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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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李 彬

〔摘要〕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关键词〕 战争文学；证言书写；战争记忆；战争认识；反记忆

引言
“战争”这一客体的特殊性给民众这一主体的“战争认识”带来了不同于一般活动认识的复杂性。战争原貌已经不能直接呈现在众人面前供其观察，以获得对战争性质的直接认识。人们只有通过对形式客体——语言、文字、图片、影像等的解读，尽量地接近原本客体，即历史本体。

在试图“还原”战争的各类形式客体中，以“文字叙事”为主体的战争文学毫无争议地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与其他媒介相比，战争文学具有阅读的大众化、传播的亲和性以及艺术代入、引导式思维等人们容易接受的特质。此外，在叙事内容上，战争文学不可避免地同“民族”“国家”“共同体”等“集体记忆”概念交织并行，可以说，作品一经诞生便自然而然地担负起历史记忆的“存储器”和“发生器”角色。例如日本的国策文学，在战争进行时便开始了对日本后方民众战争记忆的构建。直至今日，当战争亲历者逐渐逝去、活体记忆素材渐趋枯竭的时候，这类文学作品凭借其特质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建构战争记忆的“文字叙事”中，一个独特的成员——证言书写深受人们青睐。证言书写，顾名思义，就是以“战争证言”为基础的文字叙事。战争证言是体验者用亲眼目睹的“证据”为战场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作证”，从狭义角度上，可以理解为战争亲历者对战争体验的口头讲述；从广义角度来说，则包含了战争亲历者在战争时期留下的战地日记、往来书信以及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等。“证言书写”既具备了历史的实证性，又充满了作品的文学性，本文将证言书写纳入战争文学范畴，从构建历史记忆的角度进行探讨，无论是对日本战争文学还是对战争记忆研究而言，都将使其立体性和学术性得到更为深入的展示。

一、战争证言书写的特性与叙事张力
证言书写与传统的以战争为背景、作家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虚构出来的战争文学作品不同，它有着独特的写作特性和叙事张力。证言书写依靠战争亲历者的体验、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为读者讲述真实事件发生的历史片段，强调作者的“在场”，这是其“实证性”的突出体现。同时，在亲临感十足的战争情境下，证言书写以其真实人物塑造的形象化、作品中丰富的战时心理活动以及字里行间宣泄出的为死者代言、为生者提供洞察机会的坚定心态等，可以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性冲击，这凸显了其“文学性”特质。

证言的书写者是战争的观察者、体验者或记录者，依托的是战争的现场亲临，强调的是亲眼目睹。因此，它并非是宏大的战争叙事，而是一种碎片化的呈现，一种微观战争场景的再现，侧重的是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这一点不仅仅是日本，对于世界范围内的证言书写都是共通的。例如，揭露德国纳粹党罪恶的《安妮日记》便是犹太小女孩安妮·弗兰克在二战中，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记录，安妮的书写让我们直观地“目睹”了当时的情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证言”，如：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三

外面变得很可怕。白天夜里任何时候，都有可怜无助的人被拖出家门。他们只准带一个背包和一点现金，就是少少这些东西，在路上也会被抢光。他们妻离子散，男、女和儿童各分东西。小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已经不见踪影；女人买东西回家，家已经被查封，家人都消失了。基督徒和荷兰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他们的儿子被送往德国。人人都心惊胆跳。每天晚上几百架飞机从荷兰上空飞往德国城市，把炸弹丢在德国土地上。在俄国和非洲，每个小时都有成百成千的人送命。没有人能置身于冲突之外，整个世界都在战争，虽然同盟国比较顺利了，但结局还不知道在哪。①

上述日记内容与人们熟知的纳粹大屠杀惨况不同，记录者安妮以鲜为人知的碎片化细节展现了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情景。她的证言书写依托于“实证性”的描写，通过碎片化的场景转换，就像一幕幕短片，勾勒出一个真实感强烈的战争情境，施加给读者独特的心理暗示，能够极好地使读者产生代入感。虽然文字所描写的人物、场景着笔不多，甚至是稍显吝啬，但往往令人一读难忘，“小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已经不见踪影。女人买东西回家，家已经被查封，家人都消失了。”实证性的描述让人物跃然纸上，使场景历历在目，正如施蛰存在《域外文人日记抄》中所说：“寥寥数语，实在已尽了阐释与描写的能事，对于文体及辞藻也一样，虽然作者无意于求工，然而在那些简约质朴的断片中，往往能感觉到卓越的隽味。”②

《安妮日记》的“实证性”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肯定，埃莉诺·罗斯福在该日记的美国版序言中写道：“在我曾阅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对战争影响的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演说中提到：“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前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也认为：“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③

安妮的“证言”虽然与雄壮伟大的史诗相去甚远，但却是她内心的真切独白和对那段历史的真实摄录，安妮直面时代的悲剧、生存的残酷，但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社会、未来的理解。对纳粹党罪恶的揭露，对战争场景的复刻，彰显了《安妮日记》独具的历史价值，成为了学者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这个13岁犹太小姑娘对自我、人生、战争、苦难的思考，对她真实内心的表达，对寻求自由的渴望，亦展现了《安妮日记》深受世界各国读者喜爱的文学价值，她的证言书写极具文学创作中的情感性叙事张力。从1947年至今，《安妮日记》已经被翻译成65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了3000多万册④，成为了一本“感动全世界的日记”。

我经常心情沮丧,可是从来不绝望。我将我们躲藏在这里的生活看成一场有趣的探险,充满危险和浪漫情事,并且将每个艰辛匮乏当成使我日记更丰富的材料。我已下定决心要过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的人生,不想以后变成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我在这里的经验,是一个有趣人生的一个好开头。碰到最危险的时候,我都必须往它们幽默的一面看,并且笑一笑,理由——唯一的理由——就在这里。⑤

面对着德国法西斯的种族迫害，面对着随时有可能丢掉性命的危险，安妮没有把自己陷入绝望的泥淖，沉沦度日，哪怕生命如待宰羔羊、命运无从掌控，她也尽量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努力地寻求着生命的意义，始终怀抱着一颗善意的心，对未来充满希望，期盼着和平生活的到来。

就战争文学而言，除却那些歌颂类型，大都可以归到创伤文学。毕竟战争对于人类正常情感而言，殊无欢乐可言。因此，证言书写往往被人误解是没有情感的文字堆砌，仅仅是冷漠的历史场景记录，不夸张、不歪曲，不具有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实则不然，证言书写恰恰是文学作品中极具感情色彩的文字描写。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人类还充满着对于生的渴望，这种情感性本身就体现了战争亲历者为死者代言、为生者照亮历史的坚决心态，可以说证言书写具备了文学所具有的最高功能——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⑥

证言书写是一种介于真实历史与虚构文学之间的非虚构书写，“实证性”是其重要特质。因此，一部分学者习惯性地将该类书写纳入历史研究范畴。但此种归类方式，忽视了证言书写与一般历史调查的差异，我们认为后者描述的是“已经结束的事件”，而前者记录的内容对于证言者来说依然在发生，即：“已经结束了的历史事件”依然影响着现在。⑦因此，证言书写的“实证性”不能让我们忽视对其“文学性”的考察。在日本，无论是以“原爆悲惨”为主题的证言书写，还是部分有良知的老兵对自己加害体验的证言揭露，都并非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单纯讲述与记录。战争亲历者希望为死者发声，希望宣泄自己的情感，希望与自我心灵展开对话，他们既是证言者，同时又是证言的接受者。证言书写虽然大都是直白的描述，战争亲历者本身或许对文体不感兴趣，记录的内容亦充满了个人与客观事物并存或部分混合的特点，但这种类似“未加工状态的文学”⑧既具有反映历史真实的“实证性”，又充满了人类情感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证言书写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能有效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

二、日本战争证言书写的时间维度、空间架构与创作主体
对于日本战争证言书写的界定不能局限于狭义的为历史事件提供“证据”或进行佐证，而应从更宽泛的角度出发，将作品中带有证言性质、反映历史真实的非虚构书写均纳入考察范畴。因此，有必要对复杂且交织在一起的证言书写进行分类梳理。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日本的战争证言书写跨越了两个阶段：发端于战时，发展于战后；其次，从空间架构来看，主要体现了战争亲历者身处战争前线与大后方的差异；最后，从创作主体来看，可以分为文人书写与庶民书写。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分别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特质。

文人书写最早可以追溯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当时日本国内还没有收音机，人们只有通过报纸和杂志来了解前方战况。为此，各大报社纷纷向战场派遣特派员，目的是观察和记录战事进展，向日本国内发回最新的实时报道。据统计，当时日本全国66家报纸和杂志社共向战场派遣114名记者、11名画家和4名摄影家。⑨此时的证言书写空间大都集中在战争前线，留在日本本土的作家无法对战争进行直接描述。为了“踏上不曾见过之山河”，为了“观察异域之风情”⑩，竟出现了不少主动请缨者，甚至有人在身染肺结核的情况下，还热烈期盼着能够从军上战场。width=17,height=14,dpi=110在接下来的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政府为配合武力战，向战场派遣了“笔部队”作家、南方征用作家等近百余名文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宣传战”。这些作家无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迫征用，大都从前线发回了数量庞大的战争文学。width=17,height=14,dpi=110其中，除了虚构的小说之外，还有不少战地日记、从军记录、往来书信等，这些非虚构的证言书写均源自作家真实的战争体验。

那么，这些战时证言书写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历史事实？能否将其理解为作家情感世界的真实投影？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借鉴鲁迅先生在《马上日记·豫序》中的观点，即：“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是正宗嫡派，能够反映作者的真实面目，读者也会觉得“格外有趣”；而非正脉的“著述性”日记是可以给他人看的，因此，所记内容不免带有“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成分。width=17,height=14,dpi=110同样，日本作家的战地日记如果是以发表为目的而“创作”出来的，记录内容则大都顺应时代潮流，多少都会带有作者的文饰或隐讳之处。佐谷真木人在论述甲午战争日本从军知识分子的“从军心得”时指出，不少从军记者在没有军队要求的情况下，依然竭力地找寻战场上的“忠勇事迹”。width=17,height=14,dpi=110他们既没有凝视战争带来的悲惨现实，又没有暴露战争的本质width=17,height=14,dpi=110，最终走上了“蔑视邻国、排外的忠君爱国主义”道路。width=17,height=14,dpi=110

而另一类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非意图发表”的战地日记，它们在战争期间并未公布于众，而是在战后甚至在作者去世后方被人知晓。这类战争证言书写大都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心路历程。例如，日本著名小说家、军旅作家火野苇平在1944年以陆军报道班成员身份从军时，留下的记录英帕尔战役的《从军手帖》，该手帖是火野长子在父亲去世50周年之际捐赠给北九州市而公开的，手帖中记录了火野苇平南方从军之前坚信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有优势，到从军之后听闻“超乎想象的苦战”，亲眼目睹“日本没有飞机、大炮”等军事装备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变化过程。width=17,height=14,dpi=110

战争期间，除了从军作家的战地日记，在日本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战争体验记录，如日本著名小说家、文艺评论家伊藤整的《太平洋战争日记》。该日记起始于1941年12月1日，终止于1945年8月24日，总计18册，由伊藤整的次子伊藤礼在父亲去世后发现并公开。该日记在1983年被新潮社出版发行，共三卷1000余页。菅原克认为伊藤日记是罕有的“质高、量足”，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对于战争的认识，“珍珠港袭击后，由于初战告捷而发自内心的喜悦，担心我方部队，敌视英美，对支持战争的天皇威严表示赞美”，菅原指出，“像这样的叙事口吻切合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想法。”width=17,height=14,dpi=110另一部备受人们关注的战时证言作品是《暗黑日记》，作者为日本著名外交评论家清泽洌，他书写的目的是“将这一段愚蠢而悲惨的历史留给后人”。width=17,height=14,dpi=110因此，全文都立足于自由与和平，是一份批判时局的报告。清泽洌从1942年12月开始记录，一直坚持到了1945年病逝。由于这份记录的细节性与真实性，被学界评价为史无前例的“现代战争史史料”。width=17,height=14,dpi=110

战争期间，日本作家无论是否有过从军经历，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高压政策以及新闻管制下，他们中除了少数人外，大都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发表了一些经过作者文饰而无法反映内心真实世界的作品。而一少部分作家根据自己的战争体验，撰写了“不以发表为目的”的人生记录，这些珍贵的文字既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内心复杂而多变的情感世界，又成为后人了解战争的重要史料，甚至有历史学家在编撰历史教科书时，直接对其内容进行了引用。width=17,height=14,dpi=110还有学者赞叹道，“永井荷风、高见顺、伊藤整等知识分子留下的真实日记不仅是了解战争的宝贵资料，还是优秀的文学作品。”width=17,height=14,dpi=110

战争结束后，证言书写空间由前线转移到了日本本土。经过战后初期短时间的沉寂，日本作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以“批判战争”为主题的体验文学，包括战场体验、战败体验、战俘体验、原爆体验、被占领体验、归国体验等。但这些作品大都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个人对战争理解的基础上，以艺术表现手法呈现战争场景的虚构小说，主要表现的是战争给日本士兵、平民的精神以及肉体所造成的伤害，具有强烈的自怜性，而缺少了证言的客观性与实证性。此时，证言书写的主体开始由文人向庶民转变，庶民证言开始登上日本的历史与政治舞台。

庶民的证言书写主要源自战争期间的真实记录以及战后的回忆，前者以日本士兵的战地日记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往来书信为主，还包含了战争大后方庶民对当时日常生活的记录；后者是战争亲历者在战后对战争体验的回忆。

日本普通士兵在战争前线留下的战场记录在当时是无法发表的。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人出于对自己行为的忏悔或是担心战争记忆的风化而选择将之公布于众。例如，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东史郎日记》，该日记收录的是侵华士兵东史郎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在战地写下的原始记录，虽然文字潦草，杂乱无章，但却是作者亲眼目睹的战争状况，是亲身记录下来的战争证言，非常有说服力。京都府立大学教授、近代史专家井口和起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老兵公开自己的日记，并以此为证言(揭露战争罪行)，这样的做法非常珍贵。”width=17,height=14,dpi=110《东史郎日记》真实记载了当时沦陷区中国百姓的惨状，它的“实证性”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了战争的真相，了解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与残虐。也正因如此，东史郎等证言者不断遭受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吓与谩骂。width=17,height=14,dpi=110

除了“实证性”之外，《东史郎日记》还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作品。记录者东史郎虽然是一名普通士兵，但尚有一定文化，喜欢思考，他的字里行间常流露出对战争与人性的反思：

我们每天都站在死亡的边缘。明天的性命,总在危险中,没有丝毫保证。我们今天身在枪林弹雨中,瞬间可能成为支那土地上的一抔黄土,但却带着对明天的生的期望,背负着征用来的沉重负荷,死到临头还不忘物欲,浅薄而愚蠢的人啊!人就是这样,即使在死亡的瞬间也不忘物欲。有的战友,带着征用品人却死了。width=17,height=14,dpi=110

身处战场，生命朝不保夕，但他的战友却无法克服物欲，“带着征用品，人却死了”，表面上这是对战友愚蠢的嘲讽，但实际上却点出了这是他们还“带着对明天生的期望”。这段描述虽然没有华丽的语言和高明的写作技巧，但从中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到作者对战争的无奈和憎恨。战争期间，东史郎虽然受到了军国主义洗脑，但内心却充满了矛盾，这或许是他战后敢于站出来告诉世人真相的动力。

战争结束后，随着时间的远离，人们脑海中的战争记忆越来越淡薄。为铭记历史，为吸取教训，一部分战争亲历者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心中隐藏多年的“秘密”吐露出来，让更多人知晓。此时，证言书写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书写方式亦由传统的出书立传发展到在网络、博物馆等虚拟与现实的空间留言。例如，冲绳县和平祈念资料馆就公开了这样一段证言：

如此众多的美国大兵令我们吓得魂飞魄散，脑海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寻死。父亲先用粗硬的绳子勒住我们四人的脖子，但好像怎么也死不了。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刚好父亲从南洋带回来了剃须刀，于是我们又用它来割喉自杀。割喉的顺序最先是母亲，然后就是我。刚感觉到好像有东西划过喉咙的时候，一股腥热的血流到胸膛，我意识到我应该已经被割喉了。接着就轮到弟弟妹妹了。突然，母亲说道“好像还死不了，再割一刀吧”，父亲听到后再次往母亲的喉咙割了下去。width=17,height=14,dpi=110

这是冲绳县民在战役末期“集体自决”的一段证言，堪称冲绳人战争记忆中最惨痛的一环。在大量平民集体自杀事件中，有的是因为害怕美军而走上绝路，但更多的是被日军以“效忠皇国”等名义强迫自尽的。日军将手榴弹、毒药等分发给平民，逼迫平民自杀，这段证言反映的就是手榴弹无法引爆的情况下，一家人集体自杀的惨剧。

对于上述“割喉”场景的描述，如果换作写作技巧高明的作家，或许更加生动，更加催人泪下。但证言者只是一名普通人，只是如实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的叙事极其平静，但背后蕴含的绝望却是如此地令人窒息，是怎样的一种心死，才能做到如此“心甘情愿”的自杀？其实，对读者来说，文字越是平静，带来的冲击就越是强烈。因为这是证言者活生生的回忆，它既是真实的，又带有浓烈的情感。

无论是文人还是庶民，他们在战争期间对于战场情景的记录，都是在“非日常”中记载“日常”。因此，这样的证言书写需要我们在战争的“非日常”中来审视。战争结束后，战争亲历者的证言书写则变成了在“日常”中回忆战争的“非日常”，这便需要我们对战后“日常”的外部环境进行观察。但无论是哪一种证言书写，都对日本人战争记忆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实践价值。

三、证言书写对日本人战争记忆建构的实践价值
在战争亲历者接连逝去、战争记忆不断风化之际，证言书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战争证言，建构战争记忆。

二战结束后，战争亲历者将自己的战争体验与后人分享，双方通过口头流传实践不断地在小范围内建构起群体记忆，这种代际间以证言传承的方式建构的群体记忆属于“交往记忆”。这种记忆一旦形成就非常牢固，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哈布瓦赫所言，“家庭成员不断交流着彼此的印象和观点，这会加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纽带，而一旦他们试图要斩断这条纽带时，他们便会感到这条纽带竟是如此坚韧。”width=17,height=14,dpi=110还有学者认为，“(任何媒介)无论是雕塑的还是建筑的表现，无论是绘画还是图片形成的回忆，都比不上人们的交往沟通。”width=17,height=14,dpi=110然而，这种来自战争亲历者的“活生生的回忆至多也只能回溯到八十年之前。”width=17,height=14,dpi=110根据日本人口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6月，8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约为5%width=17,height=14,dpi=110，按照日本战时征兵规定，年满17岁方可志愿参军。那么，以战争结束的1945年为参军时间来推算，日本健在的最年轻的老兵也已经92岁高龄了。

随着代际传承的断裂、交往记忆的消逝，战争证言已经无法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延续下去了，其影响首先反映在了日本的教育界。以广岛市教委2016年的问卷调查为例，广岛市中小学生有高达60%左右的人不知道原子弹投下的具体时间width=17,height=14,dpi=110，可见学生们掌握的战争知识非常贫乏。学者村川治彦在讲述自己继承战争体验时，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危机，他指出：“就我自身来讲，在卢沟桥、南京、珍珠港、广岛、长崎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作为知识了解了一些，但并没有感受到这与自己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也不会像记忆大化革新、镰仓幕府成立的年号那样，去记忆1937年12月13日、1941年12月8日或者1945年8月6日这些日子。提起过去的战争场面，头脑中浮现出来的都是历史剧中关原之战和戊辰战争的情节。我也去过原爆资料馆，看过珍珠港胶片和南京的照片。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我的生活。祖父母、父母那一代经历的战争完全无法与我本人、日本社会的暴力性以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战争建立起任何联系。”width=17,height=14,dpi=110

日本历史学家吉田裕告诫我们，“日本如今有战争体验的人不足1%，战争记忆的延续岌岌可危。”width=17,height=14,dpi=110然而，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却无法阻挡，正如哈布瓦赫所说，“回忆不仅使团体稳固，团体也能使回忆稳固下来，”但是，“团体一旦解散，那部分使大家作为团体相互确认、相互认同的回忆将从个人的记忆中消失。”width=17,height=14,dpi=110德国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也指出：“随着代际更迭的发生，观察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幸存者充满了个人体验的当下的过去(gegenwärtigen Vergangenheit)变成了缺乏个人体验的纯粹的过去(reine Vergangenheit)。……用不了多久，说话的就会只剩下档案，加上图片、电影、回忆录作为补充。”width=17,height=14,dpi=110

现如今，日本的“战争证言团体”随着成员的老龄化大都走向了解散，战争体验的口头流传实践即将落幕。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证言书写起到了最大限度保留并传承战争证言的作用。文字证言虽然与鲜活的口头证言无法比拟，但也有其独到之处。文字作为记忆媒介，因其抽象性成为人类思维的载体，它“不仅记录外部世界，还记忆人的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是“最适合个体表达的媒介，通过文字，个体可以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探索自我。”width=17,height=14,dpi=110证言书写与虚构的战争小说不同，它没有对素材进行加工，也没有发挥作者的想象力使描述得到更进一步的升华。证言书写只是用文字将流动的、不固定的鲜活证言保留下来，让读者走进战争亲历者的内心世界，重新认识战争场景，建构新的接近历史真实的战争记忆。

除了保存战争证言之外，证言书写的另一实践价值是具有强烈的“反记忆”特质。证言书写虽然记录的是作者个人的体验或回忆，但它并不封闭，而是通过传承不断地影响着读者的战争认识；它虽然是零碎的，但确是宏大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一致的部分，也有不同的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恰恰是证言书写建构战争记忆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学家福柯将那些不同于官方的、来自民间的记忆称为“反记忆”，并指出它们的基本特征就是区别于统治话语和挑战统治话语。

1971年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提出了“反记忆”一词，用于解释他所理解的尼采的历史感，即“戏仿(parody)”“分解”“献祭”对抗“柏拉图式”的历史学模式，“要以一种完全摆脱了形而上学和人道主义化记忆模式的方式来使用历史，要使历史成为反记忆——从而也就展开了另一种时间的形式”。width=17,height=14,dpi=110“反记忆”的“反”，福柯意指“造反”。但这种“造反”在历史记忆上，并不是对历史真实的否定，而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后者以真理认识的名义，以控制在几个人手里的科学权利的名义，把那些知识都过滤掉了，对它们进行分级、整理。”width=17,height=14,dpi=110然而，那些被过滤掉的、被官方否认的知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总会有人记得，甚至对它们进行系统化整理，并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这就是“反记忆”。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是为了补充不同于权威渠道的、零散的、非连续的史实，是为了完善官方提供的“权威”历史。

然而，人们对于某一历史事件，发现其问题所在并试图建构“反记忆”的过程是极其复杂且困难的。因为普通人在权力面前几乎无法占优，在挑战统治者话语权时，其自身所呈现的弱势地位也是无法扭转的。因此，要想达成如此高难度目标，首先必须将建构“反记忆”所需要的、被权力者舍弃的记忆素材从素材库中提取出来，然后进行整合、梳理，使其有理有据；其次，将有说服力的证据以出版物或展示物的形式呈现给群体，推动群体就该问题达成共识，进而形成集体记忆中的有效组件；最后，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得抵抗住“官方记忆”的压制。总之，要想将“反记忆”晋升为大众集体的权威记忆绝非易事。

在日本，关于战争的“反记忆”内容大都是官方企图遮蔽的日军加害史实。在右翼势力的攻击下，“反记忆”建构异常困难，但日本有良知的民间人士却一直没有放弃。在他们的众多尝试中，影响较大、最为有效的就是战争亲历者的证言书写，因为它的“实证性”可以让读者更加信服，它的“文学性”可以让读者的理解更加深刻。战争亲历者将那些被权力者舍弃的历史素材，如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七三一部队等，通过片段化的描述、零散的叙事，为后人了解战争情景提供证据，再以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展现，为读者建构接近历史真实的“反记忆”，进而形成客观的战争认识。如此一来，战争真相也就不会被湮没到历史长河当中了。当然，这样的“反记忆”很难达到像官方记忆那样指引民众认同的示范性作用。但是，也能够在与官方的记忆抢夺过程中留下痕迹，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① ⑤ 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83、289-290页。

② 施蛰存：《外国文人日记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页。

③ ④ 李婷：《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经典战争电影大纪录》，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10、208页。

⑥ 南谷覺正：《歴史と文学におけるヒロシマ》，《群馬大学社会情報学部研究論集》2010年第17号。

⑦ Horace Engdahl, “Philemera’s Tongue: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Witness Literature,” in Horace Engdahled, Witness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Nobel Centennial Symposium, Singapore: Mainland Press, 2002, p.5．

⑧ Ralph-Rainer Wuthenow,Europäische Tagebücher: Eigenart,Formen,Entwicklung,Darmstadt: WBG,1990, p.IX.

⑨ 丁貴連：《もう一つの〈少民史〉――国木田独歩と日清戦争》上，《外国文学》2011年第60号。

⑩ 遅塚麗水：《陣中日記》，東京：春陽堂，1894年，第3頁。

width=17,height=14,dpi=110 前田登美：《正岡子規の生涯》，福田清人編：《人と作品正岡子規》，東京：清水書院，1991年，第62-67頁。

width=17,height=14,dpi=110 仅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光单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种以上。参见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5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鲁迅：《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8-309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佐谷眞木人：《日清戦争 国民の誕生》，東京：講談社，2009年，第74頁。

width=17,height=14,dpi=110 末延芳晴：《森鴎外と日清·日露戦争》，東京：平凡社，2008年，第13-15頁。

width=17,height=14,dpi=110 西田勝：《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文学》，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7年，第98頁。

width=17,height=14,dpi=110 佐々木亮：《インパール作戦、火野葦平が克明に記録 現地の暮らしも》，《朝日新聞》2018年1月22日。

width=17,height=14,dpi=110 菅原克也：《脅威と驚異としてのアメリカ日本の知識人·文学者の戦中日記から》，《アメリカ太平洋研究》2008年第8号。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佐藤明夫：《太平洋戦争末期における――庶民の日記:戦争への異議と遂行論とのはざま》，《愛知県史研究》2004年第8号。

width=17,height=14,dpi=110 日本历史学家黒羽清隆与家永三郎撰写《新讲日本史》时，非常重视作家的战争日记，他引用了《木户幸一日记》、清泽洌的《暗黑日记》、广津和郎的《作家日记》、高见顺的《败战日记》、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乘》、河上肇的《晚年生活记录》。参见八耳文之：《家永三郎·黒羽清隆共著〈新講日本史〉(1967年)について》，《歴史教育史研究》2019年第17号。

width=17,height=14,dpi=110 曾根博義：《戦前·戦中の文学――昭和8年から敗戦まで》，《昭和文学全集·別巻》，東京：小学館，1990年，第393-394 頁。

width=17,height=14,dpi=110 《〈南京事件〉日記15冊と手記6冊 三人の元兵士が公開》，《読売新聞》東京朝刊，1987年7月7日，第26頁。

width=17,height=14,dpi=110 山内小夜子：《歴史を尊重するものは歴史から尊重される――東史郎の南京裁判 (侵略戦争と罪責2)》，《障害児と親と教師をむすぶ人権と教育》2000年第32号。

width=17,height=14,dpi=110 卢海鸣、邓攀编：《金陵物语》，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423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冲绳县民宫平初子的证言，笔者在冲绳县和平祈念资料馆实地调研所得资料，调研日期：2019年1月 31日。

width=17,height=14,dpi=110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20年(令和2年) 12 月報》，2020年12月21日，https://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2012.pdf，2021年1月5日。

width=17,height=14,dpi=110 《平和意識調査：原爆の知識低下顕著平和教育研、県内小中生を調査/広島》，《毎日新聞》(地方版/広島)2016年5月27日，第24頁。

width=17,height=14,dpi=110 村川治彦：《一人称から歩み直す〈戦争体験〉――体験心理学に基づく歴史·平和教育の構築に向けて》，《共同対人援助モデル研究》2012年第3号。

width=17,height=14,dpi=110 杨汀、王可佳、邓敏：《唤醒记忆防止风化――日学者谈历史教育及传承》，2017年12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13/c_129763939.htm，2019年7月16日。

width=17,height=14,dpi=110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3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赖因哈特·科泽勒克：《夏洛特·贝拉特〈梦幻的第三帝国〉后记》，第117页。转引自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第5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张宇慧：《文字与图像: 记忆媒介视角下的诗与画》，《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 5 期。

width=17,height=14,dpi=110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161-162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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