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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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
王建华 张 茜

[摘要] 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打造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和增强国际话语权均离不开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既有研究对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也存在着分析视角零散、系统性不强等缺憾，尤其对于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模式的系统性研究不足，因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指导有限。本文在厘清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内涵、把握当前研究现状和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力图建构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为未来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发展与完善提供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架构。

[关键词] 文化外译；文化交流；话语体系；模式建构

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载体和表达方式，是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全面提高文化对外传播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治理，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更为迫切，呼唤建构更具感召力和传播力的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08-22。在此背景下，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外译话语表达与翻译、话语体系建立等进行了诸多探讨，展现了强大的学术关注度。然而，由于我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各研究领域相互较为独立，导致既有研究还存在着分析视角零散、系统性不强等缺憾，对于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内涵意蕴、构成要素、价值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尤其缺乏一个系统完整、富有指导性的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理论模式，无法为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的译介与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有效指引。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为研究基点，对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研究现状与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模式，希冀为新发展阶段下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贡献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架构，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及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提供外译话语表达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内涵分析
(一)话语体系
话语是近年来时兴于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术语。具体而言，话语是指语言和言语结合的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置身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当中且与社会权利关系密切相关的表达实践。(2)顾曰国：《〈如何以言行事〉导读》，2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依据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福柯(Michel Foucault)、梵·迪克(Teun A.Van Dijk)等学者的研究，话语体系通常可划分为语言话语和非语言话语两大要素。(3)沈贤志：《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载《新闻战线》，2018(9)。福柯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为一种话语关系，人类的所有知识对象均需依靠话语获得，并且依托话语而存在。(4)Foucault，M.“The Order of Discourse”.In M.J.Shapiro(ed.).Language and Politic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4，pp.108-138.福柯进一步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论断，强调了话语的功能与权力地位。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指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要素，具有社会建构性，话语不仅仅是表达信息和意向的语言互动符号，更是思维和行动实践的联结，在意义层面不断生成、影响和建构世界。(5)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p.27-30.所谓话语体系，即以思想、理论或观念为核心的话语表达，是系统化和规范化的话语系统。(6)陈东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载《思想教育研究》，2016(2)。换言之，话语体系是具有严密逻辑和规范的话语，是遵循特定社会秩序和内在结构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因此，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非一种自发行为，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实践，并且尊重话语本身的内在逻辑要求。作为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基础，话语体系往往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以及文化传统，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和国际话语权塑造提供意义支撑。

(二)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核心构成要素
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是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广大翻译与传播工作者积极开展中国优秀文化对外译介实践，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文化经典和当代优秀文化成果积极推向世界，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表达范畴，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话语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依然受到西方话语的严峻挑战，在国际话语场上仍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与中国的国家实力并不相称。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面向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向更高阶段迈进，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模式，助力中国文化发展。

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话语的基本要素。在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过程中，话语中的语言信息需要通过文化外译进行阐释与表达，形成文化外译话语文本。文化外译话语文本通过文化外译话语主体完成话语的沟通与表达过程，同时，任何文化外译话语的表达都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之下进行并且受到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文化外译话语主体、文化外译话语表达以及文化外译话语所发生的语境均称为非语言话语要素。(7)沈贤志：《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载《新闻战线》，2018(9)。因此，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的传承与对外阐释，主要包含了语言话语和非语言话语要素两个层面。其中，语言话语要素是指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文本，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文本内容主要源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非语言话语则包括文化外译话语主体、文化外译话语表达以及文化外译话语语境等要素。在中国文化外译话语实践过程中，通过话语主体、话语文本、话语表达、话语语境各要素之间的动态交互和意义传递，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话语功能和话语影响力得以实现。

(三)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
基于上述对话语体系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意涵。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载体，是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跨文化翻译进行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阐释和表达的言语符号集合。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则是以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为根基、立足于中国文化外译实践，通过翻译这一媒介向海外受众进行文化传播的话语系统。话语体系具有社会建构的性质，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是社会话语系统的重要构成之一，必然具有话语体系的一般特征。同时，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作为中国优秀文化形态与产品的外化形式和承载媒介，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站在中国立场上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话语表达系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属性。这种文化属性既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成果息息相关，又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演进以及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呈现历史性与时代性共同交织的特征。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总是在特定历史和时空背景中形成的。建构完整的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需要从历史和时代背景因素中进行内涵拓展。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建构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需要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建设实践中创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进行科学阐释、对外译介与传播。我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绵延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需要实现对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淀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达和文化阐释，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时代的维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推动党和国家不断发展、引领时代不断前进的科学指南，也是构建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最为关键的主体内容。同时，要加快建立现当代文学艺术成就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外译话语符号系统，提炼具有标识性、学理性的话语范畴与表述，面向国际社会推介我国高水平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文化交流互鉴与文化治理贡献中国理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据此，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外译话语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成果外译话语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译话语体系以及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外译话语体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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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

二、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研究现状
(一)文献回顾
本研究以“文化外译话语”“文化对外话语”和“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为主题词，在CNKI(中国知网)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中进行检索，检索时段设定为2000—2020年，共获取文献272篇。经过人工剔除会议通知、征稿等非学术研究数据以后，最终得到236篇文献，经过统计处理后得到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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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文化外译话语研究总体发文趋势分析(2000—2020)

从图2可知，自2000年至2020年，以文化外译话语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也反映出当前我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还未达到成熟期。从学科分布来看，在2000—2020年期间，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研究的学术场域主要集中于语言学、翻译学、新闻与传播学、出版学等学科领域，其他分布较高的学科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研究、民族研究等，体现了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研究领域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特征。通过对主题内容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对于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翻译策略及译本的研究。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翻译策略的研究通常将文化外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话语交际活动，关注文化外译过程中的具体翻译策略和话语功能，包括话语功能再现、文化预设、隐喻、归化与异化等微观研究。韩礼德(Halliday)将话语的元功能分为三类：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8)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2nd).London：Edward Arnold，1994，pp.68-69.在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研究实践中，由于所面向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译者需要关注两种话语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理解话语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及语篇功能是如何再现的。关于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译本研究则主要围绕文学话语体系、学术著作和典籍外译、中医英译等话语体系译介的个案研究，涉及不同译本的文化外译话语原则、话语生产与接受、话语文化转换等内容。以文学外译话语体系为例，有学者指出，相较于传统翻译研究的文本导向，文学话语外译更加强调译本的话语生产机制以及读者的话语接受语境。(9)张丹丹：《中国文学外译：困境与出路》，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1)。在强调译者作为话语生产主体的文化实践与文化自觉的同时，对受众的文化特征、文化需求和文化体验予以积极关注，以增强中国文学话语在海外的影响力。

二是关于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传播的研究。这一方面主要指向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传播语境、话语意义建构、话语传播接受以及传播效果等研究议题。就文化外译话语传播语境而言，这类研究着重分析文化外译话语背后的全球文化语境和文化传播话语实践，包括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传播策略、传播效果、文化差异以及传播主体间的互动等。在文化外译话语实践过程中，作为文化翻译与传播的话语生产主体，译者所面对的是目的语社会的文化语境乃至全球文化语境，涉及各类复杂、迥异的文化要素，诸如文化关系、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差异等。这就要求译者对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要素以及文化传播过程予以动态分析和考察，着力提升文化外译话语表达方式，平衡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尽可能减少跨文化传播中对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的“误读”。(10)周媛、林克勤：《文化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误读”问题反思》，载《外国语文》，2020(6)。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在推进文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的进程中，作为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必须重视提高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传播能力，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和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11)韩震：《对外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创新》，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1)。

三是关于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价值、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方法与路径，以及针对具体文化形态外译进行话语体系建构。有学者指出，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是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传播现实图景下，构建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的重要支撑。(12)孙万军：《中华文化对外出版话语体系构建探析》，载《中国出版》，2016(17)。关于如何建构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有学者认为，译者既要立足中国文化的话语特色，又要具备良好的受众意识，在外译实践中充分考虑受众的局限与预期进行国际化话语表达。(13)陈小慰：《文化外译受众意识的样本分析——以〈中国文化读本〉英译为例》，载《中国翻译》，2015(4)。也有学者强调，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必须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平等、双向的话语交流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14)周新凯、许钧：《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5)。具体的文化形态外译话语体系包括中国文学外译话语体系、中国学术外译话语体系、民族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文化对外出版话语体系建设等，是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文化形态外译话语体系建构的研究有效拓展了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应用范围，将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研究引向具体和深入。

(二)研究述评
通过对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我们发现，既有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基本趋势：(1)从研究视角来看，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研究传统，关注文化外译实践中的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话语功能在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中的再现；同时，也开始呈现跨学科发展趋势，传播学、新闻学、出版发行研究、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视角逐渐融入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研究领域；(2)从研究态势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侧重在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翻译策略、文化外译话语译本研究、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对于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建构模式与路径还有待系统性分析和探索；(3)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仍偏重于经验式、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微观层面的话语分析和个案研究为主，缺乏对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模式建构的系统性研究。

综上所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实践下，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模式，准确叙述和传递中国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核心价值，增强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新时代外语研究界的重要使命与时代担当。尽管这一使命已经为学界所关注和接受，但对于如何推进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建构，增强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国际认同，目前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站在全球跨文化传播语境当中考察文化外译话语问题，尝试对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进行系统性探索，以丰富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研究，在中国优秀文化翻译与传播实践中彰显中国话语力量。

三、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困境
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作为实现跨文化沟通与传播的桥梁，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进程中的关键利器，对于增强中国文化国际认同、提高中国文化话语权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下的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展示了我国对外传播多元文化的积极姿态，成功搭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然而，从现实来看，面对跨文化传播中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西方话语占据强势地位的国际舆论态势，当前我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仍然存在诸多困境。

首先，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供给存在失衡，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当代中国优秀文化成果外译话语体系建设不足。就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外译而言，经过长期的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外译工作，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推向世界。然而，相较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外译话语建设水平还远远不够。正如习近平所言：“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346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亦逊色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力和速度。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认知较为模糊，尤其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成就知之甚少。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缺乏能够阐释“中国梦”的外译话语体系，缺乏能够促进国际互信的当代文化产品。(16)El-Shahat,S.“China Needs to Sell its Dreams to an Increasingly Skeptical World”.Global Times,2013-05-14,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781570.shtml.基于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和精神风貌的文化外译话语传播却未能给予足够关注，不利于海外受众全面认识、了解当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是合理且必需的，立足当下、观照现实同样重要。如何做到“厚古不薄今”，建构历史性与当代性共存的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依然任重道远。

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开发和话语创新性输出不足。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在全球文化浪潮中稳步前行的坚实根基。近年来，虽然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外译话语生产和话语表达策略仍有待提高。不可否认，我国文化外译的话语资源开发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敦煌》《河西走廊》《颐和园》《舌尖上的中国》等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外译产品纷纷涌现，在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矿藏，在哲学思想、文学作品、科技发明、宗教传承、民族艺术、乡规民俗等方面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目前文化外译话语生产对于这座宝库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实现对传统文化外译话语的创新性输出依然有待探索。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富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倘若缺少文化外译的话语策略、传播手段以及创新性输出能力，珍贵的文化资源只能被隐匿于深山僻壤，无法被远隔重洋的国外受众所看见、所关注。在跨文化传播中，欧美国家的文化外译话语策略富于产品化创新和改编，有助于吸引大众，推动文化输出。相较而言，我国传统文化外译话语方式的创新精神彰显不足，一些文化外译平台和栏目的策划缺乏新意，话语表述往往习惯于宏大叙事，存在着概念化、程式化等倾向，缺乏故事性和情感共鸣，使得优秀传统文化难以走进国外受众的内心。

再次，中国文化外译话语质量良莠不齐，高质量文化外译人才培养不足。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文化外译作品整体“出海”不畅，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质量有待提升依然是不争的事实。(17)周晓梅：《试论中国文学外译中的认同焦虑问题》，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3)。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离不开高质量的外译人才，需要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译者投入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翻译专业，致力于培养翻译方向的外译人才，文化外译的译者队伍不断壮大。但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作为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译者在文化外译过程中不仅要掌握好专业的翻译知识与能力，还需要对中国文化和目的语国家文化有着深刻了解，这无疑对传统的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要培养高质量的文化外译人才，必须着重培养其中国文化的外译能力，有学者指出，这种复合型的外译人才在我国文化外译话语实践中仍然处于短缺状态，并且在当前的翻译教育模式下很难在短期内培养出大量这类人才。(18)王学强：《中华优秀文化典籍外译何以“走出去”》，载《人民论坛》，2019(9)。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建设提速，对于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文化外译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而我国现有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储备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需求，使得目前还存在着诸多有待填补的非通用语种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空白，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传播效果不甚理想，尚未形成可供选择的精品文化外译话语体系。

四、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模式
我们尝试对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模式进行建构，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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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包含了中国文化外译话语文本这类语言要素，以及文化外译话语主体、话语表达以及话语语境等非语言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模式建构的主体。事实上，考察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模式就是考察其过程中各个要素的具体构成及其话语负载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考察文化外译话语主体、话语文本、话语表达和话语语境这四大构成要素的核心内涵与动态运行过程。

文化外译话语主体包括话语翻译主体(译者)、话语传播主体(传播者)、话语赞助主体(赞助人)、话语接受主体(受众)等，主要负责中国优秀文化的话语生产、翻译、传播与接受。文化外译话语主体是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文化外译话语实践中意义建构与文化互动的基础。实现文化外译各话语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与合作，培养融通中外的文化外译人才，充分发掘译者、传播者、赞助人体系作为“文化使者”的作用，关注受众的多元背景与文化需求，有助于促进中国优秀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认同与接受，实现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积极对话。

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文本内容主要涵盖四个层面，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文化外译话语表达则包括文化外译话语的理论指导、遵循原则、话语叙事方式以及话语策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注入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是建构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根本方向。“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10-28。坚定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文化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的行动指南，也是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与完善的遵循原则。在话语叙事与策略方面，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建构关涉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需要“基于生活事实与文化的动态发展进行对话式理解”(20)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采用故事化的对外话语叙事方式以及从“他者”出发的话语关怀策略，将中国优秀文化融入特定的故事结构，把握不同受众的文化差异与审美偏好，讲好中国文化故事，让受众乐于倾听中国声音、接纳中华文化，促进中国文化外译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

就文化外译话语语境而言，相较于其他话语体系，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语境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化外译不仅是不同话语之间的语际翻译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方式，尤其需要我们关注文化外译话语传播过程中的发生语境。作为话语主体，译者与文化传播工作者需要立足中国文化立场，对于本土文化语境予以充分关注，建立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推进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另外，有必要将文化外译置于跨文化交际的语境当中，确立世界眼光，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坚持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理念，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推进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再者，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介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融合多种媒介的多模态话语模式在全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日趋普遍，并且日益走进更为广阔的网络话语空间。因此，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应当对网络社会语境以及多模态话语语境进行积极关注，借助精准化的网络传播方式和新媒体技术手段，建构多模态、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化外译话语表达，创新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传播途径和方式，提高中国优秀文化对外译介效果，在世界文明互鉴中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五、结语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外文化话语权在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提升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1)Foucault，M.“The Order of Discourse”.In M.J.Shapiro(ed.).Language and Politic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4，pp.108-138.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特价值，向世界民族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和风采，使其他民族理解、认可、向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是确立我国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效途径。(22)林坚：《文化治理与文化创新》，13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提高对外文化话语权，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必然要求，而对外文化话语权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这一重要桥梁。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作为融通中国话语和国际话语的载体，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风采、阐释中国文化内涵的话语集成与综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文化格局发生复杂变化，各国文化竞争愈演愈烈，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在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

本文通过对话语和话语体系的概念分析，力图厘清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内涵，对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从实践层面剖析了当前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探索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的建构模式，以期促进中国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向世界展现中国优秀文化的生命力、持久力和影响力，提升新时代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为全球文化交流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for Chinese Cultural Translation
WANG Jianhua,ZHANG X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Chinese cultural translation is a representational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It must be suppor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discourse system to build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nd strengthen ou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However,previous studies conducted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for Chinese cultural translation,but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were scattered,especiall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lation being insufficient,resulting in limited practical guidance to the “going out”of Chinese cultu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constructs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lation,in which the author puts forth new ideas,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a new framework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Cultural communication;Discourse system;Modeconstruction

作者：王建华，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山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wjhsfl@ruc.edu.cn；张茜，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taozixi7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