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与防疫主权：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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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防疫主权：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再研究*
管 书 合

[摘 要]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主办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当时虽然宣称会议是出于防疫需要而召开，纯为国际学术合作，不涉政治，但从发起、筹备与举办的整个过程来看，以中、俄、日三国为主，围绕中国东北地区防疫主权的扩张、控制与反抗而进行的角逐和较量始终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会议的国际合作与医学的意义虽然不容小觑，但其本质上应该首先视为一个政治事件，由此也可以更好观察和理解医疗卫生在近代东北地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万国鼠疫研究会;国际合作;主权

作为近代以来首次由中国政府主办的国际性医学会议，1911年4月在奉天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近年来颇受关注，但相关专题性论述较多集中于会议具体过程，对于会议如何发起、筹备等问题尚不清楚[注]于永敏、刘进、王忠云：《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第63页；袁熹：《清末我国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1期，第265页；王银：《1911年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略论》，《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第286页；焦润明、焦婕：《清末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考论》，《辽宁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61页。。在学界关于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大流行的丰富研究中，已揭示了国际合作与“主权”争执为影响此次疫情防治的重要因素，而此次会议作为防疫的焦点事件，相关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展开[注]代表性成果有：卡尔·F.内森：《满洲的防疫与政治(1910—1931)》(Carl F ·Na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饭岛涉著、余新忠等译：《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马克·甘赛：《1910—1911年的满洲肺鼠疫流行》(Mark Gamsa，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过去与现在》(Past &Present)190卷第1期(2006年2月)，第147页。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9卷，第214页；《中日对抗与公共事业卫生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31页；《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第50页。杜丽红：《清季哈尔滨防疫领导权争执之背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集刊》第78期，2012年，第87页。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鉴于此，本文尝试在重建万国鼠疫研究会发起、筹备及举办的历史过程基础上，探讨中国与日、俄等列强围绕会议进行的合作与竞逐的复杂历史面相，以期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诠释近代东北历史进程的特性和近代急性传染病的防治等问题。

一 各方在防疫中的合作与“主权”争执
1910年秋，东三省发生大规模肺鼠疫，并且向华北等地区迅速蔓延。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抗这样烈性传染病蔓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由政府采取断绝交通、隔离病人、严格检疫、消毒杀菌和借助国际合作等措施。然而其时东北的政局却极为复杂，一则三省改制较晚，大部分地区设治未久，地方政府是否具备此种能力还是疑问；二则东北主权名义上虽在中国，日俄却在实际上以长春为界，各以南满、东清铁路为根据地分据为势力范围。在各自强占的铁路附属地内，不仅驻有大量军队，还设立市政管理机构，并以此为据点，不断寻找机会蚕食中国的主权。因此，这次防疫由谁来执行、怎么进行、如何合作等问题，从防疫开始就成为颇具外交争端性的问题，并且随疫情蔓延而不断扩大。

1910年10月25日疫情在满洲里首先爆发以后，俄国铁路当局和中国地方政府虽然会商合作防疫，但俄方始终掌握主导之权，在当地强制挨家查验、隔离居民，并设局检验检疫，中方只能协助站岗及配送中药和食物[注]《呼伦兵备道宋小濂为胪滨府筹款、防瘟办法给东三省总督及黑龙江巡抚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3-215；《呼伦兵备道摘抄胪滨府来函》，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3-215。。由于俄方对待华人蛮横、粗暴，引起中国国内报纸的普遍愤慨和对主权流失的强烈担忧，《吉长日报》直接称其为“强权之族类”，称疫发地为“无国权保护之一般贱种纳诸死地”[注]《防疫也？灭我人种也？》，《申报》，1911年2月15日，第4版；《疫祸原始》，《吉长日报》，1911年2月26日，第3版。。当地负责其事的胪滨府知府张寿增、呼伦兵备道宋小濂等官员也认为，“明知用款甚繁，但华人主权攸关，势不能不首先提倡”[注]《呼伦兵备道宋小濂为胪滨府筹款、防瘟办法给东三省总督及黑龙江巡抚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3-215。；“我不亟图，人将越俎，主权所在，彼之涨缩，视乎我之进退于此时也”[注]《呼伦兵备道宋小濂为胪呼两属防疫大概情形给东三省总督及黑龙江巡抚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3-215。。

11月7日，疫情传到哈尔滨，中、俄双方曾会商合作防疫，但因各自在防疫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俄国方面动辄以中国方面的批评者、监督者和指导者自居，甚至时常越出铁路区，插手地方防疫事务，激起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保护主权”的高度警惕，以致强烈抵制，最终合作难以继续[注]《自治、商务两会为防疫之争执》《傅家甸商民之有自治力》《关道会议防疫之近闻》《于道之对于防疫问题》，《远东报》，1910年11月29日、30日，12月2日，第2版。。后来疫情迅速蔓延，俄方态度也日趋强硬，在俄控区驱逐华人，并派军警隔断与中国城区的交通；其驻华公使也在北京频频向清廷施压，扬言将在哈埠派驻军队断绝交通或焚烧中国城区，并极力游说外交使团联合采取行动[注]李约翰著，孙瑞芹等译：《清帝逊位与列强(1910—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1页；《外部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3。。

1911年1月初吉林南部及奉天出现疫情以后，日本人也迅速在南满铁路沿线长春、奉天、大连等处进行强制性检疫，并在大连成立了防疫总部，由关东都督府总督大岛义昌挂帅。其后又以防疫总部在大连距离过远，且与中国官方联络不便为借口，将该部迁往奉天省城[注]《大连防疫总局移设于奉天》，《盛京时报》，1911年1月27日，第5版。。在南满铁路各站，凡中国人过境，均须接受严格检验，“彼视之如其国境”[注]韩国钧：《永忆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9页。。而且其行动并未局限在铁路区内，驻奉日本领事小池赴奉天交涉司署，要求派出日本医生、警察在日人居住之地及附近之华人挨户实地查验。在吉林省城吉林及长春等地，日领事出面组织防疫会，并以华人饮食不讲卫生，需日医检验为借口，派兵监视中国之屠兽场[注]《东省防疫与主权之关系》，《申报》，1911年1月26日，第1张第2版。。

尤其让中国政府担心的是，日俄两国在铁路界内的军队还进行频繁的调动和补充。据日方的调查，自满洲里以下宽城子以上千余里间，俄军新增十二旅团，数月以来，共计增兵十七旅团[注]《东三省通信》，《申报》，1911年1月14日，第1张第2版。。在日本方面，1910年10月以前，南满铁路护兵仅有两师团，此后不断增兵，至年底已增至八师团，在辽阳、铁岭、长春等处，“军队互相调遣，往来络绎不绝，附近居民异常恐慌，谣诼纷起”，中国舆论称“其用意之叵测已为有目共睹”[注]《东三省通信》，《申报》，1911年1月8日，第1张第2版。。连美国的外交官们也感觉到，俄国人和日本人很可能会利用鼠疫来激起一场骚扰[注]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10—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第211页。。

显然，日益蔓延的疫情已从单纯的公共卫生事务，发展成为事涉“主权”的紧急外交事件。作为应对，宣统二年十二月后，清廷电令东北三省统一组织防疫行动，特命由外务部督办，目的即在于一方面有效协调中国与日俄在东北的防疫行动，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应对可能带来的主权问题，目的“无非欲使疹疠早除，以杜外人干涉，但救一分民命，即保一分主权”(锡良语)[注]《东省疫症警告》，《吉长日报》，1911年2月24日，第1张第6版。。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发起、筹备与举办，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二 鼠疫研究会的发起与主办权之争
1894年和1897年香港、孟买爆发鼠疫时，英国政府曾分别邀请各国专家前往协助。故此次东北疫情暴发后，欧美也有舆论呼吁中国政府效法，设会邀请各国专家前来[注]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广州：光华医社1911年版，第46页。。但俄国却抢先于1911年1月19日向美国驻华公使递交外交节略，声称中国政府的举措既不合理又无效率，有必要联合向中国政府施压，促使其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邀请各国医学专家前往疫区进行调查并给予指导[注]转引自卡尔·F.内森：《满洲的防疫与政治(1910—1931)》，第22页。。俄国还将此节略送达英、法、德、日等列强，并联络北京外交使团联合施压。随后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通告清政府：“拟请中国商派各国专门医生前往各该处(疫情)最重之地，及致疫之原，并报告瘟疫流行之情形。”[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64一1931)》第1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0页；《俄使照会派医研究鼠疫》，《顺天时报》，1911年1月21日，第2版。

清政府得到消息后，经外务部紧急磋商后，认为俄国有借列强之力介入防疫内政之意图，为争取主动，决定接受俄国提议。1月22日，以总理外务部之庆亲王奕劻名义照会各国，声明中国极愿倡办此事，并邀请各国政府选派专门医生前来东三省，考查致疫原由，研究防范救治方法，并提供差旅、保险等费用[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64一1931)》第11册，第499～500页。。1月25日，外务部特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告以此事之原委，要求准备接待各国医生[注]《外部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4。。东三省方面对此高度重视，接电后即着手准备接待事宜[注]《致吉江两省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哈尔滨郭司使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15-19。。

至1911年2月中旬，美、英、德等国均已表态接受邀请，并已陆续派出医学专家，德、奥两国还表示愿意派红十字会前来协助防疫[注]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10—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第211页；《吉林行省为准驻英钦使函英政府现派医官来哈尔滨研究疫病的札文》，吉林省档案馆藏，档号：J001-37-5112；《议设万国防疫大会》，《申报》，1911年2月12日，第1张第6版。。但俄国并未就此罢手，廓索维慈在北京的公使团会议上多次宣称瘟疫仍在北满迅速蔓延，决定派遣防疫专家团到东北视察，他们“在任何方面不服从中国的权威”[注]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10—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第218页。；同时向各国游说，希望各国医生在抵达后东北在哈尔滨召开一次万国防疫会议，会议要由俄方主导，但遭到日本反对，美国也认为组织万国会议不能救急[注]《各国对于中国之瘟疫》，《远东报》，1911年2月19日，附第2张。。

在俄国积极活动时，日本也有议员和医学博士联合上书其国会，要求日方主持召开万国防疫大会，会议地点定在东京或上海，但未被采纳[注]《议设万国防疫大会》，《申报》，1911年2月12日，第1张第6版。。与俄国不同，日本人为防范其他列强的染指而宁愿单独行动，且极力营造自己对华友善的形象。1911年2月12日，大岛义昌专程赴奉天拜会锡良，提议召开中日防疫会议，商议两国在南满各项防疫事务[注]《致军机处》(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6。。2月17、18两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及驻华公使又以此事分别面见锡良及外务部，继续提议双方会商防疫。中国方面担心如果断然拒绝，“横生干涉，将与主权有损”，勉强表示同意[注]《致军机处》(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外务部来电》(正月廿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6。。双方自2月28日至4月14日撤会为止，共计开会8次。会议讨论的内容虽然“尚无借端干涉之事”，但前几次以日方指责中方为主，后几次多是中方批评日方办理不当之处[注]《致军机处》(宣统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7；韩国钧：《永忆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50页。。在日本方面看来，中国官员始终抱有防范、戒备之心，虽然“渐开共同防止之途，然尚未能受十分之信赖，医师之供给及其他援助毅然拒绝”[注]《北里博士黑疫之视察谈》，《吉长日报》，1911年3月19日，第1张第3版。。此外，日方由满铁总裁中村是公以“食毛践土，忧乐共时”为名，向中国政府赞助十五万元防疫[注]《中村总裁赠资防疫》，《盛京时报》，1911年2月9日，第4版。。中国官方虽格于形势表示接受，但忧心“日本他日或由提出可恐之要求”；社会舆论则称其别有用心，“欲取姑与，诡谋也”[注]《敬谢十五万元之厚贶》《日人助我防疫费纪闻》，《长春公报》，1911年2月11日，第2版、附张。；“此种关系，明眼人自能道破”[注]《日人助我防疫费纪闻》，《长春公报》，1911年2月11日，附张。。

对于俄方召开会议的提议，清政府也未敢怠慢，尽管此时东三省疫情已得到控制,外务部还是迅速向列强表明希望各国医生尽快到达东北后，由中国组织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注]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10—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第261页。。很快获得英、美、法等国支持，俄国随后也表示愿意参加，德、比、意、奥等国也均表同意[注]《东省疫症警告》，《吉长日报》，1911年3月8日，第1张第6版。。唯有日本方面态度消极，迟迟不作答复，其在东北的官员甚至要求其政府设法阻止，但在看到列强相继表态后，最终也宣称将派代表参加[注]《有日本阻止防疫会之谣传》，《远东报》，1911年4月4日，第2张。。

就会议的举办地点，外务部特地致电黑龙江、奉天省的官员和医生征询意见，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等人召集哈尔滨防疫局各医生会商后，建议会址选在受日俄势力影响较小的奉天省城[注]《外部来电》(正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6。。奉天的锡良等人也极表赞成，认为正好可以借机抵制日本人在奉天的活动[注]韩国钧：《永忆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50页。。1911年2月20日，清廷正式电谕锡良：“东三省时疫流行，前经外部照会各国选派医生前往奉天，定于三月初五日开会研究。所有会中筹备接待事宜甚关紧要，著东三省总督会同外务部妥速布置，并派施肇基届期赴奉莅会。”[注]《军机处来电》(正月廿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6；《上谕》，《盛京时报》，1911年2月25日，第2版。外务部还向各国特别申明：此次会议专为研究疫状、发明医术起见，并非办理防疫事宜[注]《庆亲王奕劻为拟于三月初五日于奉天召开国际防救时疫会事奏折》，王道瑞编选：《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第20页。。

三 会议筹备中的各方角力
尽管争得了会议主办权，但此时国内对于传染病既无专门研究，又缺乏专业人才，甚至不得不从欧美及日本高薪聘请专家协助防疫，舆论对于能否保证学术水平并主导会议并不看好，东北当地就有报纸评论称：“此会之形式固以吾为地主，然所谓地主者，徒以此次疫病发生地点，各国医学家借此为实地研究已耳。地主云者，不过供奔走伺候之役，若云临时于医学上能执鞭弭以周旋，吾固知其膛乎莫能与也！”[注]《对于万国鼠疫研究会感言》，《吉长日报》，1911年3月17日，第3版。

相比之下，此次疫情在满洲里一经发现，俄国专家立即认定是鼠疫，并判断可能由旱獭传染而来[注]《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马尼拉，1912年，第28页。。东清铁路公司要求所辖各站禁止承运旱獭皮肉及其煮出之油，随后又在满洲里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研究[注]《此亦防瘟之一法》，《远东报》，1910年11月16日，第2版。。日本在疫情暴发不久也派满铁大连医院院长安倍博士至哈尔滨、满洲里一带实地考察，又从日本国内聘来专门学者，还特意派专人到满洲里捕捉旱獭以供研究[注]《安倍博士过长》《鼠疫标本之展览会》，《盛京时报》，1910年10月12日，第5版；1911年4月5日，第5版。《日人拟研究旱獭瘟》，《远东报》，1911年2月14日，第2版。。仅在其设在长春的隔离所内，就陈列各种取于当地的鼠疫细菌标本，以供研究与展览[注]《东省疫症警告》，《吉长日报》，1911年3月22日，第1张第5版。。一方面，在疫情确认及治疗方面，在客观上存在合作防役之事实，另一方面，日、俄又是中国举办会议的最大的挑战。

事实上，俄、日两国也均抱有凭借医学优势而获主导地位之意。俄国方面早早派出了以医学博士查伯罗特尼(Zabolotny)为首的代表团，其中正式代表6人，人数仅次于中国，在参会国中位列第二。他们于3月17日先赴奉天考察会场，并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中俄双方舆论均不约而同认为此行抱有争取会议主席的意图[注]《医学博士赴奉之宗旨》，《远东报》，1911年3月18日，第2张；《东三省通信》，《申报》，1911年4月22日，第1张第5版。。日本方面正式代表5人，人数虽不及中俄，却拥有众多的助手和技术人员，为首者是在鼠疫研究方面享有世界声誉的北里柴三郎博士。3月23日，北里博士甫从日本抵达大连，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日本处在鼠疫研究的世界前列，中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权为此次会议设置议题和炫耀自己的防疫成就。他警告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日本代表将予以坚决抵制[注]《北里博士行程》，《盛京时报》，1911年3月21日，第5版。。这番言论刊出后，不但中国舆论哗然，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也批评其在会议中掺入极不相关之政治问题[注]《万国鼠疫会议》(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11年4月17日，第7页。。负责会议筹备的中国官员们也感觉到：北里颇有意争取大会主席位置之意图，将是会议的“最强不和谐音者”[注]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8～59页。。

面对俄、日挑战，清政府委伍连德博士负责筹备大会学术议题，并在会议开始之前为伍连德争取到大会主席的职位[注]《东三省通信》，《申报》，1911年4月22日，第1张第5版。另据《中西医学报》的报道称：“众意皆以伍连德为会长，某国阴梗其议，伍亦谦让未遑，卒从众议，推伍为会长”。《医事新闻》，《中西医学报》，1911年第13期，第1页。。此外，任职于哈尔滨防疫局的天津陆军医学堂教授方擎、民政部卫生司医官侯毓汶也被紧急调往奉天协助筹办，两人都曾留学日本医学专科，方擎在日时还曾专研鼠疫[注]《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三年正月廿五日)、《致军机处电》(宣统三年二月廿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15-23、甲374-46-16。。伍连德等人认为此次疫症直中肺脏，哈埠的俄国医生已做了解剖研究，中国医生尚未进行，恐怕开会时“于研究上实为缺点”，主张开展解剖研究，在报请东三省总督锡良后立即获准[注]《哈尔滨郭司使等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日)、《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15-23。。伍连德遂进行了解剖。1911年2月下旬，锡良电饬三省各地，要求详细调查瘟疫发生情形、蔓延状态、各地各种社会习俗及卫生状态、疫后防卫方法等以备研究[注]《通饬各府厅州县电》(宣统三年二月十六日)、《饬哈尔滨郭司使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26-16、甲374-15-22；《锡良、周树谟为万国鼠疫研究会札饬事》，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3-51。。鉴于满洲里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疫之地，又特命哈尔滨防疫局医官全绍清前往实地考察，“以为会议张本”[注]《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三年正月廿二日)、《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三年正月廿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15-22。。鉴于最初疫情可能源于捕猎旱獭，俄、日已作相关研究，锡良特命满洲里地方官员采买旱獭两只，派专人精心运送至奉天省城以备研究[注]《电饬派员解送活旱獭以备研究》，《远东报》，1911年2月24日，第2版。。此外，还令哈尔滨、长春两地防疫局准备鼠疫细菌标本，并配以详细说明书[注]《东省疫症警告》，《吉长日报》，1911年3月22日，第1张第5版。。

对于代表团的组成，中国政府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先由奉天方面拟定代表人选，再和赴奉专门筹办会议的外务部右丞施肇基进一步讨论，最终确定9名中外专家为中国正式代表，即伍连德、全绍清、方擎、王恩绍、司督阁、希尔、格雷厄姆·阿斯普兰、阿瑟·斯坦利、俄国人保罗·B·哈夫金，基本代表了当时国内医学界的最高水平。另外，还电召京沪等地医生赴奉协助[注]杜山佳：《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5月，第15页。。

在会议的招待方面，作为东道主的奉天方面认为“国体所关”，“不敢稍有简略”。会场和代表下榻之处进行了精心装修，有多处卧室，并有花园且为独立庭院。住室内粉刷一新，更新家具，特意装设电灯、供水系统和洋铁煤炉取暖。还准备了丰盛的欧式饮食、茶点。会议从天津高价雇来马车以供代表们在城内巡行，还在附近安排了巡警、消防队日夜巡逻并随时待命。东三省总督还因奉天省城内巡警原有衣服简陋且不够整齐，有妨雅观，特意一律颁发新衣以壮观瞻[注]《致外部电》(宣统三年三月廿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9；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56～57页；《奉天之预备开会论疫》，《顺天时报》，1911年3月29日，第7版。。

四 会场进程与场外竞争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省城正式开幕，出席会议者130人，中、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墨、印等国家的正式代表34名。会议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从流行病学、临床数据、细菌学、防疫措施等方面对本次鼠疫的学理性研究；二、解答中国政府提出的问题，并形成会议决议。会议的进程也以此定为两个阶段，持续三周，至4月28日结束[注]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58～59页；《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报告》；第5～8页。。

在大会第一阶段(4月3日—21日)，共举行了17次专业议程，议题都是学理性研究和讨论。在大会第二阶段(4月24日—28日)的讨论中，则涉及到政治议题。英、俄等国代表根据欧美的经验和惯例，建议在中央政府建立专门负责公共卫生的部门，在全国各县建立卫生机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并在全国建立死亡登记制度。伍连德、司督阁等中国代表对此明确反对，反复强调这些建议已超出了会议职责范围之外，并且不符合中国实际，与英、俄等国代表争持不下，会场连日因此讨论异常激烈，“大有敝唇焦舌以向争之概”[注]《万国鼠疫研究会闭会》，《盛京时报》，1911年5月1日，第5版；《防疫会中之中国医士》，《顺天时报》，1911年5月4日，第2版。相关讨论的内容和具体情况可见《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报告》，第340～388页。。最终，在英国驻华使馆医官并充任该国代表的德来格等人的协调下，草案绝大部分内容经修改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形成决议45条，作为会议临时报告于大会的闭幕式上提交给中国政府[注]《万国鼠疫研究会闭会》，《盛京时报》，1911年5月1日，第5版；会议决议可参见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2册，第3编第1章，第3～14页。。

相较于筹办时的一波三折，大会的整体进程还算平和、顺利，俄国代表团表现得“颇为友善和长于交际”，团长查伯罗特尼博士被安排在开幕式上代表各国专家发言。日本代表团虽然离群索居，但也能认真参会，团长北里教授还被推荐主持细菌学与病理学的讨论，对会议的顺利进行“贡献良多”[注]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58、71页。。英、美两国代表在会中也表现得尤为积极，特别是英国代表德来格在会前即积极协助中国政府聘请英、美医生和会议代表，开会期间又多次发言提醒各国代表应注意中国拥有悠久且不同于西方的医疗制度，所提相关建议应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在会议陷入争执时多次居中协调各方面意见，是为推动会议顺利进行的关键性人物[注]《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报告》，第340～388页。。

在会场之外，俄、日两国的种种表现颇耐人寻味，其最突出者是两国竞相以“地主之谊”的名义高规格接待会议代表。日本方面趁4月15日休会之机，邀请与会代表前往大连、旅顺参观访问，并特意准备了豪华的专列、上等的客房、丰盛的各式宴会[注]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79～81页；《万国鼠疫研究会员赴旅、连游览》，《盛京时报》，1911年4月16日，第5版。。4月22日会议休会期间，俄方在哈尔滨的接待较诸日本也不遑多让，各种宴会应接不暇，其中俄国铁路当局的俄式宴会到场者有200余人，由铁路当局的最高负责人霍尔瓦特和阿法那谢夫两位将军亲自主持，各种精心布置的食品让来宾印象深刻[注]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84～87页；《补志奉天研究瘟疫会员来哈情形》，《远东报》，1911年4月30日，第2版。。

不难看出，日、俄用意在于借招待各国代表之机，彰显其“主人”身份，并炫耀各自现代化的成就及发达的医学以相竞争。中国方面对此自然明了，锡良与施肇基联名向外务部的报告称：“前者日本曾招致全体会员参观旅大病院及一切设置，俄国昨又邀游哈尔滨，其招待供亿，争求丰腆，我更未便相形见绌。”[注]《致外部电》(宣统三年三月廿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9。作为东道主，奉天方面除了在会场内的殷勤接待外，另于大会的第二天(4月4日)，由锡良主持设晚宴招待中外医官，施肇基及奉天各司道作陪，主客90余人，为奉天“未有之盛举也”[注]孟宪彝撰：《孟宪彝日记》，国家图书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影印本)，第8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26页。。4月26日晚，在会议行将结束之时，奉天方面又在庆丰茶园举办盛大的欢迎宴会招待会议代表，参加者自锡良、施肇基以下政、绅、学、商、农、报各界，及驻奉各国领事等男女宾客共计二百余人[注]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第35、39页；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92页。。大会闭幕后，参会代表又应邀入京觐见摄政王，并受到各种高规格款待[注]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第39页。。

如此不惜人力、财力的高规格接待，在展现东道主盛情并隐隐与日俄相竞争外，其实还流露出中国方面对于大会及其结果的满意与认可。在大会行将结束之际，锡良与施肇基在一份联名给向外务部的报告中特意强调：会议所研究的内容“不出学理及防卫范围”，各国代表在会议上也“颇尊中国主权，对于三省防疫办法亦无訾议”[注]《致外部电》(宣统三年三月廿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9。。大会闭幕当天，锡、施二人再次联名向军机处、外务部报告称：各国代表一致认为中国政府此次办理防疫事宜“俱中肯綮”，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也是关于隔离、检验疫病、疑似病院及交通运输的防疫设施等方面，“各员以防疫大会，环球创举，宣扬仁德，著为美谈。复以待遇优备，力陈谢悃”[注]《致军机处、外部电》(宣统三年三月三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9。。这无疑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成果。对中国政府而言，筹办大会初衷，原本只是作为危机应对，一方面维护主权见招拆招；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又有各国联合防役的需要、共识与合作，在中方的主导下，大会既尊重中国主权，又肯定了东三省防疫行动，当然是十分满意的结果。

五 余 论
作为中国近代卫生防疫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的防控无疑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合作，而其中最典型者应属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举办。然而通过本文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作为主办者的清政府一再申明:万国鼠疫会议宗旨纯为学术之研究，“种族及政治议题与之无关”、“全与政事无涉”[注]《此会与政治无涉》，《申报》，1911年4月8日，第1张第2版。。但此次会议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延续了此前俄、日与中方以争夺中国东三省主权为中心而进行的竞逐和角力，并达到高潮，最终以会议的落幕而暂告一段落。对中国方面而言，会议的成功首要的意义不啻一次外交胜利，因为自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势力涌入中国东北开始，这一地区的卫生和防疫一直饱受外人诟病和指责，后来居上的俄、日两国在这方面均以中国政府的指导者自任，经常越俎代庖，甚至以此作为推进殖民主义的要着，给中国造成严重的主权危机。清政府不但在与俄、日的对抗中明显处于下风，而且在国际舆论上也难获支持，给外人的印象是“中华帝国正在没落，其四肢已经烂掉”，“日本百无错处，中国百无是处”[注]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1895—1912》,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页。。而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专家对中国政府防疫成就的认可，多少具有为中国的防疫主权背书的意味，会议从争得主办权到会议的落幕，也在彰显出清政府现代化的努力和成就，不免让国际舆论刮目。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评论称：以往日本总是不放过使中国蒙受耻辱的机会，中国政府也常被外国批评而没有机会洗刷恶名，此次会议的召开，中国履行了国际责任[注]《万国鼠疫会议》(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11年4月17日，第7页。。

当然，作为近代首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医学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医学合作意义也不容小觑。急性传染病对全人类的威胁，随着近代全球化的兴起和扩张，流行性高风险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需全人类共同合作应对。这次会议体现了国际合作的机制，其意义影响深远。自1880年至1911年，清政府派员参加各次“万国”卫生医药会议近40余次，但大多徒流于形式，鲜见具体成效[注]吴俊莹：《从东三省鼠疫问题看清末的内政与外交》，台北《国史馆馆刊》第20期，2009年7月，第41页。。而在此次会议中，中国一线防疫专家以切身经验与世界一流鼠疫研究学者切磋讨论，会议内容和决议又以英文于1912年在马尼拉出版，对国际肺鼠疫合作研究多有推动。此外，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伍连德、全绍清、方擎等以后皆成国内卫生防疫大家，多次主持全国或各地卫生防疫事业。政府方面为准备会议资料，在东三省各有疫地方统一组织了详尽的调查；会后又由奉天、吉林两省民政、交涉等部门将这些调查报告连同各项防疫规则、会议相关资料等，“荟萃群谋，证以事实，汇编一书”，即《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共三大册、数百万字，批量印刷后分送全国各处，可谓近代以来之首次，对后来国内防疫和研究具有典范意义[注]该书于1912年由奉天提学司图书印刷所承印1000部，其中半数分发三省各司道、各府厅州县、农工商学各界及各国驻奉领事，半数则分送北京国务院、内政、外交、财政各部及各省都督和省议会，以资参考。《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纂修题名》，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1册；《函送驻奉各国领事疫事报告书由》，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档号：C10-12311。。不过吊诡的是，鼠疫研究会举办及此次疫情的成功防治，究其原因，其中一关键性因素来自于应对外国列强扩张的政治考量，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解了燃眉之急，但卫生防疫体系的设置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完善和设计，与本地区快速的开发带来的传染病经常跨区域流行的新变局相比，在1949年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Sovereignty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 Restudy of the Fengtian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in 1911
Guan Shuhe

Abstract：In April 1911,the Qing government hosted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in Fengtia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edical experts from 12 countries.Although it repeatedly declar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conference wa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purely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not involving politics,viewing from the whole process of initiating,preparing and holding the conference,the competition and contest between China,Russia and Japan around the expansion,control and resistanc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sovereignty in northeast China were alway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and the successful holding of the conference was th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victory of China in foreign affairs.On account of this,althoug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ferenc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edicine c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olitical event in essence.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can better observe and understand the role of health care in the colonial expansion of imperialism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nation state.

Keywords: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overeig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