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现状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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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现状及反思
杨庆祥 韩欣桐

[摘要] 近年来，“史料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研究潮流，“史料热”“史料转向”成为描述这一现象的关键词。“史料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当下性而呈现出“批评化”倾向，该倾向有可能导致文学史写作历史维度的阙失；其二，当代文学主流文学史观中一直强调“断裂论”，忽视了文学史自身的延续性。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史料研究”可以夯实学科研究的基础，打开研究的新空间，从而塑造新的文学史观。同时，因为当代文学的进行时状态，“史料研究”中也出现了重复化、碎片化、为史料而史料的不良倾向，需要对之进行反思与克服。

[关键词]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历史化

如果观察晚近这些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会发现“史料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词。无论是从发表的大量论文还是从各类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情况来看，“史料学”研究俨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占主导的“范式”。这一潮流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惯常的文学史时期划分，中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开始，迄今已有近80年，大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的资料散落在当代文学史的现场，而当代文学进行时的状态又往往弃这些资料而不顾。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早就意识到，长期的“现场化”和“批评化”不利于建构一个具有学理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谱系，也不利于当代文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正是出于这种历史势能的驱动，“史料化”研究才浮出历史的地表，在展开、迁延和建构文学史的同时，也呈现出它自己的方法论优劣。

一、史料研究的学术脉络
文献考据之学，中国古已有之。乾嘉考据学从明末即兴起，成型于清初，乾嘉时期兴盛起来，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治学方法，“在治学内容上以经史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天算、典制、校勘、辑佚、金石”(1)敖光旭：《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后随着历史和社会氛围的剧烈变动，乾嘉学派于晚清式微。胡适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并将清代朴学与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相结合，使文学在历史观念方面获得了科学的自觉性。(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不仅如此，胡适在继承乾嘉考据学派治学方式的同时，将考据学派的“疑古精神”和“历史眼光”一同传承了下来。(3)房列曙、吴云峰：《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载《安徽史学》，2007(6)。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说：“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把旧书当做历史看，知它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但胡适之后，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工作逐渐再次衰落下去，对史料进行勘误、辨伪的学术传统出现了中断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们重新开始重视史料的积累，究其原因，这种对史料的关注与历史所遭遇的某种破坏相关，“‘一方面是长期与史料工作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失去了联系，一方面又迟迟未能确立新的史料工作原则和方法，现代文学研究者相当普遍地缺少这方面的必要准备、修养和实践’，或将史料工作视为‘可有可无’，或‘理解为十分简单轻易，谁都能胜任的杂务和兼差’，其结果就导致史料工作必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丧失，史料文字的缺漏、删节、改动，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4)钱理群：《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载《文学评论》，2011(1)。。史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的丧失，使现代文学研究者们重新重视史料的发掘和考证工作，然而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来说，这一研究传统，并不是人人都掌握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校勘和辑佚能力的缺乏，成为现代文学第二、三代研究者身上所存在的知识缺陷，因此，对史料研究的重提，成为研究方法上的“历史补课”。(5)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载《学术月刊》，2016(9)。

近年来，史料研究在当代文学领域以极其迅猛的姿态发展起来。关注史料和史料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6)李强：《“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载《文艺争鸣》，2019(10)。“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最近两年呈爆发之势，并非巧合，而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有意策划、发动的结果，早在1991年，张颐武就提出了建立‘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设想，但当时并未展开实践。”，但真正以蓬勃之势发展起来是在21世纪。“近些年来，学界陆续出版了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程光炜的《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重返八十年代》，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计划出12卷，第一卷1949—1957已经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丛书等。同时还有一大批学者在做着大致相同的工作，比如以《文艺争鸣》牵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的建立。”(7)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等的研究为例》，载《文艺争鸣》，2018(2)。除此之外，国家也加强了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资金投入，“如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就有‘新中国文学史料综合研究、分类编纂与数据库建设’一项；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首次将当代文学史料(具体题目为‘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列入”(8)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载《学术月刊》，2016(9)。。其中，一批重要学者引领了这一研究风潮并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例如程光炜就史料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挖掘(9)参见程光炜：《“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为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2)；《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载《文艺研究》，2008(4)；《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2)；《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载《文艺争鸣》，2013(10)等多篇文章。，进行了《莫言家世考证》的系列研究(10)共10篇，参见程光炜：《生平述略——莫言家世考证之一》，载《南方文坛》，2015(2)；《家庭——莫言家世考证之二》，载《文艺争鸣》，2015(4)；《教育——莫言家世考证之三》，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8)；《劳动生涯——莫言家世考证之四》，载《当代作家评论》，2015(2)；《参军——莫言家世考证之五》，载《当代文坛》，2015(3)；《创作——莫言家世考证》，载《新文学史料》，2015(3)；《与大哥——莫言家世考证之七》，载《励耕学刊(文学卷)》，2016(1)；《故乡朋友圈——莫言家世考证之八》，载《南方文坛》，2016(3)；《茂腔和说书——莫言家世考证之九》，载《现代中文学刊》，2016(4)；《高密剪纸和泥塑——莫言家世考证之十》，载《东吴学术》，2016(5)。，同时该研究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吴秀明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并就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做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11)主要文章有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载《学术月刊》，2016(9)；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基于数据的类型分析》，载《文艺争鸣》，2019(2)等。总体而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但同时可以观察到的是，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文章中，很多学者讨论的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和不足。(12)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基于数据的类型分析》，载《文艺争鸣》，2019(2)。“但就总体而言，应当坦率承认，它是明显滞后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也滞后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属于‘初级阶段’的一种研究……从而导致在整体史料研究图景中有近三分之一左右(30%)的文章谈‘现象与问题’”。例如，史料研究的基本架构和理念不清晰，将“资料”和“史料”相混淆(13)付祥喜：《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现象》，载《文学评论》，2020(6)。；缺乏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评估，史料过于“边缘性” “碎片化”，盲目强调研究对象的重要性(14)张福贵：《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价值与构成逻辑》，载《文艺争鸣》，2016(8)。；缺乏问题意识，对常规史料过度信任，使史料研究成为对知识的收集和复述(15)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10)。；从当代史学视角出发进行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时，缺乏对既有文学史叙述的反思，有可能保留了曾经的历史偏见。(16)李强：《“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载《文艺争鸣》，2019(10)。诸多问题反映了一个事实：对当代文学而言，史料研究这一治学方式方法尚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尚未像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被梳理、编制成一个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式，基本的概念尚未得到厘清，面对史料的态度以及收集史料的方式方法尚未得到统一。更重要的是面对历史问题的判断力方面，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依旧需要加强。“这亦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文学学科尚不成熟，它的‘历史化’还任重而道远。”(17)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基于数据的类型分析》，载《文艺争鸣》，2019(2)。而这种不成熟和身份上的“暧昧不明”恰恰说明了此种研究方式正处于一个被学者所关注的中心，它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且潜藏着无穷活力，是一片亟待被开垦的学术沃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昭示了今后该研究方法所要提升和改进的方向，基础性的史料研究与指导研究的历史理论与“当下性”紧密结合了起来，具有了独属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特点以及难点。那么，这个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被重点关注且处于成长期的研究方式，究竟是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之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呢？史料研究会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怎样的新气象？当前的史料研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问题？下面我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二、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兴起的学术动因
如果说，史料研究的兴起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种“历史补课”，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同样如此，这与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大部分距离经典化还十分遥远。更重要的是，当代文学的时间轴尚处于不断延续之中，从研究对象和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当代文学研究更多承担着文学作品的发掘和批评的任务。因此，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部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处在一个非均衡的发展状态里，“1950—1970年代所谓的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当前文学批评’。到1980年代，文学批评更加活跃，往往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18)李强：《“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载《文艺争鸣》，2019(10)。。

除此之外，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紧密联系，还与历史因素相关。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重写文学史”思潮，在其影响下，“文学性”和“审美性”成为判断文学起源的重要标准，这种“纯文学”式的判断标准使文学研究排斥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在“8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学观以所谓的文学发展‘断裂论’来结构文学史”(19)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载《南方文坛》，2003(6)。，基于此，当代文学研究就变成当前文学批评，所以这也产生了部分学者重视文学批评，而看轻史料研究的状况。向批评倾斜的研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代文学研究“批评化”的状态。

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化”会影响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文学批评因为缺乏历史的支撑而不得不过分依赖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热” “尼采热”兴起，到80年代中期，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萨特《存在与虚无》等中译本的问世，海德格尔与萨特的思想也进一步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同时期另有其他西方文学理论相继进入中国，使文学批评拥有了更多的着眼点和参照系(20)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下)》，1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相对于稳定的文学史，文学批评需要快速对时代的文学变化做出反应，因而也更加依赖理论资源” (21)，但这种依赖实际上会导致“理论二次重现”，对一些作品进行强制性牵强附会的解释，以表面的深刻掩盖研究态度的轻慢，最终导致“当代文学批评也逐渐失去了其有效性”(22)李强：《“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载《文艺争鸣》，2019(10)。。

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并非是当代文学研究最令人担忧的状况，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恰当的文学批评有被无鉴别地纳入文学史书写之中的风险，影响文学史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例如，程光炜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在一次关于马原小说《虚构》的课堂讨论上，一位学生对我和别的老师合著的当代文学史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个‘结论’不是我们做出的，而是来自吴亮非常有名的评论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的‘结论’。这对我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随即找来最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发现都有大同小异的情形”。这种批评性表述被研究者不加质疑地接受了。它们“没有经过检讨和过滤就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一种可靠的文学史叙述恰恰应该是，根据‘批评结论’，参照当下思潮，并依据浩大历史时空中的诸多‘最好’的小说家类型，来建立马原是否是‘最好的小说家’的判断”。(23)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载《文艺研究》，2008(4)。

此处不讨论马原是否是“最好的小说家”，这一现象所反映的问题是，一种思维上的惯性存在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里：对批评文字的可靠性不加辨别和检视。如果文学批评的基石是不牢固的，也就是说，批评话语带有非客观的扭曲和失真，这么这种现象对当代文学史的建构是灾难性的。虽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指出：“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甚至在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24)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2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这段话提醒我们，文学史实质上也是“批评”的一种，其中蕴含着写作者的判断。但是，这并非是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化”提供理论支持，而是内含着双重的警醒：学者们需要在不放松和不放弃判断的主动权的同时，对文学史话语中所包含的“取舍和判断”保持更加审慎的态度。那么，从这个角度理解，为了保证文学史写作的“真实”(25)历史的真实其实是一个难以接近的概念，正如海登·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所提出的观点，历史叙事由于其存在形式为文字叙述，不可避免地与文学和神话一样具有虚构的特征，中性的历史事件由于立场的不同可能会以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话语被讲述。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陷入虚无主义的极端，认为没有真实存在，统一的“大历史”叙述是不可靠的，但是可以通过“小历史”的研究考证使历史叙述尽量客观。，保持主观判断与历史真实性的平衡，史料研究是必须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式。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和史料的研究，“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正是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地基”(26)黄发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老问题与新情况》，载《文艺争鸣》，2016(8)。，史料研究不仅可以将文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夯实，还能拓展为一种有别于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开辟当代文学研究的园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代文学长期以“断裂论”来结构文学史的现象，同样在召唤着对史料研究的重视。80年代的文学研究在用同一种方式讲述历史，“十七年文学”被放置于80年代的对立面上，而实际上，新时期文学正是从被认为与之对立的历史时期发展而来的，其中本身就蕴含着某种与前三十年密切相关的质素，如果对“新时期文学”做一个界定的话，它本身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学内部演绎的历史过程”，其资源来自“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27)杨庆祥：《80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载《文艺争鸣》，2009(11)。 ， “断裂论”所构建起来的历史框架遮蔽了历史幽微的细节，而不少学者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28)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不少研究者通过对新时期/‘十七年’的时期划分和界定，确定这就是在历史框架中忠实地整理自己的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记忆”。史料研究通过挖掘埋藏于地表深处史实，发现断裂的表层内部的某种延续性，并不是说一定可以找到前三十年与新时期文学研究有多么紧密的承接性，而是说，史料研究可以为构建新的当代文学历史观念提供某种更加能够接近“真相”(或者说是观看历史的新角度)的方法和途径。

通过史料研究去接近历史的“真相”，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学者唐弢曾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29)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载《文汇报》，1985-10-29。，而这种对历史化的抗拒，正是来源于对历史真实性的重视，正如程光炜所说，“他们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牵扯着太多说不清道不完的‘政治性’关系” (30)。“唐弢对‘当代文学’的不冷静判断也实际跟这一‘捆绑式’的历史理解方式直接相关。” (31)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35、1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基础工作便是祛除文学中的简单的“文学—政治”捆绑论，还原文学和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史料化正是完成这一工作的必经之路。

综上，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这一研究方法的兴起，不仅与当代文学的“批评化”及其影响有关，还与当代文学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学者对史料研究的重视，一方面可以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铺平道路，提供能够显示历史“真相”的写作材料；另一方面史料研究又能够自成一种研究方法，在已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二次重现”的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之外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提供观察的新视角。

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成就和困境
史料研究这一研究方法，除了能够使学者重新审视当代文学的历史，还能够从作家本人出发，在作家与作品之间找到更加复杂和深刻的联系。例如，陆丽霞在《残雪和她的家人》这篇文章中将收集到的史料与论述相结合，呈现出了一个深受家庭氛围和亲人相处方式影响的残雪形象，这对解读残雪的小说创作和行文风格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32)陆丽霞：《残雪和她的家人》，载《文艺争鸣》，2019(8)。谢尚发在他的论文中，通过对张洁个人经历的梳理，发现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与张洁本人的人生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小说人物“钟雨”对“老干部”的爱实则是作家自己心灵体验的投射。(33)谢尚发：《“灵魂的自传”——重勘〈爱，是不能忘记的〉写作前后》，载《南方文坛》，2021(2)。父爱的缺失使张洁渴望找到一个“能够疼我，又是丈夫、又是兄长、又是朋友、又是父亲般的男人”，这种渴望使她倾心于“硬汉”孙友余，并在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通过主人公“钟雨”的爱情观，“让她纠结了数年的爱情，有一个更为顺畅的展示”。

当代文学在史料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开拓了当代文学新的研究路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有可能会使研究者因历史观念的问题嵌入某种困境，存在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首先，一些学者在采用史料研究这一方法撰写论文时，缺乏系统性和贯穿文章中心的主线，使文章变成各种史料的堆砌，看似扎实，实则得出的是一个大家已然知晓的事实，弱化了研究的意义。实际上，历史也是一种叙述，它的呈现形式就已经决定了历史的写作与批评有相通之处，二者并不是对立关系，“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作为叙事，历史与文学和神话一样都具有‘虚构性’，因此必须接受‘真实性’标准的检验”(34)。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叙事性，是内在于历史写作的，只能尽量保证客观，而无法占有历史全部真相。大量的史料堆砌出来的文章，并不能使写作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相反，它提高了研究者和阅读者把握过去的难度，而不是把难度降低了。正如海登·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所强调的：“我们关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解释与其说受我们所加入的内容的支配，不如说受我们所漏掉的内容的支配。因为，为使其他事实成为完整故事的组成部分而无情地排除一些事实的能力，才使得历史学家展现其理解和鉴别力。”(35)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10、17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进行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同样需要这种理解和鉴别的能力，在纷繁复杂的史料的碎片中，找到逻辑清晰、线索鲜明的主线，提供充满洞察力的见解，避免出现“史料小而碎的问题，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处敏感而大处茫然的偏差”(36)武新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文艺争鸣》，2020(6)。。归根究底，这需要研究者拥有对史料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就是在研究时不排斥将思想纳入史料的选择和诠释之中，“对历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37)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2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有发掘历史事件和整合史料的能力，还要有串联事件，找到隐藏在史料背后的思想的能力。如果从挖掘思想的角度对待史料研究，就不难发现，只重视史料而排斥批评的研究方式的缺漏之处，由于批评是一种思想的展现，排斥批评的做法无疑内含着对于思想的排斥。因此重史料而轻批评或者重批评而轻史料，都是有碍研究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态度，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平衡，使研究既踏实可靠又充满洞见和新意，是当代文学研究者所要共同努力的提升方向。同时，即使采用的是史料研究的方式，研究者的情感态度和内心温度也不应彻底舍弃，它们代表了一种学者的温情，是对历史中的人和事的爱意，也是对人类的关怀和尊重，“即使考证者不抱着把历史真相告诉下一代读者的想法，但如果他的叙述只是一些冷血材料，是一些类似木乃伊的历史断片，那么‘最终的考证价值’又在哪里”(38)程光炜：《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载《文艺争鸣》，2016(8)。？应该意识到的是，这种感情和温度不仅是不应舍弃，而且是无法舍弃的，因为在对史料进行筛选时，研究者的情感和态度就已经内含于其中了。对史料拥有一定的统帅和挈领的能力，既充满冷峻的客观又不排斥温度和情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姿态。

其次，存在过度迷信史料的真实性等级的现象，忽视了历史陈述的多元化。许多学者在面对史料时，往往存在“贵远贱近”的态度，并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的真实性方面形成了等级化的区分。“近年来，许多学者习惯于把史料区分为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公共与私人两类，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真实’。在真实性问题上，刊印本不如手稿，传记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书信，日记书信不如档案。”(39)武新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文艺争鸣》，2020(6)。这种真实性的等级制，可能会遮蔽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往往是由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声音构成的。日记中所写就是真相吗？档案记载的内容是否代表官方话语的声音？个体的声音与它一致吗？写日记和记录档案的人，很可能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写下尊重本心但却与事实相差甚远的文字，此时就需要更多材料去对史料加以补充。把史料当成真理或是知识去不加辨别的予以使用，有可能制造出更多历史的迷宫，让后来者迷失其中。“事实上，历史文献中所描绘的世界的模糊性，如果有的话，也是由于历史叙事的产生而增强了。每一部新的历史著作只不过增加了文本的数量，如果要忠实地画出特定历史环境的完整准确的图画，就必须解释这些文本。需要分析的过去与通过分析文献而创造的历史著作之间存在着悖论关系；我们对过去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容易对其加以概括。”(40)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171、1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历史叙述的增加，如果增加的是概括过去的难度，对史料真实性等级的迷信，则会使困难更加难以克服，事件的真相变得更加难以靠近。要摆脱这一状况，需要采用多重史料的互证这一研究方法，不迷信单一史料所提供的信息，将刊印本、手稿、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和档案等多种信息加以汇集和比较，寻找共性和差异，“摆脱这种‘知识化’的障碍，就要特别尊重史料的差异性，注重发掘不同形态的史料在不同维度发出的声音，并将这些各自独立甚至互相排斥的史料‘有意味’地联系起来”(41)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10)。。“历史事件具有中性价值”(42)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171、1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而人们因各自立场的不同，会有不同见解，留下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表述，此时，便需要研究者拥有辨别史料背后的立场的智慧，在真与假的二元评判标准之外，开辟历史叙述的新路径。

学者在进行史料方面的研究时，除了可能面临以上由历史观念问题导致的研究困境外，当代文学史料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也会给学者带来一定的研究难度。互联网新技术蓬勃发展起来，网络不仅是当代文学史料的载体，也是当代文学发生的现场。许多史料是以电子资料的形式存在于网络上的，曾经以纸质形式存在的日记、书信和各类手稿也已经变成电子资料，如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表面上看，信息的保存变得更加容易了，但是实际上，由于网络信息的迅速更替和数据库的不断更迭，如果不进行有意识的保存，这些电子资料会以极快的速度消失，使史料的搜集整理面临网络信息技术上的难度。同时，网络平台所能提供的信息的体量是纸媒所不能比较的，这更加考验研究者辨别和筛选的能力，甚至一些学者悲观地认为，“传统的学术方式显然不再可为或持续进行”(43)吴俊：《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载《文学评论》，2020(6)。。网络信息更新快，容量大，给研究者带来了史料搜集上的难度，看似是优势的快速检索带来的便捷，其背后也同样可以看到隐患，“网络数据库有强大的检索功能，确实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但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必须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仅仅以几个关键词搜索和论题直接相关的论文，必然会导致视野的窄化”(44)黄发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老问题与新情况》，载《文艺争鸣》，2016(8)。。但应该承认的是，信息的电子化是无法逆转的潮流，当前应该做的，是把电子化带来的便捷搜索优势和庞大储存优势充分发挥，基于这一理念，需要加强学科文献史料的网络信息录入和数据库建设，这不仅是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应及时进行的工作，也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以及其他各个研究方向的学人所应共同努力的方向。

另外，在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即年谱的整理和编写工作方面，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也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作家年谱的编撰工作中，很多资料是需要抢救的，许多作家已是暮年，如果不对他们的史料及时进行收集和考证，很可能会失去与作家直接交流的机会，因此组织专门人员收集和整理口述史是有必要尽快进行的工作。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口述史的收集整理同样面临用何种历史理念进行分析判断的问题。口述史因叙述者身份的复杂性，如“过去政治的反对者”或者“现实权力的共谋者”，会形成“口述者个人未必意识得到的文化生产机制”，使口述史料成为某种单一记忆的载体。(45)张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载《文艺争鸣》，2013(6)。此时就需要研究者对时代背景和事件脉络有高度的把握和分析能力，以多元视角看待和分析史料。

基于以上提及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现实困境，不难发现，在史料收集的基础工作和整理史料的后续工作中，有着研究者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各位学人大有可为的广阔空间，它召唤着更系统和先进的史料收集方式，如电子数据库的建设等；也召唤着更科学、合理、多元地面对历史的观念。这两者不仅是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学术发展的着眼点，也是其他各个学科需要及时着手进行的工作。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继承了近现代文学研究文献考据的理念和方法，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在历史观念、感情态度和史料载体方面有独属于当代文学自身的特征。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史料研究这一方法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形式和体系化的治学方法，但是它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意义重大，且这些尚未完成的部分，正是需要进行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创新的空白之处。具体而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召唤着两个研究层面的提升：一方面是面对具体史料的技术层面，如何从传统的校勘、辑佚汲取营养，发展属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是面对历史的理念和态度，找到立足于本学科的建构历史的框架。史料研究不仅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基础性工作，还是内在批评属性且能补当代文学研究“批评化”之不足的新的研究方法，为用新视角观看历史提供了有据可依的可能性。同时，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学者去克服，一方面要有治学的严谨态度，勤勉、全面地进行史料收集和考证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用更加科学、智慧的历史观念在历史的碎片里寻找研究的路径，将历史观与文学史料结合起来，创造一条生机勃发、新意不断的研究之路。

A Description of and a Reflection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tudy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Qingxiang，HAN Xintong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n historical materials,often dubbed as “historical material fever” or a sort of new “turn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has become extremely popular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Two factors lead to such trend in this field.The first factor is related to the focus of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s that may cause the lack of a historical dimension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other factor is associated with a widely accepted view that overemphasizes discontinuity in the unfol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nsequently neglects its continuity.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ould establish a solid foundation and expand the academic scope for writ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In the meantime,however,this academic trend also leads to such shortcomings as repetition and fragmentation,which deserve serious consideration in research.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Historical materials;Historicization

作者：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yangqingxiang80@163.com；韩欣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hfhxt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