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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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
肖如平

〔摘要〕 抗战时期蒋百里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1935年日军在华北挑起事端，扩大侵略，蒋百里奉命考察华北数省，主张军事外交一元化，以应对日本的挑战。之后蒋百里两次赴欧访问，考察国防总动员，拉拢德意，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期间，蒋百里将其外交活动和军事理论结合在一起，从军事、外交、经济三者来分析中日战争，形成了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抗战”“抗战必胜”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其论断“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而且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蒋百里；国防外交；抗日战争

蒋百里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被誉为“兵学泰斗”“军事学之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闻名于世。他的《军事常识》《国防论》构建了中国近代军事学和国防理论，为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和抗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他是一位军事外交家，对外交时局有着深邃的洞察力，曾以特使的身份出访欧洲，游说德意，著有《欧洲与英国外交》《从国际上观察各国外交之风格》等。学术界对蒋百里的生平经历、军事理论、战略思想、国防思想、外交活动、婚姻家庭等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但较少探讨他的国防外交，以及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他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①本文主要利用台北“国史馆”的档案资料，对蒋百里在1935年至1938年间的外交活动和国防外交理论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期对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军事外交一元化体制
1935年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在华北制造事端，无理要求国民政府撤换热河省主席宋哲元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离河北驻军于学忠部和中央军黄杰等部，撤销河北省市党部组织。日方威胁何应钦，如中国不接受日方要求，日军将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②面对日军的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内部意见迭出，莫衷一是。汪精卫主张满足日军的要求。他说：“数月以来，关东军驻屯军方面，对于孝侯日趋恶劣，不肖者又利用之以张声势，遂致形势愈坏，近则接触更急，恐将演成九一八之第二事件。”③何应钦也主张对日妥协。他说：“如能将此三事自动即办，日方形势当可缓和也……倘中央能俯如前请，即赐照办，则职当勉竭绵薄，继续努力，否则惟有恳请剋日另派干员来平负责。”④张学良则强烈反对撤换于学忠，认为“日人态度虽似严重，实则故意恫吓……纵有激昂者究不过少数军人。”“若因此而易人，则使日人之不骄悍者亦将骄悍，无要求者亦将要求。”⑤远在西南“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指责张学良为了团体利益而不顾大局，是不识大体，不明事理。他说：“北患紧急，内部多人又不明大体，诚所谓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另一方面，蒋介石指责汪精卫、何应钦“一味苟且畏避不能稍负责，动以辞职相要，更令人增忧，重加痛苦”。⑥华北事件期间，蒋百里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考察华北数省，对日军在华北制造的事端和华北面临的危机有相当的认识。加之1933年蒋百里又曾赴日本考察，与日军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等进行过会谈，对日本政局及其侵华野心已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他在华北事件期间向蒋介石提供了大量对日外交意见和建议，强调要建立军事外交一元化的国防外交体制。

首先，蒋百里向蒋介石分析了华北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外交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发生华北事件的外部原因是日本内部矛盾的外延。蒋百里说：“华北交涉远因，起于渐进派之压迫急进派太过，少将派对内欲反动而无由，故渐对外以泄其愤；近因则以大使问题而矶谷失威于上海，天津问题而酒井失威于军队，孙永明适为少壮派主力所借口，故张大其势，故意欲激怒当局”。⑦而华北事件的内部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华北缺乏统一的应对机制，外交技术上存在较大的缺陷，处置不当。蒋百里说：“外交方针与外交技术方针者，元首定之，非私定之也。外察国际之形势，内审国家之方向，故一旦确定以后，决不能轻率改易。……今日能了解西洋【外交】技术者，颜【惠庆】、顾【维钧】以外，无他人。至于对日【外交】技术，往者尚有曾、章，今日实无全才。此次北变，敌人口实，似属于方针方面，而就震实际考察，则原因于技术方面者十之八九。”⑧因为“膺白【黄郛】对天津大不注意，而汪、殷之在关东，南京又熟视无睹，故此次北变，驻屯军则专对北平，而关东军则藉此以对南京。外部专对广田，而于军部稍疏，北平专对关东军，与日本国内陆军及驻屯军毫无布置，此皆机构不备，技术失败，既非公之方针有所错误，亦非任何人所能负责也。”⑨

其次，蒋百里向蒋介石分析了日本政情，提出要军事外交一元化，从全局应对日本的侵略。他认为日本国内各派势力错综复杂，政局动荡不定，故其对华政策各有差异。他说，现在日本“政治以四派组成：重心重臣，背景以海军为主，曰政党；以财阀为主，曰官僚；以新兴之棒喝派为主，曰陆军。【陆军】又分两派：一为合理派，少将大佐属之，现掌重权，承认下级军官之主张而反对其革命手段；二为急进派，现被压迫，怀疑合理派之行动，将为财阀所利用。……四派相对，各怀妒意”。⑩面对日本各派错综复杂的势力，以往由南京的汪精卫应付外交派，由华北当局黄郛、何应钦应对日本军人，力图以日本外务省牵制日本陆军。蒋百里认为，国民政府采取这种应对之法难有成效，“与此辈解决中日问题，可断言五十年搔不着痒，盖财阀有保守急进改革之分，军人亦有投机侵略之别，亲甲则乙忌，联乙则丙兴”。width=17,height=14,dpi=110实际上，日本外务省不仅不能牵制陆军，反而引致陆军不满与反感，转而要求与中国方面直接谈判，而关东军对其军部的要求也置之不理，“事事有独立行动之态度”。width=17,height=14,dpi=110他进一步指出：“今以外交问题不能根本解决之故，而为局部的对付，则适中彼军财两阀侵略之计，今华北问题已成一种软性的分离矣”。width=17,height=14,dpi=110因此，他建议此后“集中精力以研究对日问题，则技术上唯一要点，须认明日本内部之不统一，而于此不统一中而求得一时间上之相安是也”。width=17,height=14,dpi=110针对敌方的特点，我方应“迎拒必须全部，解决必求根本”，“本统一之精神，用一元之方策，则未来光明，仍无有量”。width=17,height=14,dpi=110

与主持外交的汪精卫、黄郛等人不同，蒋百里把军事和外交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因而对华北危机有着更为敏锐的观察与深邃的思考。他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军事外交一元化的应对方略，希望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华北问题的解决。蒋百里的主张无疑有助于解决华北危机，但由于蒋介石此时正在全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无暇顾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需要汪精卫、黄郛等人替他在华北推行对日妥协政策，因而对蒋百里提出的军事外交一元化主张并未予以积极回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华北之挑衅，其目的在求我个人与之直接当冲，使遂其欲。孰料撤兵华北，避其凶锋，不中其计，无怪其痛恨更切也。”width=17,height=14,dpi=110可见，蒋介石不愿意直接与日本交涉华北问题。对此，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曾对王子壮直言：“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为其‘背黑锅’。”width=17,height=14,dpi=110不过，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蒋介石最终走向了军事和外交的前台，蒋百里有关军事外交一元化的建议得以实现。

二、以经济合作充实国防力量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与意大利在政治、军事、航空工业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自1935年10月中国赞同国联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实施制裁后，中意关系开始恶化。为了拉拢意大利，应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多次派员访问意大利。期间，蒋百里两次出访欧洲，极力促进中意经济合作，努力改善中意关系，力图在意大利的帮助下增强中国的国防经济，甚至在意大利已经转向日本时，仍建议蒋介石忍辱负重，继续维持中意关系。

1936年3月，蒋百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赴欧洲研究德国与意大利的战时军事动员问题，为中国对日作战搜集资料。期间，蒋百里除了会见了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外，还结识了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重要领导人之一、意大利第一任财政部长史丹法尼，两人在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回国后，蒋百里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有关国防力量现代化的研究报告，并极力向蒋介石推荐史丹法尼，希望蒋介石能聘请史丹法尼为国民政府高等经济顾问，帮助中国整理金融财经，充实国防经济。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介石当即接受了蒋百里的建议。聘请史丹法尼为经济顾问，不仅能帮助国民政府改革财政经济，还能向意大利示好，改善中意关系。1936年8月8日，蒋介石致电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意国第一任财政总长史丹法尼君现在何处，能否请其来华游历”。width=17,height=14,dpi=110刘文岛为蒋百里的学生，经其联络，双方很快达成意向。10月11日，蒋介石电示刘文岛：“史丹法尼来华经费待遇须详订聘约”。width=17,height=14,dpi=1101937年3月29日，史丹法尼抵达上海，次日在蒋百里的陪同下在杭州与蒋介石会面。随后，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史丹法尼顾问办事处，以蒋百里为办事处主任，薛光前为秘书。width=17,height=14,dpi=110

史丹法尼在蒋百里、薛光前等人的陪同下，先后拜访了国民政府军政界许多高官及经济、财政专家，考察了山东、河北、山西、湖北、湖南，以及济南、青岛、天津、北平、汉口和长沙等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查阅了大量中国经济生产、销售和税收方面的数据资料，并在4月和6月给蒋介石写了两份有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报告，阐述了他对中国财政经济体系改革的意见和建议。width=17,height=14,dpi=110蒋介石对史丹法尼的报告非常重视。6月20日，蒋介石看完其第二份报告后，致电蒋百里，请他邀请史丹法尼到庐山会面商讨：“甲、财务行政组织之健全与其彻底改革之方案；乙、全国行政与经济组织之机构请其预立具体方案；丙、为助长国民经济活动及完成公共机关之组织，增进其各个功用之具体方案，亦请述其详”。width=17,height=14,dpi=110

除了帮助中国在财经方面进行改革外，在意大利具有特殊地位的史丹法尼对改善中意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他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传递了墨索里尼“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的友好态度。他说：“我热爱中国就如同我热爱我的祖国一样。……中国也将不仅会有足够的力量面对敌人的侵略保卫自己，而且还能够战胜其对手。这就是我的见解，同时也是墨索里尼的意见。”width=17,height=14,dpi=110因此，蒋介石一直对意大利抱有一定的期望，希望意大利能从中调解中日战争，赞助中国抗战，至少能够严守中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国联和九国公约寄予厚望，希望英、美、德、意等国能支持中国，为此“派胡适赴美、蒋百里赴德意，命其说明日本侵华之经过及毁坏我文化机关之事实”。width=17,height=14,dpi=1101937年9月，蒋百里临危受命，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欧进行外交活动，向德国和意大利说明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游说德意支持中国抗战，最低限度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蒋百里的策略是以经济合作来推动中意外交关系，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

此时意大利的对华态度已不如战前，而日本又先于中国派出财团访问罗马，购买了意大利90架旧飞机。面对意大利的冷淡，蒋百里与刘文岛会商后，决定从经济上拉拢意大利。对此，蒋介石深表赞同，并复电蒋百里说：“以海军技术人才与材料与意订约，未始不可，但须注意避免政治关系，如能从经济方面，照德国例，以货易货，中国可消纳意国商品与武器，价目共五千万至一万万元”。width=17,height=14,dpi=11020日，刘文岛以大使馆的名义，为蒋百里举行了欢迎宴会，并邀请史丹法尼和意大利全体阁员参加。宴会上，蒋百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国际间友敌无常，惟中意关系，自有史以来，只有友好，从无敌意，并用中国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称赞意大利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中心。蒋百里的演讲和经济策略在罗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墨索里尼和外长齐亚诺的态度有所转变。21日，蒋百里复电蒋介石，报告他与齐亚诺会面的情况：“意外部面称，绝不为日张目云云，现正声明进一步助我。”width=17,height=14,dpi=110

然而，就在21日，蒋介石致电蒋百里，告以日方宣称意大利将支持日本在华行动，请其向意大利方面证实。蒋介石的电报说，据东京《朝日新闻》，“意政府决议拥护日本在华行动，因其志在遏制共产势力也。日本如参加九国公约会议，而其意见与德相符，则意国拟派代表出席该会，意国在会将声明下列态度：(一)不视日本为侵略者。(二)不通过对日制裁之决议案。(三)保卫日本地位，俾助其抵抗苏联阴谋。……未知此消息如何？请注意。”width=17,height=14,dpi=110随后，蒋介石再次致电蒋百里：“传闻报载意国出席九国会议，为敌方辩护，与承认其行动为合理云云。谅不确实。如其不能助我，至少亦要坚守中立态度”。width=17,height=14,dpi=110

10月25日，蒋百里在齐亚诺的陪同下与墨索里尼会面。此次会谈中，蒋百里向墨索里尼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向墨索里尼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和侵略事实，表达了中国军民的抵抗决心。他说：“日本在华之军事行动，非反共实乃攻华……日本之目的，在破坏中国之独立与统一，而非对付俄国”。二是向墨索里尼表达了蒋介石和中国政府极盼与意大利亲善合作之意愿。他说：“关于中意合作，拟先从关系民众根本生活之经济范围方面做起……拟包括：(一)购买物品机械；(二)布置海防；(三)发展水上交通等三点。”蒋百里并就1935年在国联投票制裁意大利一事表示歉意，“国际联盟之事，中国在当时所处之国际环境，至为困难。故当时虽对意极表同情，但亦无法有以两全。此点我首领蒋委员长亦深为遗憾：深愿不久将来，当有以补救，藉以促进两国更友好之关系。”三是向墨索里尼征询意大利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求证意大利是否会加入德日反共协定。蒋百里的坦诚，令墨索里尼颇为吃惊，他表示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克服目下遭遇的困难，中意关系必能更进一步，中意邦交之亲善实为其个人之主见和坚决之心愿。他说：“日德协定之缔结，系反俄而非对华。故中德关系，迄今友好如初。且最近德国大使及领事对中国犹表示十分之同情……意大利参加此项协定，全为对赤俄，且将于协定上可以说明此点，并特别言及关于欧洲。故此举绝无丝毫反对中国之意。……须知意大利对中日问题之态度，希望东方和平无事，俾吾人得以专心治理欧洲之问题……意之将来即使参加此协定，全为欧洲政治关系，绝非丝毫反对中国。故请中国不必有所顾虑。”width=17,height=14,dpi=110

10月28日，蒋百里再次与齐亚诺进行了会谈。双方除讨论两国经济合作问题外，蒋百里还希望意大利能够在九国会议上支持中国。他说：“如九国会议不日在比京【布鲁塞尔】开会，意大利为九国列强之一，蒋委员长甚盼贵国于会议中，对华有所赞助。”然而，齐亚诺告诉蒋百里，不要相信九国会议，他对中国的抗战缺乏信心，劝中国尽快与日妥协停战。他说：“日本挟海陆空物质之优势，恐中国终难以精神和勇气相久持，是以中国方面苟认为可以及时对东京议和，藉以保全原气，以为他日复兴之基者，则以意大利对中国之友好，与对日本之亲善，深愿于尽量对中国优良条件下，秘密为东亚和平有所努力，今日中国言和，难免割指之痛，但为保全手臂，不能不忍痛牺牲。”width=17,height=14,dpi=110

通过与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会谈，蒋百里深感意大利的对华政策并不乐观。他认为齐亚诺对中国感情虽好，但迷信日本武力，而且外交方针决定权掌握在墨索里尼而非齐亚诺手中。30日，蒋百里与刘文岛致电蒋介石，告以“义【意】虽云不为虎作伥，然必视英、美、俄、法决心及中日战况而异。现正设法使其至少善意中立。”width=17,height=14,dpi=110蒋百里认为，意“商务次长甚为墨所信任，经济方面已承墨氏允许，此后可直接与之接洽，既免政治嫌疑，复可影响外交。”“经梯斗(前教育部长)为墨氏之师，现在为东方文化协会会长，为一般墨氏左右所尊敬。此人对中国感情热烈。”width=17,height=14,dpi=110随后，蒋百里由罗马转赴柏林，继续游说德国，并与顾维钧一起参加了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然而，蒋百里的努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九国会议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进行了谴责，但未能采取任何对日制裁的措施。意大利在九国会议上不仅未能赞助中国，反而对大会通过的谴责日本宣言单独投了反对票。width=17,height=14,dpi=110意大利的行为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极为失望，也使蒋百里颇为难堪。

其实，自加入日德“反共”协定后，意大利在中日战争上已放弃了“中立”政策，先是在九国会议上投票反对谴责日本，后又不顾中国反对于11月29日承认伪满政权。意大利背信弃义，最终触怒了蒋介石，他在日记中说：“墨索利夷【里尼】承认伪满，其事可鄙”。width=17,height=14,dpi=11012月7日，蒋介石电令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我驻意之刘大使，应即明令撤回，使德知有所警戒，而不敢承认伪满，务当机立断，勿再徘徊。”width=17,height=14,dpi=110蒋百里不赞同蒋介石召回大使，主张忍辱负重，不要与德意完全断绝关系。他对蒋介石说：英法德意“四国会商虽未成熟，惟日人将利用英人和平心理，藉德意拉拢英法，我国宜由英法接近德意，德意人民大多数同情我国，宜忍耐徐图，不可决裂。”width=17,height=14,dpi=110冷静之后，蒋介石对蒋百里的意见非常赞同，希望蒋百里继续在罗马活动。他说：“尊见甚当。……就两国过去邦交言，实应恢复至积极合作之程度，此为中始终一贯之志愿，请面见墨相而明告之。更望探询墨相，对于中国在国际关系及中日问题，彼为中国友谊着想，有何高见，中极愿以私交关系，得闻其详，藉供研究，请代致鄙意”。width=17,height=14,dpi=110可见，蒋介石最后接受了蒋百里的意见，忍辱负重维持中意关系，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对意大利宣战。

三、在多边关系中牵制日本
学贯中西的蒋百里，于国际政治与世界大势均有精湛研究，因而能够将中日双边关系置于多国关系之中进行思考与分析，其观察与分析往往具有独特性和前瞻性。

早在1935年，蒋百里就将中日外交关系置于国际关系中进行分析，建议蒋介石在对日外交方面，必须趁早从德、法、俄、英、美等国着手准备。就德国而言，他认为德日为对付俄国有接近的趋势，中国必须从德国顾问方面着手。“满铁为侵入北方故，其对外经济必从德国入手，且德国近日以对俄之故，或有与日本军人暗中接洽之处，故宜利用德顾问，使引导三四人，一方查日本对俄及俄人对日之方案，一方探询德满间之经济交换关系”。就法国而言，必须从法越的战略地位和法日关系出发，改善中法关系。他说：“近越南通商条约已成，中国得在越境内设置领事，此项领事关系至为重大，决不能从表面上华侨商务等着想，……应从军事及对内上注意。盖因香港在英，而日人海军包围政策，只有此滇越桂越一线出口，为其势力所不及。……此次滇省既在中央指挥之下，万不能再以往昔‘忌外’态度对付法人。法之属地在东方成孤立之形，内部经济亦颇不安定，若稍与以好感，可以为将来万一之备。且日德若联而制俄，则法必驱于拒日，此于将来国防有甚大之关系。”就俄国而言，他说：“俄之与日虽暂时相安，而仍有对抗之势。日既以七师驻满，俄人决不能骤减军队”。就英美而言，他强调不能依赖“联英美以抗日”的政策。他说：“欲联英美以抗日，此无异于驱富豪与共匪作战，欲彼以身家性命之重而冒险助人，是必不可得。……英人对于现在东方势力之维持，正在苦心经营，百思不得其策之时，故罗斯之来，与其谓为助中国，无宁谓为求日本，使日本能于彼印度、澳洲、加拿大等经济壁垒内不提条件，而仅以平分中国为言(即英承认日本对东方之地位，日本不侵犯英人既得之经济权)，则罗斯虽为中国英使馆之员，实等于日本代表矣。此联英制日之不可能也。”width=17,height=14,dpi=110蒋百里将中日外交关系置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多边关系中进行分析，他的很多预测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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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英美等国在远东推行绥靖政策。谁是中国的盟友，谁是中国的敌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该如何团结一切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蒋百里虽然没有明确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将中日关系置于多边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进行分析，主张尽一切可能增进与世界各国，包括与德意两国的友谊，以利用一切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蒋百里的主张为中国政府应对日本侵略提供了很好的外交思路，对军事起家的蒋介石之后思考和处理重要外交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三位一体”的国防外交
自1935年至1938年，蒋百里将其外交活动和军事理论结合在一起，从军事、外交、经济三方面分析中日战争，形成了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为中国抗战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作为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战略家，蒋百里的国防外交首先体现在他对军事、外交、经济三者关系的论述上。他认为外交与军政互为表里，军事、经济、外交是现代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必须为国防服务。早在1915年，蒋百里就曾对军政与外交之关系进行过论述：“军政者，外交之后盾；而外交者，军政之眼目也。……知己者，军政也；知彼者，外交也。无军政，不可以谈外交；无外交，亦不能定军政之标准也。”width=17,height=14,dpi=110之后，他又从国本、国是、政略、战略四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国防与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地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蒋百里的国防思想和外交思想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发展。他说：“就广义之国际言，则军事为其核心，其前哨线则外交也，其根据地则经济也。即有此经济组织，而后有此国防设备；有此国防设备，而后有此外交政策。三者如影之随形，如水之就范，无论如何强国，三者一度脱节，即遭大祸。无论如何弱国，三者联系若佳，即能保持其光荣。”他还以英国和意大利关系为例，提出：“只有前哨【外交】为本队【国防】牺牲，不能为前哨而牺牲本队。外交多少是面子问题，国防却是生命问题。为面子而牺牲生命，英人不为也。”width=17,height=14,dpi=110蒋百里“三位一体”的国防外交理论一定程度为国民政府抗战提供了理论指导。他强调中日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较量，而是军政、外交、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较量，北平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失败，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width=17,height=14,dpi=110

作为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战略家，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还体现在他善于运用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来分析外交问题上。为了解决华北事件，1935年蒋百里建议蒋介石对日外交必须转守为攻，先发制人，速战速决，采取妥协政策结束华北事件，为准备抗战赢得时间。他说：“窃谓外交系一种政治作战，其原则与兵略相同，今国际形势既散漫如彼，日本必不能坐待包围形势之成，而我实处于重围之中，则惟有转守为攻，为先发制人之计，乘此时外交派之具体案未成，陆军派之欲望稍满之时，以最后之决心，为妥协之运动，事机或有可为”。width=17,height=14,dpi=110“钧座负东亚兴之责，忍近古未有之辱，去年对华北部署，早已洞烛几先，若早日实行，则问题或不至此，乃以种种关系，迁延时日，迁延者扩大之谓也。故今日要旨，在乎速决，将来政策，在制机先，机关贵乎单纯，情报尤重联络，万不可以外交常态处理。”width=17,height=14,dpi=110同年8月，蒋百里在敦请蒋介石出山主持对日外交时，再次运用军事战略战术来分析外交，强调对日外交必须抓住敌我双方气势之盛衰。“窃以为外交最后之时机将去，非我公出山重新部署，决不足以应付将来之难关。夫势之强弱有定衡，而气之盛衰有消息，外交等于作战，则当乘敌气之衰，而利用我气之盛。自‘九一八’至‘一·二八’，敌气至盛，自是稍衰，而张氏乃得安坐于北平者一年余。热河之役又张矣，至停战协定者又稍衰，于是两委会又得敷北局年余。今北变之后，彼内部合理派乃与投机派力争，重臣乘之，以成四部会议，此敌气之正衰也。而二月以来，我方除别有肺肠者，皆能平心以谋自救，此正我气之盛也。……今当乘彼军人气之正衰，策之未定，以最后之决心，图最后之和平，使面目一新，而人心为之一变，则公今日一出，至少可保五年无事，外交成功，可操胜券”。width=17,height=14,dpi=110相较于和平时期，战争时期的外交是为军事和国防服务的，带有明显的军事特性，因而蒋百里对战时外交的分析和应对，比职业外交家更具有洞察力，也更被以军事起家的蒋介石所接受。

此外，蒋百里的国防外交还体现在对中日战争的分析上。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内部失败主义情绪弥漫，不少高级干部对抗战失去信心，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下，与日谋和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蒋百里在1938年先后发表了《速决与持久》《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等系列文章，重点阐述了持久战和速决战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抗战必胜”论，并从军事、外交、经济上分析了日本的深刻矛盾，旗帜鲜明地提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著名论断。width=17,height=14,dpi=110蒋百里的论断是其国防外交理论之精髓所在，为中国抗战提出了应对日本侵略的重要方略，即要取得全面抗战的胜利，不在于一城一池之得失，亦不在于军事之一时的成败，而在于中国对日不屈不挠的持久抵抗。他从军事、经济、外交三方面分析中日战争，提出持久抗战之方略，认为中国抗战必胜，坚决反对向日本求和。蒋百里对中日战争形势的分析，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国民政府的持久战略产生了积极影响。1942年，近代著名军事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把军事、经济、技术、外交归纳为国防的四大表现力，并对外交战进行了专门论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width=17,height=14,dpi=110

结语
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界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往往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来应对和处理外交事务，对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以军事、外交、经济等手段，时而双管齐下，时而交替实施，以达其侵华野心。面对日本不断挑起事端，扩大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上陷入困境。与职业外交家不同的是，作为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战略家的蒋百里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有着更为深邃的洞察和更为紧迫的危机感。在应对日本侵略的过程中，蒋百里主张军事外交一元化，将军事、外交、经济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蒋百里从世界局势、国际关系和多边外交中思考和分析中日关系和中日战争，从而为他的持久战理论和“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著名论断提供了重要论据。尽管蒋百里晚年的外交活动因环境和国际局势的演化未能取得显著成效，但他的国防外交理论及其对中日关系、国际局势的思考和分析是富有远见的，不仅在战局不利的情形下鼓舞了军民的抗战士气，更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① 相关论著有，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北京：中华书局，1948年)、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晚年与军事思想》(台北：传记文学社，1982年)、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张学继：《兵学泰斗——蒋方震传》(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吴仰湘：《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的奠基——蒋百里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余盛苹：《一代军事学家蒋百里》(《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余子道：《民国时期国防思想的奠基石——〈国防论〉》(《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余子道：《蒋百里国防经济思想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张学继：《论蒋百里的抗日战略思想》(《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圭德·萨马拉尼：《罗马对南京政府的军事援助与蒋百里意大利之行》(《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石源华：《蒋百里：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外交家》(《世界知识》2010年第22期)、蒋焰：《浅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特使外交——以全面抗战爆发后初期蒋百里奉命出使意德为例》(《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5期)等。

② 《军委会委员长行营秘书长办公室呈胡白暗杀事件日方针对河北问题发表酒井宣言等中日交涉经过各情》，1935年5月，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024-001，“国史馆”藏。

③ 《汪兆铭电蒋中正日本关东军驻屯军对于于学忠日趋恶劣为兼顾计一面另任津市长一面促冀府迁保之实现》，1935年6月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021-006，“国史馆”藏。

④ 《何应钦电蒋中正等日方提出各点势在必行决办理者如次于学忠张廷谔他调津市公安局免职又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等他调等情》，1935年5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80103-00021-004，“国史馆”藏。

⑤ 《张学良电蒋中正称免于学忠冀省主席职恐华北益危请迅赐主持及冀省府已订于三十日开始迁保》，1935年5月3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200-00016-348，“国史馆”藏。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6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⑦ ⑩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吴醒亚电蒋中正摘呈蒋方震关于华北社会政治情势及日本对华交涉起因并建议早日实行对华北部署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6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52-089，“国史馆”藏。

⑧ ⑨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方震函蒋中正对德法俄英美等国外交方针及对日问题意见等外交管窥》，1935年，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0019-008，“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吴醒亚电蒋中正代蒋方震转呈对日本先决问题应谋方策与宗旨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6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55-074，“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615-616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7月1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88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马振犊：《斯坦法尼访华与中意关系》，《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第80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8册，台北：“国史馆”印，2010年，第55、601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台北：“国史馆”印，2010年，第308、310，457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1937年国民政府聘请意大利高等顾问斯坦法尼访华的有关史料》上、下，《民国档案》1995年第1、2期。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介石与意大利特使斯坦法尼会谈纪要》，马振犊译，《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第57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张世瑛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补编，台北：“国史馆”印，2015年，第449、648、654-655、655、849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方震电蒋中正义外部面称绝不袒护日本现正声明进一步助华》，1937年10月2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016-246，“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方震晋谒义大利墨索里尼首相谈话纪要》，1937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60004-00001-004，“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方震呈蒋中正与义外长齐亚诺相商两国经济合作并于九国会议中对华赞助及泛论中日战况等谈话纪要》，1938年2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80200-00494-164， “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刘文岛致外交部电》，1937年10月30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7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顾维钧等致外交部电》，1937年11月16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第199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4日本周反省录。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方震电蒋中正英义交涉情形日利用英和平心态拉拢英法中国宜由英法接近德义等文电日报表》，1938年2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95-043，“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印，2010年，第450-451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方震电蒋中正今日外交局势以德国为中心义日英法各为一路皆欲拉德以自固我方当借英法进行促进英德之交以为策应等情》，1938年1月，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94-007，“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程天放：《使德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第254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百里、刘邦骥：《孙子浅说》，皮明勇、侯昂妤编：《中国近代思想文库：蒋百里、杨杰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百里：《从国际上观察各国外交之风格》，《大公报》(汉口)1938年7月31日，第2版。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百里：《抗战的基本观念》，《广东合作通讯期》第1卷第4期，1938年，第3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杨永泰呈蒋中正有关吴醒亚电转蒋方震来电陈述英美当前情形及对日方案二则》，1935年7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003-006，“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蒋百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皮明勇、侯昂妤编：《中国近代思想文库：蒋百里、杨杰卷》，第160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杨杰：《国防新论》，皮明勇、侯昂妤编：《中国近代思想文库：蒋百里、杨杰卷》，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