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之外的典范：民国学者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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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之外的典范：民国学者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
陈 峰

[摘 要]民国学者陶希圣一度被视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代表，但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宗奉苏式理论不同，陶希圣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视同仁、兼容并包，主要通过考茨基、奥本海末尔、波格达诺夫等人的作品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能吸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与修正之论。陶希圣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对其具体结论持审慎态度。由于陶希圣反对公式化的社会形态理论，拒绝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有意与中共的历史观点保持距离，以致长期被排斥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陶希圣早年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透露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内部分歧、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纠葛、马克思主义的党外传播等信息。

[关键词]陶希圣；唯物史观；考茨基；非正统

20世纪50年代，身居香港的曹聚仁评论钱穆的《国史大纲》时说道：“中国史学家之中能够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史事，如此纯熟精到的，钱氏以外，绝少其人。我以当代学人中，最懂得唯物史观的，只有张东荪、冯友兰，钱穆三人。”[注]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根据通常的认识,郭沫若、范文澜等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宗师，钱穆不但不能归属马克思主义阵营，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批驳的“复古派”。不知曹聚仁的判断究竟根据何在。但这至少提示我们，唯物史观原本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呈现不同的面貌，后来被定型的唯物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原初的复杂性、开放性。这导致后人描绘的学术史、思想史图像虽契合人为制定的“标准”，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却可能远离了历史的本相。因此，要完整、真切地认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接受、传播和应用的历程，应当尽力克服“标准化”、一元化思维，还原不同群体和人物对唯物史观的不同理解，再现当年马克思主义学说内部派别林立、众声喧哗的场景。

陶希圣是观察民国学者与唯物史观复杂关系的一个极佳个案。在民国学界，陶希圣一度被视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代表。郭沫若曾将陶氏视若“同志”，认可“他的方法大抵上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倾向”，并建议其纠集同志分工合作研究中国社会史[注]杜荃:《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新思潮》第2、3期合刊，1929年12月，第11页。。1936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1945年顾颉刚主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又将陶希圣与郭沫若并列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但1949年之后陶希圣被彻底逐出马克思主义阵营[注]孙家骧、曾宪楷、郑昌淦：《批判陶希圣“前资本主义社会论”的反动观点》，《历史研究》1958年第12期，第72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中，陶希圣及其“新生命派”“食货派”被书写成社会史论战中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对立方，成为批判的靶子。到20世纪末，认识又一次出现转折，陶希圣的弟子何兹全出面为其正名，肯定其学术上的唯物史观立场：“就学术论学术，使陶希圣高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独领风骚的也就是这唯物辩证法。没有辩证法，陶希圣也写不出这么多书，也成不了陶希圣。”[注]何兹全：《我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7页。当代学者贺渊认为：陶希圣“终身反共，但他的思想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的马克思主义风潮，对于陶希圣而言，绝不是一阵风，掠过即逝，而是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注]贺渊：《陶希圣的前半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上述认识各有其理据，与时代风气的变动息息相关，足见陶希圣与唯物史观关系之纠结难决[注]学界对此问题已有所讨论，主要有李洪岩：《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张本义主编《白云论坛》第2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贺渊：《陶希圣的前半生》；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陶希圣：变革的社会限制》，《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第82～103页。但对作为学者的陶希圣与唯物史观的复杂关系的揭示仍然有所不足。。本文要旨在于通过梳理陶希圣与唯物史观发生关联的历史脉络，希冀对审视民国学者认知与运用唯物史观的路径、内容和特点有所助益。

一 陶希圣接触唯物史观的背景与路径
陶希圣被誉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山，其出身却在法学。1915年9月，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升本科，学习法科。陶氏自述：“我自知拙于诗文，不选文科诸学系。我读史书，志在经世之学，初欲选政治系，又觉政治系课程空虚无实，遂改投法律系。”[注]陶希圣:《八十自序》，台北《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1978年12月，第146页。北大四年，陶希圣广泛涉猎法学书籍，包括国际公法、德国民法、瑞士民法、罗马法、日耳曼法等英文著作，及一些日本的法学论著，如富井政章、梅谦次郎诸人的民法著作，石坂音四郎、松本蒸治诸人的民商法著作等。陶希圣也阅读了法律哲学的书籍。他后来曾回忆说:“每天到法律系图书室选读法律哲学的书，我读了新黑格尔派、新康德派以及社会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的一些英文书籍。”[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1922年陶希圣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学校教员，讲授亲属法。1924年7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任编辑，负责审查法律、政治、经济等类文稿。1928年陶希圣所编《亲属法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陶希圣与法学的这段因缘，对其思想方法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奠基作用。正如陶氏所言：“我个人思想的系统化，是由读梅因(Maine)的古代法律(Ancient Law)后开始。”[注]陶希圣讲，贾文荑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方法和观点》，天津《益世报》，1936年12月9日，第12版。英国亨利·梅因及其历史法学派的思想方法对陶希圣产生了深刻影响。梅因《古代法》一书的全名是《古代法，它与古代社会史的联系及其与近代思想的关系》，因而它不仅仅是一部专门技术性的历史，而是广泛探究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一部史论。梅因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不局限于就法理谈法理，而是通过社会政治的具体历史演变来考察法理，同时又通过法理的演变来考察社会政治的历史[注]何兆武：《重评梅茵的公式：“从身份到契约”》，《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第118～119页。。这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法律制度变迁的思路使陶希圣关注到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特别是家族制度的情形。但此时他的出发点和归宿仍在法学。梅因的历史法学所蕴含进化观念塑造了陶希圣基本的思想倾向。《古代法》中提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梅因依据进步时代的乐观精神，建立了其历史法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前提：即世界的演化是一个单线的过程；就其起源而言，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有的只是各个社会的发展与静止的问题[注]陈颐：《梅因历史法学方法论简述——以〈古代法〉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28～129页。。陶希圣对中国古代重要的身分阶级——士大夫阶级的重视可能与此有关。梅因从法律制度演变角度观察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时流露的社会进化论成为陶希圣接受唯物史观的一种“前结构”。1929年在复旦大学文学科所作的《社会科学讲座》中，陶希圣明确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进化论，在社会进化论的框架内解说唯物史观。他申明自己“取社会进化说，对于文化传播说证明的事实也加承认，但决非调和派”[注]陶希圣：《社会科学讲座——社会进化说与文化传播说》，《新生命》第2卷第2号，1929年2月，第5页。。社会进化论成为陶希圣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一个入口、一种底色。这与从社会革命论来认识唯物史观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陶希圣真正接触唯物史观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二是涉猎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等人的作品，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兼收并蓄。1928年以后的两年之中，他“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文译本上，下了工夫”。陶希圣曾翻译《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以《商人资本小史》为题发表于《新生命》第三卷第四号(1930年4月)，将它作为“欧洲十九世纪一个著名经济学者”的理论进行介绍。陶氏对于商业资本性质的看法即源于此。他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阐述,认为商人资本不能作为转换一个生产方法为另一个生产方法的媒介,而且“商人资本不独不是资本主义,并且障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发达”。他还引用《资本论》中关于地租形式的转化、实物税收与生产关系的联系的论述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注]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版，第44～46，60～62、65页。。出于对家族制度的兴趣，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为陶氏所重，杨贤江的中译本即是由陶氏作序。陶希圣在序言中宣称：“这本书的重要，是在以历史的唯物论来叙述民族学家所发见的材料。这本书的价值，是在民族学家所发见的事实能作历史的唯物论的证明。五十年来，莫尔干《古代社会》的论断，支配着民族学与社会学。七十年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及经济学说支配着社会思想。作两家巨著的联锁之本书，无论如何有介绍给读者的必要。”此书是“民族学开山巨著与历史唯物论交流之产物”，因而介绍此书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在使读者得知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论据。第二在引起读者对民族学研究的端绪和兴趣。”[注]陶希圣：《序》，恩格斯著，李膺扬译：《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2～3页。恩格斯对欧洲中世纪末农民战争的分析成为陶希圣认识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借镜。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曾说过：“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注]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629页。陶希圣提出：“流氓不是无产者农民革命的同盟者。他们到了一定的时机，必然一变而保护私产、联结士大夫来求自己的成功。他们第一步虽有社会主义的口头禅，第二步便踏上支配剥削无产者农民的路。从流氓散兵所集成的流寇上去讨社会主义的出路，是枉然的。”[注]陶希圣：《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新生命》第3卷第7号，1930年7月，第8页。陶希圣对流氓无产者的态度与恩格斯、考茨基一致，将其视为农民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消极力量、破坏力量。

陶希圣还间接通过瞿秋白、布哈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注]参见贺渊：《陶希圣的前半生》，第225～227页。。1924年陶希圣购读瞿秋白编译的《社会科学概论》，此书是以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为底本的。陶希圣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学当是来源于此。陶希圣将社会学和历史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两种门径、两大支柱也是受瞿秋白、布哈林的启示。瞿秋白认为：“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综合(抽象)的科学”“历史便是社会学的材料，社会学便是历史的方法”[注]瞿秋白：《社会学之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会编辑：《社会科学讲义》第1集，上海：上海书店1923年版，第19页。；陶希圣则谓：“历史是过去的社会，社会是当前的历史”[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03～104、105、103～104页。，社会学是“以一般社会为对象的理论的研究”、历史学是“以一般现象为对象的历史的研究”[注]陶希圣：《社会科学讲座——历史的法则可否成立》，《新生命》第2卷第1号，1929年1月，第3页。。也就是说，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只是研究方法有异。陶希圣大力倡导的社会史研究正是体现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统一，或可称为社会学取向的历史学。

更值得注意的是，陶希圣“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选读了不少”width=13,height=13,dpi=110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03～104、105、103～104页。。这使其拥有一种批判的眼光。他正视多元论者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最著名的是塞利格曼，其《经济史观》“最警策的一段话是：解释历史有许多方法，因为人类有许多活动与欲望。历史不独有经济的解释，并且有伦理的，美学的，政治的，法律的，语言的，宗教的，及科学的解释”[注]陶希圣：《社会科学讲座——社会进化说与文化传播说(二)》，《新生命》第2卷第3号，1929年3月，第2页。。又如波不尔说：“地理环境与人及人的知识与其他特征，是历史的第一次的基本的成因。生产方法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因为是一个派生的现象。”陶希圣还提到奥本海末尔的批评。奥氏虽承认历史活动的最后“目的”是经济，但造成历史的成因却有政治与经济二者。他说道：伟大思想家如马克思，尚把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混淆而没有严加分辨。一切错误，使马克思光辉灿烂的理论远离事实，皆基于没有分辨这个满足经济需要的手段与目的。这使他把奴隶制度当作一个“经济范畴”，把暴力当作“经济力”[注] 陶希圣：《社会科学讲座——社会进化说与文化传播说(二)》，《新生命》第2卷第3号，1929年3月，第2～3、3～4页。。奥本海末尔的这一认识使陶希圣在关注历史变迁中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兼顾到政治力量的相对独立性。

陶希圣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受到的批评也了然于胸。他说：“莫尔干的《古代社会》在近来是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批评之矢所集中。恩格尔的这本书也是马克斯主义文献中最受批评的一种。五十年来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的发见，足资以推翻古代社会的假想与论断者，不一而足。由乱交说以至于文化阶段论，在今日都有反证及反对的理论。今日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没有不从批评或确认《古代社会》着手的，而今日的社会思想家也莫不从批评或确认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与经济学说着手。本书所以受批评最多，便由于此。”[注]陶希圣：《序》，恩格斯著，李膺扬译：《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2～3页。这表明，陶希圣不但熟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且从这些批评中更加体认到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他并未盲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社会论，而对其局限性有着清醒认识。他指出：“(一)马克斯当时的原始社会研究是很幼稚的。只有摩尔根《古代社会》算得是有系统的民族学著作。所以马克斯的古代社会论(如恩格斯的《家族之起源》)天然是不正确的。(二)马克斯当时的中国，对于欧洲人还是一个谜，所以马克斯的亚细亚社会及中国社会论，天然是不完整的。在马克斯本人的著作，如《资本论》，还算慎重，处处把亚细亚社会撇开，不列入欧洲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及市民社会的任何范畴。”这种见识是无条件接受马克思学说及其全部论断者所不可企及的。正因为意识到马克思对亚洲社会认识上的先天不足，陶希圣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史演变的独特性。

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有正反两面的认识，不局限于一家之言，陶希圣才能清晰地指明：“唯物史观包含两部分：一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方法；一是把辩证法的唯物论应用到社会所得到的论断。这两部分是应当分别观察的。如果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方法是科学的，则所应用的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所得的论断必然不同。社会现象是存在的。为方法而变更社会现象以求得各人所期望的论断，这是非科学的。这种非科学的论断，在今日的中国充满了我们的耳目。”[注] 陶希圣：《马克斯的社会进化论》，《新生命》第2卷第5号，1929年5月，第1～2、1页。陶希圣的区分堪称独到而深刻，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多年之后才有这种觉悟。陶氏本人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对其具体结论持审慎态度。这种做法曾被指责为不彻底的、不正确的、甚至是虚伪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今天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具体实际相结合打开通道、开辟空间。

二 陶希圣唯物史观理论的多重来源
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奉苏式理论为正统不同，陶希圣采取对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视同仁、兼容并包的方式。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的作品成为陶希圣吸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陶氏自称，“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03～104页。。五四运动时期，陶希圣“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柯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披读，无所轩桎”[注]陶希圣:《八十自序》，食货月刊编辑委员会编:《陶希圣先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可见，考茨基的作品对陶希圣学术方法的形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既是一种宗教史的专门研究，又是唯物史观理论方法的具体演示。此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基督教的起源”，同时全面考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形态内在矛盾运动等，准确把握生产力标准、阶级基础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关系，涵盖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注]王宵前：《考茨基唯物史观思想评析——以〈基督教之基础〉为例》，《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29～30页。。考茨基的落脚点在决定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水平和由其所决定的阶级基础上。他明言：作为“不视研究各种历史观念自足而力求找出它们的原因，即隐伏于社会的基础之下的原因的历史观。在应用这种方法时，我们屡屡碰到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又常常以技术进步的水平为根据，虽然那不是它的唯一根据”。全书贯穿着对生产力和阶级状况的分析。作者考察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犹太民族时，着力探寻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物质与技术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作者对基督教产生的阶级基础、特别是与古代无产阶级的关联进行了深入剖析。考茨基强调阶级间的对立大于民族间的隔阂，犹太民族中“最蓬勃的热情不是民族的憎恨，而是阶级之憎恨”[注] 卡尔·考茨基著，叶启芳等译：《基督教之基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386页。。共同的阶级利益使基督教能够迅速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原始基督教的阶级憎恨成为与“一切非犹太民族的世界‘互相接近’之一种因子”。

考茨基对生产力因素和阶级对立的关注引导着陶希圣分析问题的思路，考茨基那种寓论于史的叙事方式也能在陶希圣笔下找到踪影。此外，陶希圣将太平天国运动与原始基督教相比拟。原始基督教是贫贱的无产者的宗教，原始基督教会是憎恨富人的消费共产团体，是对于富人战斗的集团。消费共产团体最终产生官僚组织以剥削无产者和农民。太平天国与此相同[注]陶希圣：《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386～387、143～147、3页。。

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素来被作为鼓吹阶级斗争的范本。毛泽东就说：“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阶级争斗》一书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无产阶级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等问题。考茨基阐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但他所列举的政治斗争，包括工会运动、争取结社自由、议会斗争等，基本都是合法斗争，而不是暴力革命。这些论述显然能够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工人运动提供一定的指引。但众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上似乎偏离了考茨基的初衷，更认同其中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社会改良不能代替社会革命的观点[注] 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广州：新青年社1921年版，第79、77页。，淡化了主张合法斗争的内容。陶希圣则能更接近考茨基的本意，并不将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相提并论。他说：“革命不是暴动、杀戮、恐怖，而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一系的变更。”[注] 陶希圣：《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386～387、143～147、3页。陶希圣不赞成以暴力为手段的阶级斗争，但不排斥认识社会阶级的存在，对社会构造进行阶级分析。他采取从生产过程上将社会划分为两个基本阶级的做法，尤能注意到两大基本阶级之间的社会层[注]width=13,height=13,dpi=110width=13,height=13,dpi=110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38、139,6、7、35、109，23页。。

从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来看，他最关注的是士大夫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其《辩士与游侠》一书即是对这两个阶级(有产者知识分子和无产者活动分子)的集中描绘。陶希圣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士大夫阶级的认识，这一认识与考茨基有关。考茨基的文章《知识阶级与社会民主党》促使陶希圣将士大夫阶级的性质判定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注]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7页。李红岩推测，陶希圣的古代士大夫阶级论，可能来自苏联学者坎托罗维亚1926年在苏联《新东方》杂志发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社会关系体系》。同时，瓦尔加的文章中也能够找到同样的“绅士”(读书人)统治阶级。李洪岩：《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张本义主编：《白云论坛》第2卷，第350页。。在陶希圣看来，士大夫阶级的构成是官僚和地主，在经济上是剥削者，在政治上是支配者。士大夫阶级是一种封建势力，是封建贵族的扩大。士大夫阶级的剥削即是封建的剥削width=13,height=13,dpi=110。陶希圣所谓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封建势力就是指士大夫阶级的势力。它的势力表现于政治为官僚政治，表现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为隶属关系，表现于思想上为等级思想。因而这种社会具有封建社会的重要表征width=13,height=13,dpi=110。一般论者的注意力集中于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阶级，而只眼独具的陶希圣却识别抉发出士大夫阶级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作用，更使得社会结构的阶级分析变得丰富和立体。

陶希圣对中国古代游民无产者性质作用的认识更是直接取自考茨基。借用考茨基在《基督教之基础》中对原始基督教的无产阶级与现代无产阶级的对比[注]卡尔·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471～475页。，陶希圣指出：古代游民无产阶级“赖社会以生”，是“财富集中而生产分散的产物”，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分配这集中的财富及如何占有这分散的生产，他们不主张废止身分的差别。考茨基指出原始基督教的无产者实行消费的共产主义，陶希圣认为中国古代游民无产阶级也是建立一种消费共产团体[注]陶希圣：《辩士与游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74页。。考茨基的分析为陶希圣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正因如此，陶希圣对中国古代游民无产者的价值判断与中共学者截然相异。

奥本海末尔的《国家论》一书也使陶希圣理解的唯物史观与众不同。陶希圣说：“我用了力，翻译奥本海的《国家论》。这本书无异于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方法论”“从此书受了多少的暗示，在最近所作中国社会史论文中，颇有引用之点。”陶氏将奥本海末尔的《国家论》视为“真正影响我的思路”的一部书[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03、104页。。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应用奥本海末的《国家论》”[注]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1年3月，第27页。。

《国家论》的作者自称“只由社会学的立场以观察国家，而不取法律的立场；——我所指社会学，是历史的哲学，同时又是经济的理论”[注]奥本海末尔著，陶希圣译：《国家论》，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1页。；他“从以经济为内容，而以政治法律为形式的客观生长上，追溯国家的发生”“又由社会心理的观点，来观察其主观的生长”[注]作民：《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清华周刊》第40卷第5期，1933年11月，第30页。。应当指出，奥本海末尔在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推动力量的总体认识上与唯物史观是一致的。他提出，“社会发达的主要力量仍然要从那使人为自己为家族求得食衣住的生存需要去寻求。所以到底还是经济的冲动。所以历史发达之社会学(是社会心理学的意义)的观察，除了找出那经济的需要在其逐渐展开中寻求的冲动在适当的时机所生的影响，便不能够有若何的进展了”。前面提到，奥本海末尔批评马克思未区分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他认为，经济手段是将自己劳动以及用自己的劳动与他人的劳动进行的等价交换，而政治手段则是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注]奥本海末尔：《国家论》，第18、19、20、3、39～42页。。“全部世界史，从原始时代到现代文明，呈示了一个现象，这便是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的斗争”[注]奥本海末尔：《国家论》，第18、19、20、3、39～42页。。受此启发，陶希圣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分离，视前者为阶级之上的一个独立因素。他认为，士大夫运用政治手段剥削农民，与封建贵族大抵相同[注]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23页。。

奥本海末尔与马克思在对国家的产生演变的认识上也是异同互见。共同点是认定国家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从来一切国家理论，都是阶级的理论”width=13,height=13,dpi=110奥本海末尔：《国家论》，第18、19、20、3、39～42页。，国家是“依非经济的权力而创设的特权及统治地位之集体”[注]奥本海末尔：《国家论》著者序言，第13页。。不同点则在于奥氏认为原始国家的发生是由于一种族对他种族的征服，马克思则认为是由于社会内部的分裂，是阶级社会自发的阶级统治。奥氏把国家公共利益的保护归功于官僚制度，将来的“自由市民团体”社会仍以官僚制度担任行政。马克思则将官僚视为进行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组织。这是与马克思的国家观最大的差异。奥氏认为“自由市民团体”可以不依革命，单依进化而实现，这与马克思对革命手段的强调也是有着明显不同的。陶希圣认为，“本书国家观从出发点到归宿上皆与马克思主义有别”[注]奥本海末尔：《国家论》译者序言，第11页。。他似乎更强调奥本海末尔与马克思的差异，或是要以此补正马克思的有关论断。陶希圣主要是根据奥本海末尔有关国家历史演进的理论描述周代早期封建制度[注]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8页。。奥本海末尔认为封建国家是第一种国家形式，游牧民族凭借其军事优势征服附着于土地上的农民并运用政治手段占有他们的劳动成果width=13,height=13,dpi=110 奥本海末尔：《国家论》，第18、19、20、3、39～42页。。陶希圣据此认为，当游牧的周民族征服较先进的商民族时，建立的政治制度与中世纪的欧洲是相同的：“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而小异之差，也许和欧洲各地封建制度互异之差相等。”[注]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19页。可见，奥本海末尔对欧洲封建国家的认识为陶希圣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直接启示。

俄国经济学家波格达诺夫的理论也对陶希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陶希圣甚至被翦伯赞称为“中国的波格达诺夫主义者”[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68页。。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其所谓“经济科学”并非以分析经济现象为旨归的纯粹的“经济学”，而是关于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发展历程的学说。早期的社会进化史作品如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即以其为底本[注]胡一峰：《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第116页。。波格达诺夫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群，其《经济科学大纲》曾被列宁评价为“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确实是这类书中最出色的一本”，此书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注]列宁：《书评 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陶希圣的商业资本主义说被认为出自波格达诺夫。吕振羽说：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波格达诺夫主义之整批的贩运勾当”“在中国的所谓学者们，也都是从波格达诺夫那里抄来的现成”[注]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创刊号，1934年4月，第2、9页。。波格达诺夫在《经济科学大纲》中，依据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关系勾画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自然自足的社会(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族长宗法社会—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商业社会(奴隶制或农奴制—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社会(社会主义)，被称为“波格丹诺夫主义”。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陶希圣采用波格达诺夫的模式，将中国历史分为宗法、封建、资本主义三个阶段。陶希圣将“封建制度”和“封建势力”作为相互分离的两个概念，承认封建势力而否认封建制度，主要来自波格达诺夫[注]李洪岩：《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白云论坛》第2卷，第356页。。王宜昌还认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应用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是从波格达诺夫底《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注]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1年3月，第25～26页。。略作对比即可发现，陶氏所列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基本等同于《经济科学大纲》第8—15页“经济学的方法”，不过更换了中国史的例证。

同时，最早运用商业资本主义的概念解释中国历史的拉狄克可能触发了陶希圣的思考。但未见陶氏在其论著中公开引述拉狄克的观点，仅在1930年发表的《托洛茨基派之中国社会论》(《新生命》第三卷第五号)中介绍过拉狄克的理论。因此，德里克认为，在缺少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最多只能说:拉狄克的革命分析的启发，连同用“商业”来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吸引力，给陶希圣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使其作出近似的理论分析[注]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86页。。这表明，陶希圣的商业资本主义说可能来源不止一处，而是由各种观点汇合叠加而成。

日本马克思主义作品也是陶希圣接触唯物史观的渠道之一。陶希圣与萨孟武、樊仲云合作翻译了河西太一郎等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书。此书介绍了农业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考茨基、列宁、共产国际等)、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人口理论等内容。山川均的《资本主义以前经济史》、石滨知行的《经济史概论》也成为陶希圣探究中国社会史的参照。例如，李季认为，陶希圣对历代社会的图解以山川均的“构成中世封建社会的各阶级”为蓝本[注]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二续)》，《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3月，第44页。。胡秋原曾致信《读书杂志》说：“我希望国光社对于论欧洲社会史的名著，还要多加介绍；不然，徒然根据一两本讲义以及教科书式的山川均以至石滨知行《唯物史观经济史》、《经济史概论》，是不够的。”[注]秋原：《通信》，《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出版以后·通信九》，《读书杂志》第1卷第6期，1931年9月，第37～38页。可见当时此两书已成为中国学者研习经济史的基本读本。日本学者的论著为如何应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提供了示范，且较之欧美作品更易接近。

此外，陶希圣主持的新生命书局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是陶希圣本人学术思想的重要源泉。据观察，1928年成立的新生命书局大体承续国民党左派的风格，出版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考茨基《社会革命论》、毕谪列夫斯基《历史唯物论入门》、拉法而格《社会与哲学的研究》、波格洛夫斯基《俄国革命运动史纲》、山川均《辩证法与资本制度》、高畠素之《马克思十二讲》等。有人甚至说，北伐以后出版马克思主义最多的就是新生命书局。新生命书局刊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比较驳杂，出自第二国际领袖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注]李洪岩：《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白云论坛》第2卷，第347页。贺渊则确切指出，1929年下半年以后，《新生命》月刊和新生命书局代表了国民党左派的思想倾向。贺渊：《新生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这些翻译作品成为陶希圣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也是非常自然的。

三 陶希圣与唯物史观的离合及其启示
综上可见，在陶希圣学术思想的来源上，唯物史观的作品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陶希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以唯物史观为治学的基本方法的。1929年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绪论部分末尾表示：“本书的用意在提出历史的事实，供读者尤其是历史唯物论者的讨论和批评。”[注]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第4页。其1932年《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一文则表达了“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中国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的意愿[注]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第8页。。1932年陶希圣登泰山为冯玉祥讲中国史时“谓研究历史须用辩证法，中国历史的研究，亦得本此方法做去，始能揭露中国历史发展的真面目”[注]《冯玉祥日记》Ⅲ，1932年7月18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57页。。1932、1934年陶希圣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广告中称：“国内以唯物辩证法叙述古代政治思想的发达概况及各派主张之详细内容者，本书实首屈一指。”[注]《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第5页。直到1935年，他在《食货》半月刊上仍然认为唯物史观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能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历史真相[注]《编辑的话》，《食货》第2卷第4期，1935年7月，第44页。。

在1929年《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的绪论中，陶希圣提出观察中国社会的三个观点。一是历史的观点。“目前金融资本商人资本支配下的小规模生产制度，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必须取历史的观点。”二是社会的观点。“大人物是社会的创造物。大人物之所以大，是由于他们所绾领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之大。所以观察中国社会，不取个人的观点，而取社会的观点。”三是唯物的观点。“中国历史不是心的发展或观念的发展，不是天道或理气的流行。中国历史是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的。”[注]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第57页。不难发现，这三个观点与唯物史观是基本吻合的。

1936年陶希圣阐明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观点，主要有：其一，“一件事必为变动过程中的一点——每个事实(Event)都是动的，而非静的，固定的。当我们研究一件事实的时候，必须要着眼于整个变迁的过程，而不能把每件事隔离开来看”，“连续性和变动性有同等的重要而不能分开”。其二，“各个变动有悠久之来源，由微至显——每个大变动都是由长时期的小变动累积而成的”，“大变化的发生，乃社会各部间彼此影响的必然结果……大变动后，继续的小变动，仍是难免的现象。”其三，“物质条件为社会变迁之基本因素”,“所谓物质条件非仅指社会经济组织而言，广括所有看得到，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气候，地势，土壤等地理条件亦在其内，仅仅物质条件也不会发生决定的力量。物质条件必须透过人的努力，亦即人类之生产劳动力，才能有效”[注]陶希圣讲，贾文荑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方法和观点》，天津《益世报》，1936年12月9日，第12版。。前两条强调发展的、整体的观念，第三条则属于广义的唯物史观，而不限于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

对历史运动中各要素间、主客体间的关系，陶希圣持一种辩证互动的观点。他申言：“经济组织受物质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决定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同时，社会的其他方面，亦可影响经济组织。如思想可影响政治，政治亦可影响经济。思想界的大变化，往往引起经济组织的变化，进而酿成社会的改造。”“艺术道德虽都受经济组织的影响，但是他们也反而可影响经济组织。”他也不否认个人的重要，“天才或英雄在历史上自有他的相当的地位。假如个人能把握住一般人的要求，他便可以领导群众而影响历史。但是，个人的成功，必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决定”。总体说来，“经济制度为社会构造的基本组织，物质条件有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伟大力量。经济组织的重要，只能从社会事实的变动，社会各部门间的关系中观察出来。我们也只有从整个社会现象的矛盾，冲突，和这种矛盾的发展中去明瞭社会史的发展”[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方法和观点》，陶希圣讲，贾文荑记，天津《益世报》，1936年12月9日，第12版。在《战国至清代社会史概说》一文中，陶希圣更明确指出：社会的变迁“由于内在的矛盾之发展”。见《食货》第2卷第11期，1935年11月，第17页。。陶希圣的社会史观点体现出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结合。

不难看出，上述认识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翦伯赞、吕振羽的观点已相当接近，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吕振羽起初也并未将陶希圣作为学术上的仇敌[注]吕振羽曾评论道：“像陶希圣先生，他似乎在企图重新创造一历史发展法则之各别性——多元性的理论。(注释：陶君反对把前驱者所发现之历史运动法则、历史学方法论，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上；只允许从中国社会的本身零星探求，想从新探求历史法则的陶君的企图，我丝毫也不敢轻视，我只以为陶君这句话未免说得过早一点。)”吕振羽：《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吕振羽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对《食货》倡导的经济史研究表示支持并提供建议[注]吕振羽：《对本刊的批评与贡献》，《食货》第1卷第8期，1935年3月，第16～17页。，二者最大的分歧不在于对唯物史观本身的认识，而在于对社会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态度。陶希圣一直反对公式化的社会形态理论，拒绝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陶希圣无意追随苏联官方理论界的认识，又有意与中共的历史观点保持距离。相反，他却与陈独秀、刘仁静、李麦麦等所谓反对派人物较为亲近[注]陶希圣：《记独秀(上)》，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3期，1964年9月，第10页。。这是陶希圣长期被排斥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的要因之一。

另一方面，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立场的变动，陶希圣开始与唯物史观日益疏离。正如李红岩所说，三十年代的陶希圣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政治上由国民党左派而日益右倾，学术上由尊奉唯物史观而日益走向史料派，由对唯物史观的悬搁而逐步走向放弃。形象地讲，他是处在“船”上，正在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船上走下来[注]李洪岩：《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白云论坛》第2卷，第346～347页。。日后身处台湾的陶希圣在其回忆录中说：“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03～104页。这一说法与陶氏发言所处的环境有关，与当年的实情不尽相符。准确地说，从《食货》半月刊时期起，陶希圣是逐步从唯物史观向社会史观转变，开始与马克思主义阵营划清界线，最终形成对峙之势。1930年代末陶希圣在政治上已成为时人心目中的“反共理论健将”[注]贺渊：《陶希圣的前半生》，第104页。。1948年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陶希圣批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中共方面的史学作品“以俗流的唯物史观为外表”“并非正式运用唯物史观，只是荒谬的、混乱的胡说”，将其作为政治宣传品而一笔抹杀[注]《展开建设性的文化运动 自由主义绝非失败主义——访陶希圣先生》，《中央周刊》第10卷第1期，1948年1月，第15页。。显而易见，陶希圣已与代表唯物史观的最大势力彻底决裂了。

其一，民国时期作为学者的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堪称郭沫若等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的一个典范，为今日学界全面、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观测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国际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不同流派，不仅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陶希圣是通过考茨基等人的作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可称之为“考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日后考茨基等人被打入另册，由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沦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敌人。中国的受众也因此而分化。考茨基、托洛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引为同道，而且视为仇敌。后来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强势地位，异端者被彻底逐出马克思主义的谱系，构建起一元化的叙事。这种叙事一线贯穿，营垒分明，但抹去了历史本来的多样性、丰富性。

其二，近代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常持一种开放式态度。不管是以理论指导实践的“革命派”，还是专注于学理探究的“学院派”，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往往掺杂了社会进化论、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各种思想资源。此时马克思主义尚不具有强烈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与其他思想理论是可以互通互补的。正是借助其他的思想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取舍和改造，以契合中国的现实，形成自身的特色。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以后，为维护血统的纯正，异己的学说被清洗出去。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变得泾渭分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形成了权威定本。早期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学说相融合、相嫁接的做法，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解释和运用，一律失去马克思主义的资格，逐渐为后世所否定、所摒弃、所遗忘。

其三，政治立场与学术方法相分离的现象并非罕见，不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应用者出自非共产党阵营。五四时期，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曾充当了重要角色。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风靡于世，众多非中共人士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兴社会科学加以介绍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党外传播是普遍存在的[注]参见尹媛萍：《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唯物史观的党外传播——以吴恩裕为例》，《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9页。。政治上宗奉三民主义的陶希圣在学术上信从唯物史观并非异数和特例。这当然与三民主义自身的疲弱有关，它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丰富的理论容量和强大的解释力，足以同时覆盖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两大系统。以致陶希圣等探讨三民主义时也不得不使用“能够统治一切社会科学，说明一切社会现象”[注]戴季陶：《三民主义精神》，《戴季陶集》上，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版，第74页。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方面就已指出：陶希圣“是用一些在野党的态度，并用许多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做三民主义的宣传”。见思美(张闻天)：《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红旗周报》第23期，1931年11月30日，第29页。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总之，政治立场与学术方法可以相合，亦可相分。政治上的异己、反对派也许在学术上是同道、同路人。若单以党派政见硬性划界，则不免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天下之公器”的属性。

A Model Outside the Orthodoxy:Tao Xisheng’s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en Feng

Abstract：Tao Xisheng,a schola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was onc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with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Being different from most Chinese Marxists in the 1920s,who upheld Marxism of the Soviet union,Tao Xisheng treated various schools of Marxism alike.He learned Marxism mainly through Kautsky,Oppenheim,and Bogdanov’s works,and thus could better absorb various criticisms and corrections of Marxism.Tao Xisheng used the basic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but held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its specific conclusion.Due to his opposition to the formulaic theory of social forms,his refusal to treat class struggle as the main lin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and his intention to keep a distance from the historical vie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ao Xisheng was excluded from the camp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 a long time.Tao Xisheng’s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early years of his life demonstrate the internal divisions of Marxism’s theoretical pedigre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Marxism and other ideological trends,and the spread of Marxism beyo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words:Tao Xisheng;Historical Materialism;Kautsky;Unorthod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