”何以可能
按照“嵌入式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左翼的想法，福利社会是为了给予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按照这种设想，只要坚持全球化，假以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繁荣就能惠及各国，把福利政策从一国扩展到全球、让世界人民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就不是梦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2006年出版的《让全球化造福全球》一书中，就认真讨论过“全球化造福世界人民是否可能”的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一定是造成环境破坏、贫富差距加大、多元文化削弱的罪魁祸首，不一定要牺牲普通大众的幸福来维护特殊团体的利益”，“只要适当地加以管理，全球化是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获得巨大利益的”。[12](p.6)美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甚至提出全球福利社会的大胆设想：“让全世界都能享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人享受的那些权利。”[13](p.89)然而这些学者都没有想过，这样的美好愿望与资本自我扩张的要求是相悖的，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建立起世界性的福利社会，必然会在资本扩张的逻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如果把福利国家看作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的自我否定，那么，世界福利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我否定。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不仅包含自我肯定的方面，而且包含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方面，前者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肯定与巩固，后者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否定与扬弃，而“否定”才是逻辑发展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14](p.205)的关键环节。辩证的否定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包含了肯定、并且朝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否定。根据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演进学说，资本逻辑发生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阶段。资本逻辑的否定方面，必将推动资本和资本主义朝自身的对立面转化，推动物化的独立个人摆脱物的束缚，走向人与人的联合。于是，经过资本的自我扬弃，人类跃升至第三大社会形态，即“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

资本的否定逻辑遵循的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当一国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一方面在本国内部构建福利社会而“自救”，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分工中落后国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优势，通过占有落后国家劳动者创造的超出劳动力价值部分的价值，获取国际剩余价值。但是，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研究，从大量投资进入一个落后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离场，这个过程平均需要25—30年；当全球各地都被资本主义“填满”时，所有地区的工资水平都很高，资本家的利润仍然会下降——资本家虽然会尝试降低工资，但他们面对的将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如果全球都找不到多余的廉价劳动力，资本家将无处获利。沃勒斯坦指出，资本家也会放弃生产领域，转向金融行业获利，但“金融化”历来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中的普遍做法，金融借贷机制并不创造新的价值或资本，只对现有资本进行再分配，因而最终无法挽回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13](pp.12-1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揭示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指出一旦平均利润率下降为零，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无以为继，资本将还原为货币、货币将还原为商品，资本主义将完成历史使命，扬弃自身，脱胎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资本逻辑的完成。建立于共产主义社会，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资本逻辑的完成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小范围、低程度的自我扬弃到最终、彻底的自我扬弃，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世界福利社会”是其中的一个过渡环节。现实的问题在于，体现资本自我否定逻辑的现实力量只能是全世界劳动人民，而为自由主义所各个击破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是否有能力担当起创建一个世界福利社会的历史使命？

罗斯福新政后，美国劳动关系法及其他社会保险法案的出台，使罗斯福政府和劳工运动组成了一个较为正式的政治联盟（所谓的New Deal Coalition）。罗斯福通过这些法案有意识地争取工会的政治支持，使工会逐渐变成民主党票仓中的一个利益集团。工会从此不再有政治独立性，而是成为民主党的选举机器。与之相应，1937至1947年的10年间，美国独立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之后基本失去存在感。而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后，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等对工会和工人运动实施铁腕镇压，更让工会组织遭到重创，世界劳工运动陷入低谷。面对新自由主义对原有福利社会的严重蚕食和破坏，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福利社会何以可能？

对此，唯一的出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即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福利社会的一个建设方案
关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不吝赞美之词。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福利社会，反而导致更大规模的资本垄断与剥削、持续恶化的环境危机和此起彼伏的社会危机。2013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5位历史社会学者联手著书讨论“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尽管学者们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了不同预测，但一致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僵局会把我们带到历史的节点，在这里，原先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幻想的制度很可能在新型政治经济体系中成为技术上可行的方案。这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这个星球生物圈所面临的威胁，并让人类更好地完成其他那些在本世纪后期需要面对的任务。”[13](p.198)遗憾的是，学者们忽视了一点：超越资本逻辑，揭开历史新的一页，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经过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才能实现。

（一）超越资本逻辑：站在历史的节点
战后福利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在自身体系之内的自我否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根据三方协议，政府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承诺与工人分享投资收益，但由于高工资挤压了企业利润，而社会的高福利又要求企业多缴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降低，根本没有积极性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私人资本家于是用两种方式对抗福利国家：一是“用脚投票”，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去；二是金融化发展，将投资转移到利润率更高的金融领域，试图维持利润率水平。前者导致美英等国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后者导致公司股份化发展，资产价格虚高。由此，20世纪7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纷纷爆发“滞胀”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危机——既经济停滞又通货膨胀，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束手无策——如果缩减银根控制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停滞加重，如果放松银根刺激经济，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这正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讲的剩余价值生产要求压低工资和《资本论》第二卷所讲的剩余价值实现需要提高工资的自相矛盾现象的现实体现。只要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矛盾就无法解决。凯恩斯主义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消除病根。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带领资本主义进入新一轮扩张。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国家改革后的困境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将新自由主义吹嘘的全球化繁荣一次次打回原形。回顾历史，人们发现，自新自由主义“掌权”以来，不仅英美等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低于“战后黄金年代”，大部分苏东国家也陷入了所谓的“转型萧条”，世界贫富分化急遽扩大，金融风险一触即发。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我们是99%”的旗帜，表明西方民众对二战后“普遍中产阶级”“资本家与工人利益一致”等观念幻相开始觉悟，开始反抗金融垄断资本的阶级统治。而后，此起彼伏的民粹主义运动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更暴露出错综复杂的劳资矛盾和资本集团之间的资资矛盾。

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资本主义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囊括了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口和生产资源；在过去的500年间，它通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保持系统的动态平衡；但在未来的30、40年中，这两个周期将达到极限而失效，因而资本主义已接近其结构性极限，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或已近尾声。①沃勒斯坦认为，1945年后，世界体系经历了自16世纪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以来的最大一次资本积累，也经历了最大一次地缘政治实力即美国霸权的扩张。这两个周期几乎同时到达了各自的自偿点。最大的上升之后就是最大的下滑。世界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远离其历史系统的平衡点，而恢复机制似乎失效且无法补偿，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结构性危机时期。[13](p.20)沃勒斯坦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目标在于，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摧毁各种形式的“福利国家”，逆转中下层人群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期中所获得的各种好处，并减缓美国实力在世界体系中的衰弱。沃勒斯坦预言，尽管新自由主义造就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其国际化和露骨的等级差异使处于核心地理位置的精英在经营中占据优势，并借此获取相对稳固的高额利润，但有组织的全球工人阶级的抵抗、民族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崛起（让参与全球剩余价值分配的人越来越多）等，将加剧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全球资本主义将在总体利润率的下降中终结。[13](pp.29-31)

环境问题与国家资本主义是学者们讨论的另一焦点。美国学者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资本主义的赢利能力和增长主要是靠成本的外化。企业很少完全支付它们享用的公共投资，比如医疗、工人教育或是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它们制造污染和垃圾却不承担这种损害带来的金融、人力或自然代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同时也一定会创造出各种副产品‘病症’（illth）”；资本主义能否继续赢利，“取决于企业是否能继续靠‘外化制度’让国家、非营利组织甚至是家庭和普通个人来承担成本”。[13](p.150)卡尔霍恩因而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在过去的450年间是一个例外的制度，但资本主义可能出现的变迁会使国家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主流。”[13](p.152)

美国学者迈克尔·曼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或将继续保有韧性，通过“技术解决方案”进入全球福利社会。他的“技术解决方案”大抵类似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其结果是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创新、全球化和深化消费市场而突破扩张的地理性限制，实现自我集约化的能力。曼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培养新的需求而不断创造出来，正如二战后资本主义早已学会如何说服普通家庭让他们认为需要两辆轿车、更大房子、更多电气设备一样，未来资本主义也将创造出新的消费和新的市场。因而，“以1945年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复苏为模本打造一个更平等更繁荣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或许是可能的。[13](p.180)

曼认为，如果全球资本主义还有未来，那么其前景可能有两种：一是“剥削更加严重，但又不受到挑战的资本主义”；一是“稳态低增长但‘枯燥无味’的资本主义”。在第一幅图景中，整个社会保持高水平结构性就业，形成“2/3—1/3”型社会结构，即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受过良好教育，有熟练技能，经常性就业，生活无忧；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被社会排除在外，成为失业的贫困人口，能领到足够的福利和救济而免于反抗，也可能受到镇压，但由于是少数群体，革命成功的几率很小。融入社会的人口不会同情另外的三分之一，因为前者会认为后者是没用的失败者、乞丐或骗取救济的人；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口可能世代相传成为底层阶层，从而强化与融入社会的三分之二人口之间的鸿沟。融入社会的人口会投票要求维持这一鸿沟，而被社会排除的大多数人不会参加投票，最终的结果是工人阶级消亡。曼认为，这种阶级结构的不对称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这一次将是资产阶级组织良好而工人阶级混乱分裂，受压迫群体无法产生反对制度的组织力量。这就是“剥削更加严重，但又不受到挑战的资本主义”。在第二幅图景中，随着资本市场填满这个星球和利润率及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稳定在长期保持低增长的状态，就像18、19世纪的英国（英国的成功经验在于，将平均年增长率长期维持在略高于1%的水平上）。低增长率的全球资本主义，会削弱金融投机的风险，降低大衰退的几率，使世界经济处于稳态，并把更多平等传播到世界各地，但仍会有10%—15%的人口成为失业或偶然就业的下层阶层。这种“稳态低增长但枯燥无味的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13](pp.91-93)

曼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无论哪一幅图景都令人沮丧，表明倒退和停滞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概率前景。此外，曼还警醒人们必须考虑到三种不可估量的情况：气候变化、瘟疫和核战争。曼指出，在全球转变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取决于新的政治结构何时出现并以何种形式出现。

可喜的是，新的政治结构及其运动正在出现。1968年五月风暴后，各种学生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纷纷出场。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以“占领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更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但这些运动的共同缺陷是自发性和妥协性，幻想在没有根本推翻资本统治的情况下改变自身处境。相形之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形式则具清醒的历史自觉性。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担当何种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在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的全球性问题的实践中提出的。这些全球问题既包括曼提出的气候变化、疾病流行、核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也包括诸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战乱恐袭、跨国犯罪，以及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共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设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5](pp.209-210)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担当。肩负起这一使命，要求超越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下结成的共同体只能是“冒充的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14](p.571)如曼所预见的未来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一幅图景——“剥削更加严重，但又不受到挑战”的社会；或者是“虚幻的共同体”，“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14](p.571)如曼的第二幅图景——“稳态低增长但枯燥无味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共同体“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4](p.571)在资本逻辑下，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看作独立个体，把强调本国利益视为当然，把其他民族视为竞争对手。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抢夺世界市场不惜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当今时代，美国为保持霸权地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美国优先”，理直气壮地转嫁危机、打压他国。即便是国际社会用于保障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的法规条约，也仅是大国博弈之后让渡出部分权利而达致的一种暂时妥协。在资本逻辑下，人类几乎不可能在全球性问题面前形成共同应对的意识，即便形成也十分脆弱，极易破坏。

从理论上说，超越资本逻辑，使人类扬弃物化的独立性、按自由个性结成“真正的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命运共同体”还不是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命运共同”意识的形成主要来自外部压力，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人类推到了新的历史节点上。“真正的共同体”意味着资本逻辑的完成，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之后在旧社会的胎胞中诞生出一个新的自由人联合体、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但正如有学者注意到，《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只是它的逻辑界限，逻辑界限与资本主义消亡的历史界限并不是一回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曲线纠缠在一起所形成的复杂曲面上的一条曲线，只有辩证地考察资本逻辑，才能把握这个曲面。[16]因而，在现实中超越资本逻辑，要求我们具有清醒的历史方向和强大的战略定力，既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又加强全球普遍合作，联合第三世界，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携手世界各方共同打造全球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形式。与资本逻辑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以增加“交换价值”、提高沿线国家人民的福利为中心——它不反对利润，只是反对以利润为中心，反对把利润视为最高原则；它不反对现代市场经济，只是反对以产权理论为名强推私有化，反对以少数人的经济权利压制他人的经济权利和其他的非经济权利；它不反对西方的福利社会，只是反对片面发展物质生活的福利社会，反对用经济增长取代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取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要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蓝图，建设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社会。这一美好社会，在过程性地超越全球资本逻辑的意义上，我们称之为“世界福利社会”。

沃勒斯坦等历史社会学家指出：“世界大同长久以来就是人们努力的方向，有各种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版本。但是作为对一个由稳定国家组成的世界的补充，意义就不同了。”[13](p.191)基于对资本逻辑的辩证考察可以预见：在资本逻辑的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不是现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现成替代方案，但构成资本否定逻辑中的一个发展环节；它为世界福利社会提供了一个建设方案，是人类通过世界福利社会通向“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的一条道路。

一旦确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如何建设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西方福利社会的种种举措当然值得借鉴，但它所带来的问题表明，决不能以此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图纸。截至目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唯一能够效仿的就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验。这是因为，与利润至上主义造成的欧美国家的社会撕裂相比，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已经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把西方福利社会与中国的小康社会彻底区别了开来。西方的福利社会仅限于解决经济问题和满足物质需要，对于由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更高级需要的满足无能为力。相反，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不仅要解决经济问题，而且要解决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问题；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道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条道路，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两条道路都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它们能否合二为一，取决于新时代国际范围内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交织在一起，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文明交织在一起，但它的目标是共产主义。认真研究不同的福利社会类型，做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顶层设计，分清敌我友，以确定哪些需要联合、哪些必须反对、哪些有条件联合但需划清界限，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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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he World Welfare Society:A Dialectical Survey of Capital Logic

(Shen Fei)

Marx’s capital logic is dialectical,including not only the self-affirmation and self-expansion of capital,but also its self-negation and selfsublation.In terms of“affirmation”,expansion is a positive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logic,and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capital expansion.From classical liberalism to new liberalism,capitalism seems to have reached its peak from which history seemingly comes to its end.However,as for“negation”,it is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tself that leads to the end.The appeal from the welfare state to the world welfare society is the internal negation of capital which promotes the self-subl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to its opposition.Predictably,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ffers a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he world welfare society,constitutes a development link in the logic of capital negation,and paves a path for human beings to an association of free people through the world welfare society.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1-0051-1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本论》视野下全球化的美国困境与中国方案研究”[17BK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沈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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