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传统”的出现：概念史视角的考察

奥鹏网院作业

·概念史·

清末民初“传统”的出现：概念史视角的考察
章 可

[摘 要]古代汉语中已有“传”和“统”两字连用的情况，但所指的都是皇位的传递。日语里“传统”的词义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到大正时期新义“传统”真正流行，汉语受此影响，作为新词的“传统”从1920年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在报端著述，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进入辞典，并成为“tradition”的译词。“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流行，有其历史缘由，它为经过“新旧之争”冲击的文化保守主义表述提供了一个更适合的词汇选择。但同时，围绕“传统”和“现代”迅速形成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使得“传统”不断被重新定义，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关键词]传统;概念史;现代;传承

无论是在思想史还是在其他领域，对“传统”这个概念的研究都不是容易的工作。尽管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西方学者对于“传统如何变迁”“传统之发明”等命题的论述在国内学界影响不小(1)较具影响的著作应为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霍布斯鲍姆、兰格主编，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但时下学术和舆论界仍大量采用“传统width=5,height=14,dpi=110现代”的二元对立话语，其中的“传统”概念很容易被实质化和固态化地理解，而它的具体含义很少被加以澄清，仿佛不言自明。所以，一种动态的、历史性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概念。

如果采用学者对“传统”和“传统物”的区分，那么相对而言，作为对象、或者说外在的“所传之物”发生变化，还比较容易理解(2)有学者在哲学上区分“传统”和“传统物”，前者是非对象性的、抽象的存在，后者是外在具体可感的客观物(参见余平：《论传统的本体论维度》，《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20～25页；刘瑾：《“传统”概念之厘定及其对民族音乐发展的启示》，《广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93～96页)。，而更加抽象的“传统”概念本身的衍变历史和复杂性，就不好把握。古代汉语中已有“传”和“统”两字连用的事例，而现代汉语中的“传统”一词通常被认为是英语“tradition”的译词。古、今的“传统”之间是否有差别，而新词又如何产生和传播？这些重要问题很少被前人注意。按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说法，“tradition”最基本、最明显的含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3)④ 希尔斯：《论传统》，第15、16页。。人类的行动转瞬即逝，所以，所传的只是“行动所隐含或外显的范型和关于行动的形象，以及要求、建议、控制、允许或禁止重新确立这些行动范型的信仰”④。就精神性的“传统”而言，并不是所有从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都能被视为“传统”，在今日使用中，尤其是“传统”作为形容词时(traditional)，它体现出高度的选择性，它对过去流传下来的所有内容进行了选取和抽象。比如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思维”，其实指的只是某一种思维。所以，与同类概念相比，“传统”含义和具体语境有很大相关性。它指涉的范围也可大可小，大到民族国家，小到一个家族或社团，都可以有自己的“传统”。

本文采取概念史的视角，概念史研究力图避免学术界常见的“时空错置”问题，即简单以今日观念和词汇用法加于时人之上。举例而言，当代学者喜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主义”，但实际上，至少在1920年以前，很少有中国学人真正使用“传统”这个词，他们发言所针对的诸如“中国文化”“旧学”“旧文化”或者“吾国以前之文学”这些概念，其意义不一定能完全对应今日所构想中的“传统”的内含和外延。1920年之后，“传统”作为新词开始流行，并迅速与“传统/现代”或“传统/进步”的二分观念结合起来，本文认为，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词汇的再造，背后更有概念的更新和重组，值得学者重审。

以往对“传统”概念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哲学或社会学角度出发，作共时性的语义考察，最多简单交代“传统/tradition”的英语词汇来源，对这个中文概念本身并没有展开历史性的考察(4)依笔者所见，绝大部分对“传统”概念诸要素的匡定都仍延续希尔斯《论传统》一书提出的基本问题(参见叶启政：《“传统”概念的社会学分析》，姜义华等编：《港台与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哲学角度的“传统”概念研究，还可参见包也和：《传统概念探析》，《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第30～33页；朱德生：《传统辨》，《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4～11页。。在词汇史研究领域，国内的“汉语新词”研究者在很长时间里，极少把“传统”看作值得研究的“新词”(5)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传统”词义古今有别，但细致的研究很少。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把“传统”列入“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一栏，揭示了该词现代用法的日本来源(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9页)。，直到沈国威在2013年发表了有关“关键词考源”。沈文发掘中、日语境内的诸词汇变化，无疑有开拓之功，但如作者自称，文章主要从事词源学的考证，重点不在思想史、观念史等“史”方面的讨论(6)沈国威：《近代关键词考源：传统、近代、现代》，《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420页。。本文基于既往研究，先考察“传统”的古代用法和“tradition”的含义和翻译，对“传统”一词的来源和出现作综合考察；而后结合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大环境，阐释“传统”一词何以流行开来。本文不希望涉及20世纪以来出现的所有对“传统”的定义，只集中在清末民初，把“传统”之出现这个概念史事件，放到近现代中国更广阔的思想和语言环境中看，从而解析“传统”这个晚出的概念何以能跨越语际，被国人广泛接受。今日有关它的种种问题，其实在早期就能发现端倪。

一 “传统”词义的古今之别
在国内语言学界，研究汉语外来词学者很长时间内不把现在常用的“传统”一词视为外来词，20世纪80年代编成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以及近来出版、汇集较新成果的汉语近代新词和外来词辞书，都不收录“传统”一词(7)参见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较近的书籍参见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黄河清编：《近现代辞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原因显然在于，“传”与“统”两字连用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时有出现，且这一词组也有“传承”之义。比如南朝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中论“倭”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8)范晔：《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0页。这是目前所见“传统”连用的最早书证。可以看到，此处的“传”与“统”是现在所说的一个动宾词组。这种用法在后来出现的正史当中并不少见，比如《明史》中，席书在上奏中说到：“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9)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九七《席书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68页。再比如《清史稿》中也说：“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继穆宗为嗣也。”(1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四四《宝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52页。

古代文献中的这种用法，也传到了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政权，比如朝鲜，也有类似使用。《仁祖实录》当中说：“称宣祖以祢庙则可，称之以考则不可也。帝王传统之法，主其祀者，当为其嗣。殿下以宣庙之孙嗣宣庙之位，岂必称考而后，方可以继其统乎？”(11)《朝鲜仁祖实录》卷十〇，仁祖三年十二月丁丑，果川：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1981年出版，第45页。再如《显宗实录》载：“既已逾年改元，则虽即薨逝，犹得入庙而成之为君，不问有子与无子，况君临有年之人主，又有嗣君而传统者乎？由是观之，宗、嫡统之所在，不待辨而自明矣。”(12)《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一五，显宗七年三月癸卯，果川：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1981年出版，第14页。

以上几则史料，尤其是朝鲜王朝实录的两则，在“传”与“统”连用词组后，还有“继其统”以及“宗统”“嫡统”之类的表述，更可证明这一动宾结构词组，即“传统”实为“传承皇统”“传承大统”之义。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传统”，绝大多数都和帝君皇位的传承、传续相关，如南朝沈约《立太子恩诏》中说：“王公卿士，咸以为树元立谪，有邦所先，守器传统，于斯为重。”(13)《汉语大词典》“传统”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5页。此“统”仅指“皇统”或“王统”，古代甚至连指涉“政统”或“道统”之类的例子都很少，偶有与儒学相关的例子，如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曾提到“儒主传统翼教，而硕士名贤之训附之”(1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总体而言，这个词组使用的场合相当特别，从其构词来看，也“不是一个结合得很紧密的复合词”(15)沈国威：《近代关键词考源：传统、近代、现代》，《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421页。。

1920年前，报刊著述中使用“传统”一词还非常少，除了谈前清帝制史事等还会使用皇位“传统”的旧义。受日语用法影响，今天我们使用的该词含义，即指过去流传下来的文化、思想、社会等各种内容，才逐渐流行。尽管学界长期以来很少将“传统”视为外来词，但通过比较，看到古今之别，将现下的“传统”称为“新词”应无问题。变化来自日本。在日语里，19世纪80年代“传统”连用之指涉开始改变，即所传之“统”不一定是“皇统”，该词表达“流传或传承的系统”之义，内容则可以是语言、宗教、工艺和特定文化等。比如1886年出版的《府县漆器沿革漆工传统志》中该词便是新用法(16)农商务省编：《府县漆器沿革漆工传统志》，东京：东京有隣堂1886年出版。。“传统”的使用更加灵活，往往与“沿革”并用(17)例见《太阳杂志》1895年第8号，转引自沈国威：《近代关键词考源：传统、近代、现代》，《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424页。。在宗教领域当中尤为多见(18)比如，姊崎正治在《印度宗教史考》(东京：东京金港堂刊1898年版)第七部第二章的标题为“佛教教会的分裂及传统”。。当然在明治时期它大致还是维持了动宾结构用法。到大正(1912-1926)初期，作为名词、强调传承内容的“传统”词义稳定下来，同时流行的还有形容词“传统的”(19)沈国威认为，日语中“传统”新义的真正流行和被普遍接受，要到大正时期(1912-1926)。明治时期的日语外语辞典中并没有出现“传统”这个词，沈文还提出，日语“传统”词义的变化与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继位存在着某种相关因素(参见沈国威：《近代关键词考源：传统、近代、现代》，《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425页)。。 这也使它正式成为“tradition”的译词。

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汉译日语文献大量出版，“传统”新用法已经在汉语文献中出现，以往学者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康有为在1897年编纂成书的《日本书目志》当中就收录了“府县漆器沿革漆工传统志一册”(20)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1900年《清议报》刊文《埃及近世史》中有“盖原其传统，欧洲今日之器具自罗马出，罗马自希腊出，希腊自埃及出，此皆学者至所认识也”一句(21)柴四郎著，玉瑟斋译：《埃及近世史》，《清议报》第67期，1900年12月，第1页。，《埃及近世史》系译自日本学者柴四郎，译者也直接用了“传统”两字。这一“传统”与今日通行之“传统”略有区别，仍强调动词性的“传承、传续”含义。

“传统”作为新词，其出现意味着词汇含义的变化和概念的重造。古代中国并非没有与今日“传统”含义相近的字词，但无论是“传”“所传”之类较为宽泛的指称，还是“旧学”“旧法”之类来自新旧时间角度的表述，其含义范围都无法和今日所说的“传统”完全吻合。“传统”作为一个包含着过程性和历史性的、持续变化的概念(22)包也和：《传统概念探析》，《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第31～32页。，是20世纪才产生的独特现象。

作为近代新词的“传统”，还有另一个特点。同样来自日本，如果考察“哲学”等多数近代新词的创制，其源头都和日本学者对西方语言(多是英语)相关词汇的翻译直接相关；但是，“传统”的语义变化原因则不相同，该词含义从“皇统”扩展到可以指称其他内容的传承、传续，甚至成为名词，最初不在于要对译“tradition”“traditional”或其他西语词，而是日语内部自身的变化，与英语词的对译关系是日语(汉语)语义变迁后才建立起来的。所以，“传统”的新义就不显得那般横空出世，其语义在古今之间有很大关连性。但无论如何，这个现代汉语词的日本来源是不应被忽视的。

二 有关“tradition”与其翻译
在20世纪前，英语“tradition”的语义变迁比汉语中的“传统”要更复杂。按照《牛津英语词典》(OED)和威廉斯《关键词》的说法，该词最早于14世纪出现在英文里，目前所知的最早用例出现在1380年，其比较接近的词源是古代法文的tradicion和拉丁文的traditionem，而可追溯的最早词源是拉丁文的tradere，后者指的是“传递、交送”(23)参见最新修订的《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本：http://www.oed.com/，见“tradition”词条；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91～492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词表示一种“传递”和“传承”，而且较多指的是主动的、口头的流传。但不是所有的口头流传都是“tradition”，这种传承应该可以被理解，被“尊敬”，而且是一种“责任”。所以，在“现代”叙事出现之前，“tradition”概念包含这些解释：传承的内容应是“年代久远”(age-old)，且应有“礼仪”“敬意”与“责任”在其中。

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一种“现代”和“求新”的意识兴起并逐步获得正面价值后，“tradition”和“traditional”便带上了负面的含义(24)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493页。根据笔者研究，英语中“现代”(modern)一词含义向正面的转变也大致发生在20世纪初，显然这两个概念的转变是有关联的，无论在英语里还是在汉语里，与“传统”的关系都是“现代”概念为自身奠立合法性的重要面向(参见章可：《超越历史分期概念：汉语“现代”概念的创出》，《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第95页)。，与“保守、阻碍创新和变革”有关，很多时候成了贬义词。

起初，“tradition”的概念变化并不明显。在1917年，英国诗人艾略特(Thomas S.Eliot)发表了一篇短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专门阐释他理解的“传统”，才使其得到学术和文化界的更多关注。艾略特着重批评了当时英语文学界那种把“tradition”概念与个人、独创性、新颖性相对立的用法，而提出传统并非那么轻易和无用，它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的著名观点。可知当时在英语文学界中流行的“tradition”已有负面的含义(25)参见艾略特著，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该文最早的中译文于1934年出自卡之琳(可参刘燕：《〈传统与个人才能〉在20世纪中国的“旅行”》，《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21～30页；张璘：《文学传统与文学翻译的互动》，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0页)。。到70年代希尔斯经多年研究发表了他从社会学角度对“tradition”的解释，又引起了新一波的讨论(26)较近时间英美学界对“tradition”概念的分析，最全面的可见马克·贝维尔：“论传统”(Mark Bevir，“On Tradition”)，《人文》(Humanitas)第8卷第2期，2000年，第28～53页。。

前面谈到，“传统”作为新词出现较晚。那么，19世纪以来陆续出现的英语辞典，对“tradition”又如何翻译呢？我们选取从马礼逊到“五四”运动前编成的若干种辞典，看其中的译词情况(27)该时期出版的英汉辞典数量极大，本文主要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编者和出版时间见表，辞典英文名和出版信息等不再另外注出。。

表1 近代部分英汉辞典“tradition”译词表

width=692,height=228,dpi=110
译词数量愈增愈多，这种情况也不是“传统”独有，大多是由于后出辞典在沿袭和采抄前人基础上，又加上了新的解释。这也说明，此时单一译词还没出现，辞典编者对该词的精确含义也难以把握。但几乎所有晚清编成的词典都包含有“tradition”的原初含义，即“口传”和“传说”，直到民国初年赫美玲(K.E.G.Hemeling)编纂的词典中才舍弃“口传”而强调传承性。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有如此多的译词，但却没有“传统”，1915年出版的国语辞典《辞源》里也没有收录。同样，在日本，目前所见明治时期(1868-1912)的外语辞典中都没有“传统”这一译词。1913年，广学会出版由李提摩太和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编辑的《哲学术语词典》，该词典在封面写有副标题“主要来自日语”，其实就是汇集当时颇为多见的来自日语的哲学术语，采用的底本为1912年才出齐的日本《哲学大辞书》。该词典中，“tradition”译为“传承”，而“traditionalism”译为“传承说”(28)李提摩太、季理斐编：《哲学术语词典》(Timothy Richard and Donald MacGillivray，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上海：广学会1913年出版，第68页。。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各类通用国语辞典当中依然很难见到“传统”(29)如1931年《辞源》的“续编”，还有193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标准语大辞典》都未收录。但《辞源》“续编”中收录了“传统主义”，同样还有梁耀南编的《新主义字典》(上海：阳春书局1932年版)、吴念慈等编的《新术语辞典》(上海：南强书局1936年版)，三书对该词的释义略有差异，但所指都是文学上的“传统主义”。，对于“tradition”的翻译，二三十年代依然意见多歧，比如吴宓还曾把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tradition”概念译为“礼教”(30)张源：《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7页。。以上种种，证明“tradition”和“传统”的对译关系形成并非那么简单。

三 “传统”新词何以被接受？
新词“传统”最先在日语中出现。那么，它如何在汉语里传播开来？目前所知的较早用例，都和翻译日语文本有关。除了前面谈到1901年前的例子外，《外交报》在1910年载文，称“若夫美之于南美诸国，则既有传统的约束，而数代以前国务卿布伦之全美主义”，此也是译自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而“传统的”这一形容词用法已经出现(31)阙名：《论远东与南美》，《外交报》第10卷第11期，1910年4月，第13页。。《申报》上最早的用例在1919年，该年2月，署名“心危”的《申报》留日记者使用了“传统的”一词作描述：“所谓传统的排日主义者王正廷氏，亦精通英语而不晓本国大事。”(32)心危：《东京通信》，《申报》，1919年2月17日，第6版。1920年，一向对日本新名词较为敏感的梁启超也开始使用：“因此之故，国民视其固有之传统的思想，若神圣不可侵犯。”(33)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期，1920年10月，第1页。在《欧游心影录》里，梁又说：“原来美国人有一种历史上传统的观念，生怕欧洲人来干涉美洲的事。”(3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国际联盟评论》，《饮冰室专集·欧游心影录节录》，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35页。这些用例表明日本大正初期流行的“传统的”这一形容词用法已迅速传至汉语中。而早期使用“传统”较多的学人多有留日背景。1919年，正留学日本的田汉在《少年中国》刊文写道，美国诗人惠特曼主张要“做一个‘新世界的美国人’，脱除一切藩篱、一切传统，自由自在的生活”(35)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第10页。。这是作为名词的“传统”在汉语中的较早用例。田汉赞赏惠特曼“自由”的精神，而“传统”则构成了对这种自由精神的阻碍。

和此等偶然使用不同，真正开始自觉地对“传统”进行表述的是与田汉同在创造社的郭沫若。1923年，他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撰文《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后由成仿吾节译，发表于国内的《创造周报》。郭沫若将“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归纳为两点，即“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和“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传统”在此并没有负面含义。但郭氏在此所谈的“传统精神”，实际上是西周孔老时代的精神，是他认为在后世被误读、被遗忘的精神，按照成仿吾在“译后附识”当中所说，郭沫若写作此文，乃是因为“我们文化的精神与思想”被本国人和外国人都“误解得已不成话”，因此他要重新诠释(36)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第15页。。我们可以把这个看成是郭沫若主动建构的中国“传统精神”。

20世纪20年代“传统”刚开始被汉语学者使用时，以形容词形式居多，许多用例可以和“传承的”互换，这或许可以解释在1920年后的很长时间里，“传统”一词仍然不见于各种国语辞典和英汉词典的现象。到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传统”作为名词才开始大量在报章出现，比如李霁野在1927年翻译法国作家勒梅特(Jules Lemaitre)文章时使用“传统”一词，文章讨论的是文学传统如何“驯服”人的问题(37)Jules Lemaitre原作，霁野译：《传统与爱好》，《莽原》第2卷第20期，1927年10月，第757～761页。。而王去病1928年发表的《外交传统谈》讨论的是中西历史上对“外交”的不同理解(38)王去病：《外交传统谈》，《先导月刊》第1卷第6期，1928年12月，第1页。。

在20年代初，尤其看前引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文字，“传统的”常与“固有的”之类词相近，主要还是强调一个文化单元内传续的承递性，此时“传统”还未进入到后来与“现代”“进步”等相对立的二元概念结构中，它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文化自持性和延续性。那么，如何解释后来“传统”的流行？如果我们不把它的流行视为词汇史的偶发事件，而承认其背后有思想动因，在此可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话语结构当中，需要一个“传统”？

我们放长视野，从晚清开始。假如重回1900年前中国士人的思想世界，其实绝大部分人并不需要整体的“中国传统”概念。史华兹在研究1895年到1898年间严复的写作时谈到，从今天的眼光看，严复当时曾对儒家进行了严厉的攻击，但是，研究者不能简单把严复定为一个“全盘西化论者”、或者说“反传统主义者”。为什么？首先就因为“传统”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概念对于严复来说并不存在，只是到了后来，19世纪的这个西方词汇才被翻译成中文，所以说，“它(‘中国传统’)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抽象范畴并没有成为他攻击的目标。另外，在他的观念世界里，中国‘传统’是否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还很值得怀疑”(39)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毫无疑问，这是极为精确的观察。今日的“传统”概念实际上是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以及“中国”认同的形成有关。那么，从何时开始，作为整体的“传统”对中国人而言成为一个问题？对“传统”的需要首先是中西碰撞交锋后，从学人对本民族的反思开始，梁启超在20年代提出后来颇有影响的近代三阶段论，即“器物不足”到“制度不足”到“文化不足”(40)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出版。，反思的时间线程无疑是越来越长，如果说克服“器物不足”还可以就眼前改善，那么弥补“文化不足”无疑要考虑到整个民族文化的最深层和原初。因此，“文化不足”启发的是讨论“中width=5,height=14,dpi=110西”之别乃至“东width=5,height=14,dpi=110西”之别，以本质化的论述来支撑空间性叙事。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的讨论迅速流行，但若仅停留在“中width=5,height=14,dpi=110西”之别，那么仍不需要“传统”，因为只要简单地从空间角度将一切归于“中国文化”即可。真正激发出一种整体“传统”意识的，还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论说带来的普遍主义。“新width=5,height=14,dpi=110旧”文化的论说方式，把“中国文化”从“中width=5,height=14,dpi=110西”的地理空间叙事中解脱出来，而拉开一个“过去width=5,height=14,dpi=110现下width=5,height=14,dpi=110将来”的时间性向度。重要的是，这种时间性叙事在空间上是普遍的，不仅限于中国，如参照德国思想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分析，近代许多概念都发生了从空间、地域到时间向度的转变，也就是概念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41)莱因哈特·科塞雷克：“导言”(Reinhart Koselleck，“Einleitung”)，奥托·布鲁纳等主编：《历史基本概念》(Hrsg.von Otto Brunner，etc.,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第1卷，斯图加特：克莱特科塔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有关“时间化”，也可参考陈建守：《语言转向与社会史：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210页。，这种“时间化”为空间性的断裂和区隔创造出了一个时间性的连续脉络，诸如“文化”等概念都在这种时间尺度下被重审。

举例而言，周作人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短文《人的文学》，后来被看作“新文学”的旗帜性宣言。周氏在文中列举中国的十类文学，全部都“妨碍人性的生长”“应该排斥”，又说“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代表性论述(尽管他没有使用“传统”这个词)。然而，周也强调，“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个观念”，以这个观念去看，对于中外东西，“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也就是说，他批评中国旧文学，不是因为它们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它们与“新文学”不合。在中国以外的文学，只要不合“新文学”的主张，同样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批评(42)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第30页。。陈独秀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新青年》学人反对的那些东西，并不因为它们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它们与“德先生”“赛先生”不合，西方人为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同样历经艰辛，最终才从“黑暗”中走出(43)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第10页。。这样，以“人道主义”“民主”“科学”等为标准，“新width=5,height=14,dpi=110旧”区分有了普遍意义，它不仅是民族性和空间性的。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趋新的学人基本没有使用过“传统”这个词，那么，从词汇的角度，他们“反”的究竟是什么？一般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论述仍来自陈独秀，回到著名的《新青年》“罪案答辩书”一文，他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4)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第10页。这段话在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对概念史研究而言，也值得细细考究。至少在写作此文时，对于如何界定德、赛两先生的对立面，陈独秀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他提到的“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国粹”等诸词，明显为临时列举，含义上也多有重叠反复之处。其中“政治”“伦理”“宗教”等都是新词。有趣的是，学者已指出，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趋新学人不但不提他们反“传统”，甚至也很少说他们反的是“旧文化”，于此亦可见(45)“新文化运动”一词实际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之后一段时间才开始流行的，较新研究见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28页。由此亦证“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这一常见表述乃尽出自后来者归纳。有关近代“文化”概念可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0页。。

无论如何，经过“新文化”大潮之洗礼，“新胜于旧”观念和进化主义的表述已到达高潮，新、旧两端已因此类表述而全然撕裂开来，旧归于旧、新归于新。正如有的青年学生体会到的，自己身处的时代，“旧社会已经送进坟墓，新社会尚未发育成长”，是“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46)伊卡：《传统观念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学生杂志》第17卷第11期，1930年11月，第10页。。可见“旧社会”“旧文化”成为整体性的过去。当然，“新旧”只是表述，历史实在的演进本身并不会天然地以某个点为中心分裂开来，能够分割的只是特定的历史叙述和话语(47)布鲁门贝格：《现代的正当性》(Hans Blumenberg，Die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66年版，第72页。。毫无疑问，旧时代的种种仍在发挥影响，不会轻易消逝，但再将其称为“旧××”，已经很难在舆论层面得到趋新学人的赞赏。

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依然传续的精神性内容，“传统”成为一个很好的可以沟通“新”与“旧”的概念工具。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特别时间点上，“传统”这一新词首先被留日学人大量使用，而后流行开来。因为它既带有普遍意味，能摆脱简单中、西之别，更重要的是从词义上避开新、旧区分，以“传承”含义为核心进行勾连，它提供了无法轻易割断的、凝聚文化认同的身份意识。从新文化运动直到今天，“现下”本身总是无法断然抛离“过去”，它仍然需要不断地与“过去”、或者说与某一部分的“过去”发生联系。“传统”概念因此具有很强的伸缩性。日本学者镜味治也在分析“传统”概念时提出，该概念的重要特征是“始终有向着年代久远的事物、仪式等趋近的倾向”(48)镜味治也著，张泓明译：《文化关键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第99页。，也就是说，它在时间上可以一直向前，甚至可以挖掘出早前存在、后来被历史进程掩埋和遗忘的精神内容(如郭沫若1923年文)，此即为“传统”的“重现”或者说“复活”。这一特点，也是简单的“新”与“旧”表述无法具备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影响巨大，尽管它的论敌和对手并没有轻易偃旗息鼓，但它却在很多层面上改造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语汇层面就是其中之一。无论对新文化学人，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经过这轮冲击，使用“旧学”“旧法”甚或“国粹”这样词汇者明显少了很多。很多人希望以新眼光来重新看待和解释旧文化，将其对象化，但又不否认文化本身的传承性，即所谓“融会国故和新知”。以此，来自日本的“传统”就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郭沫若当时谈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新派学人的郭沫若，他的这一选择颇能反映当时概念历史的重要面向。

四 不断被定义的“传统”
“传统”不局限于一国，每个民族、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传统。中国语境里的“传统”概念，在诞生之初试图超越单纯的新、旧之分，但它出现后没多久，就迅速进入了一个与“现代”，或者与“进步”相对立的观念体系当中。在近现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反思和批判本国原有文明的思想大潮中，这是它遭遇的挑战之源。矛盾的是，如果它能脱离这组对立，仅仅停留于“传承”或“流传”的另一种表述方式，那这个词可能很难像后来这么流行；但这组对立却给它带来“落后、过时、保守、陈旧、顽固”等负面含义，英语“tradition”尚且有之，汉语概念更是无法逃脱。笔者探讨过“现代”这个概念如何超越单纯的时间向度，成为一种特别的理想和价值尺度(49)章可：《超越历史分期概念：汉语“现代”概念的创出》，《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第93～99页。，而“传统”和“现代”两词在中国的公众舆论里流行开来较晚，都要到20世纪20年代，以两词为定语的词组，比如“传统精神”“现代思潮”“传统文明”“现代文明”之类，大规模出现恰好同时，大致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同时两者对立的言说模式已经出现，比如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在1923年刊文，讨论妇女贞操观念，其中就把“传统的贞操观”和“现代的伦理学说”鲜明地对立起来，以后者批判前者，以“两性关系的维系应是爱”为“现代的”观念(50)长青：《传统的贞操观》，上海《民国日报·妇女周报》第11期，1923年11月，第1页。。这是目前所见采用“传统width=5,height=14,dpi=110现代”对立叙述的较早文献。

尽管“传统”出现较晚，但它在这种对立话语中，遭遇的处境却和许多早先的概念类似。由于“传统”概念所具有的开放性以及它和“过去”显而易见的联系，导致反面论者不断在“过去”寻找与当下倡导之思想文化不符的部分，并名之为“传统”。不断被定义、被构造的“传统”成为革新和改造意识的攻击对象。《益世报》在1924年刊文讨论“传统思想”，说的是其时民众仍然以专制时代君民“父子”关系来看待新时代的政府人民关系，而不知政府应为公仆，“亦足见‘传统思想’之根深蒂固也”(51)阙名：《传统思想之一班(斑)》，天津《益世报》，1924年7月23日，第3版。。在三四十年代，许多人士仍然同攻击“旧文化”一样攻击“传统文化”，类似“克服传统恶习”“传统的腐臭”“改造传统思想”之类的话语屡屡可见，而“传统”关涉的内容则可以是国家观念、政治参与意识、男女家庭，甚至是日常生活等(52)如许元方：《误国的传统观念》，《新社会》第1卷第12期，1931年12月，第307～308页；木公：《打倒个人传统观念》，《星华》第1卷第10期，1936年10月，第2页；红鹃：《打破传统观念》，《社会日报》，1932年5月3日，第1版。。此类批判往往先设定“现代生活”或者“现代思想”作为正面模板，然后对民族文化的过去进行追溯性的选取和抽象，以树立“传统”。本民族过往的所有历史经验，并不都能成为“传统”，“传统”需要有纵向的、线性的构建，问题是这种构建往往带有较近的“时代意识”。郭绍虞1928年撰文讨论“传统的文学观”，称“中国文学史上所谓传统的文学观，实即是儒家的文学观”。“所谓”二字，正反映郭氏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对某种“传统”进行定义、进行抽象。综观其文，郭氏也阐明他所谓“传统的文学观”其实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而是“纯粹的道学家与道学家之功利派的文学观”，是阻碍了“中国纯文学发展”的那种文学观(53)郭绍虞：《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号，1928年12月，第77页。。

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传统”是关键主题，其被提到之多自不待言。但这个概念自从在汉语中出现起，就饱含矛盾性，即它虽然开始于指称某民族或单位空间内传承和延续下来的东西，看似中立、不含价值判断，但却时时面临着“现代”或“进步”之类话语对它的不断抽象、滤选、截断、重新定义、价值赋予等。因为它诞生于新旧之争突出、“旧文化”被大规模攻击之时，尽管它试图摆脱时间向度，但仍无法避免被卷入其中，变成新的现代意识的对立面。1948年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组织专辑讨论“中国传统思想”，杂志社社长金兆梓在卷首社评中就把“传统思想”置于“古今之别”当中，其既出于古人，则“今已无用”(54)兆梓(金兆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检讨传统思想的工作？》，《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9期，1948年5月，第8页。有关这次讨论文字的合集可见新中华杂志社编：《中国传统思想之检讨》，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这样断然的态度，颇能代表当时一些学人对“传统”的看法。尽管民国时期在国民政府宣传中，出于凝聚民族认同考虑，亦有大量“立国以传统文化为本”“光大传统文化”之类的话语(55)如1946年12月27日《益世报》刊载蒋介石在国际文化合作协会成立时的训词，即为“发扬光大我传统文化，增益各民族友善精神”。，但往往流于口号，对过去“传统”如何在当时社会发挥功用，缺乏实质性、具有学理浓度的澄清，效用也有限。由于“传统”饱受攻击，有些人士如新儒家学者干脆又避谈“传统”，重回“中西”之别，1958年的“新儒家宣言”只谈“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便是鲜明的例子(56)牟宗三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香港《民主评论》第9卷第1期，1958年1月，转引自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2页。。

五 余 论
半个多世纪转瞬而过，“传统”和它的对立面纠缠、迎拒、周流的景况依然如故，它更影响了晚近学者们对于从清末到五四这一代身处剧烈变革时期学人的认知，“传统”“反传统”等成为评估那一代学人的核心概念，引发的讨论绵绵不绝(57)在中国大陆学界，新时期对五四“反传统”的讨论恐怕离不开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的激发，当时相关的评论颇多，笔者以为较能展示概念复杂性的文字见王元化：《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然而，如前文所述，1920年以前，作为现代新词的“传统”还很少被人接受，该词后来的流行，实际上关系到的是一整套词汇和概念系统的重造。

尼采曾说，历史学家“从思想的园子里挖出来的，往往是他们自己埋进去的东西”(58)转引自布鲁姆：《对“信”的辩护》，布鲁姆著，张辉选编，秦露、林国荣等译：《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和“反传统主义”的讨论蔚为大观，但这些讨论中谈到五四一代学人所反对的“传统”，究竟是不是相隔五十年以上的前辈学人们真正反对的那些东西？如果不是，那么今人这种思想史的“再生产”是否只会离历史原初情境越来越远？在不断重构那个中国“传统”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语言指称上的时代错位？对于这些，学者显然缺乏足够的自省意识。偶有学者曾提出，当下学界急需重新思考，五四一代人究竟“反的是什么传统”(59)张宁：《论“五四反传统”的传统》，《学术研究》2016年第9期，第154页。，但并未得到更多人呼应。

本文回溯概念历史，表明“传统width=5,height=14,dpi=110现代”这对二分表述的流行，并不是最近现象，而开始于这两个现代汉语词诞生之初。所以，如果不是彻底放弃使用这两个词，要“超越”这组二分表述绝非易事，需对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影响有充分把握。

在此且不论“现代”，这种二分表述给“传统”概念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它被对立概念规定，被极深地实体化和本质化，它的过程性和开放性被忽视(60)有关“传统”概念的过程性和开放性，参见包也和：《传统概念探析》，《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第31页。。英国历史学家伯克(Peter Burke)曾指出，“传统”概念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成问题的预设，就是所“传”之物一成不变(61)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Peter Burke，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剑桥：政体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这是很多人理解“传统”概念的立足之本，但也成了它的混乱之源。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出现的“反传统的传统性”或者“传统的非传统性”这类自我否定式的表述(62)有关“传统的非传统性”，被引较多的论述参见王汎森：《传统的非传统性——章太炎思想中的几个面相》，《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看似圆通，但问题在于对“传统”概念的使用方式太过实体化，因而循环指称、精确性不足。有学者批评“传统的非传统性”这个说法“不是一个精密的术语，在逻辑上极不清晰也不周延，而是充满矛盾笼统含混的表述”(63)刘巍：《风起了，能否吹散刺耳的高音？有感于王汎森〈执拗的低音〉》，《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第187页。，诚哉斯言。当然，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于概念历史的考察，对如何超越“传统width=5,height=14,dpi=110现代”二分这样的理论话题不拟展开。笔者以“传统”概念为例，希望概念史的研究能够为当下的思想探讨提供更深邃的视野和更强的反省意识。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Chuantong”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Zhang Ke

Abstract：“Chuantong”is widely used as the Chinese rendering of “tradition”.In ancient Chinese texts，“Chuantong”means succession of the throne within the royal house.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the Chinese term“Chuantong”emerged mirroring the early 1910s Japanese usage and took root in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within two decades.“Chuantong” as the Chinese equivalence of “tradition” became a key term and concept in the debates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On the one hand，the Chinese cultural conservatism could not have been articulated without it.On the other hand，the dualist discourse of “tradition” vs.“modernity” has added so many layers of meaning to the term“Chuantong”that a constant reinterpretation of it is required.

Keywords:“Chuantong”；Conceptual History；Modern；Inher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