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1884—1898年粮食战争及其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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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1884—1898年粮食战争及其影响探析
王 猛 汪 志 远

[摘 要]1884—1898年，苏丹萨瓦金和埃及边疆省的英埃当局利用自身优势持续地引发粮食短缺，试图“饿死马赫迪叛乱”并重新征服苏丹。马赫迪国家采取各种手段积极因应，对外通过走私、袭扰、战争等手段突破封锁，对内通过控制土地和粮食资源分配统驭民众和军队，但整体上处于劣势。从实际效果看，英埃当局在北方尼罗河流域被动的粮食战争有效地遏制了马赫迪军队的进攻，在东部红海山区积极发动的粮食战争却因为当地盟友和英国海军的不配合半途而废。马赫迪国家的覆灭和英埃当局(1898—1956)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都是粮食危机的发展结果，萨纳特西塔饥荒是19世纪80年代粮食战争的高潮，双方为此展开的冲突和斗争深刻影响了现代苏丹社会。

[关键词]苏丹；马赫迪国家；英埃当局；粮食战争；萨纳特西塔饥荒

粮食战争是前工业化时期的另类战争形式，发动者采取切断粮食来源、限制粮食贸易、破坏粮食仓储、强征民众口粮等形式，借助人为制造的饥荒、动荡和战乱实现预期目标，主要体现为长期的围困战和消耗战。苏丹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饥饿是最鲜明的国家特征，在苏丹发动粮食战争的实际危害堪比核战。

马赫迪运动(Mahdi，1881—1898)是近代苏丹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许多次马赫迪运动中最著名的一次，也是苏丹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1)金·塞西：《苏丹马赫迪国家的形成》(Kim Searcy, The Formation of the Sudanese Mahdist State)，波士顿：布里尔2010年版，第119～149页。。统辖苏丹全境的英埃当局始于1898年，但英国对苏丹的统治实际上始于1884年2月的萨瓦金港。1884—1898年，英埃当局先是利用自身优势持续发动粮食战争(1885—1888)，试图通过粮食禁运和贸易封锁在北方尼罗河流域和东部红海山区“饿死叛乱”；其后又利用疫情、军事冲突等数次发动短期粮食战争，打击和削弱马赫迪军队。马赫迪国家对外采用走私、劫掠、袭扰和战争等手段突破封锁，对内通过控制土地和粮食分配统驭民众和军队，但整体上处于劣势，最终因军事失利而被推翻。马赫迪国家的覆灭和英埃政府(1898—1956)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粮食危机和饥荒的循环发展结果。

英国外交部负责处理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自成立之初就有严密的档案系统。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驻外机构发回的公函和情况报告、外交部的指示和备忘录、国内媒体对政治事件的报道等，就被作为机密文件在外交部、国王、内阁大臣和驻外使馆中传阅讨论。这些档案文件现在已经被制作成《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数据库》(简称FO)，分中东、北美、拉丁美洲和非洲四大部分，其中涉及苏丹和埃及事务的文件编号为FO 407/1～237(2)在1839—1905年间，FO 407档案一般围绕埃及命名，1905年的FO407/164后开始有题为Egypt and Soudan的档案，1924年的FO407/198文件后开始有题为Egypt and Sudan的档案。中国国家图书馆已经购买了FO数据库的中东和北美部分。。本文拟在相关文献和著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英埃当局和马赫迪国家1884—1898年间围绕粮食问题展开的斗争，多维度深化对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认知。

一 北方尼罗河流域的粮食战争
1.粮食危机与军事对峙
1881年6月，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 ibn ‘Abd Allah)宣称自己就是真主委派的“马赫迪”。1882年5月，在成功击退政府军的三次进攻后，马赫迪将宗教运动发展成反对土埃政府的武装起义，吸引了大批虔诚的追随者。之后3年，马赫迪率领信徒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在恩图曼建立了7世纪以来基于伊斯兰社区的第一个神权国家，控制了除东部萨瓦金港和北部瓦迪哈勒法之外的大部分苏丹地区(3)彼得·马尔科姆·霍尔特：《苏丹马赫迪国家(1881—1898)》(Peter Malcolm Holt, Mahdist State in the Sudan, 1881—1898)，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95～100页。。

由于1882年的军事挫败，也因为认定苏丹是埃及不必要的负担和累赘，英国外交部在1884年1月4日正式批准放弃苏丹的方案，1885年1月26日喀土穆陷落后逐渐放弃建立统治全部苏丹领土的继任政府，转而追求建立一个管辖边界关键区域的地方性政府。1885年7月，最后一支埃及军队撤离苏丹，马赫迪军队仅用数周就占领了传统的的努比亚(Nubia)地区，包括尼罗河第一和第四瀑布之间的栋古拉(Dunqula)、玛哈斯(Mahas)和苏库特(Sukket)等主要城镇。

土埃政府撤离后，苏丹北方迅速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首先，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导致土地荒芜和生产萎缩，直接减少了粮食供应。为了躲避战乱，北方民众或者追随土埃政府逃亡上埃及，或者舍弃家园前往恩图曼求生，还有一些人因为阻击马赫迪军队而死亡。苏丹在1899年之前一直缺乏准确的人口统计资料，大型水车萨奇亚(sāqiya)是土埃政府征税的主要依据(4)萨奇亚(sāqiya)是一种大型木质水车，装有陶罐，通过提升水源将尼罗河水稳定地送往农田，苏丹北方尼罗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完全依赖萨奇亚水车灌溉，其数量变化因而可以用来估计当地人口的变化。20世纪初，一个正常运转的萨奇亚需要8名工人和8头牛来操作，可以供养5～8个家庭。。对比1897年人口普查和1885年的税收账簿可以发现，萨奇亚的数量在1885—1897年间急剧减少，例如，马哈斯从680个减少到39个，苏库特从528个减少到56个，栋古拉从5243个减少到1450个，这必然意味着当地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的相应减少(5)史蒂文·塞勒斯：《饥荒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1883—1956)》(Steven Serels,Starvation and the State:Famine,Slavery,and Power in Sudan,1883—1956)，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2页。。其次，大量驻军抬升了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缺口。努朱米(‘Abd al-Rahman al-Nujumi)是马赫迪任命的栋古拉埃米尔，他积极扩军备战，但经常得不到足够的后勤补给，被迫反复要求当地民众提供金钱、粮食和牲畜，严重削弱了当地民众的经济基础。而在边境的另一侧，新组建的英埃当局能够从埃及和国际市场两个渠道获得资金和粮食供应，驻地并没有发生严重饥荒。

在土埃政府撤出后的最初几年，英军在阿斯旺以南地区协助埃及军队戍边，防止马赫迪运动蔓延到上埃及。切断跨尼罗河贸易联系的建议最初由埃及内阁在1885年7月提出，但因为英国军官希望从贸易往来中获取情报而迟迟未予实施。1885年10月，努朱米的部队攻击了埃军巡逻队，跨尼罗河贸易随即中止。1886年年初，埃及军队接管了苏埃边境沿线的粮食管理，附近农场收获的粮食被集中到尼罗河的岛屿上统一监管，军队负责为当地居民提供粮食，以阻止马赫迪军队从埃及获得粮食。

关闭跨尼罗河边境贸易的决定标志着英埃当局对苏丹战略的转变，因为它不仅阻止马赫迪军队从埃及购买粮食，削弱了马赫迪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切断了马哈斯和苏库特传统的粮食进口来源，加剧了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南地区的粮食危机。另一方面，努朱米也逐渐把饥饿作为强化信仰和战斗力的工具，吸引追随者更深入地投身马赫迪运动。巴比克(Babikr Badri)是19世纪80年代末驻扎在苏埃边境的马赫迪士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努朱米在斋月期间送给前线士兵的驼肉在夜间突然发光，整个营地亮如白昼，士兵们“确信这是来自天堂的恩典”(6)巴比克·贝德里著，乔治·斯科特译：《巴比克·贝德里回忆录》(Badri Babikr.The Memoirs of Babikr Bedri.Trans.George Scott)，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59～60页。。

2.萨纳特西塔饥荒及其后果
19世纪80年代后期，从达尔富尔(Darfur)到红海山区，苏丹北方各地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粮食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饥荒。这就是后来成为苏丹民众集体记忆的萨纳特西塔(Sanat Sitta)饥荒。

萨纳特西塔饥荒是一系列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广泛灾害。在达尔富尔，饥荒的发生是当地埃米尔镇压反叛武装的策略所致。当地埃米尔采取焦土政策惩罚叛军及其支持者，大量储备粮食，饥荒本身就是政策目标，民众只是牺牲品。栋古拉的饥荒主要是由于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所致。在土埃政府统治期间，栋古拉是首都喀土穆粮食市场的主要来源。然而，到了1888年，由于劳动力流失导致的农业生产萎缩，栋古拉生产的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当地陷入了劳动力流失和农业生产萎缩的恶性循环。恩图曼的饥荒源于阿卜杜拉哈里发的命令，他要求塔艾莎巴卡拉(Ta‘isha Baqqara)牧民从科尔多凡迁移到恩图曼。这些应召而来的塔艾莎牧民在迁移过程中耗尽了他们的粮食，与蜂拥而至的栋古拉难民一起迅速抬升了恩图曼的粮食需求。塔艾莎牧民与哈里发同族，负责拱卫京师，在饥荒期间几乎消耗掉了马赫迪国家的全部粮食储备(7)罗伯特·克拉默：《尼罗河上的圣城：马赫迪时期的恩图曼(1885—1898)》(Robert S.Kramer,Holy City on the Nile:Omdurman during the Mahdiyya,1885—1898)，普林斯顿：马库斯·维纳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来自栋古拉等地的难民只能自求多福，或者高价购买粮食，或者依靠慈善救济。整个国家疾病流行，饿殍遍野。

1889年5月，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粮食危机，努朱米率领1.5万大军沿尼罗河向苏埃边境行进。8月3日，努朱米的部队与埃及军队在图什基(Tushki)遭遇，埃及军队以逸待劳轻松取胜。努朱米的部队大约有6500人阵亡，6000人被俘，2500人撤退到栋古拉。

粮食贸易封锁是努朱米部队失败的重要原因。1889年5月，英埃当局通过军事法庭处死了两名向努朱米部队出售补给的瓦迪哈勒法商人，将粮食控制范围从边境线附近扩大到第一瀑布之间的所有区域。1889年7月，英埃当局清除了尼罗河西岸从阿布辛巴尔(Abu Simbal)到图什基的所有庄稼，当地民众只能从政府控制的粮食分配中心获得供应。切断跨尼罗河粮食贸易的举措效果明显，从根本上决定了努朱米军事冒险的失败。

溃败的努朱米部队洗劫了尼罗河两岸的村庄，成千上万的民众逃亡埃及。这是当地继土埃政府撤退后的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外流，从1889年5月持续到1891年4月。在这两年时间里，每天进入埃及的难民人数从大约10名飙升到50～550名，1889年全年共有13 000名苏丹难民抵达埃及(8)“情报报告(1890年1月20日)”(“Extract from an Intelligence Report by Bimbashi Dunning,dated Korosko,January 20,1890”)，FO407/60第44号文件附件7，第54页。。最初的难民主要来自马哈斯和苏库特，在谢赫的领导下整个村庄成员一起迁移。1890年年初，来自栋古拉和柏柏尔(Berber)的难民开始增多，分属不同的部落，也没有谢赫陪同。

1889年9月，英埃当局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审查苏埃边境情况。由于该委员会认为边疆省的埃及商人愿意为马赫迪军队提供补给，总领事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命令继续关闭瓦迪哈勒法、马哈斯以及苏库特之间的贸易往来，东部沙漠商贸路线也禁止粮食贸易，以防止马赫迪军队从埃及获得粮食供应。正是因为看到了边疆省切断跨尼罗河粮食贸易在抵御马赫迪军队入侵方面的作用，萨瓦金港的英国官员进而将饥荒用作进攻性武器，希望达到“饿死叛乱”的目的。

二 东部红海山区的粮食战争
贝贾人(Bija)是苏丹的土著民族，生活在东部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带，有艾姆拉拉(Amar’ar)、哈丹达瓦(Hadandawa)、比沙林(Bisharin)和巴尼阿米尔(Bani Amir)四个主要部落(9)刘鸿武、姜恒昆编著：《列国志·苏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6页。。奥斯曼·迪克纳(‘Uthman Abu Bakr Diqna)出生于萨瓦金商人家庭，1883年奉命到苏丹东部发动圣战，是马赫迪的早期追随者之一，也是马赫迪去世1年后未曾被撤换的两个州级埃米尔之一，且一直任职到马赫迪王国结束(10)彼得·马尔科姆·霍尔特、M.W.戴利：《苏丹史：从伊斯兰教兴起至今》(Peter Malcolm Holt,M.W.Daly,A History of the Sudan:From the Coming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剑桥：培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贝贾人一直不愿意承认土埃政府的权威，一些哈丹达瓦部落的谢赫就公开效忠马赫迪和他指派的埃米尔迪克纳。到1885年年中，迪克纳军队已经占领了苏丹东部大部分地区，埃及军队只占有红海沿岸的萨瓦金和阿基克(‘Aqiq)。

1.“饿死叛乱”战略的出台
19世纪之前，贝贾人游牧与农业并重，粮食自给有余。在1840—1880年间，因为无法与有政府补贴的埃及粮商开展竞争，也因为阿拉伯半岛对畜牧产品的需求旺盛，越来越多的贝贾人逐渐放弃了农业生产，开始提供价值更高的肉、奶等畜牧产品，同时从事长途运输等服务性经济活动。加什(Qash)三角洲的可耕地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只有四分之一种植粮食，东部地区生产的高梁在19世纪后期仅能满足当地需求的三分之一左右，埃及、印度和伊拉克的粮食大量进入红海市场。在1840—1880年间，每年在吉达港停靠的大型船舶数量从20艘增加到300艘，其中许多船只专门从印度和伊拉克贩运粮食(11)斯蒂文·塞勒斯：《饥荒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1883—1856)》，第51～53页。。正因为如此，在形势多变的19世纪80年代，无论是支持马赫迪国家还是与萨瓦金的英国人维持良好关系，贝贾人的目标其实都一样，就是确保与红海粮食市场的稳定联系。

为了阻止马赫迪运动在苏丹东部的蔓延，开罗的英国顾问和军官大致采取了三方面措施。首先，将埃及主导的萨瓦金土埃政府改变为英国主导的英埃新政府。1884年2月，英国海军在萨瓦金港宣布戒严，组建新的萨瓦金政府，任命英国领事官员和海军军官担任关键职务。1884年3月，赫迪夫正式任命英国将军切姆赛德(Herbert Cherrmside)出任红海总督，所有重要的高级职位均由埃及军队中的英国军官担任。其次，区别对待当地的不同部落，将马赫迪运动初期贝贾民众反抗土埃政府的反殖民斗争转变为当地各部族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的内斗。为了打击支持马赫迪的哈丹达瓦部落，萨瓦金的英埃当局极力拉拢艾姆拉拉部落谢赫马哈茂德·阿里(Mahmud ‘Ali)。后者则积极袭击迪克纳及其追随者，既借此捍卫自身利益，也获取了更多的军事援助、物资供应和现金补贴。最后，切断萨瓦金和内地的贸易，操控东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和运输，刻意引起粮食短缺，用进攻性的饥饿战略将马赫迪军队驱赶进内陆地区。英埃当局的这种努力从1885年持续到1888年，是这一时期英埃当局在东部地区应对马赫迪运动的主要方式。

1884年10月，巴尼阿米尔族谢赫阿里(‘Ali Birkit)向土埃政府进言，建议用英国海军封锁红海沿岸，用埃及军队占领并控制塔卡尔(Tawkar)和加什三角洲，通过控制本地的粮食来源和贸易结束马赫迪“叛乱”(12)“海军准将莫利诺将军致约翰·海将军(1884年10月4日)”(“Commodore Molyneaux to Vice—Admiral Lord J.Hay,October 4,1884”)，FO407/63，第36号电报，第25～27页。。开罗和萨瓦金的英国官员采纳了这一建议，发动粮食战争“饿死叛乱”的战略随即逐渐成型并付诸实施。

和贝贾民众一样，驻扎在苏丹东部的军队也必须依赖印度和伊拉克的粮食。不同的是，英埃联军可以通过海路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而马赫迪军队的粮食供应渠道就比较狭窄，可用于交换的资源也比较有限。1885年夏天，英国海军抓捕了吉达商人赛义德(Sayyid Bahia)，后者承认他当时正在向希纳布(Shinab)附近的马赫迪军队出售高粱。英埃当局随即关闭了从阿基克港到希纳布的粮食贸易通道，确定萨瓦金市场为东部地区唯一的粮食市场。马赫迪军队专门负责购买粮食的奥努尔(Emir Onur)被迫前往其他地区寻找机会。

2.粮食禁运的实施
萨瓦金英埃当局的粮食禁运从海陆两方面同时展开。1885年10月初，英国海军部发布了有关粮食禁运的新命令，将检查范围从海上扩大到停泊港口的船只，但仍然禁止登陆上岸。与此同时，英埃政府多次派遣艾姆拉拉族民兵武装发动远征，劫掠迪克纳及其追随者的牛、骆驼和奴隶，破坏马赫迪军队和吉达之间的粮食贸易。1886年5月，马哈茂德·阿里的民兵抓捕了负责为马赫迪军队购买粮食的奥努尔，同时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

1886年7月，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被任命为红海地区总督，他给马哈茂德·阿里的民兵武装提供武器、弹药和粮食，试图将其确立为红海山区的统治者。1886年10月，艾姆拉拉族民兵占领了一个马赫迪军营，基钦纳劝说归降的哈丹达瓦族与艾姆拉拉族组建谢赫联盟，承认马哈茂德·阿里是联盟的首领，共同策划夺取和控制塔卡尔三角洲(13)“基钦纳致巴林(1887年2月6日)”(“Colonel Kitchener to Sir E.Baring,February 6,1887”)，FO407/70，第80号文件附件，第63～66页。。此后，谢赫联盟为进攻塔卡尔做了初步准备，但很快有传言说数千名马赫迪士兵正从内陆赶来增援，谢赫联盟随即取消了进攻计划。基钦纳切断马赫迪军队从本地获取粮食供应的计划由此搁浅。

通过英国海军切断马赫迪军队与国际粮食贸易联系的努力也半途而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英国海军查禁红海粮食贸易的行动能力不足。在19世纪80年代，因为沿岸的岛屿、珊瑚礁以及海风模式，在红海从事走私的独桅帆船始终比英国海军的蒸汽机船速度快，给红海舰队增加独桅帆船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满足。行动能力的不足导致英国红海舰队在1885—1886年间只捕获过两艘从事粮食走私的独桅帆船。其次，英国海军没有查禁红海粮食贸易的意愿和动力。在封锁行动的早期阶段，英国政府因为顾忌国际影响而没有正式宣布封锁，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埃及军队没有将粮食列为战时禁运品，监管红海粮食贸易的行动不能看作是军事行动；在萨瓦金以外港口的粮食贸易违反了埃及海关的相关章程，英国海军是在代表埃及海关监管红海粮食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海军出售捕获的走私帆船及其运载的粮食，埃及财政部就有权获得出售走私粮食的一半收益，但英国海军希望和查禁奴隶贸易一样获得全部收益。出于现实原因，英埃当局的英国官员支持埃及政府的意见而反对英国海军的主张，寻求将来自萨瓦金的所有收入都列入政府预算，包括出售扣押违禁品所产生的收益。1886年4月，在英国外交部的压力下，英国海军部发布了新的指令，承认监管粮食贸易是给埃及海关部门提供服务，英国海军必须遵守埃及海关法规。新指令发布后，英国海军实际上就停止了对红海粮食贸易的监管。

3.粮食战争的结束
从1885年到1888年，萨瓦金的英埃政府刻意在苏丹东部和红海山区引发粮食短缺，但“饿死叛乱”战略的实施依赖一些有利益冲突的盟友。当地的艾姆拉拉族谢赫虽然得到了英埃当局的资助，但他们只是谋求从无休止的战争中获利，始终未能夺取和控制塔卡尔三角洲，也没有切断马赫迪军队在当地的粮食供应渠道。英国海军应该有能力阻止进口的粮食流入马赫迪军队营地，但他们定位自身在红海的任务是结束当地的奴隶贸易，不仅因为经济利益考量拒绝支持，还转而揭露萨瓦金英埃当局参与红海奴隶贸易。鉴于马赫迪军队始终控制着塔卡尔三角洲并从阿拉伯半岛自由进口粮食，此前默许“饿死叛乱”战略的英国政府于1887年年初开始转变态度，认为通过操控地区粮食供应来打击马赫迪军队的战略注定会失败，而关闭萨瓦金和苏丹内陆的贸易只会让意大利控制的马萨瓦(Massawa)从中受益。

1887年4月29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要求海军部撤销在红海执行埃及海关法规的指令，正式结束了粮食禁运。5月19日，巴林命令基钦纳取消有关贸易限制，只保留对武器和弹药的限制条款，允许萨瓦金商人直接向马赫迪军队出售粮食。但这条命令被基钦纳有意忽略。9月30日，索尔兹伯里重申了废除贸易限制的命令，认为“继续这些贸易限制并不能带来真正明显的好处”(14)“索尔兹伯里致巴林(1887年9月30日)”(“The Marquis of Salisbury to Sir E.Baring,September 30,1887”)，FO407/71，第53号电报，第37页。。

迫于压力，基钦纳在10月11日取消了贸易限制，但他并不愿意放弃“饿死叛乱”战略，转而通过升级军事行动变相延续粮食战争。数日后，基钦纳派遣艾姆拉拉族民兵进驻塔卡尔三角洲，在埃及军舰的支援下多次袭击附近的马赫迪军队，后者则袭击艾姆拉拉族民兵在萨瓦金附近的营地。12月19日，英国海军舰艇停靠萨瓦金港口协防，当地的敌对行动进一步升级，不稳定局势加剧。艾姆拉拉族民兵大肆杀戮，劫掠奴隶、牛、羊和骆驼。马赫迪军队则袭击萨瓦金港，向停泊在港口的英国军舰开火。1888年1月17日，基钦纳在率军远征时脸部中弹，被送往埃及接受治疗。史密斯(Charles Holled Smith)接任总督，延续了基钦纳的许多政策，袭击和反袭击斗争在1888年几乎没有中断过。

1888年9月，迪克纳率军在萨瓦金的外围防御线附近挖掘战壕，企图围攻萨瓦金港。12月20日，埃及军队成功发动突袭，马赫迪军队溃逃。这就是著名的朱马扎( al-Jummayza)战役。之后，萨瓦金英埃当局出现了两点重大变化。其一，首次公开宣布放弃对苏丹东部和红海山区的主权要求，不再干扰红海山区部落的自由，专注于保卫萨瓦金和阿奇克港口免遭马赫迪军队袭击。其二，实行军政分开。伤愈归来的基钦纳重新领导埃及驻军，其军事行动被限制在保护萨瓦金水源地周边3千米范围内。史密斯总督负责与当地谢赫开展所有谈判，他很快就结束了对艾姆拉拉族民兵武装的政治和军事依赖，也不再尝试用饥饿战略迫使马赫迪军队屈服。

随着1888年年末的一系列政策改变，红海港口与内陆山区之间的贸易逐渐恢复，粮食再次成为主要的贸易商品。马赫迪军队继续从塔卡尔三角洲和吉达获取粮食，萨瓦金商人也重启与马赫迪军队的直接贸易往来，合法地向后者出售粮食。萨瓦金港在1889—1890年每月进口的粮食超过5000阿达布(15)阿达布(Ardabb)，苏丹的重量计量单位，具体数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差别。在20世纪初期的喀土穆，1阿达布约等于144千克。。这些进口粮食只有一部分被当地居民消费，大部分被转运到了苏丹内地。在1889年12月12日之后的60天内，有6000阿达布的粮食从萨瓦金港运往苏丹其他市场。

贝贾人从蓬勃发展的粮食贸易中获利。他们或者向当地商人提供骆驼和向导服务，或者出售黄油、兽皮、肉类等畜牧产品。与此同时，因为埃及海关当时只有两艘执法船，英国海军舰艇又专注于打击红海沿岸的奴隶贸易，跨海走私被抓住的风险很小。很多商人在苏丹沿岸港口和吉达之间用独桅帆船开展走私贸易，接受以奴隶形式支付的购粮款，以逃避英埃当局征收的8%进口关税。

三 粮食战争和马赫迪国家的灭亡
1.东部粮食战争的余波
贝贾人大约三分之二的粮食来源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口的印度和伊拉克粮食，苏丹东部的自然灾害固然会对贝贾人的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但实际上还主要取决于贝贾人是否能够负担起购买粮食的费用。不幸的是，粮食贸易的复苏不足以让贝贾人重新获得足够的资源，也无法应对意外降临的粮食危机。在1887—1889年间，受埃塞俄比亚严重牛瘟的影响(牲畜致死率达90%)，贝贾人的牲畜大批死亡，整体购买力严重下降。红海山区每天有50～100人死于饥饿，大多是马赫迪运动以来死亡者的遗孀及其子女。苟活的贝贾人由谢赫带队集体逃难，在萨瓦金外围防御线以北扎营，依靠施舍和救济艰难求生。

1890年2月下旬，英埃当局开始认真对待日益严重的饥荒，给难民提供有限救助。2月26日，埃及财政部拨款500英镑用于饥荒救济，萨瓦金的英埃当局随后成立赈济委员会，在外围防御线附近建造了两个营地，分别用作医疗救助和食物分发。医疗营地每天向大约一百名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供应有牛奶和高粱稀饭。食物分发营地每天给2500名难民提供高粱面包。赈济委员会直接救助寡妇、孤儿和因病无法工作的人。男人们或者在城里工作，或者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已婚妇女和女孩通过丈夫和父亲的工资间接获得援助。1890年3月，英埃当局雇用了大约两百名男子和男孩建设萨瓦金及其周边的道路工程，给他们支付双倍的口粮(16)“巴纳姆领事致巴林(1890年3月31日)”(“Consul Barnham to Sir E.Baring,March 31,1890”)，FO407/100，第15号文件附件，第17页。。

1889年12月，马哈茂德·阿里去世，其子艾哈迈德(Ahmad Mahmud)再次归顺马赫迪国家，出任柏柏尔-萨瓦金道路的埃米尔。艾哈迈德很快把汉达布(Handub)发展成新的粮食市场和难民安置地，利用其个人财富和威望鼓动埃及士兵归降，也吸引了一些艾姆拉拉族谢赫离开萨瓦金英埃当局前来依附，给萨瓦金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1890年8月17日，基钦纳借史密斯总督休假之机下令禁止从萨瓦金向苏丹东部内陆出口粮食，8月31日后进一步关闭萨瓦金和苏丹内陆之间的所有贸易，理由是防止麦加的霍乱疫情蔓延到萨瓦金。但在机密函件中，基钦纳承认实施这些限制措施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挑起“汉达布阵营的分裂”，使其“认识到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17)史蒂文·塞勒斯：《饥荒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1883—1956)》，第82页。。1890年11月，艾哈迈德去世，汉达布阵营陷入动荡。1891年1月27日，史密斯总督突破了长期以来不在萨瓦金防御线之外开展军事行动的命令，率领队伍进攻汉达布并轻松取胜，迫使马赫迪军队离开红海山区。

1891年2月，埃及军队占领了塔卡尔三角洲。迪克纳的部队遭受重创，在阿塔拉玛(Adarama)重新安营扎寨。1893年5月，柏柏尔的新埃米尔奥斯曼(Zaki‘Uthman)鼓励与英埃当局开展贸易，而迪克纳倾向于对贝贾人施加军事压力以便孤立英埃当局。哈里发选择支持前者，命令迪克纳率部撤出苏丹东部，避免干涉贸易。

迪克纳的撤退暂时结束了苏丹东部的敌对行动，内陆尼罗河流域和红海沿岸的贸易得以恢复，商人们在缴纳税款后能够沿着柏柏尔-萨瓦金公路自由往来。1893年之后，尽管粮食生产连续五年歉收，但因为商贸往来日益正常化，粮食价格基本平稳，贝贾部族并没有关于饥饿、营养不良或粮食短缺的报道。

迪克纳的部队在1896年部分地恢复了袭击行动，开始筹划对英埃当局的又一次长距离袭扰，但都被埃及军队和部族民兵联合粉碎。1897年8月，英埃军队占领了柏柏尔，哈里发命令迪克纳协防尼罗河流域，苏丹东部的敌对行动随即结束，参与叛乱的贝贾族谢赫公开向英埃联军投降。12月下旬，英埃联军从意大利人手中接管了卡萨拉，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悉数攻占苏丹东部的马赫迪军队营地。

2.北方尼罗河流域的严重饥荒
1896年3月，英国政府同意对马赫迪国家发动有限军事远征。从6月开始，埃及边疆省的南部边界不断向南延伸，英埃联军仅用5个月就征服了整个栋古拉地区。1897年6月，此前在达尔富尔指挥作战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Mahmud Ahmad)出任柏柏尔地区的埃米尔，当地的贾阿林人先是被要求搬迁到尼罗河东岸居住，随后又有3.5万人被迫长途迁徙到恩图曼，人口迅速减少。留守者根本无法养活自己，更遑论养活驻扎在当地的1.6万名马赫迪士兵。

1897年2月，基钦纳征服苏丹的请求获得了批准。8月，英埃联军的先遣部队穿越第四瀑布抵达阿布哈迈德(Abu Hamed)，占领了当地的主要粮仓。9月初，英埃联军占领柏柏尔，袭击了马赫迪军队的粮仓。10月，沿柏柏尔-萨瓦金公路巡逻的英埃联军在库克拉布(Kukrab)附近占领了迪克纳军队的粮仓。英埃官员将缴获的粮食分发给来自马赫迪控制区的难民，马赫迪士兵则因为粮草耗尽而大量脱逃。11月，马哈茂德请求粮食给养，但哈里发命令他撤回第六瀑布附近，协防恩图曼，双方的分歧阻滞了给养物资的运送。马哈茂德被迫强行征用柏柏尔民众的粮食，后者或逃往尼罗河下游的英埃控制区，或啸聚尼罗河岛屿保护自己不受征粮队伍的攻击。哈里发随后转变态度，同意保卫柏柏尔，但此时埃及军队的舰艇已经在第六瀑布附近巡逻，来自恩图曼的补给无法送达驻守柏柏尔的马赫迪军队，也无法送达其他行政中心和驻军城镇。1897年年底，柏柏尔的马赫迪军队已经不能从苏丹其他地方获取粮食供应，受命增援的迪克纳军队又在此刻抵达，柏柏尔的粮食短缺迅速演变成大规模饥荒(18)彼得·马尔科姆·霍尔特：《苏丹马赫迪国家(1881—1898)》，第236～238页。。

恩图曼也遭遇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塔艾莎人和吉哈迪亚(Jihādiyya)军人共同控制着当地的粮食市场，人为地将高粱价格长期保持在25比索/阿达布的低位(19)比索(Piastre，PT)是埃及等几个中东国家的硬币，比索是银币，帕拉(Para)是铜币，1比索=40帕拉。1914年，英国正式结束土耳其在埃及的统治，1916年改埃及货币为十进制，1埃磅(Pound)=100比索=1000米利姆(Milliem)。。1896年9月，随着栋古拉的陷落，恩图曼民众担心即将到来的英埃联军围攻，开始大量囤积粮食。1897年2月，恩图曼的高粱价格飙升至120比索/阿达布，很快又涨到240比索/阿达布。1898年年初，恩图曼市场不再有粮食供应，黑市的高粱售价大约是720比索/阿达布。

柏柏尔和栋古拉的英埃联军没有遭遇粮食危机，他们的粮食供应稳定而多元。1897年5月，基钦纳下令修建从瓦迪哈勒法到阿布哈迈德的铁路，从上埃及给前方军队提供给养。11月，铁路线穿过沙漠延伸到第四瀑布，于1897年年初完工的瓦迪哈勒法-卡玛(Karma)线贯通。英埃联军的粮食供给超过了需求，军官们将余粮出售给当地民众，栋古拉和柏柏尔的粮食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3.粮食战争的最后平息
1898年4月，阿特巴拉战役爆发，马赫迪军队被装备精良的英埃联军轻松击败，超过三千名士兵战死，四千多人受伤。数千名马赫迪士兵在逃离战场后死亡，或者是饥渴致死，或者是在沙漠中被贾阿林民兵杀害。阿特巴拉战役是英埃联军第一次在正规战斗中击败马赫迪军队。马赫迪军队的工事坚固，装备有步枪、弹药、剑和矛，但粮食供应严重不足，部队在战斗爆发前数周就因为疾病和饥饿而严重减员。为了防止开小差，军官们把士兵用锁链固定在战壕中，这不仅阻止了对英埃军队进攻的有效因应，而且让士兵们无法很好地保护自己，因之死亡了大约两千人(20)亨利·奥尔福德、威廉·斯沃德：《埃及苏丹的丧失与恢复》(Henry Alford & William Sword.The Egyptian Soudan:Its loss and Recovery)，汉普郡：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898年版，第225页。。

阿特巴拉战役后，第六瀑布以北地区基本不存在马赫迪军队。1898年8月底，英埃军队穿过第六瀑布向恩图曼挺进。9月2日的卡拉里(Karari)战役毫无悬念，马赫迪军队的人数是英埃联军的2倍，但双方的装备差距太大，几乎是两个时代的对抗。哈里发随后带领追随者仓惶西逃，一年后被追击的英埃联军击毙。

进入恩图曼后，基钦纳立即就向饥饿的民众开仓放粮，粮仓附近的人甚至因为多拿多占而发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恩图曼市场的高粱价格一度下跌到每阿达布120比索，但很快又反弹到400比索。恩图曼持续遭遇饥荒的原因有二。其一，马赫迪在1885年1月将喀土穆荒地改造成农田，生产的粮食供应恩图曼市场。但是，英埃联军征服后重建喀土穆，将原来的农场变成建筑用地、道路等，无法再为恩图曼提供粮食。其二，马赫迪政权的突然坍塌打破了哈里发支持者对粮食贸易的垄断，私人粮商没有立即跟进，当年收获的新粮没有进入恩图曼市场。

随着身份和相关政策的改变，1898年的英埃当局决心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首先，及时地给恩图曼的数万民众提供粮食。英埃当局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招募战俘及其家人在喀土穆清除瓦砾，铺设街道，烧制砖块，积极开展市政建设。其次，鼓励民众外迁以缓解粮食供应压力。1899年1月，此前被强令迁徙的塔艾莎人和贾阿林人开始重返家园，其他难民被引导前往加达里夫(Qadarif)或森纳尔等粮食产地，官员们免费提供运输工具，鼓励无地的恩图曼民众去耕种杰济拉(Jazira)的闲置土地。柏柏尔的耕地面积就因为贾阿林人的回归在1898—1899年间增加了10倍，青尼罗河和丁德尔(Dinder)河沿岸因为持续的移民潮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村庄(21)斯蒂文·塞勒斯：《饥荒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1883—1856)》，第107页。。最后，解决运输难题，增加粮食供应，从根本上缓解恩图曼的饥荒。铁路建设在卡拉里战役后持续进行，最终在1899年年底到达计划的终点站哈法亚(Halfaya)。英埃当局可以通过铁路、轮船联运协调周边产粮区以及埃及的粮食，缓解了恩图曼的粮食短缺问题。整体上看，英埃当局的这些措施收效明显，恩图曼的高粱价格持续走低，1900年年初下降到了每阿达布90比索，1901年更下跌到34比索。

四 粮食战争的深远影响
1884—1898年，英埃当局以埃及边疆省和苏丹萨瓦金港为基地，先是通过封锁进口和贸易直接发动针对马赫迪军队的粮食战争，在贸易限制措施被取消后又借口瘟疫和军事冲突数次发动短期的“粮食战争”，试图切断马赫迪军队的粮食供应，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以期实现“饿死叛乱”的战略目标。虽然粮食禁运和禁售措施仅在1885—1888年得到了部分执行，但无论是主动进攻的英埃当局，还是被动应对的马赫迪国家，都把粮食市场和饥荒当作实现领土征服、控制关键资源和打破传统体制的工具，相关举措客观上对苏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粮食战争改变了苏丹社会的土地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土埃政府时期，苏丹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定义从占有土地上的产品转变为直接占有土地，税收由粮食实物支付转变为货币支付，基于伊斯兰教法的财产继承制度催生了活跃的土地市场。在粮食战争期间，英埃当局和马赫迪王国都借机控制了许多重要的土地资源。英埃当局持续地刻意制造粮食危机，逐步取代贝贾部落控制了肥沃的塔卡尔三角洲，借此遏制和削弱马赫迪国家在红海山区和北方尼罗河流域的影响力。马赫迪国家同样把粮食市场和饥荒当作扩大影响力的工具，借助粮食危机控制了杰济拉、加达里夫和加拉巴特(Qallabat)等粮食产区，反抗者的土地被没收或被征收高达粮食产量三分之二的税款。马赫迪王国被推翻后，英埃当局先是把掌控的大片土地交给有意扩大棉花种植的英国公司，随后又有选择地将之移交给与政府合作的地方权贵。苏丹土地制度的这种改变客观上剥夺了当地民众对重要资源的共同拥有，英埃当局相关的饥荒救济措施和农业发展方案又剥夺了当地民众对重要生产资源的掌控，这让许多当地民众更加贫穷，进一步加剧了饥荒和粮食不足的循环。但也正因为如此，大片的肥沃土地被更有组织能力的政府和地方领袖掌控，苏丹的农业生产技术出现了重大提升：原来主要依靠人工操作的萨奇亚水车灌溉系统逐渐被放弃，机械水泵灌溉越来越多；更有效益的棉花种植被引进并得到了大面积推广，苏丹在1914年后成为全球原棉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第二，粮食成为20世纪苏丹社会控制和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马赫迪王国灭亡后，为了避免周期性的粮食危机，英埃当局着手建立涵盖苏丹北方的统一粮食市场。北方农民是这项政策的意外受益者，在建设统一粮食市场的过程中获得了高度自治，迫使英埃当局承认当地部族对土地所有权的确定资格，双方合作建立了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法律制度，一度恢复了土埃统治时期的农业奴隶制度。在1898—1913年间，尼罗河流域的农民引入了八万多名男性奴隶，这是当时条件下发展商业化粮食生产最有经济效益的投资。但苏丹农民的这种意外获益为时不长。在1914年和1918—1919年饥荒的冲击下，大多数农民经济上遭受重挫，失去了自己的奴隶，也失去了集中开发土地的能力。与此同时，拥有大量土地的少数权贵精英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将陷入困顿的部落民众转变为依赖他们提供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佃农；而且，利用固有的教派和部族联系强化自身权威，让众多追随者同时陷入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依附。独立后的苏丹战乱频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派反政府势力，都力争控制粮食和其他经济资源分配，在“自然饥荒”已不复存在的现代世界，将英埃统治时期的“刻意饥荒”发展为各种形式的“功利型饥荒”，或者出于形象考虑拒绝国际社会援助，听任民众死亡(被否饥荒)，或者利用饥荒清除境内特定地区的民众(人为饥荒)，或者把难民的饥饿变成套取国际援助的工具(外示饥荒)(22)关于现代社会的饥荒类型和苏丹在20世纪的饥荒情况，详见西尔维·布吕内尔著，王吉会译：《饥荒与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3、78～79页。。

第三，粮食战争强化了苏丹南北方之间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分野。1860年后，因为黑奴价格下降，也因为土地权利的重新定义，黑奴逐渐成为北方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主要劳动力。粮食战争期间，奴隶主普遍放松了对奴隶的监管，甚或因为食物匮乏而主动遗弃奴隶。很多黑人奴隶或者逃离主人，加入了马赫迪军队，或者通过向英国军官申诉和加入埃及军队而获得自由，北方尼罗河流域在土埃政府时期建立的奴隶种植园经济逐渐被废弃。同时期的英埃当局确实解放了那些主动提出申请的奴隶，但对废奴运动的态度整体上不太积极，不仅有意忽略苏丹国内的奴隶和奴隶贸易，还通过法律指导官员们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逃跑的奴隶在城镇定居，尽量将那些寻求自我解放的奴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23)亨利·塞西尔·杰克逊：《现代苏丹的背后》(Henry Cecil Jackson,Behind the Modern Sudan)，汉普郡：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55年版，第94页。。虽然英埃当局在1924后修改了有关的奴隶制条例，但对待奴隶制度暧昧态度，加之根深蒂固的奴隶贸易传统，苏丹的废奴进程艰难迟滞，在20世纪始终存在着奴隶和奴隶贸易。北方穆斯林和南方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斗争态势不断升级，塑造了上尼罗河流域延续至今的典型历史特征(24)罗伯特·柯林斯著，徐宏峰译：《苏丹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第四，粮食战争部分地改变了苏丹国家权力的本质。在马赫迪国家和土埃政府时期，国家权力就是通过税收和劫掠获取财富的能力。在与马赫迪国家的长期军事接触中，英埃当局围绕粮食和经济资源重新定义了国家权力。一方面，英埃当局看到了粮食短缺的战略价值，通过粮食禁运和贸易封锁持续地削弱马赫迪国家的影响力，尽可能扩大英埃当局的权力范围，最后趁1896—1898年的全国性大饥荒之机征服了整个苏丹。饥荒本身并不是英埃当局发动粮食战争的结果，但粮食战争在客观上加剧了饥荒的程度，萨纳特西塔饥荒是19世纪80年代英埃当局和马赫迪国家间粮食战争的高潮。另一方面，从萨瓦金港因应萨纳特西塔饥荒到征服苏丹后化解恩图曼的粮食危机，英埃当局逐步将现代社会的“以工代赈”等措施引入苏丹，鼓励民众用公益性劳动换取食物，同时采取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改善苏丹的粮食安全，包括建设铁路交通设施、扩大水泵灌溉、建立统一的粮食市场等，在因应粮食危机的过程中从技术层面切实推动政府职能改变和机构完善(25)彼得·马尔科姆·霍尔特、M. W.戴利：《苏丹史：从伊斯兰教兴起至今》，第87～88页。。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英埃统治时期的农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有了实质性提升，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持续而稳定，苏丹还是在1896—1900年、1914年、1918—1919年、1925—1927年和1942—1943年发生了几次严重饥荒，但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类似的埃及在同期却没有发生严重的饥荒。这既说明了苏丹发展极度滞后的严重性，整体上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落后状态，发展是较长历史时段的主题，也昭示了在苏丹建立成熟的社会风险管控机制的艰巨性，“丛林法则”依然是苏丹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任何力量参与其中都会沿袭既有的发展轨迹而难以自拔。以苏丹为代表的20世纪非洲饥荒历史反复地印证了这一点。

The Food War of Sudan from 1884 to 1898 and Its Influence
Wang Meng and Wang Zhiyuan

Abstract：Between 1884 and 1898, the Anglo-Egyptian governments of Suakin and the Frontier Province had continually used their advantages to cause food shortages in order to reconquer Sudan through “Starving the Rebellion” strategy.The Mahdist State had taken various measures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despite the overall disadvantage.On the one hand,it used smuggling,harassment,war and other means to break through the blockade restrictions;on the other hand,the Mahdist State controlled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by controlling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food resources.In terms of actual results,the passive “ Starving the Rebellion” strategy of the Anglo-Egyptian government had effectively contained the offensive of the Mahdist army in the northern Nile River Basin,and its active attack in eastern Sudan and the Red Sea Hills was abandoned halfway due to the incoordination of the local allies and the British Navy.The destruction of the Mahdist Stat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glo-Egyptian government (1898—1956) were partly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crisis.The Sanat Sitta famine was the climax of the food war between the Anglo-Egyptian government and the Mahdist State in the 1880s.The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d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Sudanese society.

Keywords:Sudan；Mahdist State；Anglo-Egyptian Government；Food War；Sanat Sitta Fam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