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观的形成、演变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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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观的形成、演变及特色
刘 瑞

〔摘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以思想主要贡献者冠名但不限于贡献者本人的时代思想。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本人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观能够更精准地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早期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观的形成集中体现在宁德时期的“闽东发展战略”和浙江时期的“八八”战略，特点是始终坚持与中央战略决策部署保持一致，坚持从自身环境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坚持简明扼要地表述发展战略意图，其许多发展观和治国理念即由此开始形成。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连续推出了10个国家级发展战略，形成了传承性、开创性、世界性、问题导向性、动态性等特色，并做出了中国发展阶段的新判断、提出了发展新理念和世界级发展战略等贡献。

〔关键词〕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战略观

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时间过去不到10年，中国及世界都感受到习近平本人经济思想的巨大影响。尽管这个思想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是其理论性、系统性、丰富性和可操作性特点十分鲜明。早在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的前两年，笔者便首先关注到习近平经济思想当中的发展战略实践，并发表了两篇文章。①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全国形成了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积极氛围，目前学习研究的成果大致可划分成宽窄两派。宽派力图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以最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宽派的理论视野比较广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直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目前的理论建设重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窄派则比较注重对习近平为代表的最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本人经济思想特点的研究，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指导意义。笔者自认为属于窄派研究。本文将从国民经济学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一次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归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以思想主要贡献者冠名但又不限于贡献者本人的时代思想，是汇集了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集体智慧，是来自丰富的实践并不断上升为理论的动态认识。这个思想的涉及层面宽广，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市场经济观；其二，经济发展战略观；其三，世界经济发展观。其中市场经济观是基础，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最基本的内容，对此笔者在以前的论文中已做过归纳和阐述。②经济发展战略观是应用，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实践创新，这部分的内容最丰富也最具动能。世界经济发展观是推广，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最开放的视角，由此奠定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国际性基础。按照笔者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关于第一个组成部分即市场经济观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本文是关于第二个组成部分即经济发展战略观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认为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观或思想是分不开的，因为作为国民经济管理行为中的经济发展战略离不开战略思想和观念的指导，正是发展战略的思维和观念直接塑造了发展战略，因此分析战略思想和观念需要紧密地结合战略实践。

二、习近平发展战略观的演变过程
理论上，但凡有战略思维的人均可以提出战略思想和发展战略。然而按照中国国情条件，能够提出具有可操作性战略的人物必须是身处核心决策岗位的领导者，俗称一把手。按照习近平本人的看法，这个“一把手”是党政领导集体的“班长”“是一个地方和部门贯彻中央大政方针、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第一责任人。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是‘一把手’的根本职责。”③而这个“一把手”便是战略家。

习近平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前，曾经在不同地方、机关、环境、位置上任职，也只有在为官一方的主要领导岗位上时才有机会和权威提出带有个人烙印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一方工作。查证习近平本人作为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履职经历，先后有：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中共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自党的十八大后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其担任正定县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的公开相关资料比较少，对这两阶段的情况暂时存而不议。依据其他公开的资料可以将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其一，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区主要负责人时期的闽东发展战略；其二，担任浙江省主要负责人时期的浙江发展战略；其三，担任党和国家主要负责人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1.宁德时期：闽东发展战略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习近平从福建省厦门市调到宁德地区担任主要负责人。到任之后，他并不急于发布新政，而是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深入宁德地区九县做基层调查。其间，先听县班子工作汇报，再看县志，最后走访企业和个人。根据调查回到地区机关后，他使用了“弱鸟先飞”理念，提倡“滴水石穿”精神，提出了闽东新发展战略：大农业发展战略。④

此前，当地的领导集体也提出过闽东发展战略，即实施围绕三个建设项目为核心的交通城市发展战略：开发三都澳五十万吨泊位港口、修建从福州到温州的沿海铁路、创办赛岐开发区并发展为中心城市。⑤众所周知，贯穿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条重要发展经验是“要想富先修路”。宁德属于福建省贫困地区之一，当地急于摆脱贫困，因此也想从铁路港口建设中创造发展条件，同时以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战略意图并无错误，只是巧遇1988—1992年的宏观调控，中央收紧基本建设投资，清理建设项目，发展战略没有赶上机遇期。习近平到任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做出了战略性判断：宁德有三个“三”，包括三个特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畲族聚集区、贫困区；三个弱点：交通闭塞、没煤少电、群众思想观念陈旧；三个优势：老区光荣传统政治优势、山海资源优势、淳朴风气和艰苦奋斗精神的人的优势。⑥这一分析明显是自觉地运用了战略情景分析法SWOT。习近平基于这一分析判断提出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建铁路和港口都需要巨额资金，国家不支持就做不到，宁德地区不是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不是谁批准就行，而是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地自然形成的。……不能有急躁情绪，不能指望一下子出现奇迹。”“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和其他基础设施，实现逐步发展。”⑦随之提出的大农业发展战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发展思路，而是工农结合的综合开发战略，包含了几个要点：其一，要发展一定的工业，实现以工补农，以工促农；其二，农业内部结构合理调整，发展对本地资源可加工利用且适销对路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闽东工业的发展前途在于建立稳固的原料供应的基础，不能搞‘无米之炊’。”⑧这凸显了闽东发展战略的一个重点：发展工农业相结合的产业链。

这一时期也正好遇到国家三年治理整顿政策实施。习近平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放在首位，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觉服从宏观调控。同时他也将宏观调控视为不发达地区的一次发展机遇，在中央重视农业的时候借机念好“山海经”，将宁德的农业发展上去。从他在宁德地区的任职经历可以看到，务实、不好高骛远、重视分析和抢抓战略期机遇并顺势而为，是其早期战略思维的两个特征。

由于习近平在宁德任职时间仅仅两年便调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因此关于“闽东发展战略”并没有成文的东西留下来，更无法直接确定宁德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闽东发展战略”理念与目标等的影响，但是经过2019年《学习时报》组织的系列访谈，从同期一起共事的同事们的回忆和评论中可以感觉到闽东发展战略所发挥的引导作用及其所产生的实效，“他1988年到宁德，1989年宁德财政收入就达到1.9亿，增加了5000万元。而1987年整个宁德地区财政收入也就1.1亿元，1988年也才1.4亿元左右，这意味着财政增幅将近40%。”⑨好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想的确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2.浙江时期：“八八”发展战略和“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战略

2002-2006年，习近平从福建出任浙江省领导“一把手”职务，这是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并形成鲜明特征的关键四年。在浙江省工作的四年期间，习近平先后提出了“八八”战略、“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战略。

起初，为了对应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念，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建设的“四位一体”战略部署，浙江省领导集体“一班人”提出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的统一，并围绕中央“四位一体”部署制定浙江省的发展战略思路和部署。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以习近平为首的浙江省领导集体逐渐提炼出了具有浙江发展特色的“八八”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不是另起炉灶取中央战略部署而代之，而是依据浙江的省情特点，发挥该省的八个优势且相应采取八个措施，故而得名“八八”战略。一是发挥浙江体制机制优势，推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发挥浙江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三是发挥浙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是发挥浙江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五是发挥浙江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六是发挥浙江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七是发挥浙江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同时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八是发挥浙江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⑩

“八八”战略既对应着党中央提出的“四位一体”总体战略部署，也突出了浙江省的八个战略重点，但八大战略显然更多地聚焦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对社会建设领域对接不多，所以此后又相继提出了“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两个重点战略，从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上补充和完善了“八八”战略。

“平安浙江”战略的基本内容是“五个更加”和“六个确保”：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法治浙江”战略的基本内容是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方向，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战略当中提高法治化水平，使浙江法治建设工作整体上走在全国前列。

由于三个战略部署完成了与中央“四位一体”战略的全面对接和有机结合，因此习近平后来还专门总结了这三个战略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党中央“四位一体”战略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作出的这一系列决策部署，是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部署在浙江的具体体现，构成了浙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这个总体布局中，实施‘八八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抓手，建设‘平安浙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建设‘法治浙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此提供根本保证。”width=17,height=14,dpi=110

在浙江工作四年时间，使习近平能够比较完整地编制和实施发展战略，完成一个战略周期。图1至图5直观地体现了“八八”战略以及随后所补充的两个战略的实施效果。由于数据收集比较困难，各指标数据发布的年度不一致，以及当时做战略制定时没有规定详细的指标数据(这也是过去在制定战略和规划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拟对照“八八”战略的八个主题内容分别选择代表性指标进行分析。为便于理解，先将“八八”战略简化，再依序列出每个主题及代表性指标。第一主题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产值占经济总量比重；第二主题为对外开放：进出口增长和外商投资增长；第三主题为新型工业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强度；第四主题为城乡一体化：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第五主题为绿色浙江：森林覆盖率；第六主题为海洋经济：指标暂缺，暂不做分析；第七主题为法治浙江：指标暂缺，暂不做分析；第八主题为人文浙江：高等教育入学率。这样做虽然会带来挂一漏万的不足，但笔者只是希望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大致地反映“八八”战略实施的成效(表1)。

表1 浙江省“八八”战略各主题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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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00-2011年浙江省统计公报。其中：主题一的2008年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因为自2006年起浙江省不再发布年度非公有制经济数据；主题五的数据为五年一次的浙江森林资源清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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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浙江省“八八”战略第一、五、八主题实现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经济普查数据(图2、图3、图4、图5、图6同)

根据图1，浙江省市场经济的主要成分非公经济在“八八”战略推进下发展速度比较快，其比重从2002年的53%上升到2008年的73%以上，显示“八八”战略第一主题的完成情况突出。绿色发展主要指标森林覆盖率也在提高，从1999年的54%以上稳步提升到2004年的57%以上和2009年的59%以上，显示“八八”战略第五个主题的完成情况良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提高，从2002年的20%迅速攀升到2008年的40%，翻了一番，表明“八八”战略的第八个主题的完成情况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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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浙江省“八八”战略第二主题实现情况 图3 浙江省 “八八”战略第三主题实现情况

根据图2，“八八”战略的实施在较短时间内掀起了对外开放的小高潮。2002-2006年浙江省进出口总值保持较高幅度增长，实际利用外资从2002年的低谷跃升到新的高峰，直止2006年。2007年之后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多年负增长，情况比较差。显然，在习近平离开浙江省以后，对外开放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八八”战略受挫，直到2010年才得以恢复。

根据图3，“八八战略”第三主题的企业创新指标即研发强度指标令人印象深刻。从2002年的0.5%迅速提升到2006年的1.15%，翻了一番多，体现出“八八”战略在科技领域扎扎实实的成效。与此呈现鲜明对比的是，后四年的研发强度提升比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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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浙江省“八八”战略第四主题(之一)实现情况 图5 浙江省“八八”战略第四主题(之二)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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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浙江省“八八”战略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情况

根据图4和图5，“八八”战略第四主题的完成情况也比较顺利。期间人民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持续提升，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快于农村居民，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拉大，但是可以观察2003-2004年的农民收入呈上升趋势，一度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城乡差距有所改善。但这期间“八八”战略的效果尚需进一步验证。

根据图6，“八八”战略实现了浙江省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人均GDP与GDP得到同步增长。但是战略实施并不稳定，表现在2005年曾出现了一个下行波动，其原因待查。2006年习近平离开浙江到中央工作。2008年浙江省经济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省经济出现断崖式下降，其原因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3.小结

从宁德的闽东战略到浙江的一系列战略的形成，可以看出习近平在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习式发展战略的一些风格和特点：其一，始终坚持与中央战略决策部署保持一致。闽东发展战略在中央确定经济调整的战略方针下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是认真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这一前提下积极抓机遇，扬长避短。浙江“八八”战略同样积极与中央战略保持一致，及时补齐战略短板。其二，坚持从自身环境条件出发，因地制宜。下意识地运用战略分析工具SWOT开展对自身发展阶段和优劣势的战略情景分析，待战略情景和优劣势分析清楚之后再做战略决断。其三，坚持简明扼要地表述发展战略意图。善于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归纳战略内容，既采用矛盾关系分析方法厘清发展中需要关注的对立统一关系，也采用数字和排序强化对发展战略的理解和记忆。这个特点一以贯之于习近平的历次发展战略思考及表述之中。比如在闽东发展战略形成时期，提出宁德发展面临三个“三”的特点；在浙江“八八”战略形成时期，提出发挥“八个优势”和推行“八个举措”；在推进“八八”战略时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继承与创新，一般与重点，有为与无为，当前与长远。同时善于借助形象比喻词表达战略意图，比如以“弱鸟先飞”表达要发挥战略后发优势；以“滴水石穿”表达坚持不懈的努力定然会有收获。但在此之后习近平更喜欢使用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表述同样的战略意图，以及以“山海经”表达综合利用当地的山地和海洋资源优势的思路。这是一种战略想象力与表现力的艺术性结合。战略思维本身固然重要，然而将这一思维提炼得言简意赅让其他人便于理解和实施，同样也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优秀品质。其四，许多新的发展观和治国理念在这一阶段开始形成。比如重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两山”理念，重视城市与乡村协同发展的城乡融合和一体化战略思想，重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思想，以及正确处理政商关系的“清”“亲”理论等均形成于这一时期。

三、习近平出任最高领导人后推出推动的经济发展战略
习近平于2012年底当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在这些战略举措中，有的是继承和发扬，是对以往最高层领导人所提出的发展战略做补充和发挥，如关于实现“两个中国梦”的战略目标，是承袭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战略部署，则是承袭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战略部署并加以扩展。随着战略思维的日益成熟，习近平的经济发展战略观渐入佳境，不断地提出战略部署和举措，形成了十分鲜明的习式战略风格和特征，向世人展现出习近平新时代新风格新境界新思想。而在习近平陆续推动这一系列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地形成了更加丰富和更加成熟的发展战略思想和理念。按照战略提出的时间表笔者列出了一个清单，详见表2。

根据表2，首先，习近平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密集。执政不到10年，已经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发展战略。此外，有一些区域性战略和行业性战略没有列入表2是考虑到这些战略不是习近平本人首倡，其战略影响力不及表中所列。其次，习近平时代发展战略种类多样。其中既有国际性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区域性战略、行业性战略。再次，习近平时代的发展战略与规划结合紧密。一般而言，先定战略思路和战略原则，再出规划加以具体落实，大致需要一年左右的间隔期，此间主要依托高效运作的规划编制行政机制完成从战略构想提出到规划编制落实的过程。

表2 习近平时代经济发展战略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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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习近平时代发展战略观的主要特色
1.习近平时代战略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战略的比较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width=17,height=14,dpi=110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width=17,height=14,dpi=110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建设，并依照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的总体指导思想和理论划分了各具特色的建设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提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个时期。

但是笔者认为，应该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角度，比如可以按照继承与创新兼顾的角度，按照领导人的实际战略影响力与个性，以领袖冠名时代进行划分，这样可以更加有助于突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特征，所以将新中国70年划分成三个时代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即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战略影响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已经产生，一直延续到他本人逝世3年之后，即延续到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前夕，其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时间长达30年。邓小平时代包含了本人在世和去世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两个时期，共计34年。尽管其间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三个并列指导理论，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后两个指导理论都是邓小平理论的引申、延续，而且这两个时期的战略思路轨迹也基本依循的是邓小平在世时所规划的，如果有所创新，也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比如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来自邓小平本人关于“三步走”战略构想，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之后，要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width=17,height=14,dpi=110；胡锦涛的战略理念也基本传承了邓小平，邓小平时代提出对内“一心一意谋发展”，对外“韬光养晦”，胡锦涛时代提出“不折腾”“两不搞”要“科学发展”。

只有到了2013年开启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正式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时的中国面临着新的社会基本矛盾，处于新的发展常态，面对新的国际环境，需要树立新的发展使命。习近平时代所产生的发展战略，既有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传承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问题导向而引发的应对百年之未有变局的战略谋划和设计。尽管这个时代开局不足10年，世人已经能够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正扑面而来。一个人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但是人的一生能够经历三个不同风格和特征的历史时代，对于身临其境的人们而言实在不多见。

没有比较便没有特色。为便于理解习近平时代发展战略观的特色，笔者认为有必要按照发展战略要素逻辑，分别将习近平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做一个横向比较。否则无法理解习近平时代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和特征，通过这一比较则可以看出习近平时代在哪些方面传承了前任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又在哪些方面创新了前任领导人的战略思想。

表3 三个时代领导人的经济战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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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历史文献和资料整理而得。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刘国新主编：《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各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表3归纳了三个时代推行的主要国家级战略。由于资料限制与历史知识有限，笔者只考虑和整理了表中所述的各个时代的发展战略，不代表官方正式的提法和归类。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战略思想和基本构想有，但是缺乏具体计划和行动方案，再受到常年频繁的政治运动干扰，使得战略行动很难持续展开。这一点不像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在提出战略思想和构想之后便有明确的计划方案使之具体化，得到有力的贯彻和落实。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否定存在着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基本历史事实。width=17,height=14,dpi=110

2.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的特色

历史经验表明，毛泽东时代的六大主要经济发展战略有成功、有失败、有夭折。战略失败的主要教训是：战略制定阶段脱离实际，好高骛远；战略实施阶段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其结果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高昂的学费。邓小平时代的七大主要经济发展战略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战略部署积极稳妥，注重实效，比较务实，基本上是成功的。习近平时代的十个主要经济发展战略，迄今为止因为推出和实施的时间比较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随着时间推进预计还将推出新的发展战略，所以眼下难以断定成败。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习近平时代的战略明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归纳起来，习近平时代的发展战略特色是：

其一，传承性。习近平将毛泽东时代确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完全接受下来，并按照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思路细化了第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区分了基本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目标，并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表。此外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做出第二次规划安排，继续推进振兴战略。

其二，开创性。习近平时代的发展战略展现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创造性思维，且集中体现于“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谋求欧亚沿线国家“五通”，互动、合作、共赢，堪称中国首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内外一体化发展战略。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开发、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创新驱动战略都是非常富有创意和前瞻性的。即使在传承前任领导人的战略思想方面，习近平对一些思想内容也做了新的诠释，比如关于两个梦，习近平清晰地指出，中国梦的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width=17,height=14,dpi=110习近平还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划分为基本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建设阶段，将历代领导人提出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分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两个阶段。

其三，世界性。习近平时代战略具有高度的世界性眼光，不再从国内自身市场、资源、人员角度看问题，而是按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扩大国际交往，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当代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考虑国内问题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并不多见，只有毛泽东在1970年代提出过“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及中国的应对之道。随着中国大国崛起，非常需要具有世界眼光的领导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的提出，显示出习近平的大国思维和世界格局思维。

其四，问题导向性。习近平时代的发展战略注重对主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所提出的发展战略不是按部就班、面面俱到，而是有很强的问题导向性。每个发展战略均指向明确，化解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不平衡关系的战略意图尤为突出。

其五，动态性。习近平时代的发展战略具有可调性和动态性，不会一步到位一劳永逸，而是随情况变化做灵活的规划调整。自习近平执政到现在还不到10年，推出的代表性战略数量已经大大超过过去20多年所提出的国内外发展战略数量，且将来还会出现一些新的战略思路和举措。这些都表明习近平时代的战略高峰期尚没有度过，没有出现战略拐点，因而预计习近平时代的发展战略还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和创新。

3.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的贡献

习近平时代才刚拉开序幕，其推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必定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同时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今后还会推出顺势而为的新战略，因此迄今为止笔者所做出的判断都只是相对的。在这个认识前提下看待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的贡献，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做出了中国发展阶段的新判断。战略制定依赖于战略阶段的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直接决定了其战略任务和目标。违背发展阶段的特征、性质制定战略，要么会因为超越历史阶段而欲速不达，要么会因为落后于历史进程而错失发展机遇。中外此类案例比比皆是。对比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历史，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出现重大误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招致重大损失；反之，则会取得重大成就。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对国际局势和发展阶段做了误判，导致我们做出了应对战争尤其是核战的备战战略，将整个国民经济大规模地转入国防轨道；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对国际局势和发展阶段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确判断，结果便制定大规模裁军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使得中国享受了裁军、人口、改革及全球化诸多发展“红利”。

习近平发展战略观正是依据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析方法。首先是客观地判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所处的阶段。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中国而言正处于新时代产生新矛盾的新常态阶段之中，需要提出高质量发展的任务，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举措以应对，并不断推出问题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加快步伐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其新判断和新战略才开始不久，目前相应措施还在陆续配齐之中，实施效果究竟如何需假以时日检验。不过，透过防控应对“灰犀牛”或“黑天鹅”等高风险事件，尤其是从有效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纪战疫来看，习近平式的战略新判断已经产生了积极结果。

第二，提出发展的新理念。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在不同的场合就发展理念作了多次讲话。比如在编制“十三五”发展规划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针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等等。这些理念迅速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且已经被揉入许多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反过来，这也证明习近平所倡导的新发展理念是具有时代感和物质条件基础的。

关于理念习近平曾经引用过一段清代文人王夫之话：“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width=17,height=14,dpi=110这句话具有辩证思维的逻辑。首先，发展理念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依据环境条件发生改变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width=17,height=14,dpi=1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提倡过不少的发展理念，有的理念具有长期影响力被传承下来，比如协调发展理念来自综合平衡理念；但更多的理念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需要更新，或者是内涵更新，或者是形式更换，比如过去讲发展是硬道理，今天讲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不能用牺牲生态环境换取所谓的发展。同时，发展理念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width=17,height=14,dpi=110其次，科学的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必须遵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本质性事物的内在联系，人们的行为违背这种联系是一定要受到规律惩罚的。恩格斯曾经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width=17,height=14,dpi=110经过实践反复验证而形成的理念是科学真理，需要人们的遵循，并依照这一真理推动发展。所以“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width=17,height=14,dpi=110

第三，贡献具有世界级的发展战略。这个世界级的发展战略即“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最初来自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的演讲，当时外界舆论普遍将这些演讲当作礼节性的，以为说说而已，说完就完了，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在博鳌论坛上正式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世界才醒悟到：这是中国人向陷入秩序混乱的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经过数年的猜疑、嘲讽、犹豫、观望，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以各种方式加入其中，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个项目启动，上万亿资金投入。短短五年，“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战略行动。

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也曾向世界发出过各种战略性倡议，但是由于自身力量不足和国际环境不允许，大都停留在字面上不见其具体行动。而“一带一路”倡议不一样，它在短短几年中便迅速获得了世界范围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足以证明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且恰逢其时的，是一项成功的战略行动。原因是：其一，战略倡议本身具有吸引力。其重点核心部分是“五通”，即政策通、基础设施通、贸易通、货币通、民心通，这也是沿线各国普遍关注的合作内容。其二，战略时机选择恰当。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迅速崛起。一方面，发达国家需要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扩大合作，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借助外资外力发展自我。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时站出来振臂一呼，的确顺应了时代潮流。其三，战略倡议的内容十分丰富，互惠互利，没有输家。中国提出倡议的动机首先来自自身发展的需要。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内市场已到天花板，产能过剩、资源短缺等问题需要拓展海外市场解决。所以在同沿线国家的合作中，经济的互补性居多，经济的竞争性关系较少且可控。其四，战略行动谨慎可行。虽然是政府合作项目，但是均按照商业化、市场化模式运作，项目谈成一个算一个，避免给受援国造成沉重的债务包袱。

由中国领导人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具体实施，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首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和支持，这一国际性战略倡议，将会长期地和深入地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助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时能够更多地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习近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影响力将波及全世界。

① 刘瑞：《习式经济战略“渐入佳境”》，《人民论坛》2015年3期(下)；刘瑞：《从“三步走”到“一带一路”：习近平的国家经济战略创新》，《企业经济》2015年第9期。

② 刘瑞：《论习近平经济思想之市场经济观》，《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7期。

③ 习近平：《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之江新语》，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④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习近平在宁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第2-15页。

⑤ ⑦ ⑧ 习近平：《“把握住新的机遇”》，《摆脱贫困》，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69-70，72页。

⑥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宁德提出的观念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习近平在宁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第46页。

⑨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宁德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习近平在宁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第340页。

⑩ width=17,height=14,dpi=110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自序第3-4、自序第7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列宁：《怎么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27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笔者已经完成部分研究。参见刘瑞：《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的演变和创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width=17,height=14,dpi=1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4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王夫之：《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手机百度文库，2018年6月30日。

width=17,height=14,dpi=110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97、197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3-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