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振兴乡村的策略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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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振兴乡村的策略与方法研究
陈 炯

[摘要]艺术振兴乡村近年来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但从整体上看,我国艺术乡建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内艺术乡建大量存在只注重物理空间建设或艺术家留下“好看”的作品,对农村综合发展收效甚微。艺术有助于实现有效治理还没有被广泛认识。艺术之于乡村建设缺乏系统化考量。有的地方尽管艺术介入了乡村建设,但与村民没有产生实际联系,不按乡村实际情况进行艺术和文化的输入,没有激发起农民的自觉,结果注定是“人走茶凉”。艺术需要介入乡村建设,需深度探讨艺术的社会价值与乡建策略,以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提升乡风文明,总体上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关键词]乡村振兴;艺术;内生动力;有效治理

乡村振兴,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战略,也是一项伟大的国策,对我国现今乃至以后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艺术振兴乡村,用艺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艺术推动村落复兴,用艺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最终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这是一条艺术乡建之路,即以艺术的手段,系统性回应乡村振兴五大任务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挖掘在地文化基因与区域优势,进行视觉化表达与美化;孵化农创产业,激发村民内生动力。艺术振兴乡村对提升乡风文明、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有着独特的价值。这里的“艺术”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实践,而非单纯的视觉审美范畴的艺术形式。

一、场域理论与乡村秩序的建立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简称 《意见》),确定了乡村治理的总体目标。“到2035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意见》还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村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化,村级议事协商制度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在我国乡村,村民自治具备一定的体系。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提出,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①费孝通:《乡土中国》,5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社会关系的调节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达到目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它正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配合适应的,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合适的统治秩序。“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指的是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秩序关系。笔者认为,费孝通提出的“人治”是乡村治理中的自治与德治的总和,因此乡村治理有一定特殊性,其更依赖乡村中的传统文化以及软性的规则。

目前,普遍认可的乡村治理有三个途径:一是基于村规民约、民族习俗、共同记忆和行为规范基础上的价值共识,是乡村保持良好秩序的内生变量;二是基于血缘、地域或文化共同体基础上,并经自然选择和村民信任所形成的自然权威,是现实中乡村维护秩序的重要力量;三是权力让渡并创设环境和提供保障,是当前乡村形成自发秩序的关键因素。

我国乡村治理的主要内涵是乡村秩序的构建,因为“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②费孝通:《乡土中国》,5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所以这种秩序的建立更依赖人,依赖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以,乡村治理中应该注意或是最为突出的特性则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性”。而“乡土性”从单维度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尝试用场域理论去解读。乡村就是一个生态场域,“乡土性”是这个场域里的要素之一,因此,乡村治理问题可以用场域理论来协调和解决。

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提出者是库尔特·考夫卡等人。何谓“场域”(field)?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进一步说,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总体而言,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因素。此后,法国学者皮埃乐·布迪厄发展了场域理念。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在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和社会矛盾的深化,场域理论逐渐扩展延伸,出现了“生态场域”(ecological field)这一概念。“生态场域”实则是一个特定的关系网络集合,它的集成要素为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相互融合而形成。

秩序也是生态场域理论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在复杂交叠的关系网络中,所有的参与者以遵循秩序为基础,恪守本位,良性互动,从而达成他们对特定资本的挖掘、抽象与建设,实现对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新塑造。生态场域理论蕴含着秩序、本位、内涵;具有对等、融入、良性、多元的特征。秩序也是一种规律,社会生活为什么会如此具有规律性? 如此具有可预见性? 如果说外在结构并不机械地约束着行动,那么又是什么赋予行动以一定的模式呢? 惯习这一概念给出了部分答案。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 (structuring mechanism),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尽管惯习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本身也不是行为的全部决定因素。③皮埃乐·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3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根据生态场域的理论,理想状态的乡村应该是:作为乡村主体的村民以遵循秩序为基础,恪守本位,良性互动,从而在农村进行生活、建设,实现对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新塑造。在当下的乡村生态场域中,对等、融入、良性、多元这些特征可以促进乡村发展。其实,不少乡村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失序问题,因此“生态场域”理论以及特性的引入,对于引导传统村落社会回归正常的、有序的运行轨迹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的基础,差序格局、礼俗社会之根源,都在于“乡土性”。“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①费孝通:《乡土中国》,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中国乡村治理大体上仍然围绕“礼”与“教化”不断推进。那么,在乡村生态场域中,这种“礼”与“教化”除了村规民约、传统风俗外,还要符合多元化,还要引入新的元素,要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因此,可以把艺术引入乡村生态场域中,让艺术代替部分“礼”和“教化”的功能。笔者在乡村进行艺术乡建活动的时候,听到一位村党支部书记说:“喜欢美的人,心灵都是善良的。”艺术家们遵循美的规律和设计的一般规律指导农民,创作出既可以传达出外在美也可以传达出内在美的内容。艺术作品也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源头杜绝不利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内容。源于生态场域理论的秩序性是艺术作品应该遵循的本质规律,在艺术家与农民共同的艺术创作中对于秩序性的把握,是一个设计的基础。

除却对艺术家与作品的要求之外,更进一步,如何通过艺术的创作与运作,以艺术的方式整体性地做到社会秩序的调整与引导? 因此,需要把人、自然及艺术这三个要素放在一个共生的场域中形成一个和谐的共处关系。同时,生态场域理论的切入,也将以独特的视角去总结出更贴切、真实的策略与方法。

在乡村这个场域中,以农民为主体通过共同的艺术创作,以主体意识强化激发乡村治理的参与活力。在强化治理主体自主意识的同时,还需增强和提升治理主体的参与能力。自治不仅是乡村民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活动的过程,更是乡村民众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决策、自我监督的民主权利实践过程。艺术创作强化了乡村民众的参与意识,不仅可以增强乡村民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且能够调动民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治理主体的参与活力,释放了乡村治理的社会活力。艺术活动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基层和民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让农民群众共同参与,自己创造幸福生活。从另一个角度看,艺术创作非行政手段,能够避免个体形态社会参与权利虚化或流失、组织形态社会参与效能弱化以及制度体系内卷化等问题,不仅不会削弱乡村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效度,还能提升乡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坚持“农民为主,艺术家指导,政府协助”的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突出发挥乡村治理中人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社会日新月异发展的同时,乡村也在这种快节奏的变化中被悄然解构。大量自然村落消失,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无人知晓。除了村庄的消失,由于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一些村庄无人居住,传统村落原有的文化特质日趋消失,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悄无声息地削弱甚至切断了中国普通大众与土地之间天然的内在联系。除却少数传统村落被商业化改造为旅游区外,大量传统村落都在经受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人文价值失落的过程,而传统文化与优秀价值观中间曾出现的断裂也加剧了这一问题。即便是接受改造的传统村落,也未能完全避免失去生命力的危机。目前,乡村的改造仍然存在缺乏科学统一的策划与规划,开发时往往不能切实地结合本土的情况,只是简单地将城市的消费市场转向农村,迎合城市的消费习惯,将“千城一面”的城市建设模式延续到乡村,“标准化”“千村一面”比比皆是,“标准化”的趋势,让地域文化、场所在异化中变迁,反而失去了传统村落原本的韵味和特色。

乡村建设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碎片化”,在城市化进程的扩张下,村庄样貌不复往日,它的变迁不仅是形态上的破败,亦是贫穷落后的标签。如今中国大多数的乡村都存在情感纽带松弛、文化衰败的问题。许多村庄为了发展旅游业,拉动乡村经济,明明没有文化遗产,也要强行打造假的文化遗产,对于公共生活的营造仅局限于当地政府对硬件设施建设的投入,而往往流于形式,并未形成传统村落的文化艺术氛围,也未能让村落中的居民有具体的参与感,仍然与实际的传统村落生活有割裂感。这样,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建设作用,更难以向农村群体敞开大门、传播知识、促进乡村“文化富民”的产业化发展。

另外,尽管自治是乡村管理中的基本机制,但是在一些乡村中,村民往往缺乏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生活的积极性,社会治理则由村民委员会内少数人承担,村民在乡村治理上的参与不够。这样的情况让村治理的目标难以达成,一旦无法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也无法与乡村发展实际、社会变迁和发展态势保持同步。乡村治理应该是共担共享,结果惠及全体乡村人口,但在没有广泛村民参与、其积极性不高的情形下,就无法充分显现积极成效。

总体而言,乡村建设中存在几个比较明显的问题:第一,产业单一,活力不足。第二,环保观念不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价值转化率低。第三,陈规陋习尚存,行政治理效果有限。第四,秩序弱化,“自发”调动乏力。第五,文化资源挖掘薄弱,收入渠道窄。这些都有待改进。

二、艺术与乡建存在紧密联系
“三农”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指导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行动指南。面对乡村建设的问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投入到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项目中。艺术振兴乡村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其模式、内容呈现多样化,涉及人口、农业、文化、经济、管理等领域。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乡村密切相关,而整个社会秩序的根基也在乡村,同时,艺术也是我们美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常规的乡建手段及手法已不能适应当代人的生活需求,不能满足创新思维、体验式经济、沉浸式感受等体现人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以及对审美和对当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从满足人民需求和解决矛盾的动机出发,可以通过艺术手段、艺术的思维、艺术的创新改变乡村的整体形象,转变乡村的传统产业模式,实现农业产业升级,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同时体现农民的自尊、自信、情感归属与幸福感。

在表达思想、传达概念上,艺术是一种最直接、最便捷的语言,以友好的方式进行沟通。不同的艺术形式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它们诞生于一个区域特有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中,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艺术作品往往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奋斗历程和美好愿望。艺术的特质与功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艺术语言通过作为具体符号的艺术品,构成美学话语的内在结构。这种符号学语言以美的形态呈现,以直观的视觉感受传达信息,没有语言交流障碍。艺术语言能够跨越国界和种族在人们心灵上达成一种共识,在人们思想上达到共通。

第二,艺术手段较之行政命令等其他手段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艺术以无形的、春风化雨似的形式滋润人们心灵,是一种友好交流手段。

第三,艺术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美好生活与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艺术既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美好生活体验的助力器。

因此,艺术振兴乡村就是借助艺术形态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联。艺术介入乡村焦点不是艺术本身,而是通过艺术手段介入恢复乡村的礼俗秩序和伦理精神,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和参与感,保持人们内心深处的敬畏和温暖。乡村建设以人为中心,首先注重精神建设,在进行艺术乡建过程中,采取微循环“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推动乡村的进步。有效的乡村建设不是以一种外来的东西改造乡村、重构乡村,而是从乡村本来的逻辑出发建设乡村。

在解决就业方面,因艺术介入农村,能够出现许多新岗位。就业一直是政府关注、民生关切的问题。稳就业被频频提及,位列“六稳”“六保”之首。特别是在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因为疫情波及面广泛,对农民工等群体形成的冲击更趋严峻。比如,农民工一旦在城市中不能实现就业,部分农民工将返回家乡,回到乡村寻求机会。如果回到家乡后没有适合的“岗位”,势必面临返贫的风险。所以,无论是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和以后的就业问题中,对农民工回乡就业应该给予更多重视。在乡村应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新的岗位,创造新的就业渠道,要深挖广阔乡村就业潜力,让乡村成为提供职业、满足就业的沃土。当前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由于农民的属性,其理所当然的职业就是种地,农民没有所谓的“就业”问题。不过,伴随农村产业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化、互联网等的发展,农村新业态不断涌现,农民因此也有了职业化的身份。

想要切实解决农民工失业返乡、农村富余劳动力等困难,大力发展“农创产品”不失为一个有效举措。什么是“农创产品”? 笔者认为,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解读。

从狭义上看,“农创”是“农产品+文创”的单纯组合或叠加。这里所说的农产品,也只是农作物或农作物加工后的产品。所以,狭义的“农创产品”无非是物理意义上的把农产品与文创组合在一起。比如,在农产品的包装上做些“文章”,把手工艺品换个颜色、搞得有艺术性,等等。但这仅仅为“农创产品”的低端体现,这样的“农创产品”并不能特别拉长农业产业链,农产品增加的附加值有限,产业结构优化不充分。

从广义上看,“农创产品”可以是农产品产业链上所涉及的所有产品。对于“农创产品”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考察,它应该是以大农业为中心,基于地方文化等特色,以农民自身为主体,包括IP、创意、品牌、设计等全面、立体的构成,内容可以包括传统农产品、食品、手工业、非遗技艺,也可以包括时下风头正劲的文旅“周边产品”。

因此,广义的“农创产品”乃是基于农村传统的农产品、手工产品、非遗技艺与创意产品的结合,通过对产品的视觉化体系、功能设计的重塑,从而增加农产品、手工产品的附加值,能够拉长农产品、传统手工业产品的产业链,改变农村产业单一的情况。

如何打造优质的“农创产品”? 如果说,把初级加工后的农产品视为1.0,把与文化创意简单结合的农产品视为2.0的话,那么当下我们要向“农创3.0”迈进。这里所说的农创3.0,指的是对农业、农产品的深层次开发,是在产品质量过硬的前提下,具备实用价值以及合理的价格,在保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拥有高认知度的品牌和强大IP。在研发“农创产品”的过程中,也要杜绝与某些“网红产品”一样的“阵风”现象:风潮一过就消失不见,而要让“农创产品”具有可持续性,需要艺术家参与、专业人士指导和政策扶持。

优质的“农创产品”可以帮助农民就业,能够助农增收、助民创业、助企升级。所以,发展“农创产品”正逢其时,其具有两大优势;第一,农创产品是轻资产模式,在生产、运营等过程中不需要大量厂房、设备等巨资投入,其形式可以很灵活,但产业链长、影响广泛,可形成一定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第二,“农创产品”对劳动力要求不高,对强壮劳力需求不大,就业主体范围可以非常广泛。

“农创产品”重视产业链的打造,积极支持创业扶持,其使得农村产业更加丰富,新业态不断涌现。比如,所涉及的行业包括创意设计、生产、营销、策划、互联网、加工制造等,新业态、新行业代表着新的就业机会的产生。

“农创产品”助力国家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品牌强农计划;“农创产品”可以让农民工返乡就业,在乡村形成全新就业发展模式;“农创产品”让农村产业链更长,打造新业态,重塑地方经济,吸引更多有志年轻人到农村工作,让农村成为就业沃土。

三、艺术策略助力乡村治理有效
2018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开展了“乡村振兴专项调查”,收集了25个省262个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村庄人口老龄化程度深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性别比失衡情况普遍。”“乡村‘三农’带头人数量及能力不足”等。①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2019。这些结论与笔者多年在乡村调研发现的情况相同,乡村缺乏活力,村民对各种乡村公共事物没有积极性,“等、靠、要”仍然是不少人的生活状态。除此以外,我国农村依然存在人际阻滞、产业单一、环境失衡、文化断层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乡村有效治理,也让乡村的发展阻力重重。因为,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更无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笔者认为,根据生态场域理论,在乡村中注入艺术元素,能够对人的行为、生活方式带来影响,在复杂交叠的关系网络中,所有的村民以完成艺术创作为目标,恪守本位,良性互动,秩序、对等、融入等均为这个场域中也就是艺术乡建的特征。因此,通过艺术策略可以助力乡村的有效治理,帮助解决农民对乡村发展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并激发其内生动力,让乡村的发展动力强劲。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介入乡村,激活乡土文化资源,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感,无疑为提高乡村的文化自治及文明程度提供了一种可能。艺术具有重构社会有机体的力量,如此,乡村的治理有效则是“水到渠成”。

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通过对乡村问题诊断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艺术工作,以村民为主体,激活乡村的内生潜能 (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文化、技能等),构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系统。

与我国相邻的日本及韩国,均有较为成功的案例。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振兴逐渐衰败的农村为目标的造村运动。在艺术乡建方面,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实验,展示了“公共艺术复兴乡村”的可能性。自2000年首届艺术节开幕至今,带动了周边102个村落参与,累计数百万人来此参观游览,仅从门票和周边商品的销售上,艺术节就覆盖了自身运营成本的80%。旅游业的发展也为当地带来了公共和私人收入的提升。②北川富朗:《乡土再造之力:大地艺术节的十种创想》,232、24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在我国,艺术助力乡村治理还在实践探索阶段。如湖北省孝昌县樊家湾,2016 年笔者带领“艺乡建”团队进驻,除环境与建筑改造,团队联合村民进行公共艺术活动及农创产品研发。团队驻村前山村年游客量在800人左右,建设后年游客量在8000人以上,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倍;项目未建设前人均纯收入4660元,建设后人均纯收入达到了8000元。③陈炯等:《乡建与艺术——美丽乡村建设3.0》,202页,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针对乡村中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基于不同艺术形式所能达到的社会作用,把两者进行匹配,进而解决乡村问题,实现治理有效。

参见图1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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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艺术振兴乡村路线图

我们把乡村中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归纳总结为四类:人际关系问题、产业问题、环境问题和文化问题。比如,乡村中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干群矛盾、邻里矛盾、族群矛盾等人际阻滞现象。疏通人与人的关系是治理乡村的前提条件,因此,通过公共艺术创作,我们着力解决这个首要问题。

公共艺术为什么具有解决人际阻滞问题的能力? 具有开放、公开特质的、由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同的公共性空间称为公共空间,而公共艺术所指的正是这种公共开放空间中的艺术创作与相应的环境设计。在实践中,我们重视村民的参与度甚至让村民成为主要创作者,让渡给村民一定权力,专家、设计师起指导作用。一个原本“高大上”的与村民生活并不密切的艺术品,通过他们的双手被创造出来,不同的村民在开始共同创作和公共艺术维护的过程中,必然会为了共同的“荣誉”达成合作或者相互妥协。村民通过交往活动来加强联络,进而增进村民之间的感情以及对村落的认同感。在人与人之间就艺术达成共识的时候,则是人际关系疏通的开始。

实际上,公共艺术也是对乡村、村民的情感的体悟与关照,通过公共参与、深度访谈、持续对话等方式共同建设,提振乡村居民的自信、自尊,自下而上以村民为核心进行乡村建设。艺术还是潜移默化的,其作为抓手有助于增加村民之间凝聚力、实现自我建设。通过以村民为主体的公共艺术创作,让村民参与其中,在共同创作中,首先实现了村民在形式上的连接和配合,再通过完成公共艺术的共同目标,从而实现思想上的共识,达到关系协调的目的,形成合作秩序。由于闲暇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进行作品的构思、制作,村民打牌赌博等不良嗜好也相应减少。因此,协调的关系以及价值共识积蓄之后成为内生变量,这是乡村自治、德治的基础。

当前,依靠传统的农村业态很难实现产业兴旺,同时,重资本的投入并不能普遍适用,而且村民直接获利相对较少。那么,在农村现有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兴旺,切实可行的做法就是拉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对传统农村产业、产品的系统性设计,有助于品牌形象的打造,有助于提高传统产业的价值。这样,一方面增加村民收入,另一方面增加新业态,改变产业单一状况,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拓宽农民收入的渠道,可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农村新业态与文化建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拓展文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观念升级,迎来更高层次的心灵之旅,文化内需形成新的产业导向。一方面,文旅融合发展以新业态、新方式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体悟,形成消费市场的循环;另一方面,新业态产品艺术附加值提高促进消费市场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吸引村民返乡、新村民入驻,进入艺术乡建文旅3.0时代。文旅3.0的内容包括艺术市集、民宿、艺术节等,它们可以激发村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唤醒村民的自信心和自我发展意识,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潜藏的创造力,从而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文旅3.0的重点是挖掘在地文化基因,重塑地方文化IP。

第二,建设村博馆、文化书院:村博馆、文化书院的建设能够解决乡村文化断层的问题。挖掘、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把往昔的点点滴滴捡回来,留住大家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对村庄历史变化的认知以及党在建设发展农村过程中作用和功绩的宣传,以村博馆为载体,将抽象的道理、生硬的说教转化为群众身边喜闻乐见的生动事例,赋予其蓬勃的生命力、生动的感染力和强烈的震撼力,将经济建设和现代文化内容具体化、生动化,依托载体进行宣传。①潘鲁生:《美在乡村》,1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

四、艺术乡建的内容和方法
艺术对于乡村的介入目的和方式,不仅仅是外在的乡镇景观美化或效仿城市的建筑、雕塑及园林形态的植入,还要注重发挥乡镇独特的自然元素和地方人文资源的积极作用,以艺术手段为抓手促进乡风文明、实现治理有效,改善和提升乡镇居民日常生活及公共空间所处的环境与基本的公共设施的实际功能及美学品质,包括:乡村修复、文创产品、文旅项目、艺术节、公共艺术活动、艺术生态农业(农创产品)等(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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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艺术振兴乡村六环图 (具体工作内容与联系)

艺术振兴乡村六环图表明了工作方向、方法、方案层次关系,由内向外发散,中心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目标。第一环为艺术振兴乡村的价值构成,第二环、三环为主要方向和内容,第四环、五环为关键要素,第六环为具体方法。

通过“问题诊断——阶段目标—艺术形式/解决手段—阶段目标—归纳整合—最终目标”的思路,以具体项目为载体,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团队对村民工作进行适当的干预。这种项目干预是设计师与村民共同针对设计对象的定位、构思、草图、材料、结构、技术、施工等进行创作实施;从村民私宅庭院开始拓展到公共环境建设,借以提升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

艺术振兴乡村内容包括:第一,文化基因的梳理。挖掘在地文化基因,梳理转化信息内容。第二,数据调研与问题诊断。依托社会学、人口学、农业经济学等专业进行数据提取与分析,跨学科多维度进行诊断,为艺术乡建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策划与定位。依托地方资源,以村民为主体定位的策划可实施,避免乡村建设同质化。第四,工作方案。技术与设计方案包括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农创产品设计、视觉系统和公共艺术的创作与活动,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评判体系中艺术本体语言的“美丑”不是唯一评判标准,其重要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解决社会问题。艺术乡建不能只停留在对乡村形象进行改造的显现层面,重点是真正为农民的生计考虑,努力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经济收入提高,各方面条件改善,农民才会留在村庄,发展村庄,建设村庄,才能真正实现魅力乡村。

因此,艺术乡建实施项目的重点:第一,研究不同形式艺术的社会作用和实效。如,公共艺术可以带动乡村的旅游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新(即根据乡村特色开发的各类艺术展馆、文创品牌开发、艺术家驻地计划、艺术节等公共艺术活动),能够实现文旅升级。第二,对乡村问题进行诊断。从乡村表现的问题分析出深层次矛盾,并总结归纳。第三,通过提炼、总结乡村发展短板,有针对性地用艺术形式、手段与之相匹配,通过实施艺术工作解决对应的农村短板问题。匹配是基于分析梳理艺术形式能够达到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做出的判断,匹配的过程涉及艺术、人口、社会、农业、公共管理等诸多学科,力求匹配高度契合。第四,全面评估匹配效果,即是否达到了乡村有效治理的目的,是否解决了乡村的突出问题。

浙江宁海的案例可作为参考。2019年4月,“艺乡建”团队到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大佳何镇葛家村进行艺术乡建活动。短短半年时间,艺术在这个小山村里发生着化学反应,村民变得有“文艺范”,成了能工巧匠,130多名村民被培养成了“乡建艺术家”,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同时,艺术激活了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公共精神,让他们成为改变乡村的主体力量。村民的艺术美感、创新能力和内生动力得到激发后,他们对美也有了自己的理解。村民利用村中、家里现成材料,如石块、毛竹、干草和废旧衣物等,全程参与定位、设计、实施。结果葛家村成为以融合设计开启“艺术振兴乡村”模式的典型:村容村貌被改善,成品用来销售,村民的艺术创造能力被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以艺术的方式介入乡村的过程中,从村民的质疑到主动深度参与,村民内生动力被激发,艺术在乡风文明建设上起到独特的作用。艺术还发挥了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甚至社会矛盾的作用。如,村民把原本两家归属不明的地块让出共同打造、维护公共艺术空间,从原来的对头变成了伙伴;为了维护村中的公共艺术作品,村民从原来对于公共领域的事物不闻不问,到开始关心村中的大小事宜,如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等等。

在实践中,可以看到艺术振兴乡村有诸多优势:第一,通过艺术介入,多学科联动,助力乡村治理,实现乡风文明;第二,突出农民在艺术创作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其内生动力,唤醒村民的自信心和自我发展意识;第三,以艺术活动与视觉化呈现,于传统化古而开今,避免同质化发展,拥有在地的情感归属;第四,可以创造出农村新业态,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

总体上,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五大任务,艺术振兴乡村不是单维度从艺术到艺术来看其价值和意义,而是以艺术为抓手,服务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这里“艺术”是一个外延广阔的概念,并非仅仅是美术馆里的艺术或是在农村栽花种草,而更关注乡村有效治理,其实质是建设根植于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and Method of Art Revitalizing the Rural Areas

CHEN Jiong
(School of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Art revitalizing the rural areas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public eye in recent years.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our country's rural art construction on the whole.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rural art constructions that only focus on physical space or artists leaving“good-looking”works,which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The fact that art can contribute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widely recognized.It lacks systematic consideration of art in rural construction.In some places,although art is involved in rural construction,it has no actual connection with farmers.The input of art and culture that does not follow the actual rural situation can not arouse the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and rural art construction tends to stop as soon as artists leave.Art needs to be intervened in rural construction,and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the social value and rural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art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enhance the rural customs and civilization,and realize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in general.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Art;Endogenous motivation;Effective governance

[作者简介]陈炯:艺术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设计系主任 (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