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重”与“摛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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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重”与“摛文”之间
—— 论《文心雕龙》对东晋名臣温峤、庾亮的评论
袁济喜

[摘要] 温峤与庾亮是东晋名臣与文士，他们的道德人格、政治活动、文学写作体现出当时特有的时代背景。这二人在东晋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与时势动荡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同时，受命于朝廷及各种需要，写下了各种政治文告与实用文章，对于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特殊的将相身份与文章写作，彰显出中国古代“负重”与“摛文”的关系，有许多人生意蕴值得玩味，而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与作家的心灵进行沟通交流，在评论其人与作品的过程中，揭示出相应的文学价值观念，构建独特的批评方法。

[关键词] 温峤；庾亮；负重；摛文；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以人为中心，先秦时期形成了“诗言志”“乐本心”的文学观念与精神传统；两汉时代注重诗教与乐教；至魏晋六朝时期，则以“文气说”与“缘情说”为价值观念，构建了以作家与作品批评为核心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在作家论与作品批评中，倾注着批评者的人生观与文学观念。这种特点，在南朝齐末的刘勰《文心雕龙》中得到贯彻。对于《文心雕龙》作家论中所涉及的作家，以往的研究关注于《文心雕龙》对于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三曹、建安七子、嵇康、阮籍、潘岳、陆机等著名人物的评论。其实刘勰对于一些文学成就并不卓著、但在事功上影响甚大的人物，也经常加以评论，他对于东晋庾亮与温峤的评价即是如此。这两位东晋名臣，不仅在《世说新语》与《晋书》中留下了风采，而且在刘勰《文心雕龙》中也受到关注与品评。刘勰这种画龙点睛似的品评，虽然不成体系，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政治行为与文章写作之间的关系，刘勰通过对他们的评价，彰显出他自己的人生感慨，透露出汉魏以来作家论的变迁特点。

一、“知人论世”与温峤、庾亮之风采
在刘勰的文学批评体系中，作家论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它所涉及的人物十分复杂，类似现代的专业作家几乎没有，原因是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中，作家大多是官员，有的官员职务闲散，官位不高，像魏晋时代的嵇康、陶渊明；有的职品不高但地位重要，如刘勰曾任东宫通事舍人；有的官高位尊，甚至是皇亲国戚，如庾亮；有的位高而忠直，凭借才能而上位，如温峤；还有的本身就是专制帝王，比如汉武帝刘彻、魏文帝曹丕等，在刘勰的作家论与文学史论中，也时常出现。

温峤与庾亮是东晋时代与王谢家族中人物相抗衡的名臣。刘勰《文心雕龙》中常常将温峤与庾亮相提并论，但细读文本，发现其中有着微妙的差异。在《世说新语》这本号称名士风流宝鉴中，有着许多关于他俩的风流轶事甚至怪诞传说，比如温峤的玉镜台娶妻故事、牛渚燃犀照怪等传说，至于庾亮的风流倜傥轶事就更多了。刘勰所以屡屡将这两位东晋名臣并提，首先是因为他们生前甚为交好，可谓莫逆至交。在《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一则轶事，温峤曾经嗜赌，常与江淮间的商人聚赌，输钱后无奈求庾亮花钱赎人，庾亮慷慨解囊相助。温峤好说脏话，为礼法之士诟病，而庾亮为之辩护。

名士的大臣化与大臣的名士化是东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自汉末魏晋以来，两汉经学取士的制度已经衰落，以新的九品中正制为基础的选拔人才制度兴起，世家大族开始垄断做官的特权。他们的政治地位较之两汉大一统皇权时代显然要高出许多，与此同时，两汉儒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老庄与玄学的人格理想成为一代名士的思想智慧，构建成他们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包括风度仪表在内的精神内涵。“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1)房玄龄等：《晋书》卷73，19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风仪秀整，美于谈论，见者皆爱悦之。”(2)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从《晋书》本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二人出身于世族，笃好儒学，同时又受到玄风的影响，风格修整，仪容秀美，善于谈论，这正是东晋一代名臣与名士的身份标配。在《世说新语》中，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姿影。而《晋书》的人物传记，许多采自《世说新语》。

另外，二人很早就与晋元帝司马睿有交往。元帝在位时，又与太子司马绍深相交纳，深得司马绍的信任。《晋书·郭璞传》记载：“明帝之在东宫，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3)房玄龄等：《晋书》卷72，19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而温峤庾亮最早是以文才为明帝所信任，而后位至亲枢，在东晋发生动乱时，两人携手并肩，与陶侃一起平定苏峻之乱。

刘勰有鉴于此，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本着“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首先揭示了他们富有政治才干与文才，亲受皇帝信任：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9，67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刘勰指出，元帝司马睿与明帝雅好文会，招揽文士，庾亮与温峤均以文才出众而获得信任，刘勰称赞明帝司马绍知人善任，揄扬风流，是当时的汉武帝。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中指出：“‘揄扬风流’，指明帝提拔风流名士。”(5)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9，17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不过，这二人毕竟是东晋的重臣，不同于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仅仅是作为“言语侍从之臣”而存在的。东晋文士庾阐写《扬都赋》时，称赞温峤和庾亮：“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俊。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润。”(6)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38，16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意为温氏树立起道义的准则，庾氏成了人们仰慕的对象。比拟其声音，那就像铜钟的音响那样铿锵；比拟其品德，那就像宝玉一样晶莹发亮。可见当时二人的影响之大。

在刘勰看来，二人的文才不仅仅是因为文士身份扬名后世的，而是与他们的政治行为紧密联系的。《文心雕龙·才略》中论述文才，有的是以文士身份出现的，有的则是以政治家身份而彰显的。温峤与庾亮则兼而有之。刘勰从文才的角度评价：

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01、701、7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我们从这一段刘勰对于东晋重要文才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刘勰对于东晋不同的作家的着重点是不同的，其中刘琨、庾亮、温峤这一类人物，既有文才又是当时政治与军事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温峤曾任刘琨的长史，在刘琨艰难抗击匈奴时，他倾心相助，并且奔赴南方东晋王朝力陈刘琨之忠，刘琨被害后，他还坚持留在北方抗击外敌。而郭璞、孙盛等文士则离政治相对超脱一些，并未在朝廷中枢任要职。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现实的政治需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强调“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01、701、7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参酌南朝时的“文笔之辨”，可知当时的所谓“笔”，主要是指政治文件一类，是实用文体的总称，与文学的抒情浪漫不同。我们可参照史实来考量。《晋书·庾亮传》记载：“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见，风情都雅，过于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为皇太子妃……明帝即位，以为中书监，亮上书让曰。”(9)房玄龄等：《晋书》卷73，1915-1916、1916-1917、19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庾亮在元帝时即受重用，他的妹妹被选为太子妃之后倍受恩宠，连王敦这样的枭雄都对他另眼相看。元帝死后，明帝即位，任他为中书监，这是一个任职中枢，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庾亮却上表辞让，其中最有名的是这段话：

臣历观庶姓在世，无党于朝，无援于时，植根之本轻也薄也。苟无大瑕，犹或见容。至于外戚，凭托天地，连势四时，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权宠，四海侧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诛。身既招殃，国为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则信，姻进则疑。疑积于百姓之心，则祸成于重闺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鉴，可为寒心者也。(10)房玄龄等：《晋书》卷73，1915-1916、1916-1917、19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这说明庾亮对于历代外戚之祸是很清楚的，对于自己因外戚身份入居中枢的忧虑。这篇上表情辞恳切，既说理透彻，又气度娴雅，名士风度尽显其中，受到皇帝的认同，“疏奏，帝纳其言而止”(11)房玄龄等：《晋书》卷73，1915-1916、1916-1917、19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这篇《让中书令表》被《文选》卷38所选录(12)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38，705-7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成为名篇，刘勰认为此文堪为章表类文体的范文。《文心雕龙·章表》中评价：

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显类，有文雅焉。(1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5，4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刘勰将庾亮此表与其他范文并列，赞扬“信美于往载”，为后人所称道，从文章表现来说，此文与羊祜的《辞开府》一样，善于序志联类，援用典故来说明，温文尔雅。有趣的是，温峤也有一篇类似的《上疏辞中书令》，却写得言简意赅：“臣才短学浅，文疏不通。中书之职，酬对无方，斟酌轻重，岂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14)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80，19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两相对比，庾亮的章表文采斐然而温峤较为朴质。

相对于庾亮，刘勰对于温峤的评价更为切实：“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1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01、701、7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刘勰强调温峤的书札笔记循理清通，符合实际，注重实效，是他过人的施政才华的展现。参照温峤在东晋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可知温峤的书札，是他敦厚的人品与高超政治才能的彰显。皇帝选择他任中书令，也是人尽其才，选人得当。《晋书》本传记载：“明帝即位，拜侍中，机密大谋皆所参综，诏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转中书令。峤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甚为王敦所忌，因请为左司马。”(16)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7、1792、17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温峤掌握着朝廷权力中枢的档案文书，诏命文翰，因而他的书札笔记，即使是个人之间的来往，往往与朝廷政务相关。晋明帝对中书一职有过明确的要求，他在手诏以温峤为中书令中指出：

中书之职，酬对多方，斟酌礼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怀，著于周旋。且文清而旨远，宜居机密。今欲以卿为中书令，朝论亦咸以为宜。(17)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9，15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可见，中书之职非唯文疏，亦且承担“酬对多方，斟酌礼宜”的要务，非望士良才，不可妄居。皇帝对于中书令一职的重要性与人选要求是十分清楚的，他选择温峤是再三考虑过的。“文清而旨远”，是这种职务上起草诏书的要求。温峤对此也十分清楚，故而担任此职后，殷勤酬对，十分谨慎，在书疏来往上措辞未敢丝毫有所疏忽。在后来任官上的书札也一直保持这种态度。

例如，苏峻叛乱后，当时手握重兵的征西将军陶侃因为元帝去世前未加以列入顾命大臣，内心忌恨，观望不前，意欲回军，温峤致信陶侃，信中先陈说形势危急，接着以私谊恳求陶侃以大局为重，摈弃前嫌，立即出兵：“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18)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7、1792、17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最后痛陈军情紧急，在此一举：

约峻凶逆无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来者，不可忍见。骨肉生离，痛感天地，人心齐一，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副三军之望。(19)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7、1792、17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这封致友人陶侃的书信，情辞兼重，公私咸具，荡气回肠，千载之下读之犹感正气凛然，虽然《文选》书类没有选录此文，但此文的价值决不在庾亮的《让中书令表》之下。“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2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01、713、7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刘勰的评价，照之以历史上的记载，可以说是中肯之语。

二、“心之照理”：温峤、庾亮文本的解读
当然，刘勰对于温峤与庾亮的评价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其人生观与伦理观，影响到他对于二人的评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专门有一篇《知音》，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2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01、713、7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他从自己的遭际中体悟知音难觅，因而对于历史上的作家力图去充当他们的知音，同时他也认为知音在于知心：“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2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01、713、7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他认为知音一是要知人论世，二是要以心知心，阅读也是读者与作者心灵交流、获得知音的过程，他对于温峤与庾亮的政治才干与文才十分钦佩，出于这种感情，他也尽量去阅读他们文章中的人格与心灵。

刘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节义这些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老庄与玄学思想的影响，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因而世族中人，贪生畏死，丧失节操是普遍性的现象，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于士大夫的这种行为曾痛加诟病。刘勰虽然为佛门中人，但他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他对于庾亮与温峤人格与文章的评价，也清晰地展现出这一点，在这些问题上，刘勰的儒家思想是很坚执的。

庾亮的名气虽然比温峤要大，但是心胸人格显然不如温峤，在建功立业方面远逊于温峤，甚至可以说是苏峻之乱的始作俑者，险些断送东晋王朝。庾亮权势欲极强。他虽然在著名的《让中书令表》中，对自己的外戚身份深以为戒，诚惶诚恐，但是当晋明帝死后，成帝(即他的外甥)即位，妹妹庾太后将大权交付于他，庾亮遂成为东晋王朝的主政者，这时候，他的志大才疏暴露无遗。庾亮秉政后，有意识地想联合温峤等人，打击以王导为代表的王谢大家族，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要想马上废除王谢世家大族的政治势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先是改变王导的宽松施政方针，采用严厉的政策来打击世家大族的势力，甚至杀了皇室中人，庾亮猜忌陶侃，架空王导，得罪了许多人，引起政局动荡，庾亮不顾诸多大臣的反对，将苏峻引入京师，最终酿成苏峻与祖约的叛乱，都城建康失守，幸亏温峤与陶侃奋力收拾局面，挽救了东晋王朝。

相比来说，温峤没有王谢家族那么显赫的家世背景，也没有陶侃那样起自寒微的军事才干，更没有庾亮那样的外戚身份，但是他温厚宽仁，舍生取义，临大事而不乱，谋大义而无私，南朝梁代著名文人任昉《王文宪集序》：“前郡尹温太真、刘真长，或功铭鼎彝，或德标素尚，臭味风云，千载无爽。”(23)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44，32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刘勰认同任昉的评价，他在《文心雕龙·诏策》中指出：

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互管斯任，施命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蔽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2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3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刘勰强调魏晋时代皇帝的诰策的起草与发布，掌握在中书令手中，但西晋时张华等人的诏策之文，注重发号施令，而魏文帝曹丕甚至下诏时难免作威作福，引起臣下的批评，明帝崇才，因为温峤文清才高，人品克肖，引入中书，掌管皇帝的诏策。晋明帝称赞他：“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怀，著于周旋”(25)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9，15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由于有了这种道德人品，所以温峤写出的诏策才能具有体洁文清的特色，从他之后，诏策这一类的文体，“体宪风流矣”。刘勰的赞叹，不仅是指文体风格而言，而且指温峤诰策中体现出来的雅正精神与风清骨峻，是一种格调和境界。

刘勰的这段评价，要言不烦，对此并没有做详细解释，但是结合温峤担任晋明帝中书令之后的表现，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清晰的轨迹。明帝任用温峤任中书令的时候，正是东晋王朝的多事之秋，烦琐的政务，复杂的关系，其时任中书令温峤的职责重大，事务繁忙，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受到王敦的猜忌，王敦发动兵变后，温峤凭借丹阳尹这一要职，利用这一军事要地，阻止了王敦的进攻。王敦之乱平定后，温峤又上书要求赦免王敦的属官，他认为大部分的人是迫于情势而不得不追从王敦，应当区分不同情况来分别处理，不能一概而定。要求皇帝宽免对待，“陛下仁圣含弘，思求允中；臣阶缘博纳，干非其事，诚在爱才，不忘忠益”(26)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最后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是温峤宽厚仁爱的心胸人格之彰显，也为东晋王朝笼络了大批的人才。这篇上疏写得情理兼通，雍容大度，堪称名臣名文。

当然，刘勰最欣赏的还是温峤其人其文中浸润的忠直品格。他在《奏启》中赞叹：“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勤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2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5，4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刘勰称道温峤的忠诚，认为他的奏启是“体国之忠规”。温峤与东晋其他名臣相比，以忠诚恳恻著称。早年他在北方为刘琨属官，助力刘琨抗击外寇，刘琨遇害后，他上《理刘司空表》追思刘琨忠诚：“琨忠诚，虽勋业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28)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6、1786、1788、1788-17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在东晋皇室面临艰难曲折时刻，他义无反顾地效力东晋王朝，不避强横。当王敦意欲废掉皇太子时，温峤挺身而出，驳斥王敦的诬蔑太子不孝。在王敦发生叛乱之前，温峤早在预备，抢先占据丹阳，拱卫京师，在后来发生的苏峻之乱中，温峤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庾亮狼狈不堪投奔自己时，团结庾亮，“峤素重亮，亮虽奔败，峤愈推奉之，分兵给亮”(29)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94，29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温峤还说服陶侃以大局为重，摒弃前嫌，宽释庾亮，笼络各方力量，历尽艰险，平定苏峻之乱，挽救了危在旦夕的东晋司马氏政权，对于东晋王朝来说，温峤可谓是忠臣义士。

温峤的忠直，还表现在直言敢谏上面。当他与太子司马绍在东宫相遇时，即以直言敢谏著称。《晋书·温峤传》记载：“时太子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30)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6、1786、1788、1788-17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晋书·庾敳传》记载：“敳有重名，为搢绅所推，而聚敛积实，谈者讥之。都官从事温峤奏之，敳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31)房玄龄等：《晋书》卷50，13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王敦之乱平定后，“是时天下凋弊，国用不足，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峤因奏军国要务”(32)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6、1786、1788、1788-17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其中涉及国计民生，要求朝廷体恤百姓之苦，关注民生，解决百姓生计问题。他在奏启中的第二条提出：“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不耕之夫，动有万计。春废劝课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见施，惟赋是闻。赋不可以已，当思令百姓有以殷实。”(33)房玄龄等：《晋书》卷67，1786、1786、1788、1788-17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表现出对于民生的关注与体恤百姓的情感，所以刘勰称其为“温峤恳恻于费役”，刘勰最后总结：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3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5，4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这是以温峤等人的奏启为范例，说明奏启这种文体其实是以作者的人格精神为底蕴的。刘勰一贯强调“吐纳英华，莫非情性”(3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6，5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温峤与庾亮的文章，何尝不是如此呢？刘勰指出，奏启虽然是实用的文笔，但是以明允笃诚为本，出于这种心灵精神，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辨析文理，疏通事情，头头是道，有条不紊，然后引经据典，穷理尽性，酌古御今，治繁总要。

刘勰对于温、庾二人的文学批评贯穿着道德人格、政治活动与文学成就兼容并包的原则。例如，他对于温峤的直言敢谏是很欣赏的，但对于温峤写的《侍臣》这篇箴言却是有微词的。他在《铭箴》中指出：

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3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3，1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艺文类聚》有这篇《侍臣箴》，其中告诫太子：“不以贤自臧，不以贵为荣。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违，夙兴晏息。师傅是瞻，正人在侧。屏彼佞谀，纳此亮直。”(37)欧阳询：《艺文类聚》卷16，2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由于《艺文类聚》是节选，今人无由得知全文，从现在选录的来看，似乎也看不出刘勰所说“博而患繁”的缺点。但刘勰的批评肯定也是出于自己的文章观念，他认为铭箴应当体现出“义典则弘，文约为美”(3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3，1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的观点，对温峤的这篇箴言是持批评态度的。这说明他对于温峤文章的评论，也是兼顾文体特点的，并不纯粹是以道德人格决定一切。刘勰对于文体批评有着自觉的意识，《文心雕龙》的上半部分中，文体论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他在《序志》中指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3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27、718、719、719、719-7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对于作家作品中的文体优劣与各种瑕疵，他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指出的，对于温峤箴体文章的批评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摛文”与“负重”：刘勰感叹温、庾的背后
刘勰《文心雕龙》中对于温峤与庾亮的评价，彰显了刘勰作家论的丰富蕴涵。两汉时代的作家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品出于人品，以政教道德覆盖作家的才性与文情。这种作家论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过分强调道德因素对于作家的评判，也会抹杀作家的才性与文华，对于作品的评价易于简单化，班固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就是证明。

刘勰《文心雕龙》中对于作家与作品的评价，一方面受到两汉儒学思想的影响，强调作家要以道德人格作为写作的标准，因此，他对于文士与作家的要求很高。他在《程器篇》中指出：“《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之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4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27、718、719、719、719-7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梓材，指木匠把木料制成器具，这里指《尚书·周书》中的《梓材》篇：“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41)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7，3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刘勰用《尚书·周书》中的典故来比喻培养人才，通过用木匠选材、制器、染色作比方，说明文士的造就，既要重实用又要兼顾文采，以达文质彬彬的境界。刘勰将作家纳入“士”的范畴，这是他赋予作家超越文人的价值蕴涵。刘勰对于汉代以来的文士不拘细行深感不满，发出悲叹。接着他历数一些文士的道德瑕疵。刘勰认为：“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4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27、718、719、719、719-7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刘勰指出，文士由于抒发性灵、忽于操守，难免在道德品行上会有所欠缺，但是人们往往因为文士地位较低而指责他们，将相因为位高权重而受到优容，这是极不公正的，他在《程器篇》中说：“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4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27、718、719、719、719-7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这些观点，也可以说是对于两汉文士论的突破，也是《文心雕龙》作家论中的出彩之处。

从作家的身份标志与地位来说，刘勰强调作家的价值在于通过书写来达到“负重”的目的。在刘勰心目中，温峤与庾亮相提并论，在于二人都是以军政要人的身份而从事文章写作的，与一般文士不同。《程器篇》中指出：

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惟宜。(4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27、718、719、719、719-7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刘勰认为，“士”的最大价值，在于成就事功，鲁国的敬姜，虽为女流，也能以方治国，士大夫学文，安能不达于政事？他批评扬雄、司马相如有文无质，所以只能居于下位，大丈夫为文，怎能不达于政事？真正的文人，应当心怀社稷，建功立业，他推崇的建安文士，也正是如此。刘勰指出，庾亮才华清英，又是东晋的勋臣，因为政坛名声太大，反而遮蔽了他的文艺影响，如果他不是台岳重臣，完全可以因文才而名扬后世。刘勰真正欣赏的文学家正是这种政绩大于文才的才士。

当然，刘勰对于庾亮的评论有些过高，庾亮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初唐大臣房玄龄在《晋书·庾亮传》中评价他：“晋昵元规，参闻顾命。然其笔敷华藻，吻纵涛波，方驾搢绅，足为翘楚。而智小谋大，昧经邦之远图；才高识寡，阙安国之长算。”(45)房玄龄等：《晋书》卷73，19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对于庚亮的政治地位、文华才干与政治过失作了客观的评价。司马光批评：“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46)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94，29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将他视为东晋之乱的罪魁祸首。当代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评价：“庾亮起自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与王、谢家族的历史很不一样。庾氏家族不能比齐王、谢，是可以理解的。”(4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1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可见，刘勰对于庾亮的评价值得商榷，但他赞扬庾亮，主要还是强调勋臣政治上的名声太大，反而掩映了他的文学成就。

在对于温峤、庾亮的评论中，倾注了刘勰的无限的人生感慨。我们不妨将《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加以互证，从中可以看到刘勰的心志。在《诸子篇》中，刘勰指出：“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4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307-308、3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刘勰不仅强调文章要原道、征圣、宗经，以圣人的经书为法则，而且强调要向诸子学习，通过著书立说，来传述自己的心志。这实际上对于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刘勰为之一生奋斗的目标。当然，现实是很无情的，刘勰在仕途上并不得志，于是他对于文章写作更加看重，希望在其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慨。他在《诸子篇》中感叹：“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4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307-308、3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他强调越是在人生坎坷时，越是要志共道申，标心万古，送怀千载，金石可销，名声不朽，这是对于司马迁发愤著书书写观的阐扬。杨明照先生指出：“这里表面上虽在谈诸子，实际无异于自白。”(50)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4，66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王运熙先生也指出这一段话：“寄托着刘勰自己写作《文心雕龙》企图名垂千古的怀抱，故被纪昀评为‘隐然自寓’。”(51)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1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他们都指出了这段话包含着刘勰整个人生感慨与写作《文心雕龙》的关系。

刘勰的人生追求与遭遇何尝不是如此呢？《梁书·刘勰传》记载：“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52)姚思廉：《梁书》卷50，7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可见，他在走出寺庙、步入官场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是得意，只是因为昭明太子死后，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才遁入空门。然而他写作《文心雕龙》，乃是他人生志向的彰显。刘勰在《文心雕龙》最后一篇《序志》中感叹：“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5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25、7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刘勰深感于人生短暂，在如此短暂的生涯中，如何使生命的价值得到实现，是他一辈子苦苦思虑的问题，他从古人发愤著书中找到答案。于是通过写作《文心雕龙》来实现其人生价值。他在《程器》中写道：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5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0，725、7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刘勰认为，写作文章乃是经纬军国大业，这样的文士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材。詹锳先生指出：“这两句说写文章的目的在于经邦纬国，肩负重任则是为了作栋梁之材。”(55)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10，1895、18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庾亮、温峤这样文武兼备、经纬国家的人才是一流的人才，司马相如、扬雄一类文士则难以担当。王元化先生指出：“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56)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10，1895、18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刘勰借评论温峤、庾亮这两位东晋名臣，抒发出内心的郁愤，彰显出他的人生理想。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刘勰的作家论蕴涵十分丰富，远远超出传统的诗教范畴与以气论文的方式，而是涵盖着他全部的人生理想与汉魏以来的文学思想。他在《程器篇》中所强调的“器”，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含着作家的道德修养、才性能力、事业追求、文学才华等等因素，而文学才华与作家成就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作家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文才与成就，而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的实现。他自己一生的追求与写作也是在摛文经国、负重立德的人生道路上艰难前行，最后以壮志未酬而告终。他的《文心雕龙》写成后“未为时流所称”(57)姚思廉：《梁书》卷50，7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其价值在当时并未实现，一直到唐代之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文心雕龙》在评价作家时，既关注那些声名卓著的文豪，也瞩目那些不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在其中投注了深沉的寄慨。他对于温峤与庾亮的评论即是如此，由于这些评论散见于各篇，并不成体系，因此，需要我们爬梳与钩沉，将其通贯起来加以分析。在此过程中，可以抉掇出许多有意味的问题与结论来，这也是本篇写作的缘起。

“Enduring the Burden” and “Displaying the Culture”: On the Comments on Wen Qiao and Yu Liang in the Wenxin Diaolong
YUAN Jixi

(School of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Both Wen Qiao and Yu Liang were famous ministers and scholars whose morality,writing,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reflected the unique background of the Eastern Jin times.Both men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whimsical,turbulent Eastern Jin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at the same time,comprised various political essays to fulfill hi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needs.Their literary contributions were unique in the Eastern Jin and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Although their writings were not the best kinds of poetic or fu rhapsodic works of their time,their special social status made their writings special.The comments on their works in the Wenxin diaolong,or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reflects the way of reading a literary work emphasizing the reader’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writer’s intent,a way through which the work’s literary values are thought to be better revealed.

Key words: Wen Qiao;Yu Liang;Enduring the burden;Displaying the culture;Literary criticism

作者：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ucyj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