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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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
——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孟 翊 洁 周 巩 固

[摘 要]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关键词]纳粹大屠杀；历史化；马丁·布罗扎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历史解释

1985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Martin Broszat)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诉求”(A Plea for the Historiciz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1)马丁·布罗扎特：“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诉求”(Martin Broszat，“A Plea for the Historiciz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彼得·鲍德温主编：《重释过去：希特勒，纳粹大屠杀与历史学家之争》(Peter Baldwin ed.，Reworking the Past：Hitler，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7页。的文章，针对纳粹历史问题提出了“历史化”(Historisierung)方法。由此引发了与犹太著名学者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的一场学术争论，同时也与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2)1986—1987年，联邦德国就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以及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等问题，发生了一场大规模争论，被称为“历史学家之争”。其中，以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首的倾向于左翼自由主义的社会史派对以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为首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史派提出的对纳粹历史评价的修正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参见哈贝马斯等著，逢之、崔博等译：《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孙立新、孟钟捷、范丁梁：《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产生了呼应。这场围绕“历史化”问题的学术争论反映了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了与民族认同紧密相关的代际影响第三阶段，其历史解释和历史表现问题都面临着更新和挑战。

布罗扎特的“诉求”与联邦德国政治氛围的转变有密切关系。1982年，联邦德国的政治和公众舆论氛围随着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上台发生了转变，这位历史学博士出身的总理，鼓励联邦德国从纳粹悲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关注德国历史中的积极方面以达到“精神的翻新”，即所谓的“精神与道德转折”(Geistig-moralische Wende，‘mental-moral’ turn)(3)孙立新、孟钟捷、范丁梁：《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第144页。。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德国学界兴起了新右派修正主义。他们通过类比和质疑纳粹历史的独特性来淡化纳粹罪行，强调德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突出纳粹政权的现代化成果等来制造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民族关联，以此来重塑德意志的民族自豪感。此间，原本布罗扎特同汉斯·蒙森(Hans Mommsen)以及“历史学家之争”的灵魂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所在的左翼自由主义一派在立场上是与以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和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等右翼保守主义政治派学者立场上的新右派修正主义是相对立的。不幸的是，布罗扎特的“历史化”被新右派在1986—19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中滥用了，变成了恩斯特·诺尔特等人对纳粹罪行淡化处理的工具，也由此正式引发了以学术开始、实为政治立场之争的“历史学家之争”。布罗扎特也被迫加入了此次论战并发文声讨诺尔特等人对自己的曲解，重申自已“不会冒然使民族社会主义的可耻行为具有相对性”(4)马丁·布罗扎特：“何谓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化？”(Martin Broszat，“Was heißt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历史期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247卷第1期(1988年8月)，第2页。，而新右派对第三帝国历史的“辩护”是对“纳粹罪行的淡化，也是不被允许的”(5)哈贝马斯等著，逢之、崔博等译：《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第188页。。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左派还是右派，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对第三帝国历史重新解读和评价，只是方式、方法不同。

发生在德国的学术及政治立场争论引起了犹太学者的关注，在历史学界许多来自以色列及美国的犹太历史学家对德国两派的学术立场均表示不满。对于新右派修正主义的批判更多是政治立场问题的，但对于布罗扎特的“历史化”的批判则更多是学术性的。由于不想卷入这场脱离学术讨论的“历史学家之争”，弗里德兰德没有马上公开发表对布罗扎特的批评，而是在1987年“历史学家之争”的风波过去后才选择回应。这场在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间的争论也真正代表了天然立场不同的大屠杀史领域权威学者之间的一场充满公平和互相尊重的学术对话。虽然不久后布罗扎特便不幸去世，但这场讨论得到许多大屠杀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的关注和反思，像布罗扎特的弟子、英国学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德国学者约恩·吕森(Jörn Rüsen)，美国创伤记忆学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都对此争论进行过专门评价(6)相关评论参见伊恩·克肖：《纳粹独裁：解释的问题和视角》(Ian Kershaw，The Nazi Dictatorship：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伦敦和纽约：布鲁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2015年版；约恩·吕森著，威廉·坦普勒英译：“历史化的逻辑：弗里德兰德与布罗扎特之争的元历史反思”(Jörn Rüsen，William Templer trans.，“The Logic of Historicization：Meta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he Debate between Friedländer and Broszat”)，《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第9卷第1期(1997年秋季)，第113～144页；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纳粹大屠杀的表现：历史，理论，创伤》(Dominick LaCapra，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Theory，Trauma)，伊萨卡和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除了伊恩·克肖坚持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对于第三帝国史解读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外，大部分学者都更重视弗里德兰德对这一方法论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布罗扎特的做法提醒了大屠杀原有的解释框架已经需要更新，以此来适应后大屠杀时代的需求。大屠杀作为一个极端事件在德意志和犹太的民族认同中、集体记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它的解释框架更新问题也必然涉及到道德成分与时间距离的关系问题。弗里德兰德尤为担忧历史化对大屠杀产生的去道德化做法，也深深认识到只有从视角和方法上更新大屠杀记忆的历史书写才能使其持续葆有活力。他受到这次讨论的启发决定写一部史无前例的包含“受害者声音”的大屠杀史著作以保持受害者在纳粹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这部两卷本的大屠杀史专著(7)这两卷本著作分别是《迫害的年代，1933—1939》(Saul Friedländer，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The Years of Persecution，1933—1939)，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7年版；《灭绝的年代，1939—1945》(Saul Friedländer，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1939—1945)，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7年版。赢得了普利策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由此，更多的普通见证者的记忆不再受到排斥，而是以“原初叙事”的方式进入职业历史学家的叙述。同时，整个西方学界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积极寻求突破。

一 “历史化”的提出与批判
1985年马丁·布罗扎特在杂志《水星》(Merkur)上发表了名为《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诉求》(8)马丁·布罗扎特：“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诉求”(Martin Broszat，“Plädoyer für eine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水星》(Merkur)第39卷(1985年)，第373～385页。的文章。布罗扎特提出的“历史化”，旨在用“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9)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的方法，即以第三帝国时期的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作为视角，将纳粹历史中与社会权力顶层无关的另一面纳入长时段的、连续性的社会发展图景中，允许在日常生活的正常与政权代表的罪行之间存在意义上的灰色地带，以此使第三帝国历史与同时段的其他社会历史具有一种可比较性，其核心也被称为一种“正常化”。布罗扎特具体提出以下观点：

首先，在认识论上，他反对道德上针对纳粹主义的绝对禁忌和距离，将纳粹历史变成德国历史上的“孤岛”以维持表面的“正常”。目前的第三帝国历史是从目的论角度出发的，虽然许多具体研究指出了第三帝国在高层政治、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中具有紧张和矛盾的复杂形象，但叙述只集中在灾难性结局上，并利用这一结局以后推法来解释之前发生的一切。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压抑，而“解除道德封锁的目的是有利于历史的道德敏感化”(10) 马丁·布罗扎特：“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诉求”，彼得·鲍德温主编：《重释过去：希特勒，纳粹大屠杀与历史学家之争》，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6页。。

其次，在方法论上，日常生活史自下而上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更全面地挖掘第三帝国史的另一面。“并非纳粹时期发生的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都只符合该政权的残暴和不人道目标。”(11) 马丁·布罗扎特：“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诉求”，彼得·鲍德温主编：《重释过去：希特勒，纳粹大屠杀与历史学家之争》，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6页。从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出发，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连续性，现代化的持续发展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帝国并非所有事都被意识形态所掌控，而这一以往被忽略的部分使纳粹史丧失了历史的全面。

最后，布罗扎特提出了方法论策略层面的历史化，即用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严谨的职业化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以代替乏味的道德说教，将一些社会变化的差异化问题放在更大范畴内(如现代化发展)去考察，承认纳粹在历史意义上的一些灰色边界。简而言之就是以过往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去发现一些与自身历史连续、有其他社会历史可比较的正常化部分，并将其放置在长期的结构化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图景与语境下重新定位。

布罗扎特在联邦德国属于社会史的重要学者，也是研究纳粹历史的权威。他对日常生活史方法的研究起源于1977—1983年主持的“巴伐利亚计划”(Bavaria Project)，这个计划旨在研究纳粹德国时期巴伐利亚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不受纳粹政策的影响的社会生活。通过这项计划，他强调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功能主义论，即抛开意识形态影响和目的论，而考察社会发展在长时段内的连续性。这些成果使他反过来应用在对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对纳粹历史的整体解释上，并产生了“历史化”，虽本意是解决道德化带来的纳粹历史的扁平化问题，企图还原“真实性”，但事实上造成了相对主义的效果(12)马丁·布罗扎特：“何谓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化？”，第1～3页。。这样的诉求引起了包括奥托·多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丹·迪纳(Dan Diner)在内的许多批评，其中以弗里德兰德的批评最为系统和全面。弗里德兰德写了一篇名为“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一些反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iz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13) 索尔·弗里德兰德：“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反思”(Saul Friedländer，“Som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iz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德国政治与社会(German Politics & Society)第13期“历史学家之争”专栏(1988年2月)，第9～21、13页。的公开文章，提出了对布罗扎特历史化诉求的担忧及其引申问题。

首先，在认识论上，弗里德兰德担忧这一历史化方法会导致纳粹罪行的相对化和淡化。布罗扎特所倡导的连续性会令传统的历史分期变得模糊，从而使纳粹历史特别是大屠杀历史的特殊性被淡化。弗里德兰德强调隐藏在正常演变下的时代特殊性正是被纳粹的意识形态所激活并导致了社会转型，因此德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正常演变“决不可能在第三帝国的12年内被囊括进来”(14) 索尔·弗里德兰德：“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反思”(Saul Friedländer，“Som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iz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德国政治与社会(German Politics & Society)第13期“历史学家之争”专栏(1988年2月)，第9～21、13页。。比如反犹主义和优生学，虽然在193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正是政治条件的改变，才促使其相对权重也发生了改变。

其次，从在方法论上，弗里德兰德严重质疑历史化方法所倡导的去道德化的可行性。他指出，根本无法消除历史学家放在自身和研究对象之间基于道德谴责而产生的距离。一方面，将纳粹政权下的犯罪行为与正常行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当地的教会社区可能在思想上没有受到纳粹控制，但却驱逐了非雅利安教徒，并允许他们在没有任何抗议的情况下被运走，这很难被单纯地认定为正常行为(15)伊恩·克肖：《纳粹独裁：解释的问题和视角》，第260页。。另一方面，作为书写者，去道德化意味的在“中立客观”与实际操作中必要的移情处理之间无法很好地保持平衡。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可以用来区分哪些领域应该移情，而哪些区域就要保持道德上的冷漠。历史学家靠一种逻辑自洽的史观进行书写，无法同时满足这种价值观上撕裂式的标准。

最后，在方法论策略上，历史化概念的模糊性和开放性使它始终只是一种哲学方法上的暗示，但配套的完整理论框架的缺失使其弊大于利。这种看似“回归历史”的态度除了试图解除道德封锁外，并不会带来理论和事实的自圆其说，但这种打破大屠杀原有道德框架的行为，在当下的语境(德国新右倾修正主义兴起)中却带来了伦理上的极大危险。

弗里德兰德针对布罗扎特的历史化所造成纳粹罪行的相对化和淡化表示担忧，在之后二人的信件交换中还集中讨论了其引申出的更为普遍的问题，包括：历史学家所必需的自我反省与处理大屠杀时所谓“适当的时间距离”之间的关系；“有区别的相关性”在不同文化身份的研究者处理纳粹主义历史时的不同视角；历史学家现有叙事模式在平衡第三帝国的历史中社会发展与灭绝政策的特殊性之间权重时的局限性等。布罗扎特的历史化概念及弗里德兰德系统性的批判在学界引起了关注，连布罗扎特的主要支持者、其弟子伊恩·克肖都承认弗里德兰德的“反对意见不能轻视”(16)伊恩·克肖：《纳粹独裁：解释的问题和视角》，第262页。。这些批判意见引发的引申讨论反映了历史学在文化功能以及社会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二 聚焦大屠杀的主要分歧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历史化概念被应用于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纳粹罪行解读时的界限，而大屠杀作为纳粹罪行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解释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布罗扎特试图提出一种全新的结构主义框架，这冲击了弗里德兰德不希望被忽略的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框架(political-ideological-moral framework)(17)索尔·弗里德兰德：“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反思”，第11页。，并激发他提出“多方面、多声音、多层次的叙事”(multifaceted and multi-voiced and multi-layered narration)(18)丹尼尔·隆达格斯访谈索尔·弗里德兰德，参见丹尼尔·隆达格斯：《马丁·布罗扎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及第三帝国的历史化》(Dani⊇l Rondags，Martin Broszat，Saul Friedländer and the Historicisation of the Third Reich)，圣安德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62页。的愿望。同时，关于大屠杀记忆的道德化标签对于其历史解释的作用与影响也是争论的焦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屠杀历史围绕着历史化进程产生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有关解释和表达的问题。

二人产生的根本分歧是对大屠杀以及第三帝国历史解释的理论框架不同。他们二人都承认反犹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但在反犹主义是否引起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二人的看法有根本不同。布罗扎特是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从1972年起至1989年去世都在德国当代史最重要的学术阵地慕尼黑当代史所任所长，在这一领域颇有声望。他在1969年出版《希特勒式国家》(The Hitler State)一书，开始用结构主义理论来解释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纳粹意识形态的作用，他主张第三帝国的大部分政治决策是官僚集团利益冲突的结果而不仅是希特勒的意愿(19)马丁·布罗扎特著，约翰·W.·希登译：《希特勒式国家：第三帝国内部结构的建立和发展》(Martin Broszat，John W.Hiden trans.，The Hitler State：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Third Reich)，伦敦：朗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希特勒式国家”的独特结构——只对希特勒负责的特殊组织、秘密命令的广泛使用以及对正式规则和法律的蔑视，不但没有妨碍中央战略的实施，反而使杀戮更容易没有阻力地秘密进行。同时，整个灭绝计划也具有“无计划性和即兴性”，布罗扎特认为希特勒战前并没有关于灭绝犹太人的总体计划，而是由于战争才采取了更严厉的政策和更激进的措施。在“巴伐利亚计划”之后，布罗扎特越发坚定了自己的结构主义论和功能主义论，并开始将自己对纳粹历史解释的结构主义解析与对纳粹时期非意识形态的社会连续性挖掘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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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第二个分歧集中在对于大屠杀记忆的道德化成分与其历史解释的关系上，布罗扎特将道德谴责视为一种与历史知识形成对立的封锁，但弗里德兰德强调道德化是大屠杀历史及记忆的内在有机部分。布罗扎特将当下的大屠杀记忆形容为一种“神话记忆”，即脱离了历史本质的一种纪念性质、救赎性质的文化象征，其纪念形式和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经验范畴，成为历史科学框架之外的一种记忆形式。而作为一种历史经验的大屠杀记忆，还需要回归到更全面的历史调查和再解释。不仅如此，布罗扎特表示正是这种神话与知识的对立，让大屠杀丧失了被历史可以公正对待的机会而沦为一种无法言说的边界体验，并拥有了无法用神学纪念以外的其他方式来处理的“不可通约性”。

对于布罗扎特的质疑，弗里德兰德并没有直接回应，他选择了一种实验性的开放态度，他说到：“某种程度上的开放属于我们的‘实验’，……这种开放是真正的德国——犹太对话的唯一可能性基础。”实际上弗里德兰德已经指明，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首先源自文化认同的差异。他们分别代表施害者(德国人)与受害者(犹太人)的身份阵营，布罗扎特作为联邦德国最重要的学术机构慕尼黑当代史研究院的负责人，看待大屠杀问题的出发点是“德国问题”，即解决作为施害者的德国由于纳粹罪行而引起的认同问题。布罗扎特观察大屠杀和纳粹历史的角度是从德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出发的，其结构主义解释也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认识模式类似于1945年以前德国人的感知模式，受到长期以来根植于基督教文化和德国种族主义情绪的排犹情结影响，使布罗扎特所代表的德国人在讨论“德国问题”范畴的大屠杀及纳粹时，本能地排除了在纳粹政权下犹太人的遭遇。犹太人的遭遇在纳粹时期并不明显地存在于普通德国人良知的反面，加上纳粹的保密工作，并没有对纳粹时期的日常生活造成足够影响，自然不属于“德国问题”。

而弗里德兰德从一开始就认同自己的犹太根源，再加上幸存者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给了他一份责任，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对反犹主义和大屠杀格外关注和敏感。因此他对布罗扎特“日常生活史”方法的担忧始终聚焦在对罪行可能会被淡化或被转移上的不安上。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待纳粹时期的现代化问题并不代表意识形态的意义会被低估，这与纳粹主义的“核心种族帝国主义本质”(24)伊恩·克肖：《纳粹独裁：解释的问题和视角》，第263页。紧密相联。弗里德兰德坚持，造成大屠杀及“最后解决”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是德国形成的一种“救赎性反犹主义”(Redemptive Anti-Semitism)的意识形态。他将反犹主义分为三个不同层次。除了源于基督教文化的犹太仇恨和德国及周边区域存在的生物学上的种族反犹主义，第三个层次是纳粹德国独有的，也是希特勒独有的，一种充满宗教神秘主义的反犹意识形态。它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也是一种宗教信仰式的世界观，即通过消灭犹太人来拯救自己和世界，此为“救赎”所在。而弗里德兰德通过对希特勒的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在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直接意识形态对抗之外，希特勒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一场十字军东征，通过消灭犹太人来救赎世界。这位纳粹领导人视‘犹太人’为西方历史和社会的罪恶准则。如果没有一场胜利的救赎之战，犹太人最终将主宰世界。这一套完整的元历史公理引出了希特勒更为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推论。”(25)索尔·弗里德兰德：《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导言，第14页。

至于如何解决布罗扎特提出的神话与知识的对立，弗里德兰德用实际行动表明要引入对受害者日常经历的关注，而不是只关注普通德国人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的“正常”，这样既不会使历史化为普通德国人辩护，也不会将犹太受害者边缘化。这一解决方案的理论是，道德化乃是大屠杀历史内在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外在被赋予的解释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他无法反驳布罗扎特对于道德化大屠杀记忆与历史科学审查之间的对立，他的重点在于去除道德化的可行性上。从受害者的创伤出发，他认为这一神话的形式是由记忆的创伤性决定的，而且无法由于历史学家客观中立的立场而祛除或分离。同时，大屠杀记忆之所以带有跨时间的特殊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种超越了现在历史解释模式的道德化。他之后借鉴了精神分析理论对大屠杀记忆的一些重新解释，主动强调大屠杀记忆的独特性和历史解释要义正在于主动移情式的理解。

三 大屠杀问题的时间维度与反思
在这场争论和“历史学家之争”的余温都过去之后，布罗扎特又发表了一篇《何谓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化》的文章，不仅对弗里德兰德，也对德国国内新右派及对自己产生误解的左派同盟作出了生前最后一次公开回应。这次回应主要强调了自己反对将纳粹罪行淡化或相对化的立场，再次突显了与弗里德兰德对于大屠杀历史中的“道德化”有着理解上的根本差异。在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纳粹罪行所涉及到的道德因素上，与弗里德兰德强调的对全人类基本伦理相关的谴责、警醒略有不同的是，布罗扎特反对的“道德化”更多的是1945年西德“对纳粹过去的全面隔离”，是阐释意义层面的“疏远”“粗化”和“排挤”，他认为这妨碍了新一代德国年轻人获得全面而真实的历史，从而妨碍了真正的道德化(与弗里德兰德一致)功用的发挥(26) 马丁·布罗扎特：“何谓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化？”，第4～5、12页。。实际上，弗里德兰德在之前的回应中也对布罗扎特的出发点表示了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化”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道德化”与“去道德化”上，布罗扎特特殊的运用和解释也并未被认可和沿用，此后参与评论的吕森、拉卡普拉及克肖所使用的“道德化”及“去道德化”基本趋同于弗里德兰德，笔者亦是。即便站在左派，布罗扎特仍然进行了危险的、对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纳粹历史“基本政治和道德特征”重新评估的尝试，这反映了德国人与犹太人在针对大屠杀时间性、历史性的问题上，历史研究所要求的“冷静的距离”无法越过对立的立场(施害者和受害者)，也就是说，没有布罗扎特理想化中的“历史的科学重建”(27) 马丁·布罗扎特：“何谓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化？”，第4～5、12页。。这一点弗里德兰德似乎更清醒，也深知这正是大屠杀还值得被一再讨论的重要原因。

“历史化”争论也启示了我们理论反思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即时间性对历史“客观性”和一个过往的历史性获取和认知上的影响程度和效用。大屠杀的历史解释和书写难度并未随着时间距离延长而减弱。它一方面与其他历史事件一样面临着历史化的挑战，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视为是通向更新现实功用的可能性窗口。但另一方面，大屠杀所自带的“反人类”道德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给历史化进程造成阻力，批判性的自我审查并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相反，现在的认知与那段过去的差异越大，对它的“移情性理解”就会越困难。所以，这场争论所展现出的核心问题，是大屠杀记忆的时间维度与道德维度相碰撞的问题。正如弗里德兰德所坚持的那样，道德成分已然成为大屠杀作为历史记忆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去道德化不仅违反人类对伦理的共识也不具备可行性。可以说，道德化是大屠杀记忆的核心价值体现，失去它大屠杀记忆也失去其最重要的历史价值。而时间作为大屠杀历史化中另一个重要维度，其线性的变化可能会带来解释的变化，这是过去与现在不断进行的对话。但在大屠杀事件上，时间引发的对于大屠杀的历史表现(包括解释和书写)可能会触碰到道德成分的减弱，这分外值得警惕。

时间维度上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时间距离。时间是人类活动的导向标准，也是人类与过去关系的线性证明。过去与现在产生的时间距离是人类称之为“历史”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并非全都是历史的，过往实在是混沌还是真实仍旧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与过去的关系始终是经验性的(记忆属于这个范畴)，只有人基于现在的关联对某个过去产生解释的时候，这一过去才能成为我们谈论的“历史”。

在构成层面，历史化概念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基础，即“时间距离本身就为客观性打开了一扇大门，当代历史就其本身的性质和接近性而言，是无法通过的”(28) 约恩·吕森著，威廉·坦普勒译：“历史化的逻辑：弗里德兰德与布罗扎特之争的元历史反思”，第115、121页。。也就是说，时间距离与可接近的客观性之间是正比例的影响关系，时间距离越大，获取更全面的历史性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客观性又正向地影响了历史性(包含历史知识)的获取。以客观性为中介，时间距离成为了历史性的一个前提。与大屠杀亲历者同时代的人，受到自身认知和经验性的制约，无法获取更多更接近客观的历史性，因此需要足够的时间距离，即超越当代个体寿命界限的时间距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29)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3页。。

时间距离是历史化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历史性被认为是关于过去的事实地位的一种品质，虽然基于事实的真实性，但同时是一种“论述或者观点的特性”(30)罗姆·哈雷、法塔利·M.·莫加达姆：“历史，社会心理与变化”(Rom Harre and Fathali M.Moghaddam，“Historicity，social psychology，and change”)，汤姆·罗克莫尔、约瑟夫·马戈利斯主编：《历史，历史性和科学》(Tom Rockmore，Joseph Margolis eds.，History，historicity，and Science)，伦敦：阿什盖特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94页。。也就是说，虽然历史性以过往的真实作为基础，但其本质上因与历史意识的认知相关而产生，所以比起真实，历史性更像是一种衡量标准。从构成层面来说，它涉及研究者处理过去意义的最终标准，吕森认为这是人的主体性交织到历史化过程中的根本途径；从功能发展层面来看，它涉及对当下实践有指导性影响的解释模式、方法论策略的不同标准。这就决定了我们讨论的历史性和历史化中都包含了对经验性元素进行读取并定性的必然过程，特别是对于当代的大屠杀历史而言，这一记忆性特质尤为明显。作为一种创伤性记忆，当它存在于幸存者记忆中时，这种过去总是当代的，布罗扎特所强调的“神话记忆”就属于这个范畴。只有当研究者和读者与大屠杀的时间距离超过了亲历者的寿命，并产生了超越同时代的历史意识认知时，历史化才获得了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真实的，但并不一定是全然接近客观的。这种记忆性(特别是创伤记忆性)不会随着时间距离而消失，它已经内化并改变了过去的性质，并在自反性的历史意识中显现。因此，这是一种主客体统一的历史性。吕森这样说：“真实性是记忆的存在性品质。通过这种真实性，过去总是将自己描绘成先例进入当下，通过历史意识进行的反思和方法上的有序操作成为一种独特而不可超越的印迹。其中蕴含着历史记忆的尊严和价值。”(31) 约恩·吕森著，威廉·坦普勒译：“历史化的逻辑：弗里德兰德与布罗扎特之争的元历史反思”，第115、121页。

在功能发展层面，时间性对大屠杀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历史解释的路线，但这种解释模式、方法论策略的改变不只是布罗扎特认为的线性的，而应是放射性的。布罗扎特希望用时间性来推动历史化，随着代际更替造成的创伤体验部分消失将一部分真实性从边界体验中过滤出来，削弱集体记忆中的大屠杀所带有的负面张力以获得历史性。但实际上，代际更替的过程不仅是对大屠杀认知和解释改变的过程，也是大屠杀内核进一步丰富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在超越了当事人寿命的时间距离后仍然讨论、书写和反思大屠杀，正是因为大屠杀通过时间性丰富了大屠杀意义上的内涵。超越施害者和受害者，大屠杀变成了一个逐渐“多孔”(32)约恩·吕森著，威廉·坦普勒译：“历史化的逻辑：弗里德兰德与布罗扎特之争的元历史反思”，第133页。的真实，代际带来的新视角是建立在对前代的主客体一致的历史经验的获得性接受的基础之上，时间性所增加的是不同侧面的立体视角和打破原有维度界限的联系，并非移动这段历史本身应在我们价值判断体系中占据的位置。时间性不会改变大屠杀的中心地位，但会扭动这一魔方的不同侧面，比如过去我们关注证词和受害者的创伤，但现在也可以关注第三帝国时期与其他现代化社会具有可比性的社会制度的持续性，通过这一侧面再穿透犹太人的处境，从现代性的制度发展来看待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放射性的改变既是多元视角和多种方法论的介入，也是过往平面化的认知维度之间相互穿透影响的结果，使大屠杀这样“与文明决裂”(33)丹·迪纳：“在绝境与道歉之间：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极限”(Dan Diner，Between Aporia and Apology：On the Limits of Historicizing National Socialism)，彼得·鲍德温主编：《重释过去：希特勒，纳粹大屠杀与历史学家之争》，第143页。的事件在时间性下变得立体而多面。

在操作层面，时间性为历史学家的主动移情提供更多的视角的同时，也可能因过度参与而产生道德层面的碰撞。在对象上，过往的大屠杀历史大多属于受害者视角，移情的对象也是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主，像弗里德兰德纳入受害者声音的做法也是一种主动移情。但研究者对施害者主动移情，对大屠杀凶手的信仰和动机进行高度个人化的描述，并使读者参与并对话从而产生理解，这直到现在从伦理上显然还不能被接受。2006年美国作家乔纳森·利特尔(Jonathan Littell)的小说《好心者》(The Kindly Ones)(34)乔纳森·利特尔著，夏洛特·曼德尔译：《好心者》(Jonathan Littell，Charlotte Mandell trans.，The Kindly Ones)，纽约：哈珀永久出版社2009年版。因其运用大量历史材料对一个虚构党卫军军官思想和动机的深刻个人化呈现引起了骚动。这部在法国和美国同时面世的作品用第一人称以一个与艾希曼拥有同等社会地位的纳粹军官的视角讲述。这在文学方面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尝试，在法国收获的评价以正面居多，不仅获得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和法国学小说大奖(Grand Prix pour le Roman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也被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评价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文学和历史现象”(35)乔纳森·利特尔、皮埃尔·诺拉：“关于历史与小说的对话”(Jonathan Littell and Pierre Nora，“Conversation sur l’histoire et le roman”)，《辩论》(Le Débat)第144期(2007年3至4月),第25页。。但在美国，特别是历史学界，其招致的批评更多，尽管这不是一部历史学专业著作，但利特尔运用精神分析手法对大量案例进行历史分析，并用文学手法处理。这种做法遭到美国当代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大屠杀创伤记忆的学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批评：“奥尔(小说主人公)从一开始就广泛思考并让读者参与对话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操纵性的、伪对话关系，目的是产生共谋甚至从属关系，而不是批评性的交流(有点类似于纳粹对某些犹太人的政策，如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他甚至想在读者中唤起一种认同感，让读者承认，在奥尔的立场和历史背景下，自己也会被引导犯下同样的暴行。”(36)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最终解决’的历史与文学方法：索尔·弗里德兰德与乔纳森·利特尔”(Dominick LaCapra，“Historical and Literary Approaches to the ‘Final Solution’：Saul Friedländer and Jonathan Littell”)，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历史，文学，批判理论》(Dominick LaCapra，History，Literature，Critical Theory)，伊萨卡和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可见，时间性会对移情视角的多方面尝试提供更广泛的读者接受可能性，但于历史学而言，这样的尝试所带来的道德消解作用格外值得警惕。因此，时间性的确会使大屠杀记忆的现实功用发生变化，但是否可以为大屠杀这样的极端事件带来解释意义的新可能性值得怀疑。

四 结 语
显然，布罗扎特提出的历史化问题很多，不仅可行性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它实际造成的相对主义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应该明确的是，承认纳粹大屠杀历史中的道德批评并非出于伦理的压力或是政治考量，而是作为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极端事件，纳粹大屠杀所展示的对全人类根本命运的训诫应是其作为历史记忆的价值内核。任何学术上的考察，都不应从认识论上挑战这一内核的中心地位。但从方法论策略的角度来说，历史化争论的学术价值也远远超过历史化概念本身，它与之后在西方学界展开的对于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和叙事模式的讨论紧密相关。这场争论的出现像是一个警钟，在提醒着所有关注大屠杀记忆的历史学家，大屠杀记忆原有的解释理论框架已被代际更替和民族认同大量消耗而有可能陷入僵局，并逐渐成为历史解释理论上的孤岛。历史化这一危险的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尝试本身在提醒如弗里德兰德一般自认肩负着为受害者发声音这一历史责任感的史家们，对大屠杀创伤的历史叙事，不能利用时间性使其失去道德垂训的跨时代功能。不论是出于何种文化认同的身份，历史学都将现代文明最核心的道德共识，比如人类道德本性的底线作为对大屠杀历史解释的基石，也正是由于现有的、对大屠杀的历史本身仍然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困境和问题，所以不断出现新的理论架构在不同维度的解释尝试。历史叙事的本质认知操作，即使大屠杀超出了当代人类想象力的范围而缺乏叙述性，每一个大屠杀作品的读者，仍能感受到当事者的痛苦，这既能证明在打破叙述连贯性的前提下仍能获得一种理解上的连续性，也能证明大屠杀的历史叙事的功能和作用是跨时间的。

历史化作为方法论策略尽管有很多问题也没能证明其可行性，但它的提出和影响反映出在当前的历史解释中，大屠杀出现了一些意义层面的不稳定。对于德国的认同来说，纳粹主义还不能从反面认同起源的阴影中彻底摆脱，因此对“神话记忆”的恐惧还不能在文化认同中被完全承认。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创伤记忆的特殊性和神秘性使大屠杀历史面临着孤掌难鸣的困境，继续一味地强调受害者文化也许会令大屠杀进一步丧失应有的理论活力。历史化只是大屠杀历史解释新视角可能性的开始，正如弗里德兰德认为的那样，只有在方法论上更开放的实验性态度和认识论上更积极的史家责任才能使大屠杀记忆真正通向理解和铭记。

The Historicization Issue of the Holocaust：The Debate Between Broszat and Friedländer
Meng Yijie and Zhou Gonggu

Abstract：From 1985 to 1987，there was a debate between German historian Martin Broszat and Israeli historian Saul Friedländer over the historiciz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The debate focused on the legitimacy of reinterpreting Nazi crimes by the use of historicized concepts and the relevant problems engendered by this issue.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lies in the diff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used in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ird Reich history.Broszat tried to make a structur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rd Reich history and used the concept of historicization to reinterpret the Third Reich in a long-term social development picture.Friedländer insisted on ideology playing a central role in Nazi crimes and moral dimension playing a central role in the writing of Holocaust history.On the one hand，the debate shows the relativism in epistemology of Holocaust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moral hazard it brings.On the other hand，it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perspective of Holocaust historical research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Keywords:Holocaust;Historicization;Martin Broszat;Saul Friedländer；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