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进化逻辑的“解构”

奥鹏网院作业

历史唯物主义进化逻辑的“解构”
——评吉登斯的结构化历史分析理论
陈 曲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为摆脱传统社会理论中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的二元论模式，吉登斯建构“结构化”理论，以“结构二重性”为核心来分析行动与结构在时空中的双重形塑。吉登斯批判了进化论变迁模式及其影响，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进化逻辑予以解构，并采取一种不同于进化论的结构化历史分析路径，重释马克思的“人类创造历史”，试图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但其理论本身存在限度。

关键词：社会进化论； 历史唯物主义； 结构二重性； 历史意识

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讨论多集中于对结构性决定机制进行一般性阐述，缺乏对情境化实践的分析，尤其是社会进化论围绕一系列普遍法则与因果机制来解释人类社会与历史，忽视行动者的能动与反思对历史的影响。这一理论将“社会”视为具有明确界限的实体，强调社会系统内部高度整合。然而，人类社会不能简单用有机体比拟，跨越时空维度的社会系统彼此间存在关联。因此，这种抽象的概念图式以及狭隘的现实分析导致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受限。吉登斯通过反思社会理论范式及其传统，强调社会理论不能仅是高度概括的哲学思辨，而是要关注行动与结构的性质及其关系，进而理解发生在时空之中的社会再生产与社会变迁。在吉登斯看来，进化论本身的“调适”(adaptation)逻辑不仅体现在社会进化论，还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反映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因此他试图通过处理进化论的调适逻辑，展开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建构，但从总体上看，吉登斯的结构化历史分析并未真正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与深度。

一、对进化论变迁模式的解构
进化论通常将社会变迁描述为“一些可以识别的阶段的有序变迁过程”(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并对社会制度及其类型进行分类并加以解释。早期进化论大体被归为三类，即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社会进化论以及摩尔根的社会历史理论。社会进化论与自然选择理论不同，前者更倾向于对历史发展作出一般化解释。在社会理论领域，进化论与功能主义相融合，将社会变迁描述成“内生”或“展开”的发展模式，如结构功能主义者帕森斯提出的“进化普遍项”(2)帕森斯将其定义为：“任何一种有机体特性或社会特性，只要是有助于增进一个生命系统的长期调适能力，从而构成该系统更高水平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就都是进化普遍项。” Talcott Parsons,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9 (6), 1964, pp.338-357.，就是把社会进化视为生物进化的延伸，将“调适能力”作为社会系统积极主动的内生进化因素，进而引发了一场社会理论领域内的进化论复兴。

然而，在吉登斯看来，这种进化论变迁模式“将变迁视为一种缓慢发生、持续积累的内在过程。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涂尔干才把政治革命看作发生在社会生活表层的震动，不可能导致社会的重大转型”(3)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229. 。除反对这种缓慢的制度进化，吉登斯也反对表现为革命性过渡的历史进化，他反对马克思在《width=4,height=11,dpi=110政治经济学批判width=4,height=11,dpi=110导言》中所勾勒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生产力发展不能作为变迁的一般性动力机制。晚近以来，进化论在不同领域发展并衍生出更细致的类型差异，诸如普遍进化、特殊进化、文化进化等等。尽管进化论的定义纷杂难以达成统一，但其中依然存在本质共性，吉登斯将其特征归纳为以下两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解构。

首先，进化论将人类历史与生物学进化论联系在一起。吉登斯批判进化论的第一步，就是先区分人类历史与物种进化，二者在根本上存在差异，“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依赖于假设各物种的起源是相互独立的，物种是不可变的，除非发生突变。这些条件并不适用于人类历史”(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223页。。他认为，达尔文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已受到质疑，进化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取用就更需谨慎。第二步，他提出进化论把社会变迁描述成不可逆的阶段性序列，并意图用一般性动力机制来加以分析，诸如生产力扩张的决定性作用，吉登斯把这一点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性误置”。在他看来，所谓动力机制，其本质是一种调适逻辑。在调适逻辑主导下，历史阶段发展带有方向性。然而在吉登斯看来，并非每个社会都要经历一系列的阶段才能达至更高的社会类型。以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为例，其中“适应”(A)作为行动系统的四种需要和功能先决条件之一，指任何行动系统应当能够调适于外部环境并使环境适于自身需要。在这一意义上，调适同时涵盖了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反而导致定义含糊而宽泛；此外，调适能力的强弱与何种社会类型得以持续之间的联系也存在问题，“单单认定某社会或社会事项具有功能紧迫性，并不意味着该社会或社会事项本身就满足这种功能的制度的形塑过程产生了实际的影响”。那么，这种“调适”能否作为一般性动力机制解释人类历史？答案是否定的。调适图式对社会进化整体框架的描述，看似无所不包，却最为空泛且似是而非，并不足以充当社会变迁的一般模式。因此，吉登斯对进化论的解构首要的就是对“调适”概念在社会变迁理论中价值的否认。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进化论对人类历史的一般化理解所导致的偏颇，并指明其本身作为支撑性内容所存在的限度。尤其在社会领域，进化论思想将导致四种可能的危险。吉登斯将这四种危险概述为“单线压缩(unilineal compression)，对应压缩(homological compression)，规范错觉(normative illusion)，时间歪曲(temporal distortion)”(5)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p.236,239.。

简要来说，“单线压缩”就是将普遍进化压缩为特殊进化。西方人将形形色色的文化“都归入一个无所不包的图式，而西方世界在这个图式中自然是位于发展的顶峰。进化论图式今天尚无摆脱这种族群中心主义的迹象”(6)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224页。。此外，帕森斯论述有关西方的兴起时，还忽视了希伯来和希腊文化遗产的进化价值，将“进化必然性”理解成“历史必然性”，同样陷入了“单线压缩”。而“对应压缩”，是把社会进化阶段与个体人格发展阶段简单对应，将社会的复杂程度与人格发展程度视为同步。如马尔库塞和埃利亚斯，都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形成“社会越复杂，对情感的压抑也越强”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实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所蕴含的解放潜能的忽视。至于“规范错觉”，则是将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道德等级相联系，这在吉登斯看来很容易演变为一种强权政治。“时间歪曲”则反映出进化论者对时间与历史的理解出现问题。在吉登斯看来，一般将历史理解为两种意涵，一种是时间流逝下的事件发生史，另一种则是对这些事件的书写史。进化论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二者的区分，并将第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等同于发生在线性时间绵延中具有明确方向的社会变迁，而这实际上是对历史性(历史意识)(7)原文为Historicity，中译本有两种译法，即历史性或历史意识，强调在认知历史的基础上改变历史，本文选用“历史性”，以与“时间性”形式统一。的忽视，历史性(历史意识)不仅将历史视作社会变迁，还进一步对变迁产生影响。

吉登斯认为，进化论的这些特点与危险同样渗透到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之中。因此，解构进化论成为吉登斯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吉登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观点就存在上述“单线压缩”与“时间歪曲”。固然，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直接被归为进化论的某种形式，但“如果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还是可以说它是的”。这种“特定的方式”，主要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以及《width=4,height=11,dpi=110政治经济学批判width=4,height=11,dpi=110导言》中关于人类历史图景的叙述。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图式包括了部落社会、古代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要加上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此构成了一种进化框架。在这个框架中，调适伪装在生产力扩张的面目背后，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8)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p.242,243.。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调适体现在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上。因此，吉登斯的分析集中在这种具有进化论倾向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针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理论，吉登斯从方法与经验层面分别提出质疑：一方面，从方法论角度看，多数进化论观点都基于调适逻辑，即强调社会对物质环境的适应，但社会不能用有机体比拟，把它们看作是生物有机体的适应性进化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这种目的论形式必须予以驳斥。另一方面，基于经验层面的现实考量，吉登斯反对在进化逻辑基础之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这种重建建立在错误的经验概括基础上，即默认人类有“超越历史”的适应原则来改善其物质生存条件，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超越历史的个人驱动力或动机可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提供基础。

基于此，吉登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问题：经验上，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不存在一般趋势，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不能成为一般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方法论上，因为它假定社会具有超越历史的适应与需要，所以一开始就存在缺陷。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社会变迁？以及行动主体与结构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将在后文展开讨论。

二、从结构化理解社会变迁：权力的时空伸延
在解构进化论的同时，吉登斯提出了一种结构化历史分析模式，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历史是人类行动主体与结构之间相互形塑的过程，其中还包含权力形式的变化。这一分析以其结构化理论作为方法论立场，核心特征是“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结构二重性’以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复性为核心：结构既是实践再生产的媒介，同时也是其结果。结构同时进入行动者和社会实践的构成之中，存在于这种构成过程的各个时刻。”这一分析方法乃是针对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中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的二元传统：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时间就意味着社会变迁，而无时间性就是社会稳定。同样，功能主义者“普遍倾向于将时间与历史或动态相等同，把共时分析看作是对社会进行‘无时间的快照’”(9)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5、211页。。然而问题在于，“静态稳定”这一假设在实践意义上根本难以成立，因为时间因素不能置于组织和解释研究的理论框架之外，对于社会行动的分析必然包含着时间流逝。因此，进化论者对时间与历史的错误认识必然陷入上述“时间歪曲”。除此之外，还忽视了空间。在吉登斯看来，时间和空间经常被看作外部环境而没有结合实践加以分析。

针对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在时空分析上的缺陷，吉登斯认为，首先要将时空关系视为社会系统的构成性要素，“所有社会系统的结构化都发生在时空当中，但同时又组合时空关系；每一个社会系统都沿着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展开”(10)Giddens, A.，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5.。时间、空间和结构三者共同构成社会分析的必要维度。基于此，不同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吉登斯认为“把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与社会时空构成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尤其重要……社会时空关系组织形式的转变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11)Giddens, A.，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p.8.。社会系统嵌入时间与空间之中并在时空维度发生延展，这一模式被吉登斯称为“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历史唯物主义中所划分的人类历史阶段，在吉登斯看来正是时空伸延程度由低到高的表现。这一过程中，社会活动不断经由时空进行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是“时间性”(temporality)与“历史性”(historicity)，反映在场与缺场的相互渗透。

人类历史是时间性的体现。不同于马克思，吉登斯以权力的时空伸延能力作为社会类型的划分标准，而空间是权力分化的资源。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权力概念从未做过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这种失误使其历史分析方案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严重的局限”(12) 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256.，尤其体现在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论述。基于此，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重释权力，在他所重构的权力关系结构中同样将“结构二重性”贯彻始终。首先，他反对将权力理解为具有压迫性质并与冲突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其理解为根植于人类能动性的本质因素，与个体行动联系起来。在这里，权力关系是“双向关系”，即行动者一方面受社会约束，但依然享有对于权力关系另一方的权力。换言之，即便在社会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依然能够将其拥有的资源转化为对社会系统再生产条件的控制。吉登斯将这一双向权力关系称为“控制辩证法”。一方面，吉登斯将行动理论中的权力纳入社会实践的内在构成，认为权力在社会理论中居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基于这种理解，吉登斯阐明冲突与权力之间的非关联性，以达成对权力的“去冲突化”理解，实现能动性逻辑取代冲突逻辑，进而开辟出一种不同于此前批判理论的新路径——结合现代性制度分析的、包含伦理维度的社会批判理论。

同时，在权力关系支配性结构中，资源作为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性，在行动系统中被使用和再生产。吉登斯沿袭列维·施特劳斯的相关分析，将资源划分“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与“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配置性资源指人类支配物质世界所涉及的资源，即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所涉及的物质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是人类支配社会世界自身所涉及的资源，即控制人们自身能力的资源。吉登斯将权威性资源归纳为三个方面：区域化的时空构成、交往关系以及对生活机遇的组织。与马克思不同，吉登斯将权威性资源视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作为“时空伸延的主要承载者”(13) Giddens, A.，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p.93.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起决定性作用。在吉登斯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对物质资源的强调，首先到物质世界的变革中去寻找人类历史的普遍动力，他所描述的人类历史才会像是生产力扩张的阶段序列，进化论普遍重视配置性资源的储存，却忽视权威性资源的储存对权力产生的重要性。诚然，“物质资源的增长对权力的扩张来说，确实具有根本意义；但如果没有权威性资源的变化，配置性资源也不可能得到发展”(1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244页。。因此，马克思没有充分重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在权力关系结构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还反映在财产形式的变化上：就内容上而言，或者就自然存在而言，非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的主要形式是土地，而资本主义社会财产主要是工厂、办公室、机器等。因此，“非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本质上是由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之间关系性质决定的，尤其是权威和财产之间的关系性质”(15)Giddens, A.，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London: Macmillan, 1979, p.175.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吉登斯所强调的两种资源的分配，以及从权威性资源到配置性资源在社会中主导地位的转变，马克思事实上均有提及。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3页。。

那么，吉登斯如何依托结构化理论对历史进程进行解释？ 简单说来，历史的发展轨迹被吉登斯概括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社会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以及进化，而是有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并存”。这些社会类型是时空伸延程度由低到高的反映，由两个“片断”(episodes)(16)片断(episode)这一概念是吉登斯创造的，指具有一段比较完整的情节的社会行动片断，是可以在时空划出界线的片断。构成其间断裂。吉登斯强调，不是社会的“调适”，而是要立足于结构二重性，从片断与时空边缘来分析社会转型。进化论调适逻辑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时空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发生转换的关键性质。人类历史并非进化论者所描述的“世界成长故事”(world-growth story)(17)Ernest Gellner,Thought and Chang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12-13.，对进化论的解构也是对连续线性时间观的否认。由此，吉登斯的结构化历史分析与进化论变迁模式得以区分：“不同于功能主义，社会整体被分析成具有偶然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不同于阶级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社会形态的分化建立于时空分延这一多维概念基础之上；以及不同于进化论，社会形态的转变被吉登斯理解为‘片断’。”(18)Wright, E.O.,“Models of Historical Trajectory: An Assessment of Giddens’ Critique of Marxism，”David H., et al.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始终拒斥人类历史发展所谓“原动力”的存在，而是强调“人类历史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不由阶级斗争所主导，甚至并非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19)Giddens, A.，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p.XIV.。所谓“人类创造历史”，势必要重新考察人类行动者的性质，即具有认知能力的反思性主体。

三、人类“反思性”地创造历史
在吉登斯看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必须要解构并加以批判。无论是陷入单线压缩与时间歪曲的历史进化论，还是马克思将社会分工中阶级结构与个人异化联系在一起，并把阶级斗争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性实践，这些在吉登斯看来都不符合结构化历史分析。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G·A·科恩曾就上述问题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辩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解释(20) 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然而，这一辩护在吉登斯看来是失败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不形成解决这种‘矛盾’的历史必然性”(21)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306页。。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论述现在看来依然深刻，尤其是马克思对人类生存状况、社会再生产、社会转型等问题的思考，但吉登斯不认为这可以“弥补整个进化论或是特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存在的缺陷，所以要对这些理论进行解构”(22)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229. 。

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在吉登斯看来，这一论断正是行动主体与结构间相互影响的确证：“创造自己的历史”体现行动者的能动性，“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体现结构对行动的约束，其中所涉及的历史、能动性、人类主体、结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同样构成结构化理论的主题。因此，如何基于结构化理论重新阐释“人类创造历史”，并区别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成为吉登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重要内容。 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社会，是因为它是以反思性的方式确立的实践活动”。反思性作为人类行动者的本质特征，持续内嵌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流之中。在吉登斯的语境中，行动者都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即行动时具有自觉意识并知其所为。换句话说，人类知晓自己在创造历史并不断进行着尝试。他对于行动过程的分析，吸纳了欧文·戈夫曼有关日常生活中“自我”的理论，尤其是个体对于不同情境的“能动性”调适。他将情境性实践作为行动理论的重要部分，而反思性作为行动的固有属性体现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如果说意识是情境性主体的肯定性活动，那么能动性则是强调对潜在具有可塑性的客观世界的干预。戈夫曼正是基于此将社会整合的实践基础描述为“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反思性地运用的步骤”。而吉登斯不同于戈夫曼的地方在于，他考虑到再生产过程中的结构二重性，即社会还会以人类主体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行动。吉登斯所说的行动主体，是去中心化的主体，这一点切近其结构化理论的实质。在他看来，戈夫曼的理论“未能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认知能力的局限或界限，也没能点明它所采取的形式”(2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189、83页。。基于此，吉登斯更强调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并非完全合乎人类的理性意图，往往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后果。这些行动的意外后果进一步影响到行动的再生产。因此，那种意图用一般化模式来描述社会变迁的历史理论必须解构。这种解构并不是要提出某种替代性方案，而是要从根本上认识到“所有社会变迁都取决于不同的环境因素和事件的关联，这种关联的性质因各种具体情境而异，而情境又涉及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这些行动者置身于各种条件之中，并在这些条件下‘创造历史’”(25)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246.。“当时空伸延跨度越大，就是说它的制度切入时间和空间的程度越深，就越是能抗御任何一个个体行动者的操纵或改变的作用。这种意义上的约束也同时伴随着促动性。时空伸延既隔绝了人的经验的某些可能性，也同时开启了另一些可能性。”(26)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162页。这种意义上的“创造”，更多体现为人类主体对现存社会系统的再生产和不断更新。只有从这一角度理解“反思性创造”，才能真正理解人类历史。

基于上述分析，吉登斯的结构化历史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社会关系经由行动与结构的双向互动，通过行动主体的实践得以联结，实践在时空向度上的绵延使社会关系不断得到再生产。另一方面，他将“结构二重性”纳入对主体能动性的理解，反思性作为行动的固有属性成为核心概念。可以说，吉登斯在对行动系统的结构性加以分析的同时，还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结构主义的全新路径，即从“结构”转向“结构化”，从以往“形式化的结构与历史”转向植根于“行动—结构”的“积极主动的历史”，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在实践当中，即在进行日常生活时完成的实践活动当中，形成和再形成的，也就是体现于‘人类创造历史’中”(27)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242. 。

四、基于唯物史观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批判性评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方案致力于对现代史作出非连贯性的解释，即有别于进化变迁模式的结构化历史分析模式。然而，他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时，将马克思有关人类历史的观点理解为进化论形式，是对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处理，肢解了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因此，有必要对吉登斯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进行“批判的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吉登斯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论，换句话说，他只是在他所熟悉的进化论传统中看待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在他看来，马克思认为社会变迁包括生产力的渐进式发展，这一思想与社会进化论中对于人类历史的假定具有共同性，即假定人类历史具有某种主导的连续性，并把这些连续性描述为从简单社会到较复杂社会的普遍化的社会分化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吉登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点视为阶段性的进步逻辑。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不能被直接理解成单一进步逻辑，并以此作为社会进化论的例证。尤其是在关注到马克思历史解释中已然包含了革命引发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情况下，更应将其置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性视域下加以理解。古尔德就曾指出：“把这些阶段看作是在任何逻辑必然性之外前后相继的阶段或看作是展示了任何历史发展规律的阶段，都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设想并不具有逻辑演绎或历史预言的力量。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从这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只是可能出现的，是人类选择和行动的结果。”(28)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 31-32页。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存在吉登斯所批判的“进化论目的论形式”。结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马克思曾明确表达对于历史目的论的批判。在他看来，历史目的论是对于历史的变相歪曲，“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反对历史目的论，并对于将目的直接赋予历史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区别于黑格尔将历史发展视为内在必然性的展开，马克思充分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有其本体论的基础，即在现实个人的相互关系中并通过他们的相互关系而创造历史的现实个人的行动”(30)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第 40页。。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如吉登斯所言，是由生产力发展所主导的具有阶段性的进步逻辑，并仅仅以生产力的增长来解释社会变化，从而否定人类社会本身的再生产与变革。吉登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忽视了现存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对于人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现实关切。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分析始终基于现实性维度加以展开，是关乎现实复杂性与具体情境关系而进行的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而非吉登斯所理解的单一进化模式。并且，那种普遍化且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社会进化论，恰恰是马克思所强烈反对的。概括说来，马克思对于亚洲等非西方社会的关注，业已表明他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对。并且，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视域，考察东方社会发展，也是其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单一普遍化的历史进步论的再度确证。吉登斯肯定马克思有关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却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将其视为一般化的原理性内容予以批判，也不能领会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实质。这实际上又与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结构化立场相关。吉登斯有意摆脱当代社会理论的困境，如进化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就现代制度分析方法而言，其结构化分析旨在与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在方法论上不断强调“非目的论”“解构进化论”的结构化分析，并批判具有连续性、一般性的历史解释模式。因此，吉登斯的结构化方法，其实质是重“结构”而轻“历史”，也正是因此，未能体会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本质。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将其方法描述为“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方法。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恰在于其具有启发意义的方法性，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动态分析与阐释，并非对显而易见的社会事实的描述。

根据吉登斯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忽视了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殊性，即“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不形成解决这种‘矛盾’的历史必然性”(31)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第306页。，并由此指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论述在现在来看依然深刻，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社会再生产等问题的思考，但无法“弥补整个进化论或是特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存在的缺陷，所以要对这些理论进行解构”(32)Giddens, 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229.。但吉登斯的这一理解，恰恰表明其不能理解马克思有关历史必然性与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对象化过程所表现出的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必然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必然，而是结合现实社会基础的“暂时的必然性”。这一“暂时的必然性”，正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现实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现存事物并非固化不变的，并且时刻孕育着使其自身消亡的可能。一切都处于社会关系的流变之中，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页。。这一辩证方法，是对单一必然逻辑的否定，其本质是批判性与革命性，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历史科学的内在支撑。

基于上述分析，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是建立在他对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方面，他将其误认为是具有单一进化逻辑的历史目的论，另一方面，也未能领会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本质。限于其结构化视域，吉登斯到底难以掌握马克思唯物史观何以本质上是立足于人与社会发展，关注个人与社会的主客统一的社会历史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