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组织时间观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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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组织时间观转变
原 理

[摘要]钟表时间取代自然时间，是工业社会组织机制的标尺，工业时期的组织管理主张一种刚性的时间规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标准化管理体系。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时间不再简单地被看作是固定的、可以被物理分割的系统，网络时代的组织时间观是抹除了物理边界和个人与工作时间界限的“当下时间”。时间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速度和即时反应能力成为组织生存的关键，不断涌现的信息将时间碎片化，成为一连串的当下。然而，新的组织时间观对速度和同时性的膜拜对组织管理带来了诸多弊病，包括组织长期规划的消失、组织成员自我意识的消解、组织成员过度的劳动，等等。

[关键词]网络时代；当下时间；组织；事件；管理

时间是人们与自然和技术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介质，人们靠技术和物质来感受、测量时间，同时，人们也受制于自己创造的物质和技术。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构想，它被行为、社会习惯和人际习惯所巩固，并形成共识，最终对人类行为进行规制。科学理解方面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其所属时代的整个文化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着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和体验，“一直以来，社会思想中有一个稳固的前提，即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导技术定义了时间组织以及对它的文化理解”(1)N.Green.“On the Move:Technology,Mobility,and the Mediation of Social Time and Space”.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2,18(4)：283.，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时间观念和体验也在改变。

马克·泰勒在《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中描述道：“呼叫等待……无休止的电话会议……完全不顾时间地点的强制性视频会议……睡觉时床头也得放着一台iphone……整晚整晚地刷邮件……坐在出租车上正准备与朋友约个晚饭时又因为收到邮件而返回办公室……”(2)马克·泰勒：《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这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的普通人正在经历的真实生活。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带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时间体验，全球各地的人们建立了实时联系，取消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压力和困扰。当我们在讨论时间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讨论如何理解时间对于人的意义以及如何把握时间的节奏，它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自我价值的探索。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工作，组织时间的要求和规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动方式和人格认知。对比工业时代和网络时代的组织时间观，在当下进行反思，极有必要。

一、工业时代的组织时间观
20世纪60年代， 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一篇题为《时间、工作规制和工业资本主义》(3)E.P.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 and Present,1967,38(1):56-97.的论文，在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汤普森提出了一个问题——钟表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人对时间的内在理解，它如何影响和重塑了工业社会的工作习惯。汤普森指出，时钟式的时间规制产生之前，也就是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所依靠的是“自然”的工作节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民遵循四季的变化，渔民遵循海洋的规律，牧民遵循动物的习性。这种形式的劳作是“任务导向” (task orientation)的，在今天的农村仍然保留了这种类型的工作。任务导向型工作的特点是尽可能少地区分“工作”和“生活”，倾向于根据任务来确定工作日的延长或缩短，并且在“工作”和“打发时间”之间没有很大的冲突感。由于农业工作必须紧密结合自然条件，这种工作规制是独立于严格的时钟标准之外的。比如，在农业社会，一个农民收割玉米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玉米的生长情况和农民自身的经验，不同品质的玉米对应着不同的收割和处理手段，时间本身并不足以衡量这个农民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农业社会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基于家庭，因此“任务导向型”的工作雇用关系是一种家庭式的关系，有关工作的规制实际上也是一种家庭式的纪律和管制模式。

工业社会的大规模制造需要系统化的管理制度和标准化的生产，而这种标准化基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管理的变革。工业化不仅改变了生产和商品，以及产品的分配系统，同时它也给身体和心灵强加了新的规训措施。随着商业企业的日益发展，时间开始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并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尺。传统的任务导向型工作对于工业社会的管理机制来说，是浪费和消磨时间。工业社会制造系统的标准化和效率要求依赖于时钟时间来管理工人，并使之内化为新的工作习惯。

在英国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的著作《管理百年》中，科学管理思想的创始人泰勒被称为“拿着秒表的复兴英雄”(4)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 20、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泰勒坦言，自己最痛恨的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工人“磨洋工”的现象，即有意识地在工作时间里慢慢干、少干活，也就是浪费“工作时间”。泰勒认为，人力方面的低效率和浪费对于社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产量和国民整体的富裕。(5)F.W.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为了弄清楚工人们真正的工作效率，泰勒把每项工作都拆分成最基本的动作，用秒表详细计量工人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间，以确定一种效率最高的工作方式，作为科学管理的工作标准。科学管理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使工人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泰勒试图证明，这实际上与工人的最佳利益一致。

虽然泰勒的管理原则和建议在今天看来大部分已经成为管理常识，然而在当时却意味着重大的思想变革。克雷纳指出，泰勒的秒表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他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意识。在此之前，各地的时间观念是本土化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时间概念行事。泰勒的管理哲学影响了全世界，科学管理成为第一套国际化的管理理论，从此，“时间不再由太阳的升起或教堂的钟声来宣告，而是以工厂的警笛或时钟作准。从那时起，时间由管理者衡量和宣告了”(6)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 20、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时钟作为主要的测量工具，使时间可以被衡量、被分割、被买卖，它以某种时间单位的形式来衡量一个人出卖的劳动量。作为劳动报酬的重要衡量单位，时间可以被转化为金钱。“时间就是金钱”的假定支撑并统治着组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工作时间，就是个人“出售”给组织可以用于工作的时间，这种关于时间的经济理念导致在现代组织管理中，收益与对工作时间的利用率挂钩，工人的工作时间利用得越充分，管理效率就越高。由于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的清晰划分，雇员在工作的时候，要确保工作时间没有被“浪费”。任何不能被转化为金钱的时间，比如家庭时间、休闲时间等，就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工作时间相冲突的。

亨利·福特开创的生产线管理是机器时代主流的企业形象，他相信，生产速度带来竞争优势。虽然福特和泰勒的理念类似，但福特更强调节约成本，而不是关注工人个体的工作内容。福特制采取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系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它通过创造一系列复杂的生产系统，来确保零件、组件和装配能在合适的时间运送到装配线上，在此过程中，工人要严格配合流水线上的传送机皮带。福特曾表示：“我们希望工人们按照吩咐行事。组织高度分工，环环相扣，绝不可能允许工人自行其是。”(7)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54、25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在福特的眼中，流水线上没有“完整”的人，对工作进行分类之后，“我们发现有670项可以由没有腿的人干，有2 360项可由只有一条腿的人干，有2项可以由没有手臂的人干，有715项可以由只有一条手臂的人干，有10项能由盲人来干”(8)亨利·福特：《亨利·福特财富笔记：汽车大王的创业箴言》， 212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对福特制的滥用做出了最精彩的反讽，通过对工作时间的精确控制和分割，人的思想、情感和个体化需要被遗忘在机械循环的流水线上，人成了时间规制的奴隶。

20世纪末，效率仍然是组织管理的魔咒。为了提高效率和获取竞争优势，时间在管理过程中被精密地安排和测算，比如，设备的使用、劳动工资的支付、采购保存原料和储存产品的花费、运输和上架等各个方面，都要被科学地计算，以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时间控制就是企业工作的逻辑基础。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哈默和詹姆斯·钱皮在20世纪90年代引领了一个管理风尚——“流程再造”：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企业的关键流程，以实现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绩效关键指标的大幅提升。(9)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企业再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企业再造概念包括了全面质量管理、即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时间竞争(Time-based Competition)和精益生产等思想，其中时间压缩成为管理竞争的有力工具。在整个生产流程中，时间控制要求缩短每个操作环节的时间，优化组织结构并加速资源的流通，整个流程要比行业竞争对手更快，所有和组织生产无关的时间要压缩到最小。在此过程中，人成了企业再造最大的绊脚石，对于管理者而言，精益流程比人更为关键，员工无非是执行流程的机器，而“抛弃人性就是提高效率的途径”(10)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54、25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为了使企业的核心流程更为精简和高效，企业的流程再造理论在真实的实践中，似乎成了裁员和缩小规模的幌子。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和时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一种以事件和产物为本的经济模式过渡到了一种以时间为本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管理者希望工人在工作时间内能够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价值，确保公司能从雇员的工作时间里得到最多的回报。时间是商品，可以被使用、被浪费、被赚取、被压缩、被重塑、被优化……这种“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的区分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被认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种手段。(11)K.Starkey.“Time and Work Organization: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In M.Young,and T.Schuller (eds.).The Rhythms of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88,pp.95-117.“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的二元对立在工作场所体现在劳资双方为争夺时间控制权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管理者要延长工人的工时，而工人则要缩短工时。在“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具有清晰的界限，超出规定的“工作时间”就是“加班”，如果管理者不付出额外的代价，个人有权拒绝工作更长的时间。8小时工作制最早由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于1817年提出，他主张“八小时劳动，八小时休闲，八小时休息”。1919年，8小时工作制被国际劳工会议所承认，尔后各国从法律上确认了休闲和休息对于人们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工作时间的限制和区分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悄然发生了变化。

二、网络时代的组织时间观变化和趋势
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头20年间，可以收集、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超高速电脑，以及个人电脑、便携式平板电脑和手机的出现，带来了时间观念的变革以及组织管理的巨变。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让时间不能再简单地被看作是固定的、可以被物理分割的系统，钟表时间也不再是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时间工具，因为传统的对于“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的区分已经在失去意义——网络时代的工作时间不仅仅限于在工作场所工作的时间，移动通信设备的使用使得员工的工作超越了工作场所的有形边界，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溢出了它原本的物理框架，变得难以计算和把握。在互联网时代，时间观在组织管理中出现了以下三个变化和趋势。

(一)越来越快，时间成为更稀缺的资源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总是稀缺的，商业和经济管理的作用就是在各种需求之间通过竞争的方式分配有限的资源。然而，有些经济学家，比如加尔布雷斯就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的经济体中，稀缺已经不是决定性的特征了。(12)J.K.Galbraith.The Affluent Society.Boston，and New York:A Mariner Books,1998.如今，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食物和住所等基础资源充足，商业企业提供的商品很大一部分都不属于生活必需品。后现代思想家鲍德里亚曾指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重要性仅被当作一个符号而不是有用的东西。(13)J.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St.Louis,Mo.:Telos Press,1975.商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要看起来更“时尚”、更“个性化”、更“舒适”、更“便利”……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此，人们在今天所购买的不仅仅是必要的生活物品，而是“品牌”“体验”“创意”“身份”“认同”，等等。但是，如果稀缺可以被消除，或已经被消除，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呢？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和约翰·博伊德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这些有形的资源的确已经变得非常丰富，但另一种不被留意的资源——时间，却变得越来越稀缺了。”(14)菲利普·津巴多、约翰·博伊德:《时间的悖论：关于时间观的科学》，306、30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15)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中，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创新理论，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这句名言。他发现，大概每50年左右，由企业家主导的创新浪潮就会席卷整个社会，在创新技术摧毁旧的行业的同时，它也会为新的浪潮埋下伏笔。1960年，美国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和社会学家菲利普·斯莱特在《临时社会》一书中提出，世界改变的速度会持续加快，直到所有事情都变成暂时性的。(16)W.Bennis, and P.E.Elaster.The Temporary Society.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8.今天，我们正在真切地体验着这种加速度。在互联网发达的社会里，那些在过去平均50年左右才会发生一次的显著性创新和变革，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熊彼特所描述的创新浪潮，那种巨大的改变，在互联网社会已经变成一种常态。熊彼特保守估计的50年商业周期现在看起来漫长得让人无法理解，因为企业被要求无时无刻地要思考如何改变、如何创新，而不仅仅是适应现有的环境。

因此，互联网时间和传统的钟表时间是完全不同的：由于全球互联，在商业领域，世界上所有国家和社会的时间高度统一，达成了一致的标准，那就是——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不再强调白天和黑夜的区分，不再强调时区和时差的不同，每一个时刻、分分秒秒都是企业要关注的，因为，对今天的企业来说，时间不只意味着金钱，它更意味着“可能性”，意味着“生存”与“死亡”。实时或接近实时更新的信息要求企业比其对手要更敏锐，对于企业的管理者而言，“时间是问题，时间是团队的一部分，时间是对手，时间是促成变革的普遍性力量”(17)菲利普·津巴多、约翰·博伊德:《时间的悖论：关于时间观的科学》，306、30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与传统企业所强调的产品的生产速度相比，今天的企业更看重的是创意和想法转化为现实的速度。产品和服务更新换代日益频繁，“慢”就意味着被竞争对手打败，被市场淘汰，被消费者遗忘。一个创新的想法，它必须尽快被实施，投资人可以给企业有形的资源，但他们无法给企业更多的时间，因而“效率”仍然是今天管理所关注的核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远比工业社会更重要：一个企业如果想生存，它必须全力奔跑。速度，是中小企业得以生存的基本考验，也是大型企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首要任务。即便是在搜索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谷歌，也不能满足于拥有指数级增长的数据，“他们的工程师正在全天候的工作，以提高搜索的效率和速度”(18)马克·泰勒：《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20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可是，追赶和争夺时间让企业的发展由“马拉松”变成了“百米冲刺”，从全球来看，企业的寿命周期在急剧缩短(19)杰格迪什·N.谢斯：《为什么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载《IT时代周刊》，2011(9)。，在日本，2018年度有465家百年以上的老牌企业倒闭，刷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20)黄琨：《2018年，日本在365天里倒闭了465家“百年老店”》，https://t.qianzhan.com/caijing/detail/190730-d1a04baa. html。

(二)越来越久，无边界的工作时间
过去，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之所以清晰，是由于传统工业的工作性质导致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工厂车间中普通员工的工作对象大多是“物”，生产的成果往往也是由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或部分产品)呈现出来，所以，“理想的工业生产就是一切要标准化，标准化的生产体系是嵌入在标准化的时间节奏之中的，这意味着要设计好每天的节奏以保证运作的最高效率”(21)B.Adam.Timescapes of Modernity:The Environment and Invisible Hazards.London:Routledge,1998 ,p.140.。这也就是为什么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强调要反复通过对工人的工作动作进行实验，由此来确定一个最为“科学的”、最“有效率的”工时设定。

然而，和传统的工业社会所面对的工作对象相比，信息社会的企业，特别是知识型企业，所面对的工作对象要复杂得多。知识型员工(22)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提出了“知识型员工”(Knowledge worker)的概念，用以指称那些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与传统的体力劳动者相区分。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关乎人或事件“任务”或者围绕某个目标主题展开的“项目”，是被人为定义和诠释的，不能够像“物”那样被清晰表达和认知。并且，处理“任务”和“项目”所涉及因素的复杂性要远超过处理“物”的复杂性。比如，一个广告活动策划团队要完成一个活动项目，不仅仅要受到自身的工作效率、态度、理解、创意、团队默契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也必须符合委托方的理念，受到委托方的认可。在反复沟通商议的基础上，项目才可以得以展开，而且项目在开展过程中随时有各种突发的情况发生导致项目细节的变化或者项目目标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的因素，特别是有关价值观、知识储备、思考方式、创新思维、审美取向、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因素，是影响事件发展和进程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泰勒的秒表可以分割、测量和标准化工厂工人的动作和工时的话，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很难如法炮制进行测算。并且，许多组织创新和知识创新的成果都是团队的共同合作，员工个人的工作时间经常被包裹在整个团队的工作时间之内。因此，受其所包含的各种复杂因素限制，在今天，处理一项“事件”或者完成某个“项目”所要花费的时间无法标准化，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在所有移动网络设备中，手机具有最为显著的“随时随地”的效果。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网络设备的普遍化使工作场所从原本的物理场所延展开来，进入由网络信号支持的、移动传播设备所构筑的更大范围的空间之中。传统意义上工作场所之外的家庭场所、咖啡馆、地铁、商场、甚至行走着的街道、正在驾驶中的汽车内……都可以成为新的办公场所。对于知识型员工来说，工作不再受到任何具体有形的物理限制，工作内容的处理和完成更依赖于如何对信息进行处理。由于员工的工作内容是待处理的复杂事件，而非厂房内的“物”，他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也必须随时“在线”，管理中理想的“全天候工人(the accessible worker)”成为现实(23)E.Bell,and A.Tuckman.“Hanging on the Telephone:Temporal Flexibility and the Accessible Worker”.In R.Whipp, et al.(eds.).Making Time:Time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Organiz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17.。来自全球不断涌现和接收到的新的信息让公司必须全天候处于工作和等待任务的状态，普及的空调机和供暖设备俨然已经消除了自然季节的变换，于是“每一个单位时间的工作都变得跟其他单位时间别无二致”(24)Daniel Boorstin.The Americans: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New York:Vintage,1974,p.362.。

钟表时间不再作为对工人进行工作规制的统治性工具，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弹性工作制”，即员工可以灵活地选择工作的具体时间安排，以代替统一、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制度。这是否意味着组织员工在今天的工作中拥有更多自由呢？由于人们随时能够上网，管理者倾向于认为员工随时都向工作开放，也就是说，工作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管理者控制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之外的员工提供了越来越可靠的工具，比如说，视频会议、微信工作群、电话、各种办公软件，等等，都可以随时监测员工的状态以及对工作的跟进程度。 石井认为，“一方面，环境中的‘移动性’能让手机使用者们自己控制来电，因而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者们不能通过随心所欲地关掉手机或是忽略一些通话来自由地控制来电，那么手机只能限制他们的自由”(25)K.Ishii.“Implications of Mobility:The Uses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in Everyday Lif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6,56 (2):346-365.。事实上，在企业中，组织成员并没有太多的自由去选择在工作时间之外是否关闭手机，极为可能，员工被要求24小时保持手机状态的通畅，许多工作的正式合同中就明确规定员工要在正常工作之外能够处理任何突发的情况。而管理者们更是要时时刻刻通过移动设备来保证管理信息下达、传播、交流的有效性。传统的工作时间规制基于“朝九晚五”的时间安排，但是今天，由于工作对象的待完成要求，以及员工的持续“在线”状态，使得星期天和星期一也不再有太多区别。

(三)越来越碎片化，时间就是当下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模糊了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边界，组织管理者对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他们愿意接收的工作范围等方面都具有更强的弹性和适应性，也使得同时处理多项工作成为可能。以前，人们一次做一件事，而现在，组织成员往往是几件事一起做。信息和通信技术让人们能够同时参与不同来源的若干任务。任务随时随地通过各种形式传送到员工那里，被期望尽快处理。和传统的一次只做一项工作的传统模式相比，今天的员工除了接受任务之外，还必须能够迅速地对这些任务做出判断、排序和选择，并分别予以回应，“没有最快，只有更快，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当下这一刻完成”(26)马克·泰勒：《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31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时间是碎片化的，从碎片化的时间中，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这导致工作中注意力的缺失。大量依赖基于移动互联网设备和网络办公软件的工作被迫多次间断，注意力反复地被各种入侵的邮件、通知、短信、语音等信息打扰，员工几乎不可能集中精神并维持一种专注的状态。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一些不曾被重视或浪费掉的时间得以充分地利用。对于知识型员工来说，灵感和创意可以发生在工作以外的任何时间和场合。那些等待地铁或公交车的时间、排队买票的时间、乘坐火车或飞机的时间、电视节目间歇的广告时间，等等，在从前被认为是“被浪费的”和“经济上无产出”的而今天却可以被转化为可以用于生产的、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27)M.Perry,et al.“Dealing with Mobility:Understanding Access Anytime,Anywhere”.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HumanInteraction,2001,8(4):323-347.甚至，传统的休闲场域也变成了工作场所，比如某些品牌的床垫设计了内置电源插座，以支持人们利用睡前时间来办公，其广告将床铺描绘成“见面地点，工作场所，夫妇的舒适区”(28)马克·泰勒：《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31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手机和平板电脑让人们随时随地对信息敞开，从一个界面迅速跳到另一个界面，从一个文本迅速跳到另一个文本，从一个任务跳到另一个任务，每一个细小的时刻都有可能创造新的绩效，也有可能决定工作项目的成败。

林瑞奇提出了“微观协调”(micro-coordination)的概念，意指移动网络设备对日常活动精确的调节。(29)R.Ling.“We Will be Reached:The Use of Mobile Telephony among Norwegian Youth”.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ople,2000,13(2):102-120.在工作中，人们可以依赖移动网络设备来进行这种工作上的“微观协调”，实现事务安排和调整的即时化，这样，人们在工作中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更加灵活，事先的计划可以根据过程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构传统管理中核心的要素——“计划”的意义，它不再拥有事先预测的神奇能力，以充当组织运行的控制器，帮助组织排除恼人的变化因素。传统“计划”的重要性开始慢慢减弱，人们在充满复杂性和可变性的工作情境中，可以凭借信息传播的流动性即刻修正和调节预先的计划和安排。不再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有效的”具体计划，对“实时信息”的捕捉是组织应对瞬时变化的关键。然而，计划的“失灵”也同时意味着组织抛弃了长期的目标，当长远的投资和规划瓦解为短期行为，所谓实时性就会使组织着眼于当下。

碎片化的工作时间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个人注意力的过度侵扰，也造成了人意识的割裂和自我的分裂。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席勒指出：“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为一个碎片……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专门知识的标志。”(30)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35.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理性不仅导致了社会的“碎片化”，更导致了人的“碎片化”。人的“碎片化”与“人是目的”这一启蒙道德规划的根本原则是完全背离的，席勒也预料不到网络时代的人和社会将会破碎成什么样子。

三、总结与反思
农业社会的工作时间以“任务”为导向，以自然昼夜的交替、四季的更迭为时间的衡量标准，然而由于农作物的生产有地域性的差异，人们对时间的理解是地方性的。工业社会中，“钟表时间”树立了一个独立于物体和事件之外的客观的、可测量的标准，钟表时间是现代企业控制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工具，在管理中，时间和利润紧密联系，利润最大化通过时间的最小化取得，通过节约时间，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同时，时间也意味着生产力，当一个组织能够缩短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时，该组织就被认为是更有效率或更有生产力的组织。因此，工业社会的组织时间观是以“效率”为导向、以钟表时间为标准的。

互联网时代，企业除了考虑生产效率之外，更要追求快到极致的“速度”，这表现在迅速的决策、快速的产品迭代、加速的创新和改变以及及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等。“效率”在今天仍然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只是含义比工业社会更丰富，对企业的要求更严苛。并且，组织时间的标准由“钟表时间”变为“当下时间”，即时间就是现在！这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对组织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密切相关。移动互联网络消弭了昼夜的界限、地域的界限、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时时刻刻，都可以是组织时间(见表1)。

表1 组织时间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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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钟表的时间规制影响了从泰勒起始的绝大多数管理思想和实践，它是传统组织管理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它帮助管理者极大地提高了组织的生产效率。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指出，过去的一百年里，管理学最大的成就，是把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了50倍，但是，21世纪的最大挑战是提高知识型工人的生产力。(31)彼得·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互联网时代是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高度发展的结果，随着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通信工具的发展和普及，和体力劳动者相比，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并没有更轻松。和工业时代的工人一样，今天的知识型员工仍然难以摆脱自己作为“工具”的命运，他们的精神压力更大，对外界的变化反应更为敏感，工作任务无处不在，私人生活空间不断被随时发生的工作挤占。调查表明，IT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工作范围越广，工作量就会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32)森冈孝二：《过劳时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工业时代那种集中式、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结构随着网络时代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技术而逐渐失去了严格的形式和边界。通过信息的获取、利用来应对情境的复杂性和无处不在的变化成为组织管理的真正优势，抢占时间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对速度和同时性的膜拜对组织管理和组织中的人带来了诸多的副作用，如组织长期规划的消失、组织成员自我意识的消解和认知能力的碎片化、组织成员过度的劳动，等等。

(一)关注当下，组织策略愈加“短期主义”
近年来，组织管理的“短期主义”(short-termism)成了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短期主义”强调管理者通过短期主义的行为实现了强化短期业绩而有损于企业的长期价值。一方面，资本市场本身的短期导向，即雅各布所说的“不耐烦的资本”(impatient capital)(33)M.T.Jacob.Short-term America:The Causes and Cures of Our Business Myopia.Boston,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1.导致了管理者的短视。尽管投资市场看重长期投资，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资本并不喜欢看起来收益堪忧的投资，当一定时期内收益不足，投资方就会缩减资金。因此，许多学者批评目前的管理方法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过于强调账本盈亏和短期利润(34)P.B.Voos.“Managerial Perceptions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Labor Relations Programs”.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1987,40(2):195-208.，并且有很多管理策略往往因为它们不能带来利润最大化而被否定。一项研究表明，许多西方管理者并不考虑12个月以后的事情。(35)D.C.Wilson.A Strategy of Change,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London:Routledge,1992.另一方面，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更加紧密。所有的企业、组织为了生存下去，必须锐意进取，不断改革创新、削减成本、增加附加价值，提供更好、更快的新产品和服务。对于速度的迫切要求使得企业不得不关注当下，通过日益加快的速度处理信息，集中解决眼前的问题，无暇顾及对未来的整体规划。对于管理者在这种朝着实时轨道加速的全球化环境中的决策能力，珀瑟表示并不乐观。他指出，管理者在信息实时传送的情况下被迫立即做出反应，可是这种即时反应所依靠的仍然是熟悉的讨论和无意识的认知偏见。这种短暂的决策使未来更加充满了不可知的因素，而且管理者处理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的能力并没有提高，因为他们的即时回应总是会落入连续的即时重复，每一次决策都只是在追求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效率，“‘加速—下滑—再加速’的模式是一个恶性因果循环，使本来有限的关注范围更被缩小”(36)。当行动和反应实现了同步，那么毫无疑问，管理决策所包含的深度思考微乎其微。即时性超越了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去历史性的、去空间化的、去时间化的现在。这样，组织管理的时间导向被简化为现在，在这种当下的时间维度中，“不再有历史或未来——没有时间可被用于严肃的思考或创造性的想象”(37)罗纳德·E.珀瑟：《有争议的当下：对于“实时”管理的批判观点》，载理查德·惠普等编：《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205、20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二)组织成员过度的劳动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猜测，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将带来一个休闲的时代，到2030年，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就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发愁如何消磨时间。(38)J.M.Keynes.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Essays in Persuasion.New York:Papamoa Press,2019,p.185.然而凯恩斯有关工作时间的预言却没有发生。我们曾经期望技术可以改变生活，移动和无线设备会减少工作，增加休闲时间，但实际上，网络时代的工作日已经延长到时时刻刻。对于那些挂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工作的人来说，“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和八小时休息”的模式已经成为往昔美好的回忆。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导致了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在就业市场中，员工必须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在工资和工作时间上进行竞争，因而只能放弃休闲时间，工作更长时间。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突破了社会的物理空间约束，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边界，工作时间和个人时间的连接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使得以时间为核心的工作竞争更加激烈。并且，“攀比性消费”(competitive consumption)是另一个工作时间增加的重要原因。基本的生活需要是相对容易满足的，而欲望是无休止的。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仍然努力工作，是因为攀比的欲望没有尽头，人们希望用钱来换取更舒适的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人们愿意用更多的钱来换更少的时间。

“过劳”的概念来自日语“karoshi”(过劳死)，如今它成为一个在全世界蔓延的普遍现象。关于过劳死和过劳导致各种心理和生理问题的媒体报道在增加，过度劳动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据2009年调查数据，城市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态接近六成(39)孟续铎、肖鹏燕：《过劳研究在中国》，载《人力资源开发》，2012(10)。；2014年，一项对我国31个一级行政区域的1 176名企业员工“过劳”状况的抽样调查发现，总体“过劳”的人员比例达58.2%，接近2/3的企业员工存在“过劳”现象。(40)孟续铎、王欣：《企业员工“过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推—拉”模型的分析》，载《人口与经济》，2014(3)。2019年，中国的程序员们率先在网上抵制互联网公司的“996”工作制，中国白领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员工，加班现象严重。马蜂窝旅行网发布的《中国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报告》显示，除了在工作场所加班，我国白领在旅行中处理工作的人数比例高达88%。(41)刘佳：《中国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报告：超八成人旅行时会工作》，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 ... 5373694.htm?from=pc。过长的劳动时间给员工带来了严重伤害，有研究报告显示，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导致我国过劳死案例激增，甚至有超越日本的趋势。(42)潘晨光、王宪磊：《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403-40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三)组织成员认知的碎片化和自我意识的消解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时间一直是国家、组织进行纪律规训和权力控制的重要手段。以往由于标准化的管理，在流水线上，工人不得不沉浸于无休止的重复性动作，一个个零碎的瞬间让他们无法思考整个生产过程是怎样的。今天，网络本身随时随地的开放性，使得同时进行多项工作成为可能。当多重任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伴随失去的闲暇时间，人们会失去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的联系，比如家庭、朋友和独处时的思考。每一个时间都是当下，过去和未来经常崩溃为瞬间的碎片，人们来不及回忆过去，也没时间去展望未来，“我们走得越快，我们忘记的越多，我们忘记的越多，我们就越不知道我们是谁，该去哪里”(43)马克·泰勒：《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 35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在工业时代，机器为工业生产和赢利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用性，同时，作为机器的附件，工人必须放弃自我来适应机械。工业化革命期间，这种适应曾经让工人痛苦不堪。根据汤普森的描述，当时英国的产业工人砸烂高悬在工厂入口的时钟(而不是工厂的机器)时，他们的愤怒指向了这个记录时间的恐怖又可怕的标准，因为他们被迫加速的产出量是由它来监控的。(44)E.P.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 and Present,1967,38(1) ：56-97.“8小时工作制”是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工人通过无数次的罢工和斗争而争取来的结果，而今天这种工人与工作时间之间的博弈变得更加艰难。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工人的工作时间主要依附于机器生产的要求，那么今天员工的工作时间则主要听从于处理快速变化的信息的要求；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工人起码还有8小时工作以外的个人时间的话，那么今天的人们则被期待上交所有的个人时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多重任务的接受，如今变成了一种自发的行为，几乎不再需要监督，已经脱离了过去工业时代的强制工作模式。一方面，这是由于“现代人格显示出生活加速是对好的生活的一种自愿‘承诺’”(45)伍麟：《社会焦虑的时间视角》，载《哲学研究》，2013(5)。，当社会制度化的稳定机制日趋衰微，职业代际传承消失，工作岗位变动日益频繁，知识需要不断的迭代更新……一系列新的社会与职场变化使员工担心跟不上时代的速度而被抛弃，从而自愿接受生活的加速和工作的要求。并且，工作内容和任务早已不能用量化的时间来规定，弹性的、自主工作时间看似给予人们更多的自主权，但并不能消除不断增加的未完成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网络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手机已经不再是人的用具，而是成为一个外置器官。(46)汪民安：《论家用电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今天，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查看手机短信，不断刷新邮件和信息。由此，莫尔斯(Morse)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获得启发，提出了“实时技术的规训”(47)Morse.Virtualities:Television,Media Art,and Cyber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118.，来描述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用移动网络设备为自己心甘情愿地套上了枷锁。珀瑟指出，一个人越倾向于体现服从时钟时间的机械或数字节拍，就越能感觉到在时间中自我意识的丧失。(48)罗纳德·E.珀瑟：《有争议的当下：对于“实时”管理的批判观点》，载理查德·惠普等编：《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21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在工业时代，为了配合机器生产的要求，“守时”成为参与工作生活的全体成员的一个自律要求，而在网络时代，不只是“守时”，“即时反馈”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要求，或者说，成为一种职业道德的衡量标准，即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对工作信息做出快速的回应。

综上所述，和传统的工业社会的“钟表时间”相比，组织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时间”模糊了时间的物理限制，模糊了个人时间与工作时间，强调对变化的快速反应。“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论断在今天仍然成立，只不过时间即金钱不再仅仅存在于机器与人的配合中，而是存在于一个广泛分布的、多层交叉的、错综复杂的全球市场的网络化竞争之中。时间也不再仅仅是金钱，对组织来说意味着生存和失败，对组织中的人来说意味着优胜劣汰。“当下时间”让全球组织竞争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快速和即时性反应是这个时代对于组织发展的基本要求，然而对于时间破碎成的一连串“当下”和“现在”，无时无刻的工作，快速满足的欲望，人们同时面临着诸如深度思考、注意力和想象力的匮乏危机，也收到了来自过度压力和疲劳的健康警示。

因此，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工作时间的理解以及社会生活的节奏，每个人都享受更快的网络、更快的物流、更快的产品更新、更快的交易等所带来的便捷和高效，却又被不断加速和蔓延的工作时间所束缚，其中隐藏着一种现代人的悖论，即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理性的“铁笼”。理性的计算、纪律的训练和技术的革新所实现的高效率是以人的自由为代价的，网络社会组织工作的动态性、开放性和弹性使“铁笼”以一种更加隐蔽的面目呈现。关于“996”工作制的抗议和抵制是值得重视的，但如果仅把缩减工时所产生的冲突和艰难的谈判看作是对以往工作时间斗争的延伸，而没有意识到组织工作时间、工作的内在要求、互联网技术发展以及社会整体对于效率的追求之间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单纯要求免除“加班制”的提议就没有切中要害，毕竟工作任务存在于每一个当下，每个人都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社会加速器之中。

不管我们如何希望通过法律或道德准则来限制组织中员工的工作时间，但由于网络技术的影响，人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早已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对于工作效果和效率的评估方式也已发生转变，仅仅靠缩短组织内的工作时间来提升人们个人休闲时间的美好愿望看起来要落空。当然，短期内组织工作时间的改善性措施是必要的，但它不足以应付全球加速发展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改善则需要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我们迫切地需要反思那些在组织管理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价值观，比如效率、效用、速度、竞争、消费、理性，等等，思考它们在现在及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

On the Change of View on Time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YUAN Li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replacement of natural time with clock time is the hallmar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which strongly promotes a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strictly based on time.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tim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a physically fixed,dividable circle,but as the “present time” that eliminates the physical marks and blurs the boundary between personal and work time.Time becomes an increasingly rare resource.Speed and the capacity of immediate reaction to events are key to the survival of modern organizations.The constant flow of information makes time fragmented into scattered present moments.However,this new trend of time managemen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many problems that may lead to the lack of long term plans,the dissolution self-consciousness,and such side effect as stress from overwork.

Key words:The Internet Age；Present time；Organization； Event；Management

作者：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L.yuan@ruc.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