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诡托讽与诗派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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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诡托讽与诗派建构
——以韩愈、卢仝《月蚀诗》为中心
孙羽津

摘 要：韩愈、卢仝的两首《月蚀诗》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托讽现实政治，在韩孟诗派建构中具有独特价值。二诗共同面对两类“前文本”：一类是以《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为代表的政治文本，另一类是唐人天学文本。通过互文关系的疏证，可以考明二诗均以元和四年至五年成德镇帅王承宗之乱为本事，托讽王承宗不尊朝廷、盗据藩镇，同时批判了观望养寇的诸军统帅。不仅如此，二诗同中有异，韩愈通过对卢诗讽“天”诗句的全面删削，实现了从技艺到话语的双重规训。由此可以窥见，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未构成与敦厚诗教相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好尚对抗乃至消解伦理价值；相反地，他尝试以奇诡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

关键词：韩愈；卢仝；《月蚀诗》；韩孟诗派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至六年间，韩愈、卢仝等人在东都洛阳的交游唱酬，是韩孟诗派发展成熟的一个关键节点。其间，卢、韩相继创作了《月蚀诗》和《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托讽现实政治，被视为“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1)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80页。的双子奇作。然而，具体到《月蚀诗》(2)由于卢仝《月蚀诗》和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主旨相同(下详)，行文中用“《月蚀诗》”兼指韩、卢二诗，需要分别指称的时候，则简称“韩诗”或“卢诗”。的托讽对象，自北宋迄今聚讼不息，成为诗史上一大疑案。

一、千年聚讼中的逻辑罅隙
有关《月蚀诗》的托讽对象，现存最早的论断见于《新唐书》：“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3)《新唐书》卷一七六《卢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8页。此说宋人已纠其谬：“仝诗作于元和五年，而宦官陈洪(弘)志之乱，乃在于十五年，安得预知而刺之？盖《唐史》误也。”(4)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五引孙汝听注，上海：涵芬楼影宋本，第32页b。孙汝听所谓“陈洪志”，两《唐书》作“陈弘志”。今按卢诗开篇作“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5)卢仝撰，孙之騄注：《玉川子诗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页。下引卢仝《月蚀诗》均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而韩诗亦明言“元和庚寅”(6)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45页。下引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均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二诗作于元和五年明矣。又所谓“元和逆党”一词，最早出现于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死后，特指陈弘志、王守澄等弑逆宪宗的宦官集团(7)参见《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69页；《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第5310页；《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传下》，第5883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那么，作于元和五年的诗，不可能讽刺十年之后的事，《新唐书》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宋人虽然认识到《新唐书》的错谬，却未能摆脱托讽宦官之说的思维惯性，而欲溯及元和初期的宦官。如方崧卿云：“《新史》以为讥元和逆党，然稽之岁月不可合，盖元和初宦官已横恣”(8)方崧卿著，刘真伦汇校：《韩集举正汇校》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江端友云：“元和五年……宦官权太盛，又往往出于闽岭。玉川诗云‘才从海窟来，便解缘青冥’，盖专讥刺宦官也”(9)洪兴祖：《韩子年谱》附方崧卿《增考》，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3页。。洪迈则拈出卢诗“官爵奉董秦”一语，谓“董秦”即汉代以嬖幸擅位的董贤、秦宫，卢仝借以托讽当朝权宦吐突承璀(10)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93页。。

到了明代，胡震亨进一步关联元和五年吐突承璀平叛无功之时事，直欲坐实专讽承璀之说：

按此诗叙有年月云“元和庚寅”，则吐突承璀讨王承宗无功而归之岁也。初，宪宗信用承璀，令典神策，拜大帅，专征。及败衄，仍不加罪，宠任如故。有太阴养蟾蜍为所食之象，故取以比讽。“恒州阵斩郦定进，项骨脆甚春蔓菁”。定进者，承璀骁将，初交战即被杀，师因气折无功。详见《承宗传》，此正实纪其事处。……通阅前后，为承璀而作甚明。(11)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三《诂笺八》，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1页。

清人何焯、沈钦韩、王元启等皆同胡震亨之说，认为《月蚀诗》的托讽对象即以吐突承璀为代表的宦官势力(12)参见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三○《昌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7页；沈钦韩撰，胡承珙订：《韩集补注》，清光绪十七年广雅书局本，第8页a；王元启：《读韩记疑》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10册，第491页。又，当代学者也往往受此影响，虽未必拘执承璀事，但也承认“《月蚀诗》为讥刺宦官而作，应该是可信的”。参见项楚：《卢仝诗论》，《柱马屋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8页；郑慧霞：《卢仝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6页。。

对于主讽宦官这派观点，历来不乏异见。朱熹曾直言“未必然”，惜乎未作申论(13)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7页。。宋代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卢诗所谓“董秦”并非汉代董贤、秦宫的合称，而是唐德宗初期叛将李忠臣的原名(14)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四引说者云，第392-393页。，这样看来，则与吐突承璀关系不大。至清人方世举考论最详，他认为《月蚀诗》主要讽刺的是吐突承璀的征讨对象，即成德节度使王承宗：

崧卿之驳《新书》，容斋之祖崧卿，皆误认“元和逆党”四字为庚子陈弘志弑逆之党，而不考庚寅王承宗叛逆之党。按卢诗“恒州阵斩郦定进”，郦定进者，讨王承宗之神策将。承宗拒命，帝遣中人吐突承璀将左右神策帅讨之。承璀无威略，师不振。神策将郦定进及战，北驰而偾，赵人害之。是则承宗抗师杀将，逆莫大矣。史书郦定进死在元和五年，韩诗“元和庚寅”，卢诗“新天子即位五年”，时事正合。……

又旧说董秦即李忠臣，洪容斋以为是时秦死二十七年，何为而追刺之。当是用董贤、秦宫嬖幸擅位，以喻吐突承璀。以愚观之，旧说是而洪说又非。董秦者，史思明将，归正封王，赐名李忠臣，后复附朱泚为逆。时承宗上疏谢罪，上遂下诏浣雪，尽以故地畀之，罢诸道兵。是则今日之承宗，与昔日之董秦，朝廷处分，正自相同。董秦可以复叛，安知承宗不然？反侧之臣，明有前鉴，故以董秦比之。左右参考，是诗确为承宗作。……至东西南北龙虎鸟龟诸天星，无不仿《大东》之诗刺及者，指征讨诸镇也。当时命恒州四面藩镇各进兵招讨，军久无功。……

卢诗凡一千六百余字，昌黎芟汰其半，而于郦定进、董秦诸语明涉事迹者，又皆削去，诗语较为浑然。而考核事实，卢诗为据。(15)方世举著，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2页。

无论是以胡震亨为代表的讽承璀说，还是以方世举为代表的讽承宗说，都是从卢诗“恒州阵斩郦定进”这一“明涉事迹”的描写中生发出来的，都认为《月蚀诗》与元和四年至五年间王承宗之乱密切相关。今按卢诗“郦定进”句意甚明晰，于史有征，确有助于我们探究诗歌本事。但如果进一步明确托讽对象，则不应拘执于个别字句，而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歌内容及结构，厘清其与王承宗事件的对应关系。在韩、卢二诗中，导致月蚀的元凶是一只“虾蟆精”，而月与日并为天之双目，是“天公行道”之所由，因此卢诗痛斥“虾蟆精”道：“食天之眼养逆命，安得上帝请汝刘”，韩诗痛斥道：“后时食月罪当死，天罗磕匝何处逃女刑？”可见“虾蟆精”的食月行径是针对“天公”(或云“上帝”)造成的伤害。此后，韩、卢二诗依次批判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四象姑息养奸的渎职行为，他们对于“虾蟆精”冒犯“天公”一事或无动于衷、或畏葸不前。在韩诗结尾处，还特意区分了“蛙罪”与“众罪”，诗云：“尽释众罪，以蛙磔死。”意谓四方星象的渎职之罪尚可赦免，而冒犯了“天公”的“虾蟆精”是不可饶恕的，必须处以极刑。既然韩、卢二诗集矢“虾蟆精”，那么我们所推定的主要托讽对象应与“虾蟆精”的行为相近，否则便不能成立。

在王承宗祸乱之际，吐突承璀代表朝廷讨伐王承宗，其“逾年无功”“轻谋弊赋”(16)《新唐书》卷二○七《宦者传上》，第5869页。，理应加以斥责，但这些罪过与“虾蟆精食天眼”的行为有本质上的不同。诗中的“虾蟆精”将矛头直指人格化的“天公”，而吐突承璀虽专横跋扈，却从不违拗唐宪宗(17)参见白居易：《论承璀职名状》，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41页，直到元和十五年宪宗被陈弘志、王守澄等杀害，吐突承璀也旋即被杀，其成败兴亡与宪宗相始终(18)参见《新唐书》卷二○七《宦者传上》，第5870页。。由此反观《新唐书》讥刺“元和逆党”之说，时间固然不合，却道出了《月蚀诗》的托讽对象危害宪宗这一含义；后世指摘《新唐书》之余，转谓《月蚀诗》专讽吐突承璀，虽然时间吻合，却不及《新唐书》对诗义的准确体认，令人抱憾(19)相比之下，方世举有意矫正旧说对《新唐书》的全盘否定，指摘旧说误认“元和逆党”为陈弘志弑逆之党，而不考王承宗叛逆之党云云。然而，方世举仅就字面意思发论，殊不知“元和逆党”本即陈弘志一党的专称，遂于指摘旧说之际又生新瑕。。此外，若以吐突承璀作为主要托讽对象，则四方星象之托讽亦无着落。诗中的四方星象皆姑息纵容“虾蟆精”，而吐突承璀自挂帅之初，就遭到了南衙诸官的集体性抗议，班师后又遭南衙弹劾，“罢为军器庄宅使”(20)《新唐书》卷二○七《宦者传上》，第5869-5870页。，自始至终，除宪宗姑息回护承璀外，未见他人有姑息之举。这样看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吐突承璀都不可能成为韩、卢二诗的主要托讽对象。

二、政治话语与“蛙罪”托讽
排除了吐突承璀，再来看不尊朝廷、挑战宪宗权威的成德镇帅王承宗。据史载，承宗父士真、祖武俊。自唐德宗建中、兴元以来，王武俊节度成德军，先是僭号称王，归正后，父子相袭近三十年，“自补属吏，赋不上供”，颇不尊朝廷(21)《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 王士真传》，第3873、3877页；《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81页。。至元和四年三月王士真卒，承宗又欲袭位。史载：

士真卒，三军推(承宗)为留后，朝廷伺其变，累月不问。承宗惧，累上表陈谢。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谕，承宗奉诏甚恭，且曰：“三军见迫，不候朝旨，今请割德、棣二州上献，以表丹恳。”由是起复云麾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工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检校右散骑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信军节度、德棣观察等使。昌朝，故昭义节度使嵩之子，婚姻于王氏，入仕于成德军，故为刺史。承宗既献二州，朝廷不欲别命将帅，且授其亲将。保信旌节未至德州，承宗遣数百骑驰往德州，虏昌朝归真定囚之。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冀渐离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谕旨，令遣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22)《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承宗传》，第3878-3879页。

由此可见，王承宗割献德、棣二州并非本心，实为起复袭位而欺君行诈，一旦得旌节，便拒命囚帅，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至是，宪宗震怒，命吐突承璀统帅诸道兵马，讨伐承宗。毫无统帅才能的吐突承璀“威令不振”，屡败于承宗，又折损了平蜀骁将郦定进，使军中夺气，诸道军更是“观望养寇，空为逗挠”，战争由此陷入僵持状态(23)《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第431页；《资治通鉴》卷二三八，第7793页。。到了元和五年，朝廷财力消耗颇大，宪宗对这场战役已无必得之志。是年七月，承宗上表“求雪”，宪宗只好顺水推舟，“复以德、棣二州与之，悉罢诸道行营将士”(24)《资治通鉴》卷二三八，第7799-7800页。。此后，王承宗“自谓计得”，更加“謷然无顾惮”(25)《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承宗传》，第5957页。。由此可见，这场以宪宗妥协退让而不了了之的征伐，非但没有遏制父子袭帅之弊，成德一镇反被承宗借朝廷之口而彻底侵占，助长了承宗的不臣之心。对于这段时事，朝中士人痛心疾首，直斥承宗“盗据”成德(26)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三八《唐故卫尉卿赠左散骑常侍柏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综观元和四年至五年间的这场祸乱，由王承宗不尊朝廷、谋求镇帅而起，至宪宗妥协、承宗得帅而终，王承宗实为这场祸乱的罪魁，对唐宪宗的权威构成极大挑战。这一关系格局，与《月蚀诗》中“虾蟆精”冒犯“天公”的情形颇为相似。

不但如此，《月蚀诗》的修辞策略及作者意图还与代表宪宗立场的官方政治话语构成了密切的互文关系。这里不妨将元和四年王承宗叛乱之初颁布的《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与《月蚀诗》稍作对比：

其一，诏文开篇云“天地以大德煦物，而高秋励肃杀之威。帝皇以至道育人，而前王设黜罚之典”(27)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30页。下引《削夺王承宗官爵诏》均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而卢诗云“日分昼，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二主德，政乃举”，二者皆由自然界之象征转入为政以德、以刑的合理性论述，且皆有意凸显典刑一端的重要性，颇具现实针对性。

其二，诏文在批判王承宗之前，先提及昔年西川、浙东二镇之乱，谓宪宗不得已“陈原野之众，行鈇钺之刑”，意在表明对于成德镇王承宗之乱，宪宗也一样会不惜代价，严惩元凶。而《月蚀诗》在描绘“虾蟆精”食月时，插入了一段上古诸日作乱的传说，其中卢诗以“争持节幡麾幢旒”形容诸日作乱，这会令人联想起为窃取节钺而犯上作乱的藩镇将帅，韩诗则强调“尧呼大水浸十日，不惜万国赤子鱼头生”，意谓尧不惜以“万国赤子”为代价平叛祸乱，这与诏文中“陈原野之众”的官方话语别无二致，皆以显示申明国家典刑之决心。

其三，诏文将王承宗比作忘恩负义、贪得无厌的野兽，谓“豺狼之心，饱之而逾发；枭獍之性，养之而益生”，讽刺其既得镇帅，反生不臣之心、威胁朝廷。而在韩诗中“虾蟆精”即具有“婪酣大肚”的特征，卢诗更是痛陈“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类，一一自作孽”，这些描述与诏文中讽刺王承宗忘恩负义的情形差相仿佛。

其四，诏文直斥王承宗“潜窥戎镇”，“分土”而“怀奸”，而卢诗斥责“虾蟆精”云“径圆千里入汝腹”，韩诗作“径圆千里纳女腹”，如果说“径圆千里”可用来代称“戎镇”之广，那么“纳女腹”“入汝腹”适足讽刺承宗“分土”之奸。

其五，诏文直斥王承宗“神祇所以不祐，天地所以不容”，理当“龚行天诛，示于有制”，而韩诗亦斥“虾蟆精”云“后时食月罪当死，天罗磕匝何处逃女刑”，严刑不贷之意正相吻合。

此外，卢诗还讥骂“虾蟆精”云：“可从海窟来。”所谓“海”，指“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28)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五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1页。，如李益诗“莫遣只轮归海窟”(29)郝润华辑校，胡大浚审订：《李益诗歌集评》卷五《塞下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史载王承宗本非中原人氏，出自契丹怒皆部(30)《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第3871页；《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第5951页。，那么“可从海窟来”之讥，正与王承宗出身相合。

综上可知，《月蚀诗》有关“虾蟆精”冒犯“天公”的书写，与王承宗盗据藩镇、触忤宪宗一事颇为相似，并且与以《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为代表的官方政治话语构成密切的互文关系，无论从情节性还是文本性来看，《月蚀诗》的主要托讽对象均指向元和四年至五年间对抗朝廷、兴乱不臣的成德镇帅王承宗。

三、星象书写与“众罪”托讽
值得注意的是，《月蚀诗》不仅斥责了冒犯“天公”的“虾蟆精”，还斥责了姑息纵容“虾蟆精”的四方星象。既然“虾蟆精”托讽王承宗，那么从情势上推断，姑息纵容“虾蟆精”的不外乎奉命征讨承宗、实则“观望养寇”的诸军统帅。前引方世举之说，实已涉及“征讨诸镇”的猜测，惜乎语焉未详。如果我们参照当时的分野之说，揭开关联诗史文本的天学要素，便不难从可能性走向确定性，逐一落实四方星象的托讽对象。

韩诗首叙东方苍龙之象：

东方青色龙，牙角何呀呀？从官百余座，嚼啜烦官家。月蚀女不知，安用为龙窟天河？

由此初步推断，东方苍龙所讽，当为一强势藩镇，然而镇帅对王承宗之乱漠不关心。

卢诗云：

东方苍龙，角插戟，尾捭风。当心开明堂，统领三百六十鳞虫，坐理东方宫。月蚀不救援，安用东方龙？

由此可印证东方苍龙必指某一雄镇，且由“月蚀不救援”可知，此镇并未参与平叛王承宗之役。又据“当心开明堂”“坐理东方宫”可知，此镇治所正当心宿(图1)之分野。《旧唐书·天文志》谓心宿配大火之次，分野为汉之陈留县(31)《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第1315页。。陈留县在唐属汴州(32)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5页。，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汴州为陈留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复称汴州(33)《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433页。。唐德宗建中以后，汴州为宣武军治所，宣武一镇即当时之雄镇。韩愈早年在汴幕任职时曾这样描述宣武镇：

今之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故自天宝已来，当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钺之权，皆国之元臣，天子所左右。(34)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外集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51页。

无论分野定位还是其雄重之势，有关东方苍龙的描述均与宣武镇的特征相吻合。唐宪宗元和时期，宣武节度使为韩弘，他在元和十三年宪宗平淮西以前，长期保持中立地位，既不交结临镇，亦未尊奉朝廷(35)《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第4134-4136页。。在征讨王承宗之役中，宣武军自然不会有任何动作。这样看来，卢诗“安用东方龙”、韩诗“安用为龙”的责问，意在讽刺韩弘身膺镇帅之重、坐拥宣武之雄，却不能与宪宗同心、助平承宗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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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方苍龙之象(36)高鲁：《星象统笺》，《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专刊》1933年第2号。下文所示四方星象图均见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在东方苍龙之后，韩诗叙南方朱雀之象云：

赤鸟司南方，尾秃翅觰沙。月蚀于女头，女口开呀呀。虾蟆掠女两吻过，忍学省事不以女觜啄虾蟆？

卢诗云：

南方火鸟赤泼血，项长尾短飞跋刺，头戴丹冠高达枿。月蚀鸟宫十二度，鸟为居停主人不觉察。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虫头上吃却月，不啄杀。虚眨鬼眼赤width=12,height=12,dpi=110width=11,height=13,dpi=110，鸟罪不可雪。

从韩诗“月蚀于女头”“虾蟆掠女两吻过”和卢诗“毒虫头上吃却月，不啄杀”来看，南方朱雀的托讽对象似与王承宗之乱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卢诗凸显了“鸟罪”的严重性和不可饶恕性，并斥南方朱雀为“毒虫”，可见其愤恨之深。参照图2可知，所谓“毒虫头上”即朱雀头上方的井宿与鬼宿，《旧唐书·天文志》云：“东井、舆鬼，鹑首之次也。未初起井十二度”，其分野为“汉之三辅”(37)《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第1313页。。这样看来，所谓“鸟宫十二度”“毒虫头上”，均指京兆之地，是朝廷之所在、宪宗之所居。那么，韩诗“月蚀于女头”、卢诗“月蚀鸟宫十二度”，皆可视为朝廷权威和利益遭受直接损害的象征。在讨伐王承宗的诸军统帅中，直接代表朝廷出征的，只有吐突承璀及其所辖王师——神策军。如前所述，吐突承璀虽在宪宗面前夸口请缨，但他既无统帅之才，也无作战之勇，“自去以来，未敢苦战”，反而损兵折将，养寇无功(38)参见白居易：《请罢兵第二状》，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第1250页。。不仅如此，吐突承璀还与王承宗暗通款曲，“令上疏待罪，许以罢兵为解”(39)《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第4768页。。就这样，吐突承璀为自己换取了一条体面的退路，以致王承宗更加“謷然无顾惮”(40)《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承宗传》，第5957页。，最终以合法的形式盗据了成德一镇。为此，南衙诸官对吐突承璀极为愤慨，甚者奏请宪宗“斩之以谢天下”(41)《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第4768页。。反观《月蚀诗》有关南方朱雀之铺叙，韩诗“忍学省事不以女觜啄虾蟆”数语，正合承璀养寇无功之事，而卢诗直言“鸟罪不可雪”，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倾向，意谓吐突承璀在这场战役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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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南方朱雀之象

此后，韩诗叙西方白虎之象云：

於菟蹲于西，旗旄卫毵width=13,height=13,dpi=110。既从白帝祠，又食于蜡礼有加。忍令月被恶物食，枉于女口插齿牙？

卢诗云：

西方攫虎立踦踦，斧为牙，凿为齿。偷牺牲，食封豕。大蟆一脔，固当软美。见似不见，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拟错准拟。

韩诗“既从白帝祠，又食于蜡礼有加”与卢诗“偷牺牲，食封豕”相呼应，揭示了西方白虎“爪牙根天”的属性。然而，根于天的“白虎”却对月蚀之事视而不见，卢诗斥其“根天不念天”，韩诗更着一“枉”字，表达了对“白虎”的失望与批评。要之，西方白虎的托讽对象既“根天”，与朝廷有一定渊源关系，却又“忍令月食”“不念天”，在讨伐王承宗之役中不念朝廷恩遇，并未力战，竟使承宗得志。

从星宿分野来看，韩诗云“枉于女口插齿牙”，卢诗更直白地说“斧为牙，凿为齿”，参照图3所示，觜、参象虎首，当即“插齿牙”之所在。又据《旧唐书·天文志》，此二宿配实沈之次，分野在太原(42)《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第1313页。。太原是当时河东节度使治所(43)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二》，第359页。，时任太原尹、河东节度使的是三朝老将范希朝。范希朝曾蒙唐德宗器重，“置于左神策军中”，唐顺宗时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至唐宪宗元和四年迁河东节度使(44)《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第425-426页；卷一五一《范希朝传》，第4058-4059页。，河东一镇，又向来听命于朝廷，因此宪宗在“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璀，第二准拟希朝”(45)白居易：《请罢兵第二状》，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第1250页。参见同书卷一九《与希朝诏》，第1032-1033页。，对范希朝的河东军寄予厚望。然而，希朝“数月已来，方入贼界”(46)白居易：《请罢兵第二状》，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第1250页。，而后“屯军向欲半年，过新市一镇未得”(47)白居易：《请罢兵第三状》，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第1254页。，“玩寇不前，物议罪之”(48)《旧唐书》卷一五一《范希朝传》，第4058-4059页。。反观卢诗“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拟错准拟”二句，与希朝出身禁军却不念朝廷安危、劳师无功之事颇为吻合，特别是“准拟”一词，似有意径用“准拟希朝”这一庙堂言说，并分别以“若”“错”二字引领，构成同句复现，充斥着强烈的批判现实色彩；同时又与韩诗“忍令月被恶物食，枉于女口插齿牙”相映衬，生动体现了当时“物议罪之”的普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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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方白虎之象

最后，韩诗叙北方玄武之象云：

乌龟怯奸怕寒，缩颈以壳自遮。终令夸蛾抉女出，卜师烧锥钻灼满板如星罗。

卢诗云：

北方寒龟被蛇缚，藏头入壳如入狱。蛇筋束紧束破壳，寒龟夏鳖一种味。且当以其肉充膗。死壳没信处，唯堪支床脚，不中钻灼与天卜。

参照图4可知，北方玄武乃龟蛇二象的组合。卢诗描摹龟蛇二象甚详，意在批判其“藏头”与“没信”。《广韵·震韵》：“信，用也。”(49)周祖谟：《广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4页。杨倞云：“信，亦任也。”(50)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二○，第545页。卢诗所谓“没信处”，即无可用之处，进而引出“不中钻灼与天卜”，责其不能尽龟卜之本职以事天。相比之下，韩诗虽简，却同样批评龟蛇二象退避自保，后二句以“终令”领起，更凸显了惩处二象之态度。特别是与前三象的批评相比，韩诗措辞从未有“烧锥钻灼”这样酷烈。由此推断，龟蛇二象的托讽对象当比前三者的性质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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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北方玄武之象

从星宿分野来看，龟象包含的女、虚、危为玄枵之次，分野为淄州、青州、齐州一带；蛇象包含的室、壁为陬訾之次，分野为相州、魏州、卫州以及濮州、郓州(51)《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第1312页。。在唐宪宗元和时期，淄、青、齐、濮、郓诸州属平卢淄青镇，节度使为李师道；相、魏、卫诸州属魏博镇，节度使为田季安。此二镇不仅与成德王承宗相邻，且皆具父子相袭、割据河朔之性质(52)有学者在分析唐代藩镇类型时，将魏博、成德、淄青三镇归入“河朔割据型”。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页。，二镇阳奉进讨承宗之命，暗中则颇怀异志：

师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状，似相计会，各收一县，便不进军。据其去就，岂有成功？(53)白居易：《请罢兵第二状》，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第1251页。

又据《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四年条云：

(绛人谭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压境，号曰伐赵；而可阴遗赵人书曰：‘魏若伐赵，则河北义士谓魏卖友；魏若与赵，则河南忠臣谓魏反君。卖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执事若能阴解陴障，遗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赵，西得以为臣。于赵有角尖之耗，于魏获不世之利，执事岂能无意于魏乎！’赵人脱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来，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谋，与赵阴计，得其堂阳。(54)《资治通鉴》卷二三八，第7791-7792页。

由此可见，同为河朔藩镇的魏博、淄青二镇并不愿卷入成德之役，名义上“伐赵”，佯作朝廷的“忠臣”，实则“奉赵”，与成德镇潜相勾结，形成利益联盟。反观卢诗“寒龟夏鳖一种味”已见二镇沆瀣一气之讥，至韩诗“烧锥钻灼满板如星罗”，从卢诗“不中钻灼与天卜”句意化出，其中“钻灼”一语从龟卜过程的客观描述转为严惩不贷的主观期待，并缀以“满板如星罗”，流露出全面打击河朔藩镇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述，《月蚀诗》先叙食月之“蛙罪”，托讽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不尊朝廷、触忤宪宗、盗据藩镇；后叙姑息纵容虾蟆精之“众罪”，以东方苍龙之象托讽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以南方朱雀之象托讽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以西方白虎之象托讽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以北方玄武之象合讽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一一批判这些养寇无功的诸军统帅(55)此后，卢诗尚有一段诸天星之铺叙，韩诗省作“此外内外官，琐细不足科”，可见亦属“众罪”范畴，第不若四象罪行之著。韩诗既略去，今亦不必赘考，以免太过“琐细”。。至全诗结尾部分，卢诗云“众星尽原赦，一蟆独诛磔”，韩诗云“尽释众罪，以蛙磔死”，最终回到对成德之役的始作俑者——王承宗的批判上来，再现了全诗的托讽主旨。

四、诗派建构：诗性与德性的统一
究明《月蚀诗》的托讽对象及本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认韩、卢二诗异同及其在诗派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从篇幅上看，卢诗长达1600余字，至韩诗已不足600字。自宋代以来，论者往往扬韩抑卢，认为卢诗险怪太过、冗语太多，肯定了韩愈删削卢诗的必要性，甚至认为韩愈诗题所谓“效玉川子作”，并非真正的“效”，其本质乃是“删”(56)参见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五引陈长方评语，第39页a；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6-257页；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实际上，“删”与“效”本非截然对立的存在。虽然韩诗在一些细节描写上多有删改，却并未改变“蛙罪”与“众罪”的托讽结构，并未改变批判王承宗之乱的托讽主旨，甚至连“虾蟆精”、四方星象的托讽次序和具体对象也与卢诗一一对应。这样看来，韩诗篇幅虽不及卢诗一半，但本质上当仍属“效”而非“删”，或可谓效而删之，不离其宗。

从另一方面讲，“删”虽非韩诗的本质属性，其于诗派建构的意义却不逊于“效”。如果说“效”宣示着卢仝对韩孟诗派的重要贡献，凸显了奇诡诗风对于韩孟诗派的重要价值，那么“删”不啻为韩愈以诗派主盟的姿态对诗派成员从技艺到话语的双重规训。具体地讲，韩愈对卢诗的删削包括三类情形：第一类是有泄露托讽本事之嫌的诗句，如卢诗直言时人董秦、郦定进之事，“致失比兴之体”，此点前人已指出(57)参见王元启：《读韩记疑》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10册，第491页。，不赘。第二类是拉杂繁冗、甚至游离于托讽主旨的诗句，比如卢诗铺叙月色之皎洁、罗列月蚀成因诸说等。尤当注意的是第三类，即卢诗多处讽刺“天”的诗句。比如“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类，一一自作孽”，这里反用“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58)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之典，意谓“天媚蟆”亦属“自作孽”，通过对“天”的批评和警示，表达对唐宪宗最终向王承宗妥协而罢兵的强烈不满。又如“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拟错准拟”，不仅讽刺了不念天恩的诸军统帅，还讽刺了决策失误的唐宪宗本人。再如卢诗提及郦定进时说道：“太白真将军，怒激锋铓生”，“天唯两眼失一眼，将军何处行天兵”，意谓郦定进真堪将才，可惜捐躯疆场，再不能统兵作战，其根本原因在于上天失察，再次把矛头指向错用承璀将兵的唐宪宗。要言之，卢诗不仅批判了兴乱不臣的王承宗、渎职姑息的诸军统帅，而且对错用诸帅并最终向王承宗妥协的唐宪宗也毫不避讳地予以批评。然而在韩诗中，卢诗怨刺宪宗的情绪随着讽“天”诗句的消失而消失，与此同时，“蛙罪”与“众罪”的铺叙节奏更为紧凑，托讽王承宗之乱这一主旨得以强化，唐宪宗的形象得到有效维护，全诗尊王攘夷的思想倾向进一步凸显。

可以说，韩愈对卢诗讽“天”诗句的删削，已非单纯的诗艺问题，而是关涉到托讽话语的取舍、奇诡诗风的形塑和诗派气质的建构。正如韩愈元和六年《寄卢仝》云，“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故知忠孝生天性，洁身乱伦安足拟”，韩愈并不认同处士群体普遍存在的“刺口论世”的冲动和“洁身乱伦”的气质，在这一气质之下的诗歌创作，即便达到了“怪辞惊众”的艺术效果，也难以被韩愈接受。为此，韩愈一再提醒卢仝回到“立言垂范”的根本上来(59)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寄卢仝》，第782页。。可以说，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不赞同与敦厚诗教截然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抑或审丑的艺术好尚消解以君臣父子为根柢的古典伦理价值(60)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往往把韩孟诗派的奇诡诗风与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诗教相对照。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韩愈诗歌的现代性问题。这些论述颇有见地，予人启迪。同时也应看到，韩愈所倡导的奇诡诗风及其大量创作实践存在着复杂面向，不少作品中诗性的现代性与德性的前现代性交结共生，奇诡诗风不仅是目的性存在，亦是工具性存在(参见拙文《元和政治与奇诡诗风之关系窥管——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新证》，《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在这种状况下，韩愈及韩孟诗派是否具备出离前现代场域的可能性，有待进一步探讨。；相反地，韩愈尝试以奇诡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

作者简介：孙羽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教授(北京100091)。