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的视角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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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的视角与问题
——以激进政治经济学为中心
武海宝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93)

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经历了一次质的转变，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将其称为“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并从产业资本积累的相对停滞、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转型以及劳动者与资产者、产业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等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却有个共同的不足，那就是它们都在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出发来界定金融资本概念的理论传统，因而没能在理论上完整准确地把握住资本形态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的必然规律，从而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概念内涵、转型动因和发展趋势的判断上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偏差。未来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需要重新发掘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则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研究中激发出更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激进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金融化； 产业资本； 金融资本

自从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就进入一个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新时期，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表面上的监管不足而未深挖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根源相比，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深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断裂问题，提出了“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的新概念，并对这种转型的原因、特点和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学派。本文试图对这些学派的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金融理论出发，对其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发展的路径做些探讨。

一、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的基本观点
总体来看，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大视角：

(一)生产视角
该视角重点在于挖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与金融化转型的因果关系，其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垄断资本学派。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等人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已经转化为“经济剩余上升趋势规律”[注]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11页。。在该阶段，资本家们能够通过联合制定垄断性价格而维持一个相对较高且稳定的利润率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商品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但同时也使流通领域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市场空间和消费不足的限制而难以再“资本化”，于是就在流通中寻找避风港，转而进行投机活动，结果就导致了金融化的产生。因此，金融化是经济剩余增长过快与剩余吸收能力有限之间矛盾的产物。而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资本过剩，垄断资本会有计划地对生产进行一定的限制，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的相对停滞。因此，生产停滞和金融膨胀就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对孪生物。[注]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fter 25 Years，”Monthly Review, 43(7), 1991, pp.52-57．

如果说巴兰、斯威齐和马格多夫所谓的金融化主要还是联系产业资本在流通上的停滞来阐发，因而金融化只是被当作解决经济剩余的一个渠道的话，那么，该学派的新锐代表人物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则在批判地继承前者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突出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注]John Bellamy Foster, “Monopoly-Finance Capital，”Monthly Review, 58(7), 2007, pp.1-14.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崛起不仅仅是生产停滞和资本过剩的一个附带结果，而是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资本积累过程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二重属性：它既可以通过生产过程来实现自身的增殖，又包含着绕开生产过程而增殖的可能性，即资本积累过程一开始就包含着货币投机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尤其是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历了滞胀危机后，才逐步发展为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积累结构，且越来越与实际生产过程相分离并走向独立。在此基础上，福斯特提出了“资本积累的双重体制”概念，即资本积累不只是与生产过程紧密结合的“产业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是远离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的积累”；货币资本的积累起初只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积累，但后来它从产业资本积累的运动中独立了出来，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积累逻辑，即投机逻辑(福斯特将其称为“投机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过程就是金融资本的投机性积累从产业资本积累中独立出来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因此福斯特将金融化概括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的长期转变，它主要具有如下具体特征：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债务占GDP比重不断上升；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增加；各类金融衍生品迅猛崛起；金融泡沫不断膨胀。[注]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 62(5), 2010, pp.1-17.

除了垄断资本学派之外，其他西方左翼学者如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哈维 (David Harvey)、布伦纳(Robert Brenner)、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等人也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出发来理解金融化的产生和发展，但他们各自侧重的角度又有不同。阿瑞基主要从世界体系演进的宏观视角来切入，认为金融化是资本的生产和扩张由于竞争加剧和利润率下降而趋于停滞后转向金融扩张的产物。物质扩张与金融扩张构成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而金融化则是每个体系积累周期晚期必然出现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通过资本在世界地理空间的这种周期性运动而最终形成的。哈维主要从资本空间拓展的角度切入，认为金融化是资本在某一个地理空间内过度积累后为了摆脱过剩危机而进行空间转移的产物。布伦纳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以金融投机的形式来解决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经济停滞的产物，但它不仅不会解决经济停滞问题，还带来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反而加剧了经济的停滞。[注]分别参见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克里普纳则以实证分析的角度切入，用大量的实证数据分析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转型，在此基础上，她认为金融化是指利润的获取日益通过股息、利息、红利等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的资本积累模式。[注]参见格雷塔·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7期；Greta R.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金融部门，而不是生产部门。

(二)制度视角
该视角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模式和政策体系等角度出发来阐述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转型，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调节学派的阿格利塔(Michel Aglietta)、博耶(Robert Boyer)、利比兹(Alian Lipietz)等人。他们构建理论的出发点是制度。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充满了矛盾，比如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矛盾关系，资本家之间存在市场竞争关系，资本家与国家之间还存在利益竞争关系，国家与国家还存在权力竞争关系，等等；既然社会关系充斥着各种矛盾，那么社会关系的常态就应该是危机，但之所以危机不是社会关系的常态，那么，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把这些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东西就是制度。[注]Alain Lipietz, “Rebel sons: the Regulation school，”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5, No.4, September 1987.而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社会关系的上述行动者们总是倾向于在一定历史时期达成一定妥协，从而为资本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每个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都会在劳资关系、资本竞争关系、货币运行、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形成各种制度[注]R. Boyer,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1990, pp.13-14.，这些制度的综合表现为一种调节模式的建立。当调节模式与资本积累适应时，就会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发展；当调节模式与资本积累不再适应时，旧的调节模式就会解体，新的调节模式则会形成。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机制就是“矛盾—妥协—调节模式的形成—新的矛盾—新的妥协—新的调节模式”，这是一个无穷链条。金融化转型就是这个无穷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是传统的以“大规模的生产与大规模的消费相结合”为特点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瓦解后形成的一种新的积累体制(他们称之为“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先前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长期妥协的“劳资合作模式”被打破，资本家阶级变得更加强势，工人阶级的权利受到打压，企业股东权力大大加强，从而导致非金融公司在公司战略和收入分配方面日益倾向于更多地向股东分红，在投资决策领域则倾向于更多地涉足金融业务；在宏观层面，国家放弃了福特制下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改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减少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同时大力推行放松金融监管、减税让利、降低利率、增发国债等政策；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不再能为世界经济的运行提供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支撑，大大刺激了金融投机的盛行。这些宏观条件的变化也大大加速了金融化的发展，使金融业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走上自我循环的危机之路。因此，这种体制也被他们称为“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注]R.Boyer, “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A Preliminary Analysis，” Economy and Society, 29(1), 2000， pp.111-145.。

除了法国调节学派，美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学派也主要从积累体制出发。它与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戈登 (David Gordon)和科茨(David Kotz)等人。他们认为，一定阶段的资本积累总是对应着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关系在内的特殊结构，这个结构是上述各种关系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的统一体，包括劳资关系制度、货币体系制度、国家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制度以及国际关系制度等，它们在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方面为资本积累提供制度性的支持。每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会刺激资本盈利达几十年之久，但这个结构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它终将由于资本积累与上述各种制度的内在矛盾而解体，并被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所取代。虽然积累的社会结构包含多个层面的制度，但依据这些制度对资本积累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管制的结构”和“自由的结构”。金融化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新形成的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它是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制度重构的产物，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结构从一种“管制”模式(即二战后形成的“调节主义的SSA”)向“不受管制”的“自由”模式(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SSA)的转变。[注]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0期。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结构中，原先的劳资合作转向劳资对抗和资本的强势统治；资本家之间由原先的相对合作转向激烈竞争；国家站在资本一边而非工人一边，推行削减工资福利、放松金融管制、减税让利等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金融资本(投机性资本)崛起并取代了原先产业资本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注]D. M. Kotz,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sis of Over-Invest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5(3), 2013, pp.284-294.

(三)阶级权力视角
该视角主要从资本家与大众、资本家内部的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来分析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转型。这种视角其实在生产视角和制度视角的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本文之所以将其单列出来，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在生产视角中，阶级斗争是作为资本积累规律的附带结果来考察的，但是，作为资本积累规律的政治表现，阶级斗争对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转换具有独立的意义，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中要将资本批判逻辑逐步上升到“阶级斗争”逻辑的原因。第二，制度视角的研究虽然已经讨论了关于劳资斗争与劳资妥协、产业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但是，它对阶级斗争的考察主要还是从结果的角度，即从阶级斗争所形成的制度、体制、模式等静态的方面去切入，而没有对阶级斗争的过程展开动态考察，同时也没有赋予阶级斗争对积累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决定性的地位。

阶级权力视角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经济学家迪梅尼尔 (Gerard Dumenil)和莱维(Dominique Levy)。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存在资本家、管理层和大众三大阶级。在资本家阶级中，又分为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两大阶层，金融资本家集团居于上层。正是这个金融上层集团为了增加自身的收入，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过程中领导了一场为确立新自由主义秩序而进行的斗争，从而使资本家阶级获得了相对于大众阶级更大的优势权力；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则使金融资本家集团获得了相对于产业资本家集团更大的优势权力，进而彻底否定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劳资妥协、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妥协为核心的阶级权力结构。因此，金融化意味着二战后一度被削弱和压制的“金融资本家”权力的重新恢复和扩张(他们称之为“金融复辟”)[注]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7页。，意味着金融资本家财富分配权力的迅速增长，而新自由主义则是金融资本家彰显自身权力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它表达了金融资本家阶级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派别纷呈，内容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垄断资本学派紧紧抓住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本质转变，创立了垄断—金融资本的分析范式，并深入分析了当代虚拟经济爆炸式增长的原因、特征及其后果，是继列宁和希法亭之后以垄断金融资本来发展马克思主要基于自由竞争的资本批判理论的探索。调节学派把制度的作用引入经济分析，深入考察了制度规训对一定历史时期资本积累模式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实证分析了20世纪福特主义调节体制向后福特主义的、金融主导型积累模式的转变。这种“从非经济因素来研究经济”的理论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曾经规划的从“资本一般”逐步向“资本总体”过渡的理论维度。另外，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SSA学派对政治制度尤其是国家权力在资本积累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延续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分册构想中提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的思路，丰富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迪梅尼尔和莱维的阶级分析法则以敏锐的眼光把金融资本家与单纯的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明确区分开来，把大资本家(资本家中的上层)与中小资本家明确区别开来，这是继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生息资本理论中开拓出来的“资本批判新维度”，并被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所证实。

除了每个学派的独特视角之外，各个视角的研究之间也具有内在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一种有机互补关系。比如生产视角的研究揭示了金融化与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深入分析金融化崛起的一系列国际和国内的制度条件；而制度视角尽管分析了金融化产生的一系列特定的历史制度条件，却没有深入分析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因此生产视角与制度视角的研究各具优势，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无论是生产视角还是制度视角，最后都离不开“阶级”这个从事能动实践的历史主体，因此，阶级权力视角就成为联结生产视角和制度视角的必然中介和桥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上述各个视角已经逐步呈现出了一个理解金融化崛起的整体结构。

二、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的主要问题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金融化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倾向
尽管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承认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深刻影响，但在研究中却难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如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就走向了历史经验论：在它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积累模式接着一个积累模式的永恒演进(金融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式)，这种演进并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作为核心线索来推演，而是从后一种模式解决了前一种模式积累起来的矛盾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变迁。不仅每一种模式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种条件偶然聚合生成的，模式之间的转变也没有一个内在的、统一的规律在支配，因此它实际上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正因为如此，它就很难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趋势做出真正科学的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被人们贴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不可知论”和“资本主义万年论”的标签。[注]吕守军：《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美国的SSA学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了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新阶段，它把积累的社会结构按照“国家是否干预市场”区分为“管制型”和“自由型”两种结构[注]特伦斯·麦克唐纳、迈克尔·里奇、大卫·科茨主编：《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并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主要归结为上述两种结构的阶段性转换，比如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1865—1898年间属于自由型的SSA；1898—1982年间属于管制型的SSA，1982年至今又属于自由型SSA。按照大卫·科茨的说法，2008年金融危机后，旧的自由型SSA已经开始解体，正在建立的一种新型社会结构可能又是管制型的SSA。这种循环往复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不可知论”和“资本主义万年论”的又一翻版。SSA学派的实证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它总是不加批判地把事实直接搬进理论中。比如早期的理论家们一般都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的增长(因为这种结构本来就是为促进资本积累而生的)，但后来的一些理论家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结构(也即金融化的SSA)并没有如它们假设的那样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长期的停滞趋势甚至频繁的危机，于是他们转而又说，积累的社会结构并不一定与资本快速积累和经济增长相伴随。这种转变看似与时俱进，解决了理论的自洽性，实则证明他们非但无力解决矛盾，反而被矛盾支配。法国的迪梅尼尔和莱维的阶级分析法与SSA学派的“循环论”相似，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阶级斗争主要导致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中左”和“中右”。在管理层与大众阶级联合(管理层占据支配地位)对抗金融资本家的条件下，建立的是“中左”秩序；在金融集团与管理层联合(金融集团占据支配地位)对付大众阶级的条件下，建立的是“中右”秩序。根据这套逻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929—1975年间是“中左”秩序，在1975—2008年间是“中右”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后，旧秩序逐步瓦解，新秩序正在建立，新秩序既可能是“中左”也可能是“中右”。这种“循环论”分析方法同样不过是对现象的一种实证主义“复写”。

除了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折中主义方法论在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金融化研究中也比较普遍。美国的SSA学派代表人物大卫·科茨曾明确表示，他们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综合，且主要观点更倾向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之所以提出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问题，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在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下资本家的投资决策”[注]Robert Brenner, Mark Glick,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188,1991, pp.45-119.问题，这一点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旨趣更为接近。SSA学派另一个代表人物韦斯科普夫(Thomas E.Weisskopf)则公开宣称“拒绝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崇尚折中主义方法论，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折中”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注]韦斯科普夫：《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4期。

法国调节学派也有类似的问题，它把分析的出发点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修改为“有限理性人”，认为这样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掉进了新古典经济学从抽象个人出发的理论陷阱，这也是 “折中主义”方法论的典型表现。调节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激烈批判的，阿格利塔曾将这种基于理性人假设形成的一般均衡理论称为“神学”[注]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NLB, 1979.p14.，因为它是非历史的，因而也是远离现实的；然而，调节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批判是不彻底的，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修改为“有限理性人”并没有使他们真正走出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的理论陷阱”，反而表明他们自己所谓的历史主义方法尚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一种在经验层面上的历史主义。调节学派的这种立场和方法是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共性，即他们都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又未能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试图批判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但又不能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甚至反而还或多或少地受其不良影响。

垄断资本学派虽然更为自觉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但它在分析生产停滞与金融化的关系中强行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理论进行“折中”，把金融投机的崛起主要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货币形式而不是它的生产形式[注]实际上，在货币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投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现实表现。一切货币经济固然都有投机的可能性，但货币本身并不是投机的根源，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投机才真正发展为一种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现象，才成为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最抽象的表现形式。，从而偷偷地把凯恩斯描述经济运行的主观心理规律塞进了马克思的货币(资本)理论中[注]福斯特在阐述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时，曾多次引用凯恩斯“关于生产的货币理论”，认为马克思与凯恩斯在“货币内在地包含着金融投机方面”具有大体一致的观点，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 62(5), 2010, pp.1-17。实际上，凯恩斯在论述货币投机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主观心理分析法，比如他提出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灵活偏好规律都是这种方法论的体现，而这种方法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而当它在阐述金融化导致的经济危机时又试图把凯恩斯的资本主义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嫁接起来。[注]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 Vol.62, No.5, 2010, pp.1-17.

正是由于这种折中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在这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理论体系中，我们既能看到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又能看到劳动与资本的妥协；既能看到维护工人利益的“革命”情结，又能看到维护资本统治的改良主义。

(二)在金融化研究中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尚未澄清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金融化理论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把握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的不同视角，但是，这些视角对金融化的解读存在不少分歧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观点，其中，到底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金融化，还是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垄断资本学派认为，经济的金融化必然导致“国家的金融化”[注]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Monthly Review,62(1), 2010, pp.1-19．，即国家政策必然从限制金融资本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向放松金融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过渡，因此新自由主义只是“应对停滞—金融化困境的政治形式”[注]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 62(5), 2010, pp.1-17.。布伦纳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金融化的崛起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是加剧了金融化发展的势头。[注]罗伯特·布伦纳：《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而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SSA学派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的阶段性变化主要取决于一定时期支撑资本积累的制度形式。新自由主义是一系列制度的综合体，正是这些制度支撑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注]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克里普纳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金融化是由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催生的，因此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崛起的政治根源”[注]Greta R.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迪梅尼尔和莱维虽然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切入，但他们的结论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金融化，只不过他们强调的是：推动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体是一个特定的阶级——金融资本家阶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则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比如，在对生产停滞的解释上，垄断资本学派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转化为经济剩余上升规律后，它自身是否还存在且发挥作用？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在金融化时代是否仍然正确，它在金融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还有，金融化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到底只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抑或只是一种积累模式的危机，还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金融化研究中都难以找到完整清晰的答案。

(三)历史性、系统性不足，没有上升为一种科学的体系性理论
资本主义金融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现有的金融化研究主要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转型，大多没有追溯金融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实际上，金融化在19世纪就已经以周期性的方式出现过，马克思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狂想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页。，即资本总是周期性地企图不经过生产过程而赚到钱；19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也逐步从“周期性的狂想病”发展为一种“结构性症状”，即发展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一个积累结构，这就是19世纪末列宁和希法亭阐述的金融资本的形成。进入20世纪，金融资本的积累曾导致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国家凯恩斯主义政策崛起，并对金融资本的积累施加了种种管制措施，但金融资本也只是暂时受到了压制。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遭遇滞胀危机，为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崛起又创造了条件，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替代。这样一个金融化的发展过程究竟体现了金融资本积累怎样的规律，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金融化研究很少涉猎。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几乎从来没有尝试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资本的发展史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考察，这是他们的研究很少提及、更谈不上深入挖掘马克思和列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的原因，同时也是他们的金融化理论还未上升为一种科学的体系性理论的原因。如希腊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在分析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过程中曾简要回顾了列宁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但他仅仅因为现在的金融市场代替了传统的商业银行承担起为工业发展融资的主要任务，就简单地否定了列宁和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辩证关系的科学判断[注]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期。。这种否定是建立在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的错误解读基础之上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看“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
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之所以存在上述不足，归根结底是由于这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很少深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即到底什么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本质是什么，金融资本的积累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界定金融资本的概念。因为所谓的金融化，无非就是指金融资本发展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力量。因此，要了解金融化，首先就需要了解什么是金融资本。科学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理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金融资本概念之上。而在金融资本本质的界定上，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

首先，马克思对生息资本(当时主要是银行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证券资本)的界定就是紧密结合产业资本的运行来阐述的。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典型的形态，因为“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66页。。在马克思看来，生息资本建立在产业资本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产业资本使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发展，生产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不断提升，才使资本所有者有可能从生产管理职能当中游离出来，成为与职能资本相对立、远离实际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占有者，成为生息资本家。而生息资本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发展为支配和控制产业资本的统治力量，而这一点又与信用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信用制度最初也产生于产业资本的运动，是产业资本循环、周转和扩大再生产的润滑剂和助推剂。但是，信用制度的不断发展却为生息资本地位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一个人会把货币贷给在再生产过程中需用货币的另一个人。但现在这一点是采取这样的形式：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贷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又把货币贷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而银行获得的这种资本支配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572、618页。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寄生者阶级”，就是在资本家集团内部，从产业资本的运动中所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权力实体，他们是货币资本家、生息资本家，他们占据财富积累金字塔的顶端，统治并不断剥夺着各类中小资本。这样，马克思就从产业资本的运动和信用制度的自然发展中得出了金融资本(当时主要是银行资本)地位崛起并统治产业资本的发展趋势。[注]对此，赫德森(Michael Hudson)曾指出：“在他那后来成为 《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中，马克思通篇都在描述金融资本怎样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获得自己独立的生命。”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上)》，《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希法亭也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来界定金融资本的概念的。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银行会把自身资本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沉淀”在工业企业，用以榨取工业企业生产的垄断利润，因此金融资本是“银行和工业混合生长”[注]《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3页。的产物，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垄断基础之上融合而成的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资本虽然来源于产业资本(工业资本)，但又高于产业资本：它不仅最后成了产业的创立者，甚至还成为产业的统治者。对此，希法亭曾有一个非常形象且很贴切的比喻：“产业资本是圣父，它生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作为圣子，而货币资本则是圣灵。它们是三位，但在金融资本中却是一体的。”[注]希法亭：《金融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97页。也就是说，以前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是相对分离并独立的，但现在三者却越来越一体化，并“同归于金融贵族的领导之下”[注]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84页。。列宁更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阐述了金融资本统治地位确立的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80页。由于这种分离，作为金融资本典型机构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53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是从产业资本的运动逻辑出发来界定金融资本的。这里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产业资本孕育了金融资本，为金融资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没有产业资本的发展，金融资本就只能停留在古老的高利贷资本形态上；金融资本来源于产业资本，在它的力量还没有真正发展壮大之前，它只是产业资本的附属品，为产业资本的积累提供各种资金和信用的支持；但是，金融资本最后又高于产业资本，成为支配和控制产业资本积累的统治力量，在这里，金融资本并不是消灭了产业资本，而只是把产业资本积累变成了它自身积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就像当初产业资本在19世纪兴起以后就把17和18世纪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变成自身积累的一个环节一样。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从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资本形态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不断地通过否定之否定而使自身得到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资本并不是不在乎实体，而是不在乎一定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8页。正是在形式的不断变迁中，内容(即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资本主义金融化是资本形态在历史时空演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是资本形式变换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它是可以从资本的概念当中逐步推断和演绎出来的。

从上述逻辑和方法来推演金融资本包含的本质矛盾，自然就会在本体论的高度把握住金融资本的内部结构，即它是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的辩证统一，或者说它是对产业资本所有权和虚拟资本所有权控制的辩证统一。[注]参见宋朝龙：《虚拟经济，还是金融资本？——关于美国金融危机分析工具的辨析》，《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作者在文中通过对希法亭《金融资本》的分析界定了金融资本所包含的二重属性并批驳了把金融资本等同于虚拟资本的观点。笔者在本文中充分借鉴了上述观点。所谓对产业资本所有权的控制，是指金融资本以货币资本的形态在生产过程之外间接地对生产过程及其剩余产品和财富进行支配，比如一个投资银行控股一个工业企业。这是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一面，即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一面。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金融资本的这种积累方式意味着对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产业链的垄断。所谓对虚拟资本的控制是指金融资本在实体经济证券化的基础上发展为一种投机既成货币财富的积累机制，它远离现实生产过程，不创造现实的社会财富，却通过虚拟资本价格的波动来吮吸和瓜分社会业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比如股票和债券的二级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这是金融资本“非生产性”积累的一面，也就是其虚拟经济的一面。生产性积累(实体经济)与非生产性积累(虚拟经济)共同构成金融资本的两种特殊积累方式，而且二者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比如，一个投资银行控股一个工业企业，是为了获取工业企业创造的垄断利润，同时也是为了利用这种控制操纵股票价格，进而获得投机利润；因此，金融资本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是双重目的，包含着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两个方面。而它从工业企业获取的垄断利润和投机利润反过来又使其能够更加强化对工业企业的控制。二者的中间环节是实体经济(工业企业)在股份公司形式下的证券化。这样来看，金融资本既要对实体经济进行垄断性控制，同时又要对资本市场进行垄断性控制，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它是“两手抓，且两手都很硬”。

由此可见，作为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统一体，金融资本必然会渗透到整个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工业生产中[注]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概念之间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非此即彼”是西方抽象原子论哲学方法论的体现。而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学者都没有站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高度来理解金融资本，所以他们的著述中大都把金融业与制造业相提并论，并把二者抽象对立起来。实际上，在金融化时代，制造业正日益发展为金融业的一个“积累环节”。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在产业资本主导的时代，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这时连金融业都多少带有工业经济的性质，比如那时的银行机构只是工业发展的资金池和润滑剂；但到了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制造业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这时连制造业都染上了金融业的色彩，比如工业企业也大量加入金融投机的行列中，甚至一些跨国工业集团一半左右的利润不是来自于工业生产，而是来自金融投机。这种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位绝不是偶然的。马克思还举例分析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土地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时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农耕时代，“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49页。，在农业生产中，在土地囤积中，在股票市场中，在外汇交易中，在国债买卖中，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甚至在工人阶级的消费中[注]为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将业务的触角逐步转向工人及其家庭，以提供贷款等方式来让其透支未来的收入，金融资本就这样以债务的链条俘获了每个普通民众。这就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资本不仅会在生产领域对工人进行剥削，还要在消费领域对工人进行二次剥削，而后者依靠的主要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都可以看到金融资本操纵的影子。如果我们拿这个维度上的金融资本来同产业资本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金融资本更加灵活，更加能动，因而也更加强大。它越是远离实际的物质生产，反而越是对社会生产具有统治力和支配力。正因为如此，金融资本才称得上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真正的王者”，才真正发展为资本形态的“普照的光”，而金融家才如马克思极有远见地预料的那样，最终成为“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最高级的中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4页。。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金融资本概念的深入挖掘，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从金融资本包含的“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辩证关系出发，才能真正科学地把握住金融资本的内在结构，从而才能为“资本主义金融化”理论的构建提供一个牢固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金融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缺乏从“本体论”的高度来界定金融资本内部矛盾的足够自觉，由此给他们的理论构建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层问题。

垄断资本学派一直把金融化理解为虚拟资本投机性积累的崛起，认为金融化主要就是虚拟化[注]实际上，不仅是垄断资本学派，其他学派的学者也都持大体类似的观点，即他们都把重点放在金融资本在虚拟经济中的表现，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金融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表现，从而把金融化有意无意地等同于虚拟化。这就是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几乎清一色地拒斥列宁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的原因。，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垄断资本带来的生产停滞导致了经济剩余的不断上升，而这些经济剩余最后被用于远离生产过程的虚拟资本投机，那么金融化就自然被理解为吸收经济剩余的有效渠道，换句话说，既然实体经济已经停滞了，那么金融化也就自然崛起了，这样推论下来，自然就会把实体经济的生产与虚拟经济的投机置于直接对立的两极，用福斯特的话说，就是虚拟资本主导的金融市场把经济权力从制造业大公司手中夺走了。[注]John Bellamy Foster,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Monthly Review, 58(7)，2007, pp.1-14.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即使是相对停滞的工业生产过程，金融资本也早已渗透其中。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金融资本是不可能放弃产业垄断所创造的巨额垄断利润这块肥肉的，银行巨头和工业巨头早已在双方共同利益的支配下融为一体，成为金融巨头，而且这些金融巨头还统治着一个庞大的中小企业群。正是这种金融巨头的垄断才是经济剩余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因此，用“投机金融”来解释金融化虽然在理论上突出了金融资本投机性积累的一面，在现实中则突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最重要也最耀眼的特点——虚拟经济的膨胀，甚至也突出了金融投机对生产造成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它仍然遮蔽了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的一面，遮蔽了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产业链的垄断性控制，因此在现实中则必然遮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垄断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业所创造的巨额利润的剥夺。

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陷入上述片面性，又与他们主要从流通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的理论传统有着很大关系，具体来说，他们强调的“经济剩余”不断增长与剩余吸收日益困难之间的矛盾，所描述的实际上只是资本流通领域中的现象，而资本的生产——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出发点和核心研究领域则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分析焦点。他们所有的理论探索几乎都是试图在流通领域中寻找剩余吸收的渠道(比如军费支出、资本家的奢侈消费、金融衍生品的投机等)，而剩余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剩余生产对剩余流通究竟有哪些制约，这些更为基础和根本性的问题却在他们以经济剩余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占据核心位置。[注]垄断资本学派的创始人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虽然明确提出其研究对象是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吸收，但实际分析的重点是剩余的吸收而非生产，而在涉及剩余生产的地方，他们也主要是从“量”关系上来考察剩余的增长趋势，而没有分析剩余生产“质”的规定。参见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就是他们把生产与金融抽象对立起来的根本原因。

总之，由于垄断资本学派的关注焦点不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因此它才认为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剩余的不断上升与剩余吸收困难之间的矛盾。而正是剩余吸收的困难把货币形式中天然隐含的投机本能激发出来，最终导致了所谓“投机金融”的崛起。这种从流通领域而不是从生产与流通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化的思路，直接导致垄断资本学派的所有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不再符合垄断资本的新时代了，而应该用经济剩余上升规律来取而代之[注]斯威齐认为，马克思之所以集中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分析，是因为他预先假定有一个竞争制度存在，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自由竞争制度不再存在了；而马克思之所以未能关注剩余吸收方式的充足与否的问题，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扩张的障碍主要在于用于维持积累势头的剩余太少，而不是在于利用剩余的特殊方式的任何不足，参见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第73、111页。斯威齐的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的一种深度误读。一方面，利润率趋于下降正是垄断形成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示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既然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以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页。而资本的集中必然导致垄断。另一方面，利润率趋于下降正是金融投机崛起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指出：“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70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垄断的形成和金融化的崛起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它在垄断资本时代并没有消失，后人的理论任务恰恰在于研究这个规律在新时代表现形式的具体变化，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它过时了。，从而使它的理论根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形成了深层断裂。由于在理论上取消了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对资本积累的支配地位，所以像“利润率下降趋势在金融化时代是如何具体表现的”“金融资本是如何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的”这些重大而又深刻的理论问题，自然也就没能进入垄断资本学派的视野。

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的SSA学派离分析金融资本的本质矛盾的思路就要更远一些，因为它们已经从根本上摒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态演化的观点，而把关注焦点放到了资本积累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规范上面，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没有积累结构”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因此，它们不是分析金融资本如何脱胎于产业资本的积累并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的内在规律，而是把金融资本的崛起直接阐述为国家放松金融管制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及其导致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变革、战后美国全球霸权体制的确立等国内和国际各种制度条件变化的产物。一句话，将金融化阐述为新自由主义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是，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会突然崛起，在这一点上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始终缺乏一个有力的解释。[注]由于没有把金融化的崛起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原因，所以就不得不在金融资本之外来寻找这个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新自由主义崛起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促使资本家放弃之前与劳工合作的政策；第二，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记忆的消减使加强国家对资本的管制显得不再重要；第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威胁的不断消退使资本家认为劳资妥协不再必要。参见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实际上，“政策是社会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注]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页。，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政策都是建立在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基础之上的，它本身就是金融资本积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的产物。诚如马克思所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页。 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制度是金融资本这种生产形式在一定历史阶段为自己创造的法权关系，这种法权关系当然也就是保护和促进金融资本的积累秩序的。抛开金融资本的积累规律，抛开资本形态的演化规律，而把金融化直接理解为一种制度、体制、政策的产物，这就使金融化仅仅表现为一种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结果了。[注]法国调节学派创始人阿格利塔认为，历史发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定论”式的规律在支配，毋宁说历史发展本身是开放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法国调节学派反对唯物史观。参见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NLB, 1979， p.68.因此，它的批判所针对的始终就只是资本主义的某种积累体制，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它对金融危机的理解，也就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积累模式的危机，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生物；它提出的危机解决方案(诸如征收累进税和金融交易税等)也就与主流经济学“加强金融监管”的方案没有本质的区别。调节学派和SSA学派之所以这么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认为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已经不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致命”威胁了，因此他们提出“调节模式”“积累的社会结构”等概念主要不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不行”，而是为了求证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行”，为什么还有“调节”能力，正如SSA学派代表人物大卫·科茨所言，他们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改良如何进行的理论”[注]大卫·科茨：《法国调节学派与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之比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由于没有从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和趋势出发，所以除了垄断资本学派之外，其他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学者还犯了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错误，那就是他们都没有自觉地站在垄断基础之上来理解金融化的崛起，正如福斯特所言：“一个世纪以来对垄断资本增长的左派分析明显消失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们——比如乔万尼·阿瑞吉、大卫·哈维、罗伯特·布伦纳、热拉尔·迪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其中也包括美国SSA学派的大卫·科茨等人[注]美国SSA学派虽然提到资本积累的“垄断型”社会结构，但是它又认为垄断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趋势，在这种垄断型的社会结构之后，资本主义还可能再退回到一个自由竞争型的社会结构。比如它认为1900年到1980年是垄断型SSA，1980年至今则是自由竞争型SSA(即新自由主义SSA)。参见麦克唐纳、里奇、大卫·科茨主编：《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第43-53页。 ——笔者注)——所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论文，都没有系统地提及经济集中和垄断的问题，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的——将他们的著作在这方面和前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鲜明地区分开来”[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似乎当今这个时代仍然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时代，如果说这个时代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的话，也仅仅是自由竞争从一个国家扩张到了全球，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国际”自由竞争。[注]这些左翼学者否定垄断的理由十分奇特，比如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看到美国汽车业越来越受到日本、欧洲汽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和挑战，于是断言主导全球化的是自由竞争而不是垄断，参见福斯特：《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殊不知，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金融资本的垄断不同于封建时代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它必须在流动当中、在竞争当中才能垄断，诚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61页。如果由于看到了垄断时代的竞争，而忽略了资本集中和垄断趋势的不断加剧，比如只看到美国汽车业受到欧洲、日本汽车业的竞争，而看不到全球汽车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的不断提升，那就是不了解垄断的真正要义。实际上，再没有比把垄断性的跨国公司视为简单的竞争者更幼稚的了。

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列宁等人正是自觉站在这种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到垄断资本时代。按照列宁和希法亭的定义，金融资本建立在垄断基础之上，“垄断”乃是金融资本的本质规定。没有垄断，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就不可能实现结构性的分离，货币资本也不可能同工业资本实现结构性的分离，金融资本也就不可能最终凌驾于工业资本之上，成为资本形态最高级的表现形式；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稳定地创造出巨额的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因而也就不会形成结构性的过剩资本以供投机，金融资本的虚拟形态(非生产性积累)也就不可能过度膨胀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垄断不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正是由于在垄断问题上“栽了跟头”，因此上述学者对金融化的分析也就失去了坚固的理论根基，而这种不以垄断为基础的金融化研究，在福斯特看来，“几乎都是在隔靴搔痒”[注]福斯特：《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

最后来看迪梅尼尔和莱维的阶级分析法。他们在分析金融化时同样没有准确把握住金融资本的内部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认为在对大众阶级的斗争中，金融集团与管理层(实际上就是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的联合究竟谁占据支配地位完全是偶然的；而管理层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与金融集团结盟还是与大众阶级结盟也是偶然的，用他们的话说，这取决于“管理者阶级的机会主义心态”。他们还认为，既然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曾经做到过“镇压金融”，今天就同样有机会摆脱“金融至上”的局面，正如他们所说，“没有任何线索告诉我们一定要依据股市表现这一单一标准来治理企业，利润也并非一定要集中在金融机构手中”；因此，如果没有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那么，罗斯福式的新政就完全可能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步。[注]迪梅尼尔、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第34、32-33页。在当前新自由主义遭受危机的背景下，由资本主义的管理层主导的一种“新管理主义”秩序将可能是未来社会进步的方向。上述一系列观点恰恰证明，迪梅尼尔和莱维根本不了解，金融资本以货币资本的独立形态最终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进而发展为一种游离在生产过程之外但又支配和统治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形态，乃是资本形态演化的必然趋势，是资本积累规律的必然结果。试图以执行原先产业资本职能的“管理层”来反对已经凌驾于资本生产过程之上的“金融层”，其本质是以资本的低级形态来反对资本的高级形态，因而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流于空想。这就是他们在“中左”和“中右”的秩序间来回转换而找不到出路的根源，同时也是他们阶级斗争分析法的一个“硬伤”。

综上所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尽管由于时代本身的限制而未能直接把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转型作为研究对象而加以系统深入的论述，但是，它在研究金融资本时所体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闪耀着科学理论的光芒。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流派纷呈、观点歧异而难于形成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体系性的理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它们或多或少地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者更具体说，背离了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所创立的“资本本体论”哲学，因而导致它们始终不能充分地在“本体论”的高度来考察金融资本的概念内涵及其包含的内在矛盾，因而也就始终不能从资本形态演化的必然性角度来阐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的必然性，并把这种必然性放到资本主义发展史尤其是金融资本发展史的整体层面去理解，从而也就无法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发展为一种融合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在内的世界体系理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与此同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也需要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研究中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使自身再度凝聚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两个环节的有机结合应是未来“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的必由之路。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