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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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王 美 平

[摘 要]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关键词]日本；中日关系；清末新政；日俄战争；袁世凯

清末新政以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准备立宪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新政前期仍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主要进行了行政、教育、军事等改革。新政后期则突破“中体西用”思想，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目标，推行了更新官制、制定宪法、设立资政院、尝试地方自治并组建内阁等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日本对清末新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学界关于日本与清末新政关系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主要就日本与中国在教育、军事、商业等领域展开的合作、五大臣出洋与日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注]如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実藤恵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东京：黑潮出版社1970年版；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冲突》(阿部洋編『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衝突』)，东京：第一书房1983年版；汪向荣：《日本教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任达著，李仲贤译：《清末新政与日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87～96页)、《日本军事顾问与张之洞》(李廷江「日本軍事顧問と張之洞」，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纪要》(亜細亜大学『アジア研究所紀要』)第29号，2002年；中村哲夫：《光绪新政与日本的合作》(中村哲夫『光緒新政と日本の協力』)，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1996—1997年；孙安石：《光绪新政期考察政治五大臣的日本访问》(孫安石「光緒新政期、政治考察五大臣の日本訪問」)，《历史学研究》(『歴史学研究』)第685号，1996年6月，第39～50页；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浜松市：成文堂1998年版;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潘崇:《外国媒体对清末五大臣出洋的观察与反应》，《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第96～103页；王美平：《载泽使团访日与日本的因应》，《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第100～111页。，但鲜有探讨日本对新政前期的认知与反应者。本文拟利用日本外务省与军部档案，分析日本政府关于清末新政前期的认知及其对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影响，揭示日本与袁世凯的合作关系，梳理甲午战后至日俄战争期间的中日关系。

一 甲午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取向
明治维新以后，不仅日本觊觎朝鲜，俄国亦企图在朝谋求不冻港，二者对中国在半岛的宗主权均构成挑战。清廷通盘考虑全域与列强的关系，曾采取“联日制俄”路线。但甲午一役，刷新了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扭转了清廷的外交路线。甲午战争中，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除要求巨额赔款、割取台湾及澎湖列岛外，还割占辽东半岛，引起企图南下扩张的俄国的警戒。俄国联合法、德进行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此举，在促使清政府采取“联俄制日”路线的同时，也使日本开始“卧薪尝胆”式地进行针对俄国的扩军备战。1896年年初，日本政府在第9次帝国议会上提出并通过扩军备战预算，计划在俄国建成西伯利亚铁道之前，完成对俄作战的军事准备[注]防卫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陆军军战备》(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陸軍軍戦備』)，东京：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35～36页。。俄国为缩短西伯利亚铁道的路程，企图借“还辽有功”，促使清政府同意其借道东北与蒙古。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廷本拟派王之春参加庆典，但俄国特别要求改派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使[注]袁英光、胡逢祥：《王文韶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0页。，以示对俄国的“感谢”。李鸿章请训时，慈禧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注]梁启超：《李鸿章传》，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6月，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即《中俄密约》。次年，俄国借此开始在中国东北铺设铁路，获得对东北亚通商与运兵之便，加剧了其与日本在朝鲜半岛乃至中国东北的竞争，促使日本加快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与进程。清政府的“联俄制日”路线，无疑成为正在准备对俄战争的日本之患。化解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形成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与英国缔结针对俄国的同盟并与之一道构筑“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推行大陆政策，成为甲午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一大重心[注]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日本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上，东京：新闻月鉴社1953年版，第102～103、250～296页。。

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为日本拆解中俄“联盟”提供了契机。1898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占领胶州湾。清廷引俄入辽以图牵制德国，不料俄国却通过贿赂李鸿章促使慈禧同意其租借旅顺、大连[注] 维特著，肖洋、柳思思译：《维特伯爵回忆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5页。。俄国这一背信弃义的做法，引起清政府南方督抚以及维新派的不满。日本趁虚而入，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采取联合日英牵制俄国的路线。日本军部于1897年年底即派人访问刘、张，与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相互配合，劝其聘用日本顾问并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8年8月17日，大隈重信内阁为在列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遏制俄国在中国东北与华北的扩张，制定了由日本训练中国陆军、英国训练中国海军的方针[注]《大隈重信外相致驻英公使加藤高明电》(1898年8月17日)，外务省记录：《清国兵制改革文件：清国招聘帝国武官》(外務省記録『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於テ帝国武官招聘ニ関スル件』)第1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以下所引档案如非特别标注，均出自该处，不再一一标注)，Ref.B07090025400。。为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军部、外务省、伊藤博文乃至大陆浪人等均展开对张之洞的工作，敦促清廷地方督抚招聘日本军事顾问并派学生赴日留学[注]相关研究可参见李廷江：《日本军事顾问与张之洞》(李廷江「日本軍事顧問と張之洞」)，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纪要》(亜細亜大学『アジア研究所紀要』)第29号，2002年。。刘坤一、张之洞被日本的劝说打动，上奏建议采取“联日制俄”路线[注]《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26册第51卷，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版，第8页。。在此背景下，张之洞提出《劝学篇》，开始主张学习日本，并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解聘德国顾问，改聘日本军事顾问[注]日本驻沙市二等领事永泷久吉致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第2号机密函：《胶州湾被占以来当地官民感情》(『膠州湾占領以来当地方官民ノ感情ニ付』)(1898年1月17日)，Ref.B03041174800；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0页。。同时，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亦为拉拢清政府并在华“树立日本势力”，在戊戌变法中劝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聘请日本教习而得到采纳[注]驻清公使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外相机密第41号信：《关于接受、教育清国留学生的往复启文复写件》(『清国留学生ノ教育引受ノ義ニ関シ啓文往復写相添申進ノ件』)(1898年5月14日)，Ref.B12081617000。。但在军事改革方面，光绪虽有意聘请日本顾问[注]《清国傭聘日本武官》(「清国日本武官傭聘」)，《东京朝日新闻》(『東京朝日新聞』)，1898年5月29日，第1版。，但如驻日公使李盛铎所言，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以及李鸿章“希望依靠俄国处理国事”[注]宗方小太郎著，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4页。。继承李鸿章之衣钵的袁世凯自甲午战败后在小站练兵，主要雇佣的亦是德、俄顾问[注]《清国傭聘日本武官》(「清国日本武官傭聘」)、《清国海陆军的再造》(「清国海陸軍の再造」)、《中国兵的训练与英俄两国》(「支那兵訓練と英露両国」)，《东京朝日新闻》(『東京朝日新聞』)，1898年5月29日、6月22日、6月25日，第1版。。1899年，矢野文雄建议青木周藏外相正式劝告清政府招聘日本顾问进行军事、财政等改革，青木外相鉴于其他列强的态度，电训矢野以个人身份向清廷提出上述劝告。矢野向首席军机大臣、督办军务的荣禄、庆亲王奕劻等人提出聘请日本军事、财政顾问的建议。但在慈禧采取保守路线的大局之下，矢野文雄的建议并未被采纳[注]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致青木周藏外相机密第54号信：《劝告清国政府之件》(『清国政府ニ対シ勧告ノ件』)(1899年5月27日)；《青木周藏外相致矢野文雄第41号信》(1899年6月30日),Ref.B07090025600。。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为日本进一步拆解中国的“联俄”路线、打开北洋之门提供了契机。1900年6月，俄国借口义和团运动而出兵东三省，并于7月中旬先后制造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5000多中国官民，血染黑龙江。9月，俄国用17万军队完全占领东三省，东北的衙门、军队也被俄国控制[注]和田春树著，易爱华等译：《日俄战争》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70～387页。。11月，俄国远东总督诱使奉天将军增祺签署《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清政府承认俄国在奉天的驻兵权并不许中国驻兵东北，实欲长期侵占东北。俄国为使之成为正式条约，敦促增祺将暂定章程提交清廷审批，遭到清廷的拒绝，双方决定在莫斯科展开正式谈判。日本高度关注相关事态的进展，反对中俄之间单独协商东北问题，主张将之提交列强与清政府共同议和谈判。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于1901年1月拜访庆亲王，建议“宜要求俄国按照历次声明迅速从满洲撤兵”“断然拒绝俄国在事实上领有满洲”。庆亲王表示中俄谈判将不基于“奉天章程”。但俄国在与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的谈判中，依然要求清政府承认“奉天章程”。日本判断李鸿章为在《辛丑条约》谈判中争取俄国的支持，倾向接受俄国对东北的要求。为牵制李鸿章，加藤高明外相电训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拜访刘坤一、张之洞，向其表明日本在联合英、德、美暗中支持清政府，敦促二者上奏拒约。1901年1月下旬，刘、张先后电请朝廷拒约[注]《南洋大臣刘坤一来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五、初六、初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七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0册第60卷，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21～26页。。30日，李鸿章则上奏折强调日英等国“用心险恶”，不可信赖，主张与俄签约[注]《大学士李鸿章来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0册第60卷，第30页。。2月下旬，俄国基于《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向杨儒提出了由12条协议组成的所谓“最低要求”[注]其中包含了允许俄国驻军东北、清政府在铁道竣工运行之前不得驻兵东北、清政府应按照俄国要求罢免东北地方高官、不许在中国北疆聘请他国顾问训练陆海军等要求。，通告清政府在3月16日前必须作出答复，否则俄将采取“自由行动”。2月27日，小村公使在与李鸿章的会谈中，进一步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缔结特别条约，李则表示俄国的要求中毫无损害中国东北主权的款项，中国鉴于俄国的强硬态度不得不立即答应其要求。日本政府复又敦促刘、张二督牵制李鸿章。清政府通过驻日公使李盛铎向日本提出居中调停的要求。日本政府遂联合英、德共同劝告清政府拒绝订约的同时，直接介入中俄谈判，要求俄国将东北问题提交北京列强代表会议。俄国外相虽表示反对，但于4月5日放弃与清政府谈判东北问题。清政府暂时缓解了外交危机，奕劻向日本政府表达了谢意，并承诺此后俄国就东北问题提出新要求，将及时向日本沟通协商[注]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日本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上，第215～233页。。可见，在应对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过程中，日本成功地利用刘坤一、张之洞等“联日制俄”派牵制李鸿章的“联俄”政策，清廷原有的“联俄制日”路线面临瓦解。

要之，义和团运动后，俄国对于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及其强硬要求，在促使清政府加紧推行新政以自强的同时，为日本与英国建立同盟关系，彻底瓦解中俄合作，建立依附型的中日关系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清政府推行新政，既是日本实现构建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外交目标的途径，亦是其扩张在华权益的契机。其实，日本政府早于1899年决定拒绝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同盟关系[注]参见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南开学报》2018年第6期，第120页。。所谓的“拉华”，只是日本基于列强竞争关系为推行其侵华政策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而已。

二 日本对清末新政筹备期的观察与期待
庚子事变后，列强迫使清政府放弃保守排外政策。1900年8月20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主张应敦促清廷将顽固派革职，扶植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废除慈禧太后摄政，让光绪帝亲政，以推行改革[注]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东京：原书房1966年版，第258页。。12月24日，在列强向清政府提交的联名议和条件中，虽未令慈禧还政于光绪帝，却要求清除顽固派大臣，放弃排外保守政策[注]日本驻清公使西德二郎致加藤高明外相电：《1900年12月24日提交清国委员联名文书之翻译件》(『明治33年12月24日清国委員ニ手交シタル連名公書写訳』)(1901年1月3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庚子事件》(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北清事変』)下，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7年版，第120～123页。。1901年1月3日，清廷降旨要求各地官吏切实保护外国侨民及游客，严禁结党立会妨碍外国人传教[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467页；《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加藤高明外相第10号信》(1901年2月6日)，Ref.B03050007300。。同日，清政府表示完全接受列强条件，并要求列强停止动武[注]日本驻清公使西德二郎致加藤高明外相电：《清国委员关于联名文书的宣言及要求联军停止远征》(『連名公書承諾ニ関スル清国委員ノ宣言並連合軍遠征停止方清国ノ要求ニ関スル件』)(1901年1月3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庚子事件》(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北清事変』)下，第119页。。1月29日，慈禧在关于东北问题的外交危机中颁发新政上谕，实行新政改革。上谕提出：“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461页。

清廷发布新政改革上谕,引起日本驻华公使、各地领事及相关间谍的密切关注。1901年2月6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首先向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进行了报告，分析新政上谕是清政府因义和团事件觉悟到本国积弊之深而需变法，他注意到其中“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的提法，肯定了清政府明确要以外国为师的做法。濑川认为清廷百官若能体察上谕之旨趣，积极破除旧弊，刷新国政，则对清廷前途而言诚乃“可喜可贺”，评价上谕对“支那帝国之改造”意义重大[注]《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加藤高明外相第10号信》(1901年2月6日)，Ref.B03050007300。。日本驻华全权公使小村寿太郎从李鸿章处得知新政上谕，于2月13日向加藤外相进行的报告中，评价上谕并非“政府从主义上的根本改革”，而是为适应形势变化提出的，慈禧太后的目的在于粉饰其与光绪帝的关系，伪装和解，巩固其因义和团运动而有所下降的地位，并敦促中央及地方官僚放弃观望迁延态度，以推行改革。故此，小村判断上谕将带来良好影响[注]《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致加藤高明外相第33号电》(1901年2月13日)，《国政改革、庶政刷新相关上谕及上奏》(『国政改革、庶政刷新ニ関スル上諭及上奏関係』)，Ref.B02031951200。。驻沪日领小田切则向加藤外相发送了新政上谕全文，评论“其旨固好”，但担忧上谕将如同之前颁布的诸多类似圣旨一般“不见施行，敷衍了事”[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加藤高明外相第44号公信：《为改革国政征求高官意见之上谕谍报》(『国政改革ノ為メ高官ノ意見徴求ニ関スル上諭諜報ノ件』)(1901年2月9日)，Ref.B02031951200。。可见，日本驻华公使及领事均高度关注清末新政上谕的颁布，其中驻汉口日领因与改革派张之洞的接触较多，对新政上谕的评价最为积极肯定，小村公使则因在北京能够得到正反两方面的消息，而对新政上谕能否真正推进的看法更为全面客观，即在看到上谕动机的同时，认定慈禧等保守派亦不得不顺应大势而能有所成效。驻沪日领则因与主持洋务运动而失败的盛宣怀接触较多，故对新政能否切实推行感到忧虑。

相对于日本外务省较为积极的态度与评价，日本军部对于清末新政上谕的观察则更为冷静苛刻。早在1901年1月11日，海军省资深间谍、常驻汉口的大陆浪人宗方小太郎在向军令部的报告中就如此分析清廷的政治派系：清廷存在守旧、排外、训政、废立、维新五派，守旧派与排外派沆瀣一气，训政派与废立派情投意合，只有维新派孤立无援。守旧、排外、训政、废立四派实际上臭味相投，关系密切，皆属后党，其间有只守旧而不排外者，或只守旧排外而不参与训政与废立者，如英年；也有主张训政但既不参与废立又不主张守旧排外者，如李鸿章、张之洞、怀塔布、袁世凯、奎俊、陶模等。五派中，守旧派上下相通，党羽不少，但为害不大。排外派则是庚子事变的肇事者端王、刚毅、徐桐、启秀等人，或已被处死，或已被治罪，其势大减，再难崛起。唯独训政、废立二派互为掎角，不论中央还是地方，党羽极多，声援甚盛。其中以训政派最强。相臣、督抚都臣服于太后之淫威，讴歌训政者十之七八，至于期望皇帝亲政者寥寥无几，但新党及长江南北臣民都无不祈盼皇帝复辟。宗方认为清政府要想复兴，就需改革，要想改革，就需以“太后隐退、皇帝亲政”为前提，但若“太后不去，训政依旧，清国之将来诚不堪问”。1901年2月8日，获知新政上谕的宗方向海军军令部专门报告，分析清政府之所以发布革新上谕，是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都城陷落，乘舆播迁，列国施压”所致，评价上谕“终是虚文矫饰，一纸具文。”[注]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105～107、107～108、107～108、110页。

日本外务省与军部相关人员对清末新政上谕的评价虽有差别，但不论何者，均盼望清政府能够推行改革。究其原因，俄国为推行南下政策，希望中国“保守”落后[注]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0页。。日本判断中国的改革与俄国的在华力量势不两立，认为“清廷确立亲俄政权，则文明潮流无法进入中国；相反，如果文明潮流进入中国，则俄国势力就将自行消退”[注]江藤新作：《改善中国的方策》(江藤新作「改善支那の的方策」)，《宪政党党报》(『憲政党党報』)第4号，1899年1月20日，第4页。。其所谓“文明潮流”，实指在东亚代表西方文明的日本势力。可见，日本将清政府的改革视为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从而扩张本国在华权益的手段[注]关于甲午战后日本欢迎中国改革的原因，笔者在《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南开学报》2018年第6期，第115页)、《载泽使团访日与日本的因应》(《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第109～111页)中有详细分析。概而言之，日本既有对本国国防安全的考量，也有对华扩张的图谋，还有为日本对华商贸提供稳定环境的意图。本文就此从略。。故而，尽管日本并不完全看好清末新政，但不论是外务省还是军部，都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新政，以从中谋取本国利益。1901年2月25日，小田切接受盛宣怀的委托，向加藤外相索要日本各个省部的相关规章以供清廷参考使用[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加藤高明外相第44号公信：《为改革国政征求高官意见之上谕谍报》(『国政改革ノ為メ高官ノ意見徴求ニ関スル上諭諜報ノ件』)(1901年2月9日)，Ref.B02031951200。。宗方小太郎也主张日本应利用上谕给出的两个月准备条陈时间，向京城内外要员“善意地出示、提供有关改革的方法、顺序与项目等材料”，“以造成将来清国施政仰我而立的局面，从而给我国带来各种利益”[注]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105～107、107～108、107～108、110页。。

接到清廷的改革上谕后，倾向改革的督抚着手应诏条陈，阐述改革的方针与方法，日本对此亦密切关注。4月19日，小田切向加藤报告了清廷部分督抚在接到改革上谕后的反应与行动。报告称：宗人府丞盛宣怀向南方各督抚提议先统一意见后再提出奏稿，会商决定由刘坤一汇总各方意见起草奏稿。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刘坤一与盛宣怀提出了“亲王外游、派遣留学、改革科举、官不久任、广设学校、西法练兵、新设巡捕、扩张邮局、使用银币”等九条提议，盛宣怀认为张之洞的意见尚不充分，需要补充，故委托小田切催问加藤外相日本各省部之相关材料[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加藤高明外相第54号机密信：《清国高官关于国政改革的意见》(『国政改革ニ関スル清国高官ノ意見ニ関スル件』)(1901年4月19日)，Ref.B02031951200。。同日，宗方小太郎也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了上述情况，但与小田切对张之洞的积极评价不同，宗方认为其提议均是“十余年来反复提过的套话”，强调这些督抚中并无人主张皇帝亲政、废除满汉并用的官制，评价清廷枢要中的“中央愚官与地方朽吏都依然拥戴慈禧太后，改造国家如待千年河清”[注] 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105～107、107～108、107～108、110页。。

4月下旬，袁世凯从西安探得慈禧不愿各省联奏，致电刘坤一、张之洞，主张单独上奏，刘、张二人主张至少江、鄂两省应当联奏[注]参照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5页。。而后，其他督抚分别上奏。5月22日，小田切特别关注两广总督陶模的改革奏文。陶模在奏折中提出“废科举以兴学校，改官制以一事权，行印税以替厘金，用民兵以代营勇”等意见，主张在教育、官制、税收、军事方面学习西方。小田切认为陶模的上奏颇可参考，故向加藤外相报告了全文内容[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加藤高明外相第187号公信：《译报两广总督陶模之上奏文》(『両広総督陶模ノ上奏文訳報ノ件』)(1901年5月22日)，Ref.B02031951200。。5月27日，小田切又向加藤报告了陶模要求废除宦官的奏折，认为宦官制度是清廷“弊政之源”，评论现已明确义和团运动中宦官皆属顽固派的同谋，尤其是端郡王与内监总管李莲英关系密切，诸事互商。慈禧太后也受其迷惑以为义和团可用，酿成惨祸。他探得慈禧逃往西安后，李莲英、黑辛等宦官不仅“横行跋扈，作恶多端”，而且数次干预朝政，表示在对清政府提出的处罚“元凶”要求中未将之列入实属憾事。小田切评价陶模意见“切中时弊，言他人之不敢言”，但判断该主张难被采纳，担忧陶模将因此引起宦官仇视而招致杀身之祸[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加藤高明外相第197号公信：《译报两广总督陶模之上奏文》(『両広総督陶模ノ上奏文訳報ノ件』)(1901年5月27日)，Ref.B02031951200。。

1901年8月至10月间，刘坤一与张之洞提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历时8个多月的关于如何变法的问题做了一个总结，使关于推行新政的讨论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注]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50页。。日本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予以特别关注。8月22日，小田切向日本外相报告了第一折，翻译了刘、张关于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四项建议，评价刘、张二督比陶模更具人望，建议本身强于其他督抚，且在学校、游学问题上主张学习日本，值得高度关注。该报告被上奏明治天皇[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曾祢荒助外相第317号公信：《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关于清国学校教育方法及派遣留学生的联名上奏》(『清国ノ学校教育方法及留学生派遣ノ義ニ関シ両江総督劉坤一、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連名上奏ノ件報告』)(1901年8月22日)，Ref.B02031951200。。9月13日，小田切翻译报告了第二折的全文，称刘、张提议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十二项建议，评价上述提议“切中时弊”[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曾祢荒助外相第350号公信：《译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第二次联名上奏文》(『両江総督劉坤一、湖広総督張之洞第二回連名上奏文訳報』)(1901年9月13日)，Ref.B02031951300。。10月11日，小田切向日本新任外相小村寿太郎报告了第三折，几乎翻译了该奏疏“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的全文[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曾祢荒助外相第384号公信：《送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关于新政实施的第三次联名上奏文》(『両江総督劉坤一及湖広総督張之洞ノ新政施行ニ関スル第三回連名上奏文送ノ件』)(1901年9月13日)，Ref.B02031951300。。由此，就连对新政上谕颇感怀疑的小田切也开始积极评价新政。小村外相于10月21日将该报告转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农商务大臣、邮递大臣等相关负责人[注]外务省记录：《各国内政相关杂纂：中国》(『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第1卷，1901年10月21日，Ref.B03050007500。，敦促日本政府积极应对，从中谋利。

总之，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驻华公使、领事及军部间谍均高度关注并向日本政府报告了清廷的相关举动，他们虽就新政效果有不同看法，但在牵制、对抗俄国南下扩张的战略背景下，各方都欢迎并期待新政能够得以推行，且敦促日本政府积极应对，通过帮助清廷改革加强中日关系，以谋求日本在华权益的扩大。日本政府为此构筑了各省部乃至天皇之间的联动应对机制。

三 日本构筑“拉华制俄”之道
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日本开始关注清政府在行政、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其中，日本尤为重视清政府的军事改革与基于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权力格局，并积极推进清政府的改革。新政前期的兵制改革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与南洋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中心展开的。北洋大臣对日俄两国的态度，直接关系日俄战争的后勤供给、情报侦察等问题，对战局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故而，日俄两国皆颇为重视袁世凯的相关态度。1904年4月30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注]1901年4月22日，日本按照《辛丑条约》第九条在北京到山海关沿线驻扎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在负责保护北京公使馆及沿线日侨的同时，搜集情报，成为日本向华北扩张的基地[古野直也：《天津军司令部》(古野直也『天津軍司令部』)，东京：国书刊行会1989年版，第62～63页]。司令仙波太郎探查到俄国极其担忧袁世凯与日本暗中合作，故遣密探跟踪侦查[注]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太郎致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第79号：《特报》(『特報』)(1904年4月30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6040071900。。

1901年8月末至9月中旬，清廷发布多道关于军事改革的谕令，要求全国废除武举，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培养将才，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种，操练新式枪炮[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72～173页。。9月17日，小田切向日本外相进行了相关报告，积极评价上述举措是采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结果[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曾祢荒助外相第355号公信》(1901年9月17日)，Ref.B02031951300。。1902年12月6日，清廷降旨分批挑选八旗兵交由袁世凯训练，“期成劲旅”[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该道谕旨表明了慈禧对袁世凯的充分肯定与信任，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12月16日，小村寿太郎外相收到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松井庆四郎的相关报告。松井在报告中转发了上谕全文，并特别指出“此前传言招聘外国武官训练八旗，以改革操练方法，但此次上谕命袁世凯训练八旗，颇值得参考”[注]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松井庆四郎致小村寿太郎外相公信第131号：《关于训练八旗兵》(『八旗兵訓練ニ関スル件』)(1902年12月16日)，Ref.B07090006800。。数日后，松井又向小村外相报告清廷为统一练兵法，于12月12日颁布上谕，要求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往直隶省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各省派往湖北省学习操练，练成后各回原省指挥新兵[注]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松井庆四郎致小村寿太郎外相公信第135号：《发布练兵上谕》(『練兵ニ関スル上諭発布ノ件』)(1902年12月13日)，Ref.B07090006900。。该报告被转呈于日本参谋本部。1903年3月，袁世凯与张之洞应诏提出《会奏拟定训练各省将目章程折》，主张参考东西洋做法，统一操练的关键在于制定统一的练兵章程，令各省遵行，并分设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3月12日，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向小村外相报告了上述会奏以及袁、张制定的练兵章程。日本外务省将该报告转呈参谋本部[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公信第29号：《袁、张二督关于军事教育之上奏》(『軍事教育ニ関スル袁張両総督ヨリ上奏ノ件』)(1903年3月12日)，Ref.B07090007600。。

新政前期推行兵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俄国占领东三省的军事压力下进行的。1901年10月5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向清政府口头提出了新草案，开启了中俄就交收东北问题的第二轮谈判。在此轮谈判中，俄国要求其从吉林、黑龙江两省撤军的问题需待1903年后再定，同时提出禁止中国在东北使用大炮、俄国垄断东北的矿山采掘权等条件。由于李鸿章去世，庆亲王与日协商处理对俄问题[注]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日本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上，第233～249页。。1902年1月30日，俄国独占东北的野心，促使具有扼制俄国南下扩张这一相同战略利益的日英两国缔结了针对俄国的同盟条约。4月8日，俄国在日英的联合干预下，最终与清政府签署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将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责任交还清政府，允许清政府驻军东北，该条约规定俄国需在一年半内从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分期撤兵[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7页。。俄国虽在首期从奉天撤兵，但到1903年4月却不按约实施第二期撤兵，10月复不履行第三期撤兵，且重占奉天。俄国的强势态度，促使日本一边与俄国展开直接谈判，一边加紧准备对俄开战工作[注]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解题》(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解題』)，第19～21页。。同时，也迫使清廷加快编练新军的步伐。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宣布设立练兵处作为全国编练新军的总机关，令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合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5，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108页。。12月19日，仙波太郎向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报告了该上谕，评论中国军制不统一，军备有名无实，由于受到俄国占领东北、拒不撤兵的刺激，决定在北京设置统一军制之机关[注]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致参谋本部第34号：《内政：设置军政统一机关的上谕等》(『内政：軍政統一機関設置の上諭外』)(1903年12月19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6040073500。。12月24日，袁世凯上奏《设练兵处拟定管理章程折》width=13,height=13,dpi=110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19页。。12月28日，仙波太郎向参谋总长大山严报告袁世凯从保定召集幕僚及寺西秀武大尉起草练兵处章程，练兵处设置军政、军令及军学三司，各司执掌几乎都是按照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及教育总监的规章，不同的是动员编成业务全由军政司掌管[注]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致参谋本部第64号：《清国驻屯军司令官报告》(『清国駐屯軍司令官情報1部進達』)(1903年12月28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6040073400。。

1904年1月10日，仙波太郎向寺内正毅陆相报告清政府练兵处决定了全国兵额，明确在各省设置一定数量的新军归练兵处统辖，撤废旧军[注]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致参谋本部第1号：《清国驻屯军司令官上呈情报第1号》(『清国駐屯軍司令官情報第1号進達』)(1904年1月10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6040075100。。1月22日，仙波评价练兵大臣会奏的新练兵章程“极为详密”，规定设置3司12课，各省设立常备军42镇(镇相当于师团)，一军有2镇，1镇有2协(协即旅团)，1协管2标(标相当于联队)，1标管3营(营相当于大队)，1营管4哨(哨为中队)，1哨管3排(排相当于小队)，1排由14名下士士兵组成。1个镇有12个步兵营、4个骑兵营、3个炮兵营、1个辎重兵营、1个工兵营，共计21营。直隶已经决定招练4镇，即将开始招募。他认为新章程的主要目的在于统一各省的练兵、武器、军衣、号令等[注]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致参谋本部第2号：《清国驻屯军司令官上呈情报第2号》(『清国駐屯軍司令官情報第2号進達』)(1904年1月22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6040076100。。仙波也注意到清政府编练新军遇到了军费难筹等问题。

1905年3月9日，内田康哉通过兵部主事获知袁世凯与练兵处总办庆亲王、襄办铁良、提调徐世昌之间关系密切，判断袁世凯实际掌控了清政府的兵权，权倾朝野，甚至各省高官之任免亦深受其影响，且袁在各省安插亲信，各省之统带要员几乎都是袁世凯之羽翼，故袁世凯对地方军队亦有重大权势[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44号信：《兵部主事耆来讲袁世凯及铁良关系之要点》(『袁世凱及鉄良ノコトニ関シ兵部主事耆来話ノ要領送付之件』)(1905年3月11日)，Ref.B03050007700。。新任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神尾光臣在向日本参谋本部的报告中亦评价袁世凯现在可谓“如日中天”，其权势已远超李鸿章。特别是西太后对其深信不疑，内外事务都要咨询之，甚至令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巡抚隶属直隶总督，服从袁世凯的管制。袁世凯因担忧位高权重，反将危及自身，以身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练兵大臣等要职为由婉拒。神尾评价袁世凯此举是避虚就实，图谋掌控实权，认为东三省特别是盛京将军赵尔巽完全就是袁党，受其掌控。袁世凯利用西太后的宠遇，不断在内外枢要举荐安插亲信，且与满人勾结，预测西太后百年之后，天子亲政之时，袁世凯之权势必将有增无减[注]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致参谋本部第7号：《清国驻屯军司令官上呈情报第7号》(『清国駐屯軍司令官情報第7号進達』)(1904年3月23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10071802400。。日本的上述观察，无疑将深刻影响其对华决策。

2.主体上，强调当事人的参与性。在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是推动审前程序展开的主导力量，而并非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此，审前程序的二元性价值改造也应该合理分配当事人和法院在准备程序中的作用和角色，在实体性内容方面坚持当事人主导，而将法院的主导作用限定在程序性内容领域，以助于促进争点的形成和证据的收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让当事人对案件的审判结果形成一定的预期，促成当事人在审判程序开始前直接解决纠纷。

其一，日本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军事院校改革。1901年11月，主张学习日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推进武备学堂的近代化，通过清政府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索求日本军事院校的规章资料。小村寿太郎外相联系日本陆军大臣儿玉源太郎要求提供帮助，陆军省又向教育总监等相关部门索要了军部直辖管理的军事院校的条例、教育纲领、教则乃至内务细则等资料，这些军事院校包括陆军大学、陆军炮工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户山学校、陆军骑兵实施学校、陆军野战炮兵射击学校、陆军要塞炮兵射击学校、陆军经理学校、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兽医学校、陆军炮兵工科学校、陆军军乐学校等[注]陆军省第1072号：《清国两江总督请求学校规则资料》(『清国両江総督ヨリ学校ノ規則書等請求ノ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4013793000。。此等军事院校的规章资料，无疑为清末新政各地兴办武备学堂提供了参考。同时，为清政府新军事业模仿日本、从而招聘日本军事顾问与教习奠定了基础。在日本的推动下，戊戌变法以后中国江南地区不仅派遣武备学堂学生赴日留学，而且武备学堂开始聘请日本军事教习与顾问。截至1902年，浙江武备学堂，南京练将学堂，安徽武备学堂、将弁学堂，南洋公学堂，福建武备学堂共招聘斋藤季治郎等日本军事顾问19人[注]外务省记录：《清国兵制改革聘用者姓名》(『清国兵制改革ニ関スル傭聘者官姓名』)，Ref.B07090025500。。新政上谕颁布后，四川、贵州等地亦先后开始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其二，以袁世凯为中心加紧对北洋地区的军事合作与扩张。前文已述，日本与北洋的军事合作进展较迟。当俄国侵占东三省后，袁世凯在军事改革方面转与日本合作。1901年12月6日，袁世凯访问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提出打算派遣50名陆军学生赴日留学，希望日本能够提供方便，日本给予了积极回应。正如日本前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所言：“将在日本受到感化的新型人才散布于古老的清国，是日后在东亚大陆树立日本势力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不仅将效仿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仗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日本化。”[注]驻清公使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外相机密第41号信：《关于接受、教育清国留学生的往复启文复写件》(『清国留学生ノ教育引受ノ義二関シ啓文往復写相添申進ノ件』)(1898年5月14日)，Ref.B12081617000。故而，13日，小村寿太郎外相将袁世凯的请求转呈日本陆军大臣儿玉源太郎，希望军部予以配合。26日，儿玉源太郎征询了日本参谋本部的意见。28日，寺内正毅参谋次长回电表示应尽量为袁世凯派遣留学生提供方便[注]陆军省：《直隶总督袁世凯请求接受派遣陆军学生》(『直隷総督袁世凱ヨリ陸軍学生派遣ノ義依頼ノ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10071293900。。1902年3月，袁世凯实际派遣了55名学生到日本留学[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24号信：《袁世凯委托聘用本邦顾问》(『本邦人顧問聘用ニ関シ袁世凱ヨリ頼談ノ件』)(1902年3月8日)，Ref.B07090025800。，拉开了北洋武备生到日本留学的序幕。

1902年年初，袁世凯在军事顾问方面也开始不顾俄国的反对而聘请日本顾问。1月，报端盛传袁世凯聘请日本武官编练新军，引起俄国驻华公使的抗议。俄国借口李鸿章与之定过有关“北洋地区不准聘请他国顾问教练新军”的成约，而质问清政府。就此，庆亲王奕劻、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与袁世凯等人均就聘请日本顾问事宜进行了否认。2月19日，小村外相将上述事宜向首相桂太郎、陆军大臣儿玉源太郎、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参谋总长大山严等人进行了汇报[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10号信：《俄国公使就北洋招聘日本武官质问清国政府》(『北洋ニ日本武官ヲ聘シタル義ニ付露国公使ヨリ清国政府へ申込タル義ニ付上申ノ件』)(1902年1月27日)，Ref.B07090025700。。2月26日，小村外相电训内田公使，要求查证俄国公使所谓之“成约”是否属实[注]小村寿太郎外相致驻清公使内田康哉机密第11号电：《请就俄清之间是否存在关于清国军队教练问题之成约及其内容进行询问》(『清国軍隊教練ノ義ニ関シ露清間ニ本約ノ存否及ビ其内容ニ付問合ノ件』)(1902年3月3日)，Ref.B07090025800。。此后，内田向庆亲王、王文韶以及袁世凯进行了求证，庆亲王表示可能是李鸿章当年到俄国参加俄皇加冕仪式时与俄国签订了相关密约，但清政府从未承认，故而宫中、外务部、军机处均无此等密约存在。王文韶则表示虽然俄国公使屡次提及该密约，但众所周知，北洋向来在聘用他国顾问教练军队，足可证明双方政府之间并无此等密约。袁世凯则不仅表示外务部和其他任何部门都没有不准招聘他国顾问的规定，而且还正式提出向日本招聘武官的要求[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25号信：《就俄清之间是否存在清国军队教练问题之成约进行咨询后的回答》(『清国軍隊教練ニ関シ露清間成約ノ存否ヲ問合ニ関シ回答ノ件』)(1902年3月20日)，Ref.B07090025800。。

实际上，至迟在1902年2月16日，袁世凯便向日本提出了聘请军事顾问的要求。是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向参谋总长报告袁世凯向其提出从日本大、中尉中选拔聘请步、骑、炮、工兵等军种将官各1名的要求，希望从速报上姓名。此外，袁世凯还决定于3月招募5000名步兵以改革直隶省的警察制度，为此先在保定培养500名巡查，向日本提出招聘相关教习的要求，并与北京警务学堂的监督川岛浪速进行了商谈，打算在列强交还天津后，进一步增募1500名，故而袁世凯屡次敦促日本派遣相关专家[注]《驻清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致大山严参谋总长极密电》(1902年2月16日)，Ref.B07090025700。。3月，袁世凯为兵制改革已招聘到日本陆军少佐立花小一郎作为顾问，并上奏参酌日本的征兵制，募集良家子弟服兵役，得到允准，发布了征兵规则[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24号信：《袁世凯委托聘用本邦顾问》(『本邦人顧問聘用ニ関シ袁世凱ヨリ頼談ノ件』)(1902年3月8日)，Ref.B07090025800。。此后，坂西利八郎等一批日本武官担任了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在清末的军事近代化过程中，对相关章程规则的草拟制定、军事教学与操练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著名的“中国通”，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日关系。

其三，加紧对中国进行武器出口工作。军事的现代化离不开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劝诱清廷购买日本武器，以获得经济利益，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亦是清末新政期间日本着力谋求之点。1902年12月，日本驻芝罘领事水野幸吉劝诱山东巡抚周馥购买日本武器。由于《辛丑条约》第五款禁止中国向外国进口军火[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4～1005页。，水野为遮人耳目，避免被列强追责，建议周馥先向日本政府交涉获准，而后通过日本商社购买，当前先购买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可伪装成日本领事馆所需器物。周馥遂按水野建议提出购买30式村田枪1挺及其附属品、31式速射炮及其附属品与样图的要求。1903年1月13日，日本外务省总务长珍田捨己向参谋次长转呈了周馥的上述申请。1月16日，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兴造审核同意，并表示愿支付所需运费，令陆军省总务长石本新六照办[注]陆军省：《密大日记》(陸軍省『密大日記』)，1903年1—6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3022782700。。3月19日，参谋次长向日本陆军省总务局长通告武器顺利通过芝罘海关送交山东巡抚衙门[注]陆军省：《外务省报告送交清国武器通过海关》(『外務省ヨリ清国ニ送付ノ兵器税関通過ノ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3022780600。。

同期，袁世凯亦通过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开始向日本订购武器。1903年3月5日，袁世凯通过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向日本索要野山炮图、射击表及价格表，日本参谋本部给予了积极配合[注]陆军省密发第53号：《送交野山炮图及其余两件》(『野山砲図面外二点送付之件』)(1903年3月5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3022782200。。6月2日，日本驻天津军火商大仓组的中根齐劝诱袁世凯购买日本武器，并通过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向参谋本部进行了紧急通报。15日，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兴造向陆军省总务长石本新六紧急通告了该事项。23日，大仓组头目大仓喜八郎向日本陆相寺内正毅申请向袁世凯分别提供速射山、野炮图片2张及其定价表1份。26日，寺内批准下发由军吏室保管的速射山、野炮图片。27日，陆军省总务局按照指令发给大仓喜八郎共12张图片转交袁世凯[注]陆军省：《下发速射野山炮照片》(『速射野山砲写真下付之件』)(1903年6月27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3022782500。。从中可见日本军部对促成日本武器向清廷出口的积极程度。

日本还推进袁世凯参观日本新式武器与兵工厂，以展现其武器的先进性，从而促成清廷购买日本武器。1903年8月，袁世凯派遣兵备处筹备股委员王亨鉴到日本考察新式枪炮及武器制造所[注]外务省：《陆海军相关杂件》(外務省『陸海軍関係雑件』)(1902—1903年)，Ref.B07090007200。，通过驻日公使蔡钧向日本外务省联络允准考察。蔡钧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上述要求，小村外相向寺内正毅陆相进行了转达，寺内予以答应并进行了相关安排[注]外务省：《清国北洋大臣派遣兵备处筹备股委员王亨鉴调查新式枪炮及武器制造所》(『清国北洋大臣ヨリ新式銃砲及兵器製造所取調ノ為兵備処籌備股委員王亨鑒ヲ派遣ノ件』)(1903年8月12)，Ref.B07090008500。。

在日本军部的推动下，袁世凯向日本购买了大量武器弹药。1903年10月，袁世凯与三井物产、大仓会社就向日本购买武器达成协议。24日，三井与大仓向寺内正毅陆军大臣提出了袁世凯订购武器的品目与数量，并于31日进行了调整，具体为速射野炮车38辆、速射榴霰弹弹药车36辆、速射榴弹弹药车12辆、速射第一预备品车12辆、速射山炮车16辆，速射榴弹及榴霰弹弹药各16箱，速射炮用榴弹3200发、速射榴霰弹16000发、速射代用榴霰弹6400发，速射野炮弹筒19200个、速射山炮弹筒6400个，速射山炮纵列用榴霰弹弹药2箱，手枪650支、手枪弹药13万发等，总值超过55万元。12月17日，又追加纵列用榴弹药2箱，操练用拟制榴弹与榴霰弹野炮各48门，操练用榴弹与榴霰弹山炮各16门。12月27日，袁世凯鉴于俄国对东北的压力，通过仙波太郎向寺内正毅追加订购新式枪械、大炮及弹药[注]仙波司令官致陆军大臣第20号电：《关于订购武器》(『兵器注文に関する件』)(1903年12月27日)，《明治34年至38年密受文书补遗》(『明治34年至同38年密受書類補遺』)，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10071300900。。1904年1月13日，袁世凯又通过三井、大仓再次追加操练用拟制野炮榴弹与榴霰弹各48门、山砲榴弹与榴霰弹各16门。陆军省将上述订单分配给大阪炮兵工厂与东京炮兵工厂进行生产，按约应于1904年4月之前交付。军部同时向袁世凯派遣了相关的技术专家，教练使用新式枪炮[注]陆军省：《明治36年三井八郎次郎、大仓喜八郎要求拨发速射山炮及其弹药》(「36年三井八郎次郎、大倉喜八郎速射山砲並同弾薬払下の件」)，《明治34年至38年密受文书补遗》(『明治34年至同38年密受書類補遺』)，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10071301000。。

袁世凯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袁世凯向日本派遣武备学堂学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购买日本武器等举措，无疑对其编练新军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由其兴办、编练的武备学堂与新军脱颖而出，成为其在晚清崛起的重要资本。同时，日本通过与袁世凯的合作打开了向中国的扩张之门。袁世凯不仅在军事改革领域依托日本，而且通过日本驻华公使等渠道在财政、教育、警察、农政、工业等领域亦聘请日本顾问[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24号信：《袁世凯委托聘用本邦顾问》(『本邦人顧問聘用ニ関シ袁世凱ヨリ頼談ノ件』)(1902年3月8日)，Ref.B07090025800。，使得其主持的新政事业披上了浓厚的日本色彩[注]参见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7～158页。。仅1903年直隶向日本聘请的顾问与教习就已达148人[注]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冲突》(阿部洋編『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衝突』)，第9页。。日本不仅将本国势力渗入北洋集团，而且实现了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虽在表面上严守“中立”，实际上则通过袁世凯在兵员部署、情报沟通、后勤保障等方面与日本进行了暗中合作[注]详见王刚：《清末中日关系研究——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为中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74～84页。。

四 日本“迁延逶迤”的新政观与侵华政策
日本虽然积极利用清末新政推行其“拉华制俄”的外交策略，却于1904年2月在中国领土上发动对俄战争，并在战争中拒绝与清政府缔结正式的同盟关系。6月，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就日俄战争向日本内田公使倡导“中日同盟”论，遭到拒绝。内田答曰：“同盟国之效能只有在两个地位与国力对等的国家之间才能得到发挥”，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依附日本“构筑自强之道”[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55号信：《与伍廷芳的内谈》(『伍廷芳ト内話ノ件』)(1904年6月27日)，Ref.B03050007700。。日俄战后，日本又攫取“南满权益”，继续推行侵华政策。究其原因，除其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与中国的弱国地位构成的结构性因素外，亦与日本认为清政府并不真正推行改革具有一定的关系。

日本政府主要通过与清廷高层的接触，观察清廷中枢的权力关系及其对新政的态度。其一，在荣禄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日本关注以荣禄为中心的军机大臣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以及清廷中枢对新政改革的态度。1902年11月，内田康哉从吏部尚书、管学大臣张百熙之亲信沈兆祉处探得清廷中枢的人事关系，并密报小村外相。该份密报分析了当时掌权的荣禄与其他军机大臣、亲王权贵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就荣禄与其他军机大臣之间的关系，该密报认为荣禄之所以能够得到慈禧太后之重用，担当首席军机大臣，是由于慈禧内心并不想变法维新，但鉴于列强态度，为迎合汉人维新派而标榜新政，其实暗里却厌恶新政。故新政只不过是实施到不至惹怒列强的程度。荣禄与慈禧太后意见相同，因能体察慈禧心思行事，又具备抵制、批驳维新论调之辩才，且能软硬兼施而得到慈禧之重用。荣禄在军机处的其他三位同僚，实际上都从属于荣禄。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鹿传霖是著名的顽固派，在军机处只不过是一个伴食宰相，不参与任何要务。他之所以能够保住其位，完全是由于荣禄打算在必要时让他步刚毅后尘充当实施“排外守旧”政策的替罪羊，鹿传霖因与瞿鸿禨不和而向荣禄大献殷勤。大学士王文韶因荣禄让其掌管官吏的人事任免权而专心协助荣禄。荣禄通过暗中指示王文韶录用亲信，保障了自己的威信。王文韶与瞿鸿禨、鹿传霖之间无关痛痒，只顾敛财。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因荣禄才升任军机大臣。荣禄是一个不学之徒，看重了瞿鸿禨的才华与文笔，当需进行学理辩论时就委任瞿鸿禨。瞿鸿禨是上谕的起草者，在军机处有事务专家的称号。就荣禄与亲王之间的关系，该密报分析认为荣禄与庆亲王之间将来在权力争夺上恐将产生重大矛盾。庆亲王亦承蒙慈禧恩宠，在皇族中有承办政务的经历，一旦得势，势必影响荣禄权利。故荣禄极力防止庆亲王掌管军机处。庆亲王并无意坚决反抗荣禄，乐此不疲地敛财。荣禄与肃亲王则是面和心不和，在利用肃亲王掌管北京城内的警察、道路修筑事务以免列强非难的同时，暗中控制经费，力阻肃亲王成事以压制之，致使肃亲王所办之新兴事业难有成效。就荣禄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系，该密报分析认为张之洞屡试联络荣禄，但无结果。荣禄认为张之洞久为地方重镇，极富声望，一旦入朝，势必兴办各种新政，届时荣禄不得不反对之，将其实际反对革新的面目暴露无遗，这是荣禄考虑对外关系上最为忌讳之处。故荣禄不断阻挠张之洞接近朝廷。如两宫从西安回銮途经河南开封府时，张之洞想亲迎銮驾，却在半道被急命返任，便是荣禄暗中所为[注]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松井庆四郎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149号：《清国人眼中的军机大臣及其他官吏之间的关系》(『軍機大臣外二三官吏相互ノ関係ニ就キ清国人所見報告ノ件』)(1902年11月11日)，Ref.B03050007600。。总之，该密报认定慈禧与荣禄等清廷中枢皆非真心改革，只是为应付列强与维新派的要求而敷衍了事。

其二，在庆亲王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日本又重点关注以庆亲王为中心的权力关系及其对新政的态度。1903年4月，荣禄去世，庆亲王接替荣禄成为首席军机大臣，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仍为军机大臣，荣庆在军机处见习。在日本看来，庆亲王接任后，军机处对清末新政的态度亦无改观。1904年4月30日，仙波太郎向寺内正毅陆相报告庆亲王不足成事[注]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太郎致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第79号：《特报》(『特報』)(1904年4月30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Ref.C06040071900。。6月13日，伍廷芳夜访内田康哉。伍廷芳与庆亲王父子关系颇深。载振在考察西洋回国后，凭借其父的权势而以年轻之身担任新成立之商部尚书。其时，伍廷芳从驻美公使任上返沪与日、美谈判修订商约事宜，得到载振赏识。载振遂举荐伍廷芳为商部右侍郎，负责辅佐其处理涉外事务，而后被调为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到北京上任后，试图推动庆亲王父子推行改革，但通过共事却发现庆亲王“优柔寡断，并无改革器量”，载振虽受西方文化刺激，回国之初决心跟随其父推行新政，但见四周如故，其年少维新之志全被追名逐利之风磨尽，又完全恢复到出洋之前的状态。故不论伍廷芳在商部还是在外务部任职时，其言都不被采纳，反而在外交失策时成为替罪羊，导致伍氏打算辞职返沪。由此，伍廷芳向内田表示“依靠庆亲王父子推行新政全无指望”[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55号信：《与伍廷芳的内谈》(『伍廷芳ト内話ノ件』)(1904年6月27日)，Ref.B03050007700。。1905年2月26日，内田公使又通过伍廷芳了解到当时军机处的如下内情：庆亲王并不像荣禄那般，万事亲为、独奏慈禧与光绪，王文韶、鹿传霖耳聋不能面奏，故瞿鸿禨与荣庆借机争权夺利[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39号信：《报告当下军机处的内情》(『軍機処現時ノ内情ニ関スル件報告』)(1905年3月6日)，Ref.B03050007700。。5月，小村外相通过驻沪日领小田切的报告得知庆亲王名望扫地。当月，驻日公使蔡钧因私返沪，与小田切进行过几次会谈。小田切总结了其中的重要信息并向小村外相进行了汇报，即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万事专擅，为其子弟及请托者安排美差，压制其他王公贵族，其子载振行为不检，吃喝嫖赌，更使庆亲王威望下降。瞿鸿禨则不满于庆亲王专擅而趁机联络、怂恿其他军机大臣参奏庆亲王，导致二者不和[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60号信：《与蔡钧的谈话》(『蔡鈞談話ノ件』)(1905年5月12日)，Ref.B03050007700。。至于荣庆，日本外务省则早已判明其抵制新政的态度。1904年7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馆翻译官高洲秉承内田之意，为敦促北京大学堂聘请日本教习事宜访问吏部尚书张百熙。当时张百熙受到荣庆的排挤，已离任管学大臣，成为学务大臣，明升暗降，不掌实权。在会谈中，高洲表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连战连胜，贵国此际更应乘机大力推进教育等改革事业，以为整顿内政之基。”张百熙则感慨道：“拳匪”之乱后，圣驾西迁，回銮之初，较有革新之志，而今万事复旧，改革无望，教育事业亦然。这绝非由于太后与皇帝的一致反对，而是由于枢要大臣等人阻挠所致。最近政务处枢要大臣公然批评报端出现的立宪论，主张不论何种立宪，一概视之为谋逆。此等愚人位居枢要，诚乃清廷之不幸。高洲回称，清廷有两派，一派希望开发，改革旧习；另一派则守旧厌新。守旧派得到俄国的袒护，此次日本战胜可使顽固党胆寒。张百熙继而明确表示，军机大臣荣庆指责其在教育改革中重用的于式枚、蒋式煋等人为日本党，将之驱逐出北京大学堂[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50号信：《报告与吏部尚书张百熙谈话之要点》(『吏部尚書張百熙ノ談話要領報告』)(1904年6月22日)，Ref.B03050007700。。1905年4月，张百熙拜访内田公使，向内田透露荣庆监督北京大学堂学务后，反对张百熙翻译援用日本教科书，导致教科书编纂事务毫无进展，编书局无事可做。内田强调“教育是富国强兵之本，日本之所以有今日，完全起因于发展教育”，他希望中国能够以最大的热情鼓励教育以及海外留学事业。张百熙则慨叹清廷认识到教育乃强国要政的高官寥寥无几，希望内田每遇清廷高官能够向其说明这一道理[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82号电：《学务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来谈之件》(『学務大臣吏部尚書張百熙来談ノ件』)(1905年5月6日)，Ref.B12081627600。。由上可知，在日本看来，清廷权力中枢军机处的五位大臣或是消极对待新政，或是老朽无所表现，或是鲜明抵制，或是忙于争权夺利，无人积极推行新政。

其三，日本还关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及其对新政的态度。上文已述，荣禄担任军机大臣时，内田公使已经探得慈禧对新政态度敷衍。1904年6月，内田又通过伍廷芳确认慈禧仍并不真心改革。内田在会谈中向伍廷芳打探宫中情况。伍廷芳称慈禧太后安享晚年之念日深，每日除听取军机大臣之奏文、审批各地方官之奏请、读日刊京报之外，就是在颐和园内享乐。光绪帝则始终受慈禧太后之控制。内田问及慈禧与光绪之具体关系，伍廷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反问若太后驾崩光绪帝将如何？伍氏预测在慈禧死前，其亲信大臣及宦官定将谋害光绪帝，故请内田届时一定出兵救援。伍廷芳认为中国要想改革必须推动慈禧真正下定决心，建议内田偕同英美公使觐见慈禧劝其改革。内田以此法将引起慈禧反弹为由予以拒绝[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55号信：《与伍廷芳的内谈》(『伍廷芳ト内話ノ件』)(1904年6月27日)，Ref.B03050007700。。无独有偶，1905年2月，蔡钧在与驻沪日领的会谈中也表示中国改革需要日本援助，具体办法是由日本天皇直接劝告光绪帝进行立宪改革[注]驻沪日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60号信：《与蔡钧谈话之件》(『蔡鈞談話ノ件』)(1905年5月12日)，Ref.B03050007700。。

1905年，内田公使又通过肃亲王确认慈禧对于新政的敷衍态度。是年2月，日本众议院议员加藤政之助、井上精一郎在日俄战争的节节胜利中访华，先是劝导外务部尚书那桐积极经营武备、财政与外交，而后游说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设立国家银行以解决财政问题。2月18日，二人访见肃亲王，主张中国“宜速变法以挽大局，否则到底难免被列强瓜分”。肃亲王问其建议，二人主张由庆亲王等组建元老院，让京中的王公大臣开会商讨国事；地方官也应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商讨国事，其决议移交元老院进一步探讨。肃亲王则敦促日本出兵迫使清政府推行改革，即“清廷好似醉汉，前扶后倒，仅凭势单力薄的维新派无法唤醒，故中国改革需由日本以武力逼迫才能推进”[注]驻清公使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外相机密第24号信：《众议院议员加藤政之助等访问清国官宪》(『衆議院議員加藤政之助外一名清国官憲訪問ノ件』)(1905年2月20日)，Ref.B03050007700。。

由上，日本外务省通过与清廷官员的接触，认为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等清廷枢要均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新政前期呈现出“迁延逶迤”之观。前期新政未能扭转日本在甲午战后形成、经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与庚子事件强化的“中国亡国观”[注]参见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0～161页)、《日本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高潮的三种论调》(《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第116页)、《近代日本的义和团运动观》(《南开学报》2015年第1期，第78～80页)。。这种认知决定了清政府在日本眼中不可能成为平等合作的伙伴，而仍是侵略扩张的对象，充其量不过是可资利用的工具。故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继续拒绝与清政府缔结正式的同盟关系，侵吞旅大与南满铁道，在“中日提携”的幌子下不断推行侵华政策。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甲午战后，鉴于俄国的南下扩张与清政府的“联俄制日”路线，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形成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谋求对外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清政府推行新政，既是日本实现其构建“拉华制俄”外交策略的重要途径，亦是其扩张在华权益的良好契机与手段。故而，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驻华公使、领事及军部间谍均高度关注并向日本政府报告了清廷的相关举动，他们虽就新政成效有不同预期，但都欢迎并期待新政能够得到推行，且敦促日本政府进行积极应对，通过帮助清廷改革加强中日关系，瓦解清政府的“联俄制日”路线，以谋求日本在华权益的扩大。日本政府为此构筑了各省部乃至天皇之间的联动应对机制。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日本开始关注清政府在行政、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其中，日本比较重视清政府的军事改革与基于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权力格局，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途径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军事改革，并以袁世凯为对象加紧与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然而，日本外务省通过与清廷官员的接触，认为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等清廷枢要均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新政前期呈现出“迁延逶迤”之观。这种观察，使得日本认为清廷终难逃脱“亡国”的命运，促使其继续拒绝正式的“中日同盟”关系，同时又在“中日提携”的幌子下不断推行侵华政策。

甲午战后，日本虽然确立了东亚大国地位，但三国干涉促使其深刻地体会到日本尚非世界强国，过分露骨的侵华行动有可能再度遭到列强的干涉，从而使其侵略果实化为泡影。故而，日本在此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中都不得不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察言观色[注]详见王美平：《日本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三种论调》(《历史档案》2012年第1期，第113页)、《近代日本的义和团运动观》(《南开学报》2015年第1期，第73～74页)。。故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并不能为所欲为。一方面，日本需要获得英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已在中国东北占据优势地位的俄国，日本又不得不拉拢中国。这正是深刻影响日本对清末新政前期之态度与政策的国际因素。然而，日本对清末改革的支持，终未摆脱其侵华野心的束缚，最终目的在于将中国化为其保护国。这在一战中日本趁列强忙于欧战而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暴露无遗。

Japanese Government’s Observation and Reaction to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New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Meiping

Abstract：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for the purpose of external expansion,Japan was internationally working hard at resolving China’s bad impressions on Japan,dismantling the Sino-Russian alliance and constructing the Northeast Asian pattern of “restricting Russia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China” under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set down to the New Policies,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paid high attention to it,and was eagerly looking forward to its implementation.After the reformation was on the agenda,Japan actively cooperated with China in carrying out the reformation by providing regulation materials,dispatching consultants,accepting Chinese students and exporting weapons.Besides,Japan took Yuan Shih-kai as a collaborator to intensify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expansion towards Beiyang,hereby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dismantling “the Sino-Russian alliance” and achieving the aim of “restricting Russia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China”.However,on the other hand,Japan learned that the power center of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unwilling to carry out substantive reformation,from which it drew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 could not avoid the fate of “national subjugation”.This acknowledgement drove Japan to insist on its policy of invading China.

Keywords:Japan;Sino-Japanese Relations;New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Russo-Japanese War;Yuan Shih-k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