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的康德哲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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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康德哲学批判
李云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420)

摘 要：胡塞尔的康德哲学批判遵循目的论—历史的原则。通过向笛卡尔和休谟的回溯，这一批判将康德哲学织入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因此，胡塞尔的康德哲学批判本质上是以康德哲学为切入点对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的系统反思。胡塞尔的康德哲学批判的意义在于：(1)揭示了近代哲学的目的论的意义统一性，深化了现象学的自身理解；(2)阐明了康德的科学性的样式，揭示了全部以前的哲学所力求实现的科学性的普遍意义；(3)阐明了康德哲学的最深层意图及其理论困境，将哲学置于最终的转折和裁定面前，澄清了近代哲学发展的旨归：现象学是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

关键词：胡塞尔； 康德； 现象学； 批判哲学

近代哲学发端于笛卡尔所创立的“先验动机”(transzendentale Motiv)，“先验动机”作为一种隐蔽的动机，它从历史的深处规定着近代各个特殊的哲学形态。对于近代哲学传统，胡塞尔首先致力于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不是沉浸于具体的历史的思想考察，而是聚焦于笛卡尔的“先验动机”在近代哲学发展重要转折点上起作用的状况。因此，胡塞尔的哲学批判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历史的”(teleologisch-historischen)反思。这种反思旨在表明，近代哲学具有其内在意义的统一性，在这种统一性中存在一种朝向现象学发展的隐秘的目的论(Teleologie)。根据胡塞尔的目的论—历史的反思，康德哲学是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针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揭示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隐蔽的目的论，澄清先验现象学的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对于深化现象学的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胡塞尔的康德哲学批判的动机和原则
胡塞尔的康德哲学批判基于一种目的论—历史的考察，这种考察所聚焦的是笛卡尔的“先验动机”在近代哲学发展重要转折点上起作用的状况，而非具体哲学家的出发点、概念形成和问题性的历史局限性。在胡塞尔看来，康德哲学是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它所具有的转折性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试图将客观有效性奠基于主体性上，开启了先验的问题维度，这与传统的理性主义排斥经验研究的独断论哲学区分开来。其二，康德试图通过先验演绎确立主体性的先天结构，以此作为客观有效性的先验基础，这与以唯名论方式消解普遍观念和本质真理的经验主义截然对立。其三，康德的绝然奠基要求充分凸显出其先验哲学作为基础科学的观念。其四，康德的“新型的先验主体主义”坚持理性主义的立场，他试图以经验与先验的二元性综合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开启了新的哲学范式。有鉴于此，胡塞尔认为，康德哲学的必然的问题性和科学性是永远不容拒绝的。这种必然的问题性和科学性显示了“在独自构成历史统一性的所有这些哲学家意向深处隐蔽的统一性中最终所‘追求’的东西”[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Hrsg. von Walter Biemel, 1954，S.74.，因此，它为充分展现近代哲学发展的隐蔽的目的论开辟了道路。然而，在胡塞尔看来，康德哲学的决定性洞见“只是处于隐蔽的形态中”，“它们并非作为现成的成果存在于他的理论中。同样，他的理论本身也不是现成的理论，不具有最终科学性(Wissenschaftlichkeit)的形式。他所提供的东西要求一种新的研究，首先是一种批判的分析”[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105-106.。

具体来说，胡塞尔的批判动机首先在于，它试图把握康德在近代哲学的目的论的意义统一性中的地位，借此深化现象学的自身理解。其次，它试图阐明康德的科学性(Wissenschaftlichkeit)的样式，借此澄清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胡塞尔认为，这种批判“能反射性地照亮全部以前的哲学史”，阐明“所有以前的哲学所力求实现的科学性的普遍意义”。再次，它试图揭示客观主义概念的更深刻的内涵，凸显客观主义与先验主义之间对立的真正根本的意义。最后，它试图“启动我们自己与康德的共同思考”，将我们引导到“最终的转折和最终的裁定之前。我们自己将被带入一种内在的转变之中，在此内在的转变中，我们将会真正发现，并且直接经验到早就被感觉到却总是隐蔽的‘先验的’的维度”。[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103-104.因此，胡塞尔的批判立足于近代哲学传统的整体视角，它并不束缚于忠实的康德文本解释，而是将康德哲学置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的意义统一性中进行整体的把握，旨在揭示支配近代哲学发展的“隐秘的目的论”，并以此为根据对康德哲学在近代哲学统一性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作出系统评判。

事实上，胡塞尔有意识地使自己与康德保持一定距离，他试图在一定距离上进行批判，以便使这种批判变成对康德开创的新的哲学范式的批判。在他看来，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根据意义和永恒的正当性自身可以理解的问题性和科学的观念”，[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Erster Teil: Kristische Ideengeschichte, 1956，S.239.但却具有历史的制约性。因此，他“试图撇开康德的出发点、概念构形和问题铸造的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着力“阐明那种彻底翻转自然的思想方式的根本意义”,即第一次开显出作为客观性基础的先验主体性的问题维度。胡塞尔认为，只有澄清康德哲学开显的全新的和彻底的问题维度，才能“显示出对于真正科学的哲学来说是本质必然的方法论形态，即一切后续发展都自觉地有目的地去努力实现的真正的目的观念(Zweckidee)”[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243、 285.。因此，对他来说，这种批判激活了康德意向深处的隐蔽的动机，敞开了近代哲学发展的目的论统一性结构深处的新可能性。

为此目标，胡塞尔的批判始终紧扣笛卡尔的“先验动机”，通过回溯到笛卡尔和休谟，对照性地阐明康德哲学所揭示的哲学之必然的问题性和科学性。胡塞尔认为，针对康德的批判“本身就包括从康德向笛卡尔的回溯，或更确切地说，包括以笛卡尔来衡量康德”，以揭示他“哥白尼式”转向的不彻底性。同时，这种批判也必然包括“向英国经验主义进行深入回溯，尤其是向休谟的失败的企图进行深入回溯”。在胡塞尔看来，休谟“试图具体地、系统—普遍地说明只是在笛卡尔《沉思录》中才第一次作为最后的、能纯粹从直观上把握并且是有步骤地加以解释的基础而揭示出来的东西”，在他那里“显露出一种隐蔽的意图，即补充在笛卡尔那里被疏忽了的东西，并借此达到对笛卡尔原初意图的理解”。[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437-438.为了进行这种目的论—历史的康德哲学批判，胡塞尔确认的评判标准是笛卡尔的“先验动机”在经验主义路线中的展开方向，他认为，这一展开方向在经过充分的意义澄清和确立了严格的方法论之后将通达其先验现象学。

二、康德的新开端
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奠基性沉思在近代开端处注入了“先验动机”，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规定了原则和方向，即彻底主义的无前提性原则和回溯到纯粹“我思”的绝然明见性进行绝然奠基的先验主体主义路向。胡塞尔认为，近代哲学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隐蔽的目的指向的统一性进程，这种隐蔽的目的论就是笛卡尔的“先验动机”，它赋予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统一的目的论结构，构成这一统一性进程的内在推动力。然而，囿于实在二元论的立场和客观主义的成见，笛卡尔错失了已然在手的纯粹自我，没有为自己提出系统地研究纯粹自我的任务，因而未能真正踏上自己所开显的先验主体主义道路。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既是“先验动机”的创立者，同时，又是近代的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创立者。[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74.整个近代哲学发展始终贯穿着客观主义与先验主体主义之间的严重对立，它的统一性进程表现为先验主体主义逐步克服客观主义的过程。他认为，这是“近代哲学的最深刻的意义”[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61.。

在笛卡尔那里，先验哲学的观念只具有一般的形式规定，他开显的先验主体主义路向也是不确定的和有歧义的，而且其真正意义很快就被笛卡尔自己弄颠倒了。胡塞尔认为，“休谟是第一位对笛卡尔的纯粹内在态度进行认真思考的人”[注]Edmund Husserl,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 Mit ergänzenden Texten，Hrsg. von Paul Janssen, 1974. S.263.，笛卡尔的“我思”，在他那里不再是空乏的阿基米德点，而是具体的心灵。他“将心灵预设为‘感知’、‘印象’和‘观念’的领域，就像它是一种相应地纯粹被把握的内在经验的被给予性”[注]Edmund Husserl,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 Mit ergänzenden Texten，S.263.。因此，休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心理学。作为一切可能的科学的基础科学，它是“第一个具体的和纯粹内在的认识论”[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157.。在胡塞尔看来，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对于笛卡尔所忽略的纯粹“我思”的直观内涵——内在经验的被给予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的内在直观主义遵循了笛卡尔的先验主体主义路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认为，休谟激活了笛卡尔的“先验动机”，使它第一次明确具体地呈现出来，并且将其彻底化，极大地动摇了客观主义。

然而，作为客观主义的遗产，笛卡尔对纯粹自我的心理主义歪曲及其将心灵实体化的自然主义立场传给了整个近代，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休谟接受了笛卡尔的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遗产，他对其作为基础科学的新型心理学的系统阐明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而他的新型的彻底的心理主义是奠立在纯粹感觉主义的心理学之上的。囿于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双重成见，休谟对经验概念作了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理解。他将经验看作原子式的事实性的感觉材料，而看不到经验本身所固有的东西，看不到普遍本质的存在。对他来说，一切客观认识都是虚构。因此，休谟最终就以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形式宣告了哲学的破产。

休谟成了怀疑论者，他的作为基础科学的新型心理学由于缺乏本质普遍性的奠基而流产了。然而，胡塞尔认为，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却具有目的论—历史的价值：它贯彻了“一种直观主义的和纯粹内在的哲学”，展示了近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构成其统一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在胡塞尔看来，“哲学本身的意义以及由这种意义所要求的方法的意义促使人们走向直观主义”。因此，对他来说，尽管由于自然主义—心理主义的贬抑，休谟的内在直观主义仍然构成“唯一真正的直观主义哲学的，即现象学的预备形式”[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182、147.。

根据胡塞尔的目的论—历史的观点，笛卡尔的“先验动机”一旦创立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推动力。它在历史的开端处的不确定性驱使它探寻各种不同的可能形态以求充实，并在所尝试的充实中得到进一步的具体规定。然而，所尝试的充实可能是一种不完善的充实，通过对所尝试的充实的批判，先验哲学的意向得到改造和更新，并试图寻求更完善的充实。因此，“先验哲学的历史最初必然是不断重新尝试的历史，即不断重新尝试首先将先验哲学带到其开端，而且尤其是获得对它真正可能想要的和必然想要的东西的明晰和正确的自身理解”[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202.。

经验主义陷入了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怀疑论绝境，历史又面临新的选择。在胡塞尔看来，康德恰好站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他面前同时呈现三条可能的道路。第一条道路退回到笛卡尔的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立场，坚持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以回避休谟的怀疑论的挑战。第二条道路是回到笛卡尔的奠基性沉思所开显的“我思”的绝然明见性，将笛卡尔所忽略的纯粹自我的内在性作为客观有效性的起源领域进行系统研究，揭示由此纯粹内在性的起源领域所构成的本质规则，由此形成一门先验主体性的本质学(Eidetik)。[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183.这是一条直接从笛卡尔通达现象学的道路。第三条道路继续沿着休谟的直观主义的内在哲学路向前进，通过排除休谟的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成见还原经验的本来面目，从原初的经验领域中确立一门纯粹内在的认识论。这是一条经由休谟哲学批判通达现象学的道路。鉴于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对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颠覆性批判，康德坚决拒绝第一条道路，他也没有看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他的理性批判看起来是针对休谟问题的；但是，这种批判不是一种经验批判。因此，他也没有选择第三条道路。由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双重负荷，康德选择了一条歧途。

康德坦承，正是休谟的提示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并为他的思辨哲学研究指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9页。休谟的怀疑论使他认识到，“在纯粹的理性真理与形而上学的客观性之间仍然存在一条不可理解的鸿沟”[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96.，亦即理性认识不可能达到形而上学的自在。这促使他努力筹划一种既能克服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又能避免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怀疑论悖谬的新方案。康德赞同休谟的彻底经验论原则，拒绝理性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领域的运用；但是，他批评休谟预先从经验领域中排除理性这一做法的盲目性。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立足于“我思”而又能够规避休谟的怀疑论的悖谬结论呢？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康德认为，经验缺乏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客观性根据在于先天之物。基于这种观点，康德划分出“经验的”与“先验的”两个不同的领域。“经验的”领域对应的是事实性的感觉材料，“先验的”领域对应的是主体性的先天形式，即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和知性的先天范畴，它们独立于一切事实性的感觉材料。通过这种划分，康德试图以一种回溯的方法指明，经验对象源于事实性的感觉材料在主体性的先天形式中的联结，它本身已经是纯粹直观和纯粹知性的权能的构成物。经验对象必然遵循主体性的先天形式，它们与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天知识具有本质的同一性。[注]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6页。显然，康德试图在先验主体性的先天形式中寻求客观认识的奠基，他将这种方案称之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转向。

胡塞尔认为，康德在整个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贡献就在于“向一种原则上新的和严格科学的世界意义解释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对自然思想方式的彻底翻转，“通过这种彻底翻转，从前完全隐蔽的‘纯粹’主体性领域”第一次显露出来。[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240、243.作为客观有效性的源泉，它是一个先验的起源领域。通过向这个先验领域的回溯，康德“试图将存在的世界理解为意义的和有效性的构成物”[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102.，因此，他揭示了客观有效性在纯粹主体性中的构造这一先验的问题性，首次提出了研究客观认识的可能性的先天条件的任务。为此，康德“构想出一种关于在先验主体性中建立真正的客观性之原则可能性的先验的科学理论”[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227.，将“一种本质上新型的科学性和哲学引上轨道”[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102.，在此意义上，康德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先验的主体主义”。[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93.

在胡塞尔看来，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从自然的认识方法向先验的认识方法，从实证的或独断论的世界认识和世界科学向先验的世界认识和世界科学的发展转变”，展现了先验哲学的普遍要求。它从原则上排斥素朴—客观主义的科学的奠立方式，通过回溯到纯粹主体性这一先验的起源领域确立了一种先验的基础科学。这不仅构成对笛卡尔的先验哲学的观念的明确规定，而且使其以先验哲学的系统形态得到第一次具体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宣称，康德“是将先验哲学引入真正可实行的理论形态之中的第一人”[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285-286、282.。

三、康德的理性批判的歧途
毋庸置疑，康德贯彻了笛卡尔的“先验动机”，以系统的哲学形态充实了先验哲学的观念。他的“哥白尼式的”转向开显出先验领域，不仅为新型的先验主体主义确立了先验的基础，而且为他的理性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准备。一方面，他将纯粹知性概念等先验要素的运用严格限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规避了笛卡尔式的从内在性向超越性的实在论推论的歧途，挣脱了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康德试图突破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禁锢，将一切客观有效性奠基于先验主体性的先天结构之上，以克服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怀疑论悖谬。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理性批判遵循笛卡尔的先验主体主义路向，是对休谟式的经验主义路向偏差的矫正。然而，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本身带有各种错误的成见，这些错误的成见最终构成其理性批判的基本前提。康德从一开始就将他的各种错误成见带进他的问题提法、方法论措施和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而完全缺乏奠基性沉思的方法论意识。

笛卡尔的“普遍的悬搁”的彻底主义提出了近代哲学的普遍的认识论问题：我的理性中产生的理性构成物如何能要求一种客观真实的有效性？休谟以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形式进一步明确了笛卡尔的问题，贯彻了经验主义的直观主义的内在哲学路向。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笛卡尔的问题以改变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它“在本质核心上与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基本问题是同一的”。[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422.然而，胡塞尔认为，尽管存在这种共同性，康德和笛卡尔的基本问题却具有原则性的区别。对于笛卡尔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客观认识的绝然奠基的问题。康德也要求一种绝然的奠基，但在康德那里，绝然性(Apodiktizität)却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笛卡尔试图从原则上将他的一切成见都纳入到有效性的原则问题的统一性中，纳入到哲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普遍问题中。而康德却将个人的成见认作了前提，没有对这些前提本身的有效性提出原则性的问题。

康德反对经验主义；但他对心灵的理解仍然依赖于经验主义。对他来说，心灵是自然化了的心灵，是处于自然的时空中的心理—物理的人的组成部分。与作为封闭实体的心灵相应，外部世界的存在有效性对他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心灵之外的存在，它通过刺激人的感官为认识提供感觉材料。显然，这是康德从笛卡尔那里所继承的实体二元论和自然主义的遗产。因此，尽管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试图彻底翻转整个自然的思想方式而突进到先验的问题维度；但是，他仍未彻底摆脱自然主义的桎梏。在胡塞尔看来，康德不属于笛卡尔的“先验动机”沿经验主义的展开路线，他不是休谟的继承者。尽管休谟的怀疑论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但他对休谟的怀疑论的反应方式是由他本人的理性主义立场决定的。囿于理性主义传统的成见，康德否认由经验提供客观有效性的可能性。他确信，客观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要素是先天的，它根源于主体的权能而独立于经验。作为纯粹理性的事实，主体的感性权能和知性权能是心灵天生禀赋的精神特征，它们构成一切可能的经验及其对象的先天条件。这些先天条件是依照数学—自然科学的规则样式从经验中剥离出来的先天规则。只有当存在这种先天规则，世界才是可经验的，才能在经验中得到规定。因此，经验对象具有一种数学的和自然科学的结构。如果没有这种先天的存在论形式，经验对象就不可能具有客观有效性，也不可能得到客观的规定。[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227-228.这表明，尽管康德受到休谟的推动而对传统的理性主义独断论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但是，他在拒绝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同时却仍然受缚于这种传统。

胡塞尔认为，正是由于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重依赖，康德的理性批判缺乏彻底性和严格的科学性。一方面，实体二元论和自然主义的成见使得康德的问题提法根基于自然态度。尽管经验世界的存在有效性被看成主体性的成就；但是，现象与物自身的二重划分却显露了他的自然的世界理解。他的“哥白尼式的”转向不仅立足于自然世界的地基上，而且所转向的是心灵的自然权能。物自身和人的心理权能一起构成康德的理性批判的基本前提。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是不彻底的，未能彻底翻转自然态度而开显出真正的先验维度。另一方面，囿于理性主义传统的成见，康德从经验中剥离出知识的先天要素，将它们看作主体的感性权能和知性权能之独立于经验的成就。因此，他从主体的感性权能和知性权能引入其基本问题，旨在阐明作为数学—自然科学成就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同时，囿于客观主义的成见，他不仅认为数学—自然科学的成就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而且将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看成存在知识的先天要素的证明。囿于这种自然科学的成见，他的问题性只涉及被自然科学理性地规定的自然的客观性，而未能切中普遍的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尽管康德也要求一种绝然的奠基；但是，他却未能达到笛卡尔的哲学开端的无前提性。康德没有认识到，哲学的绝然奠基要求对客观认识的一切可能性前提进行回溯分析，在回溯到最终的前提获得最终的基础之前是没有支撑点的；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彻底主义作为对绝然性的信念，乃是哲学成为可能的原始条件，它从一开始——并且永远——规定着哲学意图的根本意义”。[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430.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绝然奠基的动机在康德那里已失去了力量，他“从未受到笛卡尔的直接推动”，“他从未注意到，笛卡尔已经在纯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合理成就当中看到了一个重要问题；而且首先是在将这种成就回溯到感性世界的存在有效性和存在证明，日常的、前科学的和科学以外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有效性和存在证明的方式中看到的”[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420.。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康德从未深入到笛卡尔的基本考察的精奥之处，他也从未被他自己的问题性所推动，到笛卡尔的基本考察的精奥之处寻求最终根据和裁定”[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102.；而所谓“笛卡尔的基本考察的精奥之处”是指笛卡尔的奠基性沉思所确立的“我思”的绝然明见性这一先验的起源领域。胡塞尔认为，康德对于笛卡尔的最终奠基的彻底主义是陌生的，他的理性批判充斥着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传统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等诸多独断论的前提，而他绝没有实行奠基性沉思：严格科学的哲学必须在何种绝然的基础上进行，究竟应当以何种方法才能将这种绝然的基础科学地确立起来？因此，康德从未达到一种真正的开端，从未将问题性置于最终的基础之上。胡塞尔指出，正是由于缺乏奠基性沉思的方法论意识，所以康德的理性批判走上了歧途。

哲学之绝然奠基的要求表明，“它原则上只能从绝对可明察的根源出发，沿着一条绝对无成见的、在每一步骤上都能从明见的原则证明自身为正当的论证道路上升”[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190-191.。对于胡塞尔来说，这意味着，回溯到“自身被给予的(selbstgegeben)的意识”这一最终源泉，在直观的明见性(Evidenz)中寻求客观认识的有效性的最终奠基。在康德那里，回溯的方法论操作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也试图将客观认识的有效性奠基在主体性之上。然而，在胡塞尔看来，囿于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成见，康德的主体性不是真正的主体性，而是被建构起来的先验权能的主体性。他的回溯的出发点是客观科学的事实，回溯所指向的是主体的感性权能和知性权能等先天认识形式和范畴。诚然，作为客观知识的先天要素，这些先天认识形式和范畴是被“演绎”出来的；但是，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预设决定了康德的回溯性“演绎”只是一种建构性的思想操作。作为一切可能的经验及其对象的先天条件，这些先天的认识形式和范畴本身只是藏在经验背后而绝不可能在经验中被给予。相应地，由这些先天认识形式和范畴构成的主体性也不可能被经验到，它只是一种形式的主体性。在胡塞尔看来，“康德没有从整个近代哲学的源头、从笛卡尔的“我思”获得意识的最终意义，即绝对的、具体直观的主体性的意义”[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237. 。在他那里，“权能”“功能”“构形”等概念“虽然字面意义是指主观之物，却是一种主观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我们原则上不能直观的”。因此，胡塞尔认为，“康德事实上陷入一种特有的虚构的言说中”，他的“全部先验概念，先验统觉的自我概念，各种先验权能概念，‘物自身’(它构成身体和心灵的基础)的概念，都是建构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原则上是抗拒最后阐明的”[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116、203.。

胡塞尔认为，“缺少直观—显示的方法是康德的虚构的建构的原因”[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116.。康德明确反对将直观作为哲学的绝然奠基的根据，他认为，“如果我们在综合命题那里，不论它们如何自明，想要承认不用演绎而根据它们自己的表面言辞，就可以将它们置于无条件的赞同之下，那么知性的一切批判就都丧失掉了”[注]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10页。。因此，对于胡塞尔诉诸直观明见性实行最终奠基的哲学立场，康德也许会像后来的新康德主义者那样斥之为“独断的直观主义”。胡塞尔批判康德的回溯—建构的方法操作，他认为，康德之拒斥直观，一方面由于他的理性主义的成见，另一方面则因其对休谟的经验主义的反作用的依赖性。

囿于理性主义的成见，康德坚持从抽离出经验的先天形式方面理解主体性的先验功能，以先天形式为线索对意识成就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建构性阐明，而明确拒绝经验主义回溯到直观的起源澄清认识的方法。在他看来，“对有所成就的主体性和它的意识功能，它的被动的和主动的意识综合——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客观意义和客观正当性得以形成——系统地进行相关性的具体直观的研究，对于解决他的问题性是多余的。”[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281.胡塞尔认为，康德反对经验主义将哲学心理学化，认为先验哲学根本不可能通过经验心理学来完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对经验主义回溯到直观的起源的方法的正当性和深刻意义缺乏认识，他没有看到，“先验哲学只想而且只允许想澄清认识的意义和认识的有效性，而这种澄清活动所意味的不外就是回溯到起源，回溯到明见性，因此就是回溯到一切认识概念在其中直观地实现的意识。”[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356.

康德对休谟的经验主义的反作用的依赖性在于，在反对休谟的怀疑论结论的同时，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休谟的经验概念，认为经验内容是单纯的感觉材料，本身毫无客观有效性可言。基于这种经验理解，康德将一切诉诸经验的直观分析都直接等同于心理学的分析。由于休谟的心理主义的怀疑论悖谬性的警示，他拒绝回溯到经验的起源的研究，把任何对经验心理学的诉诸都看成对真正的认识论问题性的背离，而极力加以回避。他不允许将他的回溯性操作的结果转化为直观性的概念，不允许从原初的明见的直观出发，自下而上从显示到显示地对意识的构造成就进行直观性的阐明。最终，康德陷入了一种虚构的概念建构之中。胡塞尔认为，尽管他的整个研究事实上都是在先验主体性这个绝对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他还天才地直觉到主体性中的诸多意识形态，揭示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层次和本质结构；然而，“所有这些都飘浮于一种不可捉摸的环境之中，所有这些始终都是神话般的先验权能的成就”。[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198.在胡塞尔看来，作为形而上学的建构的产物，康德的全部先验概念都存在一种自身难以克服的不明晰性。

胡塞尔认为，如果康德不是反作用地依赖于休谟的经验主义，而是“真正从根本上把握住了先天认识的问题以及先天认识对于理性的客观认识的方法论功能的问题，那么一切概念和问题提法的明晰性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S.118.；然而，“康德缺乏真正的先天概念”[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402.。

在胡塞尔看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以认同经验主义的经验概念为前提。康德秉承这一传统，对经验概念做了休谟式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理解。对他来说，经验绝不可能提供知识的任何普遍必然性要素。为了奠立知识的客观性基础，康德将目光转向独立于经验的主体的权能，试图从主体的权能中“演绎”出知识的先天要素。因此，他的基本问题以对主体的权能的形而上学预设为前提。同时，实体二元论和自然主义的成见使他的问题提法根基于自然的世界理解。在他那里，心灵是自然化的心灵，主体的权能是心理的权能。胡塞尔认为，这种对主体权能的形而上学预设和自然主义理解对康德的理性批判产生了严重危害。

先天概念在康德那里无疑意味着相对于事实性经验的独立性，就此而言，他与胡塞尔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胡塞尔来说，作为经验中的本质不变项，先天不依赖于经验，但它具有经验的被给予性，能被本质直观把握到。在康德那里，经验与先天完全分离开来，二者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对他来说，先天概念意味着形式对于事实性经验内容或感性材料的逻辑上的独立性。作为从经验中剥离出来的形式，它们源于主体的权能。与主体的权能一样，它们超越于现时意识，本身不具有直观的被给予性。因此，康德否认本质直观的可能性，拒绝就经验本身进行本质的研究。囿于其时代的经验主义的反柏拉图主义的成见，康德不承认观念对象性的存在；因此，他从未把握真正的先天概念，即柏拉图意义上的先天。胡塞尔认为，康德的理性批判的所有原则模糊性都与此相关。

康德用普遍性和必然性标识先天概念的特征，胡塞尔也将普遍本质之间的必然性关系——本质规则——称之为先天。对于胡塞尔来说，普遍必然性是指绝对的明见性，亦即本质规则在经验中的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否认这种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是悖谬的。而在康德那里，“先验主体性借以在自身中构成客观性(按照其恰恰使客观性变得可能的理性形式)的先天的规则性，却只具有普遍的人类学的事实的含义”；作为主体的权能的功能形式(Funktionsformen)，先天属于人的理智(Intellekt)的本性，“它们的规则性是一种具有恰好属于每一人本身的普遍有效性的规则性”。[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199、354.因此，胡塞尔认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并不表示本质普遍性和本质必然性，而是表示专门对人有效的必然性；这些必然性受缚于事实性的主体性的特性，如人的主体性的特性”。[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403.因为“康德混淆了主体性通过观察其功能方式的特性而从自身获得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它并不向‘由外界而来的’材料之性质看去的限度内，是‘先天的’认识——与真正的意义上的认识的先天”[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364.。在他那里，主体的权能之功能方式的规则不是本质规则，而是事实。在胡塞尔看来，由于康德在其先验的考察中混淆了事实之物与先天之物，他陷入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类主义之中，将本身具有本质普遍性和绝对必然性的先天概念相对化了。同时，由于康德将先天概念限制在主体的权能的有限的功能形式上，因此在他那里，先天概念也被严重狭窄化了。

囿于对先天的人类主义理解，康德混淆了人的事实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与作为本质规则之绝对明见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胡塞尔认为，这种混淆进一步导致了康德将先天概念主观化或心理学化，尽管他拒绝将其理性批判奠基于经验心理学之上。既然主体的权能本质上只是人的心理权能，那么作为主体权能之功能形式的先天当然就被主观化或心理学化了。胡塞尔指出，这些先天形式在康德那里只是人的意识的形式，认识只是对人才具有普遍必然性。这种普遍必然性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强制性，即先天的功能形式对于意识活动的普遍强制性。对于康德来说，先天综合判断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事实上变成了对人的心理规则及其活动的说明。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康德从根本上混淆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必然性与认识论意义上的普遍性、必然性。他认为，事实上“根本不能以下面这种方式说明内在地存在于明见的规则意识中的必然性，即我提出这样一种假设：这种规则表达的是心理学的构造的规则，表达的是一种属于该构造的普遍强制性”；因此，“认为不言而喻的是将思维意识的必然性解释为形式的必然性，解释为进行赋形的功能之自然合规则性意义上的心理学的必然性，是根本错误的”。在胡塞尔看来，康德将先天概念的根据回溯到主体的权能，“这是先验的—心理主义的杜撰；是理性主义传统的坏的遗产”[注]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24)，S.381、402.。因此，他宣称，康德缺乏真正的先天概念，他的理性批判的所有原则模糊性都与此相关。在胡塞尔看来，“只有通过对这些本质规律的明察认识，所有那些对‘认识之可能性’所能够提出来的有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得到绝对充分的回答”[注]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87-1088页。。

四、胡塞尔的现象学突破
胡塞尔的康德哲学批判基于这样一种总体判断：整个近代哲学始终贯穿着客观主义与先验主体主义之间的严重对立，它的统一性进程表现为从客观主义向先验的主体主义的转变，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先验主体主义逐步克服客观主义的过程。胡塞尔通过向笛卡尔和休谟的回溯将康德哲学织进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因此，他的康德哲学批判本质上是以康德哲学为切入点对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性进程的系统反思。从这种整体视角出发，胡塞尔将康德哲学看作对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怀疑论的纠偏，是对笛卡尔的先验主体主义路向的具体贯彻。

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试图通过彻底翻转自然的思想方式，开显出先验主体性维度，并且在先验主体性的先天结构上寻求客观认识的绝然奠基，这无疑遵循了笛卡尔的先验主体主义路向；然而，囿于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和自然主义的成见，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仍然束缚于自然的世界理解之上。主体性在他那里被赋予了自然的世界理解，它不是真正的先验主体性。胡塞尔认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的真正动机在于确立起一个有别于一切世间之物的先验主体性维度，以实行客观认识的绝然奠基；然而，囿于其自然的世界理解，康德事实上只是在一个世间之物中寻找另一个世间之物的绝然根据。这与他的“哥白尼式的”转向的真正动机相背离。因此，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缺乏彻底性。胡塞尔的批判表明，这种不彻底性根源于康德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成见。

囿于自然主义的成见，康德反作用地依赖于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经验概念，他看不到经验本身可能具有的本质奠基维度，反对将经验心理学运用于先验哲学研究的任何尝试；囿于理性主义的成见，康德只承认分析的先天。由于这种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重依赖，康德拒绝直观主义的奠基路向，而诉诸主体权能的先天功能形式寻求客观认识的绝然奠基。他所确立的这一绝然基础不是真正的先验主体性，而是通过理性主义独断论的形而上学预设所建构起来的形式主体性。尽管康德引入其基本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回溯的方法论操作；但是，这种回溯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建构。这也决定了他的先验哲学只能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建构的思想操作。胡塞尔认为，康德的反直观主义立场根本背离了笛卡尔的先验主体主义路向，相对于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它是近代哲学发展统一性进程的一种倒退。这表明，康德并未理解笛卡尔的“先验动机”的根本要求，即在纯粹“我思”的绝然明见性中实现客观认识的最终奠基；也没有认识到经验主义的内在直观主义立场对于实现笛卡尔的“先验动机”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同时，囿于他的自然的世界理解，康德的绝然奠基所诉诸的主体性的先天形式只具有人类学的事实含义和心理主义特征。因此，他未能实现自己所要求的绝然奠基的目标。鉴于他在先天问题上的人类主义和先验心理主义立场，他未能真正实现对休谟式的经验主义路向偏差的矫正。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整个先验哲学最终沦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的建构和先验心理主义的杜撰。

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胡塞尔认识到，只有遵循内在的直观主义路向，才能有效地拒斥康德那种形而上学的虚构的建构。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在内在直观主义的主体主义的路向上实行先天的奠基，也就是说，如何在纯粹内在经验的心理学的认识论中贯彻先天科学的方案。鉴于休谟的感觉主义的心理主义的怀疑论悖谬，鉴于康德因反作用地依赖于休谟式的经验概念而被引上了歧途，胡塞尔认识到，作为客观主义的最后遗产，正是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成见妨碍了对经验的本质认识。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和哲学开端的无前提性要求，引导胡塞尔尝试实行一种彻底的“哥白尼式的”转向，它排除一切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成见，回溯到真正的先验主体性，试图在笛卡尔式的纯粹“我思”的绝然明见性中实现哲学的最终奠基。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要在其现象学的突破性著作《逻辑研究》中实行一种彻底的心理主义批判。

正是通过对心理主义的彻底批判，胡塞尔发现了意识的意向性本质，实现了观念对象的“脱心理学化”(Ent-psychologisierung)，确立了普遍本质的存在，把握到了真正的先天概念。我们也就能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要在《逻辑研究》之后的《现象学的观念》和《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要实行先验的转向。正是通过现象学还原所实行的先验转向——胡塞尔也称之为彻底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胡塞尔彻底排除了自然主义的成见，实现了自然思想方式的彻底翻转和意识的“脱自然化”(Ent-naturalisierung)，真正达到了先验主体性这一最终的奠基维度。

胡塞尔认为，只有通过观念对象的“脱心理学化”和意识的“脱自然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哲学形态，“这种形态以一种以往从未能够达到的彻底的纯粹性和清晰性排斥了心理主义以及整个自然主义。暂且将这个形态称作理性主义的直观主义，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开创了纯粹现象学，它是哲学工作的基本领域，它是特殊哲学问题之意义所要求的、因而是真正的‘起源’的领域”[注]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gänzungsband. Erster Teil: Entwürfe zur Umarbeitung der VI. Untersuchung und zur Vorrede für die Neuauflage der Logischen Untersuchungen(Sommer 1913)，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S.275.。与康德的回溯—建构的方法论操作相对，胡塞尔强调，现象学“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构想，而是将所有认识都回溯到最终的源泉之上，回溯到‘观看’之上”[注]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gänzungsband. Erster Teil: Entwürfe zur Umarbeitung der VI. Untersuchung und zur Vorrede für die Neuauflage der Logischen Untersuchungen(Sommer 1913)，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S.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